毒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毒瘤，与艾滋病和恐怖活动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毒瘤。历史的教训反复昭示，毒品传播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挫伤、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是危害国家安全、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祸患。
大家知道，毒品是指鸦片、吗啡、海洛因、冰毒、大麻、可卡因以及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物和精神类药物。在这些毒品中，既有传统的又有新型的。所谓传统毒品，是指以罂粟、古柯叶和大麻等植物为原料进一步加工而成的麻醉性药品。例如，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等。所谓的新型毒品是指人工合成的精神类毒品。这类毒品大部分是通过人工合成的化学类药品，因此，新型毒品又名“实验室毒品”、“化学合成毒品”。同时，因为“新型毒品”的滥用多发生在娱乐场所，所以又被称为“俱乐部毒品”、“休闲毒品”、“假日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主要有起兴奋作用的冰毒，产生致幻作用的麦角酰二乙胺（LSD）、麦司卡林，还有兼具兴奋和致幻作用的摇头丸。无论是传统毒品还是新型毒品，它们对于人类的共同的危害是，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人兴奋或抑制，连续使用能使人产生依赖性，也就是瘾癖。
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近期的报告是：吸食人群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年毒品交易额为8000-10000亿美元，每年因滥用毒品导致死亡的人数高达20万人，还有上千万人因吸毒而丧失劳动能力。毒品泛滥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由于我国与臭名昭著的世界两大鸦片产地——“金三角”和“金新月”为近邻，国际毒品贩子借道我国边境将海洛因等毒品运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牟取暴利，对于我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内制造的冰毒、和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犯罪活动呈现迅速上升趋势；滥用毒品的人数规模仍在迅速扩大，海洛因、摇头丸和冰毒等精神麻醉药品交叉使用的局面已经形成。因此，我国的禁毒工作任务相当繁重。中国禁毒委员会2008年报告指出：截至10月为止，中国在册的吸毒人数是108万，其中吸食海洛因的患者有84.6万人。一般来说，未登记的吸毒人数远远大于登记在册的人数。根据有关部门估计，中国的吸毒人数约有300万-500万之间，这个数字相当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吸食毒品人数的2倍，（道光十八年，走私进口中国的鸦片为40500箱，约合6042000斤，以瘾君子岁食3斤推算，当年应有200万人经常吸食鸦片，如果以瘾君子岁食6斤计算，则为100万人吸食鸦片，因此当时吸食鸦片的人数大约在100万到200万之间。）按照现在吸毒者每人每年耗资人民币2万元计算，国家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亿元人民币。毒品流行之广、影响之大、危害之深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瘟疫。吸毒和贩毒极易诱发诈骗、暴力犯罪、卖淫、艾滋病传播等一系列危害社会稳定发展的问题。毒品问题还经常与恐怖主义、洗钱和贩卖人口等跨国有组织犯罪相互交织在一起。毒品问题的研究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作为与现实有密切关系的禁毒史研究更是如此。近代中国鸦片烟毒泛滥成灾，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制约，学术积累有限，关于禁毒史的研究成果无多。晚清的禁毒史著作只有一种，即李圭的《鸦片事略》（1896年刊印）。民国时期的禁毒史著作也只有三种：即罗运炎的《中国烟禁问题》（1934年版）和《毒品问题》（1936年版），于恩德的《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在上述著作中，除了于恩德的著作是系统研究既往禁烟法令的变迁史之外，其它三种编著都是关于鸦片问题的资料性选辑。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历史学的研究服从于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毒品问题的研究始终局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禁烟运动，成果也十分有限。
改革开放前十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的十年。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实证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等史学理论和流派被迅速介绍到国内。这种引进和借鉴，对于推动中国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和思想史的深入开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历史学人才的大规模培养，也为中国历史学的快速进步提供了人才支持。1977年恢复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和随后恢复的研究生制度，培养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学者。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活泼的学术氛围和人才培养机制，使中国史学研究形成了一支中坚力量。就是在这时，中国社会突然出现了几则爆炸性新闻。1988年3月9日，上海市公安机关在虹桥机场破获利用金鲤鱼贩毒案；6月26日，新华社报道：“1981年以来，我国公安、海关共缉获过境贩运鸦片233公斤，海洛因92公斤，海关破获20起过境贩运海洛因毒品案件，40多名外籍罪犯已被判刑。”毒魔再次侵入中国的消息立即引起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王宏斌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发表《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发表《鸦片史事考》，在《中州学刊》1995年第1期发表《试论中国禁止鸦片烟毒的禁烟与教训》，在《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发表《民国初年禁烟运动述论》等文。王金香在《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发表《清代第二次禁烟运动探略》，在《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发表《而三十年代国内鸦片问题》，1994年2期发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等文。朱庆葆在《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发表《论清代禁烟的举措和成效》，在《光明日报》1995年5月22日发表的《近代中国鸦片泛滥的历史教训》等文。此外，魏宏运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发表《三四十年代日本的鸦片侵华政策》一文，连心豪在《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发表《日本据台时期对中国的毒品危害》。以上这些文章的相继发表，标志着近代中国毒品传播史与禁毒史的全面展开。
经过几年的学术积累后，一批禁毒史著作相继问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到2005年，出版的有关近代中国毒品史的著作有15部，其中最有影响的有王宏斌的《禁毒史鉴》（岳麓书社1997年半）和《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金香的《中国禁毒简史》（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和《中国禁毒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朱庆葆、蒋秋明的《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和《中国禁毒历程》（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苏智良编撰的《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禁毒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此外，还有刘志琴的《烟毒兴灭》（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7年版），秦和平的《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邵雍的《中国近代贩毒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不仅如此，有关禁毒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相继出版，为青年学者的研究与学习提供了很大便利。与此同时，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尽管其中许多文章存在内容雷同的现象，缺乏新意，而不可否认，禁毒史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一个重要领域。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关于近代中国毒品问题的研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突出的特点是，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宽，学科体系构建日趋完善。鉴于上世纪末已经有文章对于新时期的禁毒史的研究成果作过系统的总结（例如，吴义雄在《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发表《开拓中国禁毒史和毒品史的研究》一文，对于此前出版的几部禁毒史著作进行了详细评论；肖红松在《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发表《近代中国毒品史研究综述》一文，对于此前发表的有关近代中国的禁毒史论著进行了全面评议。）这里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做一简单的归纳。
（一）中国近代禁毒政策与法令的演变，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根据禁烟政策与立法精神的演变情况，有的学者将近代中国的禁毒史分为九个时期，一一探讨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关于禁毒政策和法令的研究不再是简单的静态描述，而是力图从动态的角度把握整体的演变过程，恰如其分地分析各个集团的利益和观念。不仅如此，在研究对象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既往的研究比较注重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行为，而新时期的研究者已经将视野下移，开始关注民间社团的禁烟态度和作用。（二）关于毒品史的研究，既往人们在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毒品走私情况时，比较关注毒品的输入与白银外流的关系，比较重视白银外流引起的国内贵金属相应减少和银钱比价的波动情况。通过对近代中国不同时期毒品输入情况的系统对比分析之后，学者们对于先前的观点表示了质疑。他们认为，毒品输入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的经济破坏作用十分严重和复杂，仅仅用白银外流，银钱比价发生波动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以银钱比价的波动情况说明白银的外流和鸦片的输入，是有问题的。至于“洋药”和“土药”税厘的征收情况，尤其是鸦片税厘对于清政府的财政支持，对于洋务企业的兴办等作用都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都有了开创性的研究。（三）改革开放以来，将史学简单视为政治工具的错误观念逐渐被纠正过来。尤其是随着社会史研究成为一个热门领域后，贩毒组织、毒品传播和青少年吸毒犯罪等问题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历史上的各种毒品犯罪研究成果，对于现实社会毫无疑问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纵观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近代禁毒史研究成果，我们不仅看到史学界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出版了一批专著，从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往，而且通过仔细阅读，发现这些论著在质量上也远远超过以前。就论著的范围来看，过去的禁毒史研究常常集中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关系上，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研究的重点确定在各个时期的禁毒运动上，确定在各个政权的毒品政策上，确定在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政策上，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不过，从学术发展的需要来看，禁毒史的研究还存在若干问题，有待于加强和完善。
无论是研究毒品传播问题的还是总结禁毒斗争经验，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毒品泛滥对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通过对于毒品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揭示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而且有助于认识半殖民地社会的本质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吸毒人数在快速增加，毒品犯罪日益猖獗。现实的禁毒斗争形势不容乐观，要求学术界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的高度，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加强毒品传播问题的研究，积极总结历史上禁毒的经验和教训，大力宣传毒品的社会危害，是中国近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开展禁毒史研究，现实意义重大，不容史学界忽视。
关于禁毒史研究的资料需要进一步整理和发掘。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于事实进行客观地描述。而这种描述又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每一个结论都必须有充分的史料支持。目前，在禁毒史的研究中，史学界已经挖掘了不少中文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和私人笔记资料，也整理和出版了一些禁毒史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是很不完整的，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基本需要。因为，不仅中国的禁毒档案资料尚未得到完整的整理和利用，而更重要的是有关毒品史的外文资料尚未得到充分搜集和利用，尤其是对于中国强行输入毒品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日本的贩毒资料尚未得到系统挖掘和整理。不能有效利用英文、日文外交文件和东印度公司/新老沙逊洋行档案资料，自然难以写好中国毒品史。国家应当划拨专款，用以搜集与中国有关的毒品史资料。这是禁毒史研究提高水平的基础性工作。
再者，毒品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研究中国禁毒史，不仅需要社会学、经济学理论，而且需要心理学和医学知识。只有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才能真正认识毒品问题。笔者认为，集中具有各种知识专长的学者，联合进行攻关是必要的。
（文章来源：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