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古今人事，博论中西学术——记章开沅先生2004年11月23日在暨南大学的学术报告
陈才俊
2004年12月2日，暨南大学新闻网曾以“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莅临‘史学沙龙’”为题，发布一条非常引人注目的新闻：
历史学研究在很多人眼里是呆板、寂寞的代名词，然而，11月23日晚，在暨南大学学术报告厅内由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主讲的一场“史学沙龙”，却改变了很多人对它的看法。在欢笑中和同学们不吝的掌声中，章先生与在场的同学们分享了他多年来历史研究的心得。
年近八旬的章开沅先生有着年轻人一般活跃的思维和幽默的语言。当礼仪小姐把一束鲜花送到他手上时，章先生马上接口：“我以前曾经说过：‘历史是没有鲜花和掌声的研究’。同学们今天是不是要给我个下马威，想推翻我的论断啊。”短短一句话，拉近了大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会场气氛显得特别的活跃。
章开沅先生的演讲题目是“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通过分析中国史学的处境，提出中国史学界要自省，要开创一片全新的史学研究前景。章先生说：“历史学家不仅要和古人对话，还要跟今人对话，甚至要跟未来对话；史学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他主张史学研究要放开眼界，从根本的实证入手，更高层次地去做学问；史学家不仅是要研究历史，更要干预历史，创造历史。最后，章先生告诫年轻的学生们：不要忘记——自己就是自己，要用独立精神和观察力做自己独创性的研究。
章先生朴实而意味深长的话语，在同学们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问答环节中，章先生崇高的人格更让人佩服万分。当有同学问到“您是怎么指导您的研究生做独创性的研究”时，章先生这样回答：“我的学生知道‘史学无禁区’。我尽我的全力让他们了解，当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遇到问题时，政治结果我负，学术水平你负。”话音刚落，会场响起持久不断的雷鸣般的掌声。
纪宗安副校长出席了此场“史学沙龙”。此次“史学沙龙”的评论人、历史系马明达教授在论述时感叹，章开沅先生犀利的口才、引而不发的幽默和宏高博大的学问，给听众都带来了心灵的震撼。相信这也是所有在场同学的共同感叹。
我有幸聆听章先生这次非常精彩的学术报告。每当想起那天异常热烈的情景，我都会心潮澎湃，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现将章先生当日在暨南大学学术报告中的一些片断记录下来，供大家分享。
一
章先生此次到暨南大学，是于2004年11月下旬在珠海参加“纪念首位留美学生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150周年”和“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应暨南大学邀请前来作学术报告。报告会于11月23日晚7时30分在暨南大学学术报告厅举行，由汤开建教授主持，副校长纪宗安教授介绍章先生的学术简历，马明达教授点评。深圳大学的莫世祥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的张富强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的林济教授等人前来参加了报告会。听众除了本校的师生外，还有来自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其他院校的师生；除了历史学专业的师生外，也有许多其他专业的师生。当晚，学术报告厅人山人海，连走廊、过道等地都挤满了听众。
章先生演讲的题目是“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其实，这是他思考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章先生那天的演讲根本没有用讲稿，而是随意自由发挥，但他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中却是口若悬河、娓娓道来，而且整个演讲条分缕析、逻辑缜密。章先生不仅谈及历史学，而且讨论到经济学；既讲到现代化，又说到全球化；既提到顾亭林，又述及陈寅恪；从美国的“西方中心说”、“中国中心观”再讲到法国的年鉴学派；从知识结构体系说到现存的教育体制；从学术研究延伸到政治问题，真正称得上博大精深。章先生在演讲中不时引经据典，不时针砭时弊，而且声音洪亮、谈笑风生，处处表现出睿智与风趣，真可谓“笑谈古今人事，博论中西学术”。所以，在他的演讲中几乎几分钟就会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与笑声。
章先生既非常艺术得体又颇为恰到好处地在演讲的高潮中结束自己的报告。所以，当时很多听众都觉得意犹未尽，大有未解耳馋之感，以至于到了回答问题的时候，提问者非常踊跃。但由于时间关系，主持人汤开建教授严格控制并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请章先生回答。
报告会结束后，有一些来宾与听众排队与章先生合影留念。直到章先生离开报告厅后，还有好多听众停留在那里，谈论着章先生，讨论着当晚的演讲。当天晚上，国内的有关学术网络平台很快就报导了章先生的这次学术报告。我想，这一切都是对章先生率真人格与宏博学养的衷心爱戴和诚挚敬意。
章先生的学术报告很快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我也尽快将报告整理成文字。不久后，香港中文大学有意将章先生的演讲发表于《二十一世纪》，但我们考虑到这是暨南大学的荣誉，最后发表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新华文摘》于该年第9期转载了此文。
二
从章先生此次的学术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学术功力与人格魅力。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扎实的学术底蕴，二是广博的学术视野，三是娴熟的学术思辨，四是求真的学术胆识。以下仅举几例予以说明。
在那天的学术报告会上，当纪宗安副校长致词完毕，章先生准备开始报告时，主办方安排学生向章先生敬献鲜花。章先生则很快在自己的报告开场之后，将这一细节予以风趣发挥。他说：“刚才这位年轻同学前来献花，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经常讲，史学是一种寂寞的事业，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可是来到贵校，却有这么漂亮的鲜花送来。也许是谁听我说过上面的话，想推翻我的论断啊！亦或许是想给我一点安慰吧！”章先生的幽默趣言，即刻引起在场听众的强烈共鸣，并爆发出激情的掌声。
紧结着，章先生讲到他曾经在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做过一次演讲。该校为部队院校，又是工科大学。当时他强调史学家要甘于寂寞，不要追求表面的虚荣。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大家提问题时，一名女研究生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她不想提问，而是献上一首小诗：
真正的史学家也有鲜花
你的鲜花就是我们脸上灿烂的笑容
真正的史学家也有掌声
这掌声就是我们内心由衷的一阵又一阵的热烈喝彩
章先生说：“这首小诗可以伴我终生，对史学家真是莫大的鼓励。所以，尽管我是充满遗憾的一生，但也是充满幸福感的一生。有这么多好的同事、好的学生，包括现在的年轻人还能够接纳我，还能够如此热情地对待我。尽管自己年事已高，还愿继续努力，做一点对史学发展有意义的事情。”
在分析“史学的处境”，言及整个史学仍然被社会冷落的现象时，章先生特别提到浙江大学。他说那是他的故乡，在那里他听到很不好的消息：浙江大学给历史系的编制是25人。那么大一个浙江大学历史系的编制居然如此有限。他说自己曾在一个很大的会议上就提出过质疑：怎么能这样？浙江是出过章学诚等许多大史学家的地方，当代的范文澜等很多名家也是浙江人，怎么能对史学采取这样的态度？章先生还大声疾呼：“难道引进一个金庸就能繁荣浙江史学吗？”真是事有巧合，过了好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传出金庸辞去浙江大学职务的消息。
针对21世纪初社会上重经济学、轻历史学的不正常现象，章先生形象地引用黎澍说过一句话：什么重视不重视？就像打乒乓球一样，史学界多出几个容国团，多出几个庄则栋，多出几个李富荣，保证中央重视。章先生指出，历史学就应该有这样的自信。他认为历史学家并不比经济学家差。经济学家非常重要，有很多重大的建树。但经济学家也有某些误导，并非每个经济学家的主张都是对的。章先生还指出：“已经有一种说法，经济学家也有误国的。这个问题太复杂。如果有经济学家愿意讨论的话，我们另外找场合讨论。”当然，章先生也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有多么高明，只是觉得历史学尽管不具备操纵其他学科命运与发展的话语权，但它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是整个社会，长于作宏观的、总体的把握。他认为这是历史学家最大的优势。历史学家研究的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短暂的时段，而往往是一个很长的时代；真正好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全国、大区域乃至全球，至少是以全球为背景。这就是历史学家具有某种优势之所在。他呼吁，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要有全球的眼光，要有全人类的眼光。这很重要。而对于现今中国的史学，章先生感到了些许担忧。他认为世纪之交我们的史学界有一种自我迷失，即把史学最固有的品格忘记了。他强调至少两种品格是任何一种学科，包括历史学乃至经济学在内都应该具备的——从学科来讲应该有独立学科品格；从个人来讲应该有独立个体人格。章先生最后举吴敬琏的个案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如吴敬琏，他既保持了个人独立的人格，也保持了学科独立的品格。据我观察，吴敬琏在有些重大问题上陷于孤立，不过他往往坚持的是正确的。他甚至遭到围攻，在经济学家中受围攻，这是光荣的孤立。”
章先生在阐析“史学的自省”时说，一个正直的学者，不能把自己的声音淹没在庸俗的你好我好、互相捧场之中，有些问题该讲还得讲。他回忆自己在20世纪最后几年讲的话曾被视为异端、另类。当时他无非是说了“善亦俱进，恶亦俱进”八个字，结果有人出来非难：这个声音为什么与主旋律不协调？21世纪那么好，你章开沅为什么偏偏把老祖宗的话搬出来？章先生说，其实“善亦俱进，恶亦俱进”是章太炎讲的，不是他创造的，而且章太炎也不是他的祖宗。武汉的《长江日报》用好大的标题把这八个字公之于众。章先生说很感谢该报，它还敢刊登这种当时被视为非主流的文章。后来有些人竟然骂章先生是复古主义者，责问他：你还想穿土布吗？你现在穿得这么漂亮不是现代化的恩赐吗？你还说现代化不好？章先生反击道：我就是研究现代化的，现代化不是一个那么绝对神圣的东西，其自身亦有很多很沉痛的代价，所以我才搬出“善亦俱进，恶亦俱进”的老话题。而且现在人家已经在讨论后现代化了。
在探讨“史学的前景”时，章先生主张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应“中西融通，中外融通”，既不要盲目迷信西方，但也不要过分贬低西方。他认为，西方史学有它固有的长处。我们很长时期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同时也受意识形态的干预，思想不够解放。具体原因，主要由于他们那一代人，是在“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以后才有所进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历史研究有很多条条框框。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毛主席著作（其实也不是毛主席自己写的，是集体写的）里面，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大的条条框框。但是，如果反过来认为西方来的理论，西方的学术范型、方法，都是天经地义的，那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毛主席著作中也有很多精辟的思想与方法论，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是很深刻的理论，是很多现在二流、三流的西方史学家根本表达不出来的，而却被我们有些中国学者忽视了。某些追求时髦的人，好像只有把某些西方人的话语套而用之，才显示出自己有学问。章先生说他一贯认为，不管你是用中国传统的或是用西方新的好的理论、方法、范型，但都千万不要迷失自我、忘掉自身。自己就说自己的，不要单纯模仿别人。就像小朋友画画一样，首先是模仿，可模仿到一定的程度就应该有自己的创意；如果没有自己的创造，只是一味的模仿，必然没有多大价值。
以上所举虽然不是章先生那天演讲的精髓，但我觉得它们却折射出章先生一贯为人、为学与为文的气概与风格。
三
章先生此次的暨南大学之行，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举办学术报告那天的上午，暨南大学前副校长、文艺学博士生导师饶芃子教授登门拜访了章先生。两位过去都担任过学校重要领导工作的长者相见时，非常开心。他们聊聊各自当下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聊聊各自正在参与的学科建设、学生培养工作，也聊聊对整个国家教育改革现状的一些看法，非常尽兴。特别是饶教授提到章先生学术报告的题目“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时，戏言他是自讨苦吃。章先生亦调侃说自己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自作多情，自找苦吃，自找麻烦。在当晚的学术报告会上，章先生开玩笑似地提到了饶教授对他的上述“忠告”。
章先生在暨南大学有位中学同学，名叫段开源。他们离开中学后，快60年没有见面。这位段教授已经年过八旬，章先生几年前在美国时还遇见过其兄。此次来暨南大学，章先生非常高兴地见到了自己的老同学。见面后才知道，段教授是张发奎先生的女婿，其岳母与他一家人均定居香港，只留下他的一个女儿在暨南大学工作，所以很少呆在国内。更为戏剧的是，他们俩后来又同是金陵大学前后级的校友，居然没有在金陵园里碰过面，真是颇多遗憾，无限感慨。两位老人在一起又像回到了学生时代，无话不说，无事不言。
老同学相见，一般都会既相互“恭维”又相互“揭短”。章先生与段先生也不例外。特别是段先生，他还绘声绘色地描述章先生上中学时“足智多谋”捉弄老师的一些“罪状”。关于这一点，章先生在当晚的学术报告中谈到时下有人不能客观认识和审慎判断口述历史时，非常艺术地提到了段先生的“回忆”。他首先指出：“现在有的人把口述历史捧得很高。不重视口述历史是不对的，但是将其功能无限夸大甚至于超过文献，我看也未必正确。不要说研究别人的历史，研究前人的历史，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你自己的回忆也不完全可靠。季羡林老先生就曾闹了个大笑话，他回忆北京快解放的时候胡适在大会上讲过什么话，其实那时胡适根本就不在北京。后来他承认是记错了。”紧接着，他又说：
今天早上，我很偶然地碰到一位将近60年未见过面的中学同学。我们在一个中学呆了整整五年。对于这五年共同度过的时光，他的记忆和我的回忆就很不一样。我认为自己很笨，很老实，很爱求学，是一个读书迷，而且循规蹈矩。他却说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这大概是惟一正确的话，其他就很难说了），并认为我最聪明。同时，他又说我最调皮捣蛋。有位姓金的老师原是国民党的官员，教我们语文。他一口扬州话，曾把“咄咄”念成“出出”。于是，我们就喊他“金出出”。我这位同学说此绰号就是我取的。我从来没有发明这个绰号，怎么想也想不起来。还有一件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说有位数学老师兼班主任，成天唠唠叨叨，整个班的人都很烦他，就是没有办法来治他。我同学又说是我出的主意。那时伙食很差，偶尔打打牙祭，而这位数学老师又很爱吃肥肉。有次正好是我帮厨，就很慷慨地把肥肉盛了一大碗给他。他当然很高兴。后来我们又给她“敬酒”。当时没有酒，就用米汤去敬，结果灌了他一肚子水。然后我又组织人把厕所占领了，每一个茅坑蹲一个人，那老师的后果你们就没办法想像了。现在想来，我当时再坏也不可能到如此程度。所以，历史确实是不容易讲清楚的，但是如果太容易说得清楚，又何必要这么多人来研究它。不过，我认为总还有个比较客观的事实。
后来，在《暨南学报》发表时，章先生的这段话被删掉了。
四
章先生在发表完自己的演讲后，经过主持人汤开建教授从大量的听众提问中精心挑选，细致回答了如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以罗荣渠教授为首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做了许多理论上的创新，以您章开沅先生为首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对中国现代化做了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史学界现代化研究中理论与具体问题的关系。
章先生：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罗荣渠先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并没有相互的约定，只是不约而同地做了有关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的现代化研究一直坚持下来了，他们是以世界史作为研究背景的，宏观研究做得很好，而且是对各个地区现代化的不同模式或者道路做一种诠释式的研究。应该说，他们在现代化研究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学术群体。他们也曾经积极与我们联络，以求学术研究上的互补与共进，但很可惜的是我们的研究中断了。我们本来想从一个不同的路径来深入研究现代化，就是以中国史为一个基点，特别是以中国近代史为重心，再跟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做一些比较研究，但是后来由于一些非学术的人为因素而中断了。原因之一是湖南人民教育出版社内部有人事纷争，导致我们的研究无疾而终，许多稿子都退回来了。
我认为现代化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不要把现代化作为惟一的研究课题，因为西方的后现代化问题提出以后，人们对现代化已经有很多新的看法。后现代化不是建设性的，它的贡献主要是破坏性的、批判性的，为此我们对现代化问题有很多新的反思。当然，在西方对现代化批判得非常厉害，有人甚至认为现代化已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实，全球化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不要仅仅局限于对近代史、当代史的研究，不要仅仅局限于对中国的研究，也不要仅仅局限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我主张对现代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一些细枝末节问题的研究，应该有一个全球的观点。
的确，整个世界的历史变化很快，全球化的进程也很快。当然全球化是祸是福，现代化是福是祸，后现代化又应该是怎样，这是新的理论问题。这些新的理论问题不仅是他们要研究的，也是我们做中国史研究的，甚至是做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人也未尝不可以研究的。
问题二：您桃李满天下，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而言，朱英、马敏等人的名字听起来如雷贯耳。请您谈谈您是如何指导您的研究生的。
章先生：我的学生中的确有些人在不同领域做出了成绩，也有人觉得好像是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刚才马明达教授就讲得我坐不住了呀！竟然拿我与章太炎相比。不是崇拜古人，章太炎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而我是学无所成。怎么说呢？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不能算名师吧！我现在有只眼睛近乎失明。学历史的人很多都是如此，从左丘明失明算起，史家患眼疾的很多，包括现代的陈寅恪、白寿彝、唐长孺等，都是这样。不能讲多了，讲多了你们就不愿意学历史了。实际上，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
谈到学生们的成绩，主要是靠他们自己争气吧！如果说我起到了点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给他们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比较享有更多自由思考空间的环境。同时，我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到外边更大的讲坛上，包括国外的学术讲坛上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是自我表功，我本人不是一个很好的学问家，但是我愿利用我自己的经验和积累的知识帮助年轻学生更好地成长。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只讲自己能够做到的话，不讲自己做不到的话。我曾有一句话就是专给学生讲的：科学无禁区，如果你选的题目有争议的话，但又确实有价值，政治责任由我承担，学术水平归你负责。其实我至今仍需要顶住来自很多方面的压力，包括基督教史的研究都很有压力。我愿像鲁迅讲的那样，年长者肩负起黑暗的闸门，让年轻人走向光明的未来。
另外，我们培养学生，比较重视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讨论，提倡多开设讨论课。如今，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英所长的领导下又发展成研究生论坛。这个论坛一直坚持下来了，不仅是本校的论坛，现在还发展成海峡两岸的、两岸三地的论坛。在座的可能就有很多人都参加过。这种论坛是很好的。实际上在我读大学本科时也有类似的论坛，但那时叫读书会，是学生自己组织的，不一定有老师指导。所以，过去很多有效的做法，现在继续发扬，并且有更大的空间来发展。
再有一点就是，我与学生保持很好的联系。或许可以称之为追踪关怀。尽管他们毕业了，但是我还是很关心他们的。当然，他们也很关心我。在座的就有莫世祥老师，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交流与联系。这些学生不仅学术上找我，就连他们家庭里生活上的一些事情、问题也会找我。这也是我们很好的感情纽带。我讲这些话的意思不是别的，只是想说明我们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群体，是师生之间既相互平等又相互关爱的队伍。
现在有些人认为我很严厉，就不大敢请我去参加论文答辩，怕我讲的一些大实话妨碍一些人的前程。实际上，我这个人很有人情味。大家不要怕我。
问题三:曾有一位哲学家感叹历史是一块白布。您作为当代中国的史学大家，觉得如何面对意识形态及其影响？请对我们这些历史学爱好者给一点建议。
章先生：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刚才马明达教授已经说过，史学不应当是政治的奴婢。这句话最早是胡乔木在一个重要的场合宣布的。过去大家对胡乔木有些看法。他有他软弱的方面，也有某些方面的失误，但我认为他还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现在有很多回忆谈及此方面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他并不是没有学术良知，也不是没有清醒的头脑，只是他的身份、地位不允许他讲更多的话。“文革”以后，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他代表中央的致辞里讲了上述这句话。这句话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我是常常称许的。在“文革”刚刚结束乍暖还寒之际，思想领域还没有完全解放的时候，以他的身份讲这句话是非常了不起的。
史学不应当是政治的奴婢。史学跟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史学是生活在政治之中的，政治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史学本身不能泛政治化。史学、史学家应该是超越政治的，超越于民族的，超越于国界的。我不是主张没有国家观念，不是主张没有爱国情操，但是史学在研究的过程中间应该是超越一切的，史学在研究的过程中间应该是保持价值中立的。史学研究应该是真正的客观研究。而研究的结果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也不能只是由研究者自己做出判断，而是应该允许别人做出判断，更理想的是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这样的研究才是好的研究，这样的著作才是好的著作。法国年鉴学派的好多理论与我好像是想到一起去了，就是史学家不能以法官自命。你说这个对那个不对，特别是“三七分”、“六四开”之类的，那都是笑话。哪有那么简单？
好的东西里面也有坏的东西，坏的东西里面也肯定有好的东西。很早以前的古人，如王传山，都有这样的看法。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简单的划分呢？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历史学家不要屈从于非学术力量的干扰，既包括政治的，又包括金钱的。只有这样，才算是好的历史学者。
另外，我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把史学说得那么高明。似乎是刘少奇讲过这么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深深相信，如果出现对历史有不正当的政治干预，那肯定是暂时的；历史毕竟是由人民来创造的，也是由人民来书写的。所以，只有代表人民的历史学家才对历史有一个公正的结论。我也坚信历史总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2005年6月25日于暨南大学
2021年6月2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