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歷史上，1949年是決定未來中國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重要一年。在這關鍵時刻，一些上海的企業家並未選擇去台灣，也沒有決定留在大陸，而是將他們的事業轉移到當時英國人統治的香港，並以此為基地，勵精圖治，重整家業，終於將事業發揚光大，而世界船王董浩雲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董浩雲雖然是一位企業家，但他對政治十分敏感，他曾是國共兩黨爭取和統戰的對象。在歷史上，董浩雲與國民政府的關係相當密切，但50年代後卻長達十多年不敢踏足台灣，直到他的事業享譽全球時，才又重返台灣，成為政府的座上客。董浩雲的船隊遍布世界，為中國爭得無限榮耀，同時他也得到許多政策上的優惠，有利於他的事業進一步發展。70年代初國際格局出現重大轉機，董浩雲的內心亦發生明顯的變化，他渴望國家統一，甚至想以其個人的力量為兩岸和平進行斡旋。董浩雲對於自己的故國家鄉充滿眷戀，大陸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之後，他希望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作些貢獻，但因當時台海緊張的局勢並未得以改變，他不敢返回大陸，只能暗中作些策劃，並將這種感情寫在日記中。
董浩雲年輕時就有記日記的習慣，由於戰亂等原因，早年日記多已不在，目前保存的是1948年3月他奉命前往美國接收船隻，直至1982年4月去世前幾天長達30多年的日記；同時，董浩雲平時十分重視收藏和保管各類公私文件、剪報及往來信函，因而為我們研究他事業的發展以及個人的心路歷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承蒙董氏家族對筆者的信任，不僅委託我對董浩雲的日記進行編注出版，還允許我閱讀董浩雲保存的所有資料。本文主要依據董浩雲日記及其他文件和採訪記錄，以董浩雲為個案，分析海峽兩岸分裂的30多年間，做為一個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企業家，他們內心世界中對於個人事業發展與國家民族前途的真實感受。
創業與崛起
董浩雲（C.Y.Tung，1912-1982）是20世紀中國走向現代遠洋航海事業的先驅，他的奮鬥與成功正是中國現代航運史發展的縮影和寫照，自上個世紀50年代起，他的事業就遍及世界各地，最高峰時旗下船隊數量超過150艘、載重量高達1，100餘萬噸，被人們譽為世界船王。
董浩雲年僅16歲便投身航運，從此他的一生就與航海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早年他在天津航運公司任職時便嶄露頭角，脫穎而出，年僅20餘歲便被同業推舉為天津市輪船同業公會常務理事、副會長，充分顯示出他在經營航運業務中所具有的聰明才幹。[1]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董浩雲在創業過程中一直與政府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早在1936年5月，交通部為了制定航業政策、促成國內航業合作及組織專門性的航業金融機構，先後召開「航業促進會議」、「整理民營航業會議」，邀請航業界同人參加，董浩雲作為航運界的後起之秀也出席了相關會議。會後他有感於整理國內航運事業迫在眉睫，於是在徵詢了同業各方意見之後，草擬了一份洋洋萬言的《整理全國航業方案》呈請交通部，希望以金融力量促成航業界的合作，成立大型的專業公司，統一調配船舶，加強經營定期航線。[2]雖然這一提議並未得到政府的採納，但董浩雲並不灰心，而是自己創辦中國航運公司，因此他的名氣在業內廣為流傳，同時也引起交通部門首腦的重視。然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攻佔了香港，董浩雲的公司亦被日方接管。
1945年初夏，董浩雲遵照重慶政府的指示，秘密通過日軍封鎖，不遠千里從上海趕到大後方，籌備有關戰後復員的工作。日本戰敗投降後不久，董浩雲即於8月下旬受政府派遣，由重慶飛往上海參加接收。董浩雲四處奔走於英、美盟國之間，從美國戰時船舶管理局租得自由輪，解決當時迫在眉睫的海上運輸問題，同時他也積極籌劃和辦理中國航運公司的復業事宜。1947年8月，中國航運公司旗下「天龍」輪和「通平」輪相繼自上海橫渡大西洋和太平洋，從而揭開中國現代遠洋事業歷史的新篇章。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為堅持抗戰，下令徵調船隻運輸軍用物資，同時在長江中下游沉船封鎖要隘，以堵截日軍的進攻，民營輪船公司為支持抗戰而蒙受了巨大損失。戰時一部分輪船公司隨同政府遷往重慶，並成立上海市輪船業同業公會，一些未曾西遷的公司則委託當時在重慶的董浩雲作為代表，向政府商討賠償方案以及戰後向日本索償等事宜。抗戰勝利後，各船商即在此基礎上成立「民營船舶戰時損失要求賠償委員會」，向政府有關部門要求賠償戰時所受損失。最後經政府同意，由10多家民營輪船公司以賠償權為資本，聯同部分私人資本，成立「復興航業公司」China Union Lines，董浩雲出任副總經理，並接受交通部委派，代表公司前往美國接收美國售船法案項下的船隻，計勝利輪3艘（「京勝」、「滬勝」與「渝勝」）、C1-MA-V1型船8艘，共計7萬餘噸。[3]
中國航運公司復業後不久，就先後從英國摩勒公司（Moller）手中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置了「唐山」、「灤州」、「昌黎」、「天行」等4艘海輪（淨噸位合計32，597噸），另有拖輪一艘，並經理大振航業公司「天龍」輪（淨噸位10，471噸）、中國海外航運公司「通平」輪、「天平」輪（合計淨噸位18，048噸）、壽康輪船公司「慈雲」輪、「凌雲」輪、「瑞新」輪（合計淨噸位21，700噸）等航運業務，此外還有直東輪船公司「北京」輪（1，600淨噸）、天津航業公司「天翔」輪（3，100淨噸）、青島長記輪船公司「亨春」輪（3，300淨噸）亦都委託中航代理，這樣中航經營的船隻總噸位已超過9萬噸。雖然這些貨輪都很陳舊，載重量也大都只有八、九千噸，但當時國內急需貨輪運輸，公司從沿海航運中獲得了巨大的利潤。這些錢到底是怎麼賺來的呢？1947年就加入公司、並連續工作40年的公司元老黃次法的一番話解開了這個謎團。他說當時董浩雲買的船都是些第一次大戰前後建造的舊船，價格很便宜，而且不需要外匯，更重要的是因為有其岳父、航運界的前輩顧宗瑞擔保，購船是採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公司主要承運的是煤炭運輸，當時上海急需用煤大多是從秦皇島和天津輸往，這是一樁極為有利可圖的運輸，船期既短，運費又高，而且是預先付款。抗戰勝利之初董浩雲曾被任命為上海燃料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後來雖因工作繁忙而辭去該職，但卻與管委會的新負責人張希為（中國青年黨的領袖）、徐樂天的關係很好，因此很容易就拿到這些北煤南運的訂單。當時運煤只是單程，卸下貨就趕回裝第二筆生意，如果再裝貨需要花幾天時間，反而劃不來。那時的通貨膨脹是一天幾個價，因此兩三趟貨運完，購買這條船的本錢就差不多賺回了。因此黃次法認為，董浩雲戰後最初所賺取的利潤是和政府的支持分不開的。[4]
此時的董浩雲在事業上可以說是節節上升，他旗下擁有的多艘貨輪雖然都是些舊船，但他卻在與政府的合作中贏得巨額利潤，而且在航運界的地位也不斷提高，相繼被推選為上海市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和中國民航海輪聯營處常務理事，成為航運界的後起之秀。然而正當董浩雲的事業起步之時，國共內戰風雲密佈，最終政權易手。1948年12月，董浩雲舉家遷往香港，雖然公司總部仍一度留守上海，但旗下船隻卻大部南下香港或台灣，這說明他對公司的未來去向尚未作出最後的決定。與此同時，鑒於董浩雲在航運界中的地位，國共兩黨都積極對他進行統戰，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為了解決當前貨物運輸中的困難，更是為了配合解放台灣，中共中央提出「鞏固北船，爭取南船北歸」的口號，董浩雲就是其中重要的對象，為此北京政府曾採取各種辦法，動員董浩雲率船北歸。[5]在中共的統戰與動員之下，不少著名的企業家，如劉鴻生、吳蘊初、劉大鈞、周作民、盧作孚、李國偉等先後從香港回到內地，但董浩雲卻與更多從大陸遷移到香港的企業家一樣，最終並沒有選擇北歸的道路，但他也沒有前往台灣，而是選擇以香港為基地，並實現他步向世界航運的理想。
若即若離
董浩雲雖然選擇移居香港的決定，但因歷史上的淵源與生意上的利益，他與台灣的國民政府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抗戰勝利後，台灣光復，台灣與大陸之間、特別是與上海之間的貿易日漸密切，對於航運的需求亦與日俱增，作為一個精明的企業家，董浩雲自然不會放過這一極好的商機。1948年6月，他就在台灣的基隆設立中國航運公司台灣辦事處，同年11月又親自乘搭飛機前往台灣視察業務，這很可能是他第一次到台灣。從日記的記載中可以得知，其後董浩雲本人經常往返於台灣、香港、日本之間，然而1950年8月的台灣之行卻是一次臨時安排的計劃，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這之後的很長時間裏，董浩雲竟再也沒有去過台灣。
關於此次台灣之行董浩雲並沒有留下甚麼文字記錄，只是在1950年12月24日的日記中有過這樣一段令人回味的補記：「民國三十九年八月十四日，乘CAT飛機回台北，距上次離台日期達九個月之久。此次飛台僅在二十四小時前決定，站在自己崗位上，自不得不有此一行。毀譽得失，亦無從計及了。旅台達三個月之久，日為復興航業公司事奔走折衝，其間將中國航運公司總公司遷台有所佈置。……完成了使命一部份，我則於11月15日乘Northwest飛機返抵香港，親友均來接。麗真尤喜出望外，所謂不能出境之流言，均一掃而光。」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又接著寫道：「旅台期間，承新雨舊知予以協助，甚為感謝，使各事得逐一順利推進。」[6]由此可以得知董浩雲是8月14日到的臺灣，來之前非常倉促，並沒有任何思想準備；而到了台灣之後竟然居住了整整三個月，對於一個視時間為生命的企業家來說，這簡直是無法理解的，直至11月15日方匆匆離開，甚至可以說是倉皇而逃。日記並未對台灣的活動予以細述，文字亦相當含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董浩雲在台灣的活動並非完全自由，特別是進出台灣是受到控制的；從日記中所寫親友均到香港機場迎接、夫人顧麗真見他回來更是喜出望外的情形來看，所謂「不能出境」肯定是事出有因，並非甚麼「流言」，只不過是通過各方「新雨舊知」的協助，最後才讓這一危機「一掃而光」罷了。
在台灣的這三個月中董浩雲究竟做了哪些事無人知曉，我們所知道的結果是，中國航運公司在這期間正式遷往台北，當時公司共有貨輪6艘，拖輪1艘，資本額為新台幣200萬元，其規模是台灣民營輪船公司之首，很可能這就是董浩雲得以離台的先決條件。而另一個後果則是，在這之後董浩雲竟長達14年未能再進出台灣。
到底是甚麼原因讓董浩雲臨時決定去的台灣？又是甚麼事讓他在台北滯留三個月，並有「不能出境」的傳言？中國航運公司遷到台灣後，為甚麼他自己長達10多年從未踏足台灣？
葉綱傑是中國航運公司的一位老員工，也是最早到台灣設立中航分公司的元老，長期擔任中國航運公司總務處處長、行政處處長，他也證實董浩雲自1950年離開台灣之後10多年間確實未曾重返總公司，但究竟是甚麼原因他並不清楚。據他回憶，當年董浩雲在台灣時，公司旗下的「慈航」號拖輪不幸遇難，死亡人數高達30餘人，公司下屬怕出事，勸他趕快離台。[7]但「慈航」輪遇難是11月間的事，董浩雲不可能提前兩個多月就到台灣處理後事。
另一種說法比較可信，那就是所謂「通匪」。
此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急需大量船隻從事運輸；而朝鮮戰爭爆發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禁運，台灣的國民政府更是嚴密控制台灣海峽，禁止任何船隻前往大陸的口岸。幾乎就是在董浩雲抵達台北的同時，行政院公布了《投匪資匪之輪船公司及船隻緊急處置辦法》，嚴厲懲處為大陸運送物資的船東，這應該不是時間上的巧合。
種種跡象表明，正當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實施禁運之時，董浩雲的公司曾將旗下貨輪租賃給外商，經營與大陸之間的貿易，因而受到台灣當局的注意。[8]董浩雲的好友、當年率船北歸的劉浩良也曾回憶說，1950-1951年董浩雲旗下的船隊曾常常開往大陸。[9]
蔡孟堅曾是國民黨中統系統的重要特工，因他早年留學日本，因此50年代初受蔣介石委派，長期在日本從事秘密外交活動。據他回憶，董浩雲當時確實因違反台灣的有關禁運法令，私自進行滬港兩地的航運貿易，後被國民黨駐香港的特工人員查獲，並報送台灣主管情報的蔣經國，因此董浩雲長期不敢赴台。台灣中國航運公司的負責人董漢槎、陳公亮在官場上關係眾多，與蔡孟堅亦是多年的朋友，他們曾多次請蔡代為說項，蔡董二人因此得以在東京相識，但董浩雲從未正式向蔡孟堅提出赴台的要求。因為他知道蔣經國親自負責情報工作，而且蔣素以大義滅親的姿態示人，所以沒有人敢在他面前緩頰。[10]這應該是董浩雲長期不敢到台灣的重要原因。
50年代初，中國航運公司與復興航業公司相繼遷台，然而作為公司的創辦人和大股東的董浩雲卻長期不能到台灣視事，這對他航運事業的發展自然會帶來許多困難。特別是復興航業公司，因為董浩雲只是一名常務董事，擁有的股份並不多，因此日後眼見公司改組增資，他卻沒有任何管制權，而只能在日記中發發牢騷。相比之下，中國航運公司是董浩雲親手創辦的公司，一切業務均在他的掌控之中。公司遷台後董事長董漢槎、副董事長龔耀顯是他的多年好友，總經理陳公亮曾長期在政府財政部出任要職，在政界也有很多關係，後來的總經理朱世慶更是他的連襟，因此董浩雲雖然長期不能到台視事，表面上只是一名常務董事，但實際上卻是公司真正的負責人。然而不管怎麼說，由於董浩雲本人長期不能親臨台灣，對於公司的長遠發展畢竟還是會有很大影響。
此時台灣當局對董浩雲的態度，可以說是既懷疑控制，又利用拉攏。
台灣國史館典藏的情治部門檔案中曾為董浩雲設有專檔，起始年代正是在董浩雲離台之後不久。儘管這些所謂情報多為各個時期有關董浩雲活動的報刊資料，並未發現有甚麼對其不利的傳言；[11]儘管人事調查表上對他的生平記載錯誤百出（如將他學歷填為上海滬江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實際上董浩雲根本就沒有上過大學，這就說明情治機關的調查也不一定全都正確），但這至少說明此時國民黨的情報機關已對董浩雲的行動高度重視。
1952年12月30日，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在台北召開第14次常務理事會，這是該會遷台後召開的第一次會議。因原聯合會理事長杜月笙、盧作孚先後去世，理事會的人選急需改組，鑒於董浩雲在航運業中的影響舉足輕重，常務理事會決定將原擔任理事的董浩雲增補為常務理事。不料該決議卻遭到內政部的駁回，其理由是「常務理事缺額應由該會先就在台理事推選二人遞補報備，其餘一名應依整頓辦法第一條規定辦理後再議」，[12]最終否決了輪船業公會的建議。
雖然情報部門對董浩雲的行動極為關注，但因董浩雲在航運業的地位日漸重要，台灣當局對他也採取利用的態度，譬如1952年交通部組織訪日航業代表團，考慮到董浩雲在航運界的影響以及在日本的關係，交通部決定邀請他參加，並負責起草訪日報告。考察期間董浩雲多半時間都在陪同團長俞飛鵬拜訪日本外務、通產等部門的重要官員以及日本重要船廠或航運公司，這也說明董浩雲在航運業的地位如何重要。[13]
這段時間董浩雲雖然不能去台灣，表面上看，他也不是中國航運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但他實際上是公司負責人卻是眾人皆知的事實。而且中國航運公司仍可以金山輪船公司代理的身份在台灣從事國際航運，既可享受政府救濟航運事業的津貼，亦能申請政府辦理的航業貸款，這就說明台灣當局對待董浩雲的態度並非是徹底封殺。而董浩雲對待台灣政府的態度也是這樣，一方面小心翼翼，不敢得罪，但同時為了得到當局的支持，當然更希望修補好彼此間的關係。因此他在國外，特別是在東京，經常與台灣官方人士接觸，目的就是爭取向台灣銀行申請貸款，在日本建造巨輪；然而此前被困台灣的經歷成了他心中的一個夢魘，使他長期不敢踏足台灣。
1957年，台灣當局為了密切聯繫香港及海外華僑之間的關係，特以全國商船聯合會楊管北等7位元老的名義邀請香港航運業的代表訪問台灣。這原本是港台兩地之間合作的一次極好機會，但是董浩雲卻沒有去，只是委派其連襟張翊棟（中國商船企業公司經理）以及他的部下于壽椿（中國航運公司經理）及宋心冷（《航運》雜誌總編輯）赴台參觀，無非還是為了加強與台灣官方之間的聯繫。
董浩雲心中其實真的很想去台灣，1958年1月7日他與蔡孟堅在東京相聚，回來後即在日記中寫道，蔡孟堅對他講，「大千、浩雲為國寶，尚未返台一行為憾云云」。董浩雲記下這番話一方面說明他以「國寶」而自喜，恐怕更多的還是表達了他重返台灣的願望。
1961年台灣的行政院準備在陽明山召開會議，目的和形式都有點仿照抗戰初期召開的廬山會議，邀請各行各業的代表「共商國是」。其中經濟方面的代表，包括海內外航運界、外交界、財經界巨子。此時董浩雲在世界航運界已頗有名氣，特別是他在日本投資建造的「東亞巨人」剛剛下水，贏得世人讚賞，因此蔡孟堅就向負責籌備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常委袁守謙（後任交通部長）提議邀請董浩雲出席會議。[14]
在各方朋友的遊說下，最終大會向董浩雲發出正式邀請，並將入境證明同時寄出。陽明山會議的第一次會議即財經會議於當年7月召開，到底是來？還是不來？從這段時期董浩雲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的矛盾心理。董浩雲曾向各方朋友諮詢意見，總的來講，反對的意見超過支持的聲音，夫人顧麗真更是堅決反對他去台灣，老朋友龔耀顯也多次勸他不要去。董浩雲心中猶豫不決，甚至「為是否去台問題幾夜無眠」（6月17日日記），「是否去台，仍感困擾」（7月3日日記）。最終董浩雲還是以在歐美造船簽約為由表示無法與會，只是為即將在台北召開的航業會議提交了一份報告，後來他亦在電話中向蔡孟堅表示因事不能赴台出席會議而致歉，然而蔡竟為此事極為不滿。
很可能是董浩雲未能出席航業會議和陽明山談話會，引起台灣某些人士的反感，1961年9月，具有台灣背景的香港雜誌《新聞天地》發表了一篇署名公孫嘯的文章，對董浩雲公開進行人身攻擊，說他是國內的「油蟲」，長久以來就是「靠著兩件法寶來哄騙政府的高級官員，嚇迫政府的中級主管」，其結果是「油輪大亨們肥了，老百姓瘦了」。[15]董浩雲讀到此文極為惱火，他在9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新聞天地》污言衊人，可惡異常。今後不能示弱，必須加以反擊！」不過隨後他又認為這算不了甚麼，不是就連「總統、主席亦有被人衊污者」嗎？想到這裏「遂平心靜氣矣」。
雖然董浩雲沒有赴台灣參加陽明山會議，但因他的事業蓬勃發展以及在全球航運界地位的不斷上升，台灣當局對他亦越來越重視。1961年7月召開的航業會議通過動議，10月，同意籌設成立航運學會。1962年7月11日，航運學會正式成立，董浩雲被選為理事。在此之前，中國航運公司向台灣政府申請貸款獲得批准，由日本船廠建造萬噸巨輪「如雲」號，這就說明董浩雲與台灣當局的關係已相當密切。一方面，董浩雲事業如日中天，已在全球航運中嶄露頭角，台灣的航運業不能沒有董浩雲；同時，中國航運公司地處台灣，不單在政治上，同時在經濟上也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如雲」號客貨輪於1961年10月10日在日本浦賀船廠建成下水，選擇這一日期舉行慶典，按董浩雲自己說是紀念他50歲的生日，但其中涵意不言而喻；「如雲」輪下水後，即以台灣「中華民國」的身份，正式開闢中美航線，自然蘊藏著更深刻的政治意義。
重返台灣
隨著董浩雲的國際地位日益上升，台灣當局極希望對他進行拉攏，而董浩雲此刻事業的發展也同樣離不開政治的支持，其實彼此間只是隔著一層紙，一捅就破，歷史造成的長期隔閡，更是急需解決。
1964年，這個時機終於成熟了。
前文提及，董浩雲年輕時就有記日記的習憤，早年的日記因戰爭動亂，可能遺失在大陸而不可尋，然而目前保存的1948-1982年的日記中，恰恰就缺了1964年全年日記，這就為我們解開他如何重返台灣這個謎團帶來了困難，但還是可以從其他方面予以破解。
1964年7月，董浩雲次女董小平與彭孟緝長子彭蔭剛在美國結婚。彭孟緝（1907-1997），字明熙，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國軍高級將領。抗戰勝利後彭孟緝奉命赴台出任高雄要塞司令、台灣保安司令，後歷任參謀次長、總長、陸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此時彭孟緝擔任國軍參謀總長，是蔣介石的心腹和親信，而他正是讓董浩雲重返台灣的關鍵人物。
雖然彭孟緝因有其他事務未能參加兒子的婚禮，但這並不妨礙彭、董二人之間的聯繫。董浩雲曾於7月20日的信中向彭孟緝詳細介紹了婚禮的盛況。10月4日，董浩雲再次向彭致函，這次則是由衷感謝彭出面發出的參加雙十節國慶的邀請，並在信中告知他已決定於10月8日乘飛機前往台北。[16]這是董浩雲離開台北14年後第一次赴台。
為了促成董浩雲返台，在台灣的中國航運公司也撰寫相應文字，並對外進行公關和宣傳，贊揚董浩雲是中國遠洋航業的先驅者，早在抗戰勝利後就相繼派遣「天龍」「通平」二輪橫渡大西洋和太平洋，從而「高瞻遠矚完成了中國航業有史以來的創舉」；「三十餘年來以不屈不撓之意志，排除萬難，發展航業，現在美國、日本、台灣等地擁有各類船舶已逾六十萬載重噸」；並在「法國、日本等地屢造新船，聲譽瀰滿國際」。[17]
彭蔭剛也回憶說，50年代初期台灣情報當局一直關注董浩雲的動向，以致他長期不敢赴台。直到他與董小平訂婚後向父親談到董浩雲想來台灣的心情，彭孟緝便親自向蔣介石說項，說董浩雲現在是世界船王、航運巨子，建議請他來台灣訪問，蔣介石當即表示同意，這樣蔣經國就沒有辦法阻止了。但據彭蔭剛講，就是為了這件事，彭孟緝和蔣經國之間的嫌隙更大，因為他畢竟是繞過蔣經國直接和蔣介石聯絡的。然而不管怎麼說，此後董浩雲就可以經常到台灣來了。[18]
董浩雲一行於1964年10月8日以參加雙十節慶典的名義由香港飛往台北，蔣介石在10月14日的日記中曾說他於當天下午4時舉行茶會，招待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千餘名華僑，董浩雲自然亦在其中。而在這前一天，蔣介石和陳誠分別接見了董浩雲，蔣介石還與董浩雲單獨合影，這就更加顯示出此刻他在台灣政經界的重要地位。
董浩雲此次來台可以說是風光無限，與10多年前倉皇離台相比那簡直是天壤之別。台灣各大報紙連篇累牘地報導他的行蹤，正如台灣報刊說董浩雲此次台灣之行不僅受到最高當局的重視，而且也得到政府官員和工商各界的熱烈歡迎，「真所謂『驚動公卿』，不同凡響」，甚至是「掀起了一陣『旋風』」。[19]所有這一切當然與他此時在國際航運界所擁有的卓越地位有關，據台灣的報紙說，目前董浩雲旗下的船隊噸位高達70餘萬噸，超過國營招商局現有噸位的兩倍半，比台灣所有商船的總噸位還要多20餘萬噸，預計明年將超過100萬噸。[20]從這個意義上說，可稱得上是「富可敵國」了吧。
來台灣之後董浩雲活動繁多，他不僅參加了「雙十節慶典」，蒙受元首接見，還被邀請考察基隆外港擴建工程、參觀海洋學院，並與台灣航運界人士就發展航運事業交換意見。10月12日，董浩雲應邀在台灣航運學會舉行的會議上發表演講，交通部和台灣航運界100多名重要人物出席會議。董浩雲在演講中特別指出，由於世界貿易的形勢在變，而造船技術的進步，以致船的使用價值和效用價值亦與以往出現很大的不同，而且船的運營方式也將隨之發生改變。他強調，航業現已成為工業的一部分，因為工業的繁榮已與航業的發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的最後結論是：要發展航業的新觀念，必須準備接受時代的挑戰！
董浩雲此次重返台灣，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強他在台灣航運事業的投資。其一，創立壽康輪船公司。壽康輪船公司是戰前上海一家航運公司，抗戰之初公司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後來董浩雲以極低的價格收購了公司的股權，此次重返台灣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設立壽康公司，其業務為經營航運業務及買賣船舶，以及經營運輸有關之代理業務。其後公司通過增資改組，董浩雲家族佔據公司的絕對控制權，在6，000萬元新台幣的資本中，董浩雲夫婦及董建華兄弟擁有的資金為5，560萬元，占公司股份的92.7%。[21]其二，對中國航運公司進行增資和改組。1950年中國航運公司遷到台灣時資本僅為新台幣200萬元，經過10多年的發展，公司實力大增，資本亦須擴充。經1964年12月和1967年3月兩次增資，公司資本增加到6，500萬新台幣，雖然董事長仍由董漢槎出任，董浩雲還是常務董事，但董氏家族在公司的股份卻大幅增加，在全公司6，500，000股份中佔據3，270，000股（其中董浩雲600，000股，董建華400，000股，顧麗真2，270，000股，[22]從而掌握了公司的絕對控股權。
在這之後，董浩雲與台灣高層的關係越來越密切，1966年6月2日，董氏集團的「東方皇后」號客貨輪在噴水船、直升機的護送下首航抵達美國的紐約港，市長代表向董浩雲致送紐約市的金鑰匙，下午5時，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登船，董浩雲伉儷親自前往迎接，並陪同她四處參觀，著名華裔科學家袁家騮、吳健雄夫婦亦一同參觀。宋美齡表示，中國早應在世界航運大國中佔有與其相適應的位置，而「董浩雲先生的創業精神，使我們更接近這個目標」。[23]在這期間，董浩雲正積極申請加入航運界歷史最為悠久、最具規模的遠東運費同盟，他的這一計劃也得到台灣當局交通、外交等部門大力支持。1967年5月，中國航運公司終於做為中國的第一家航運公司代表正式入盟，這不僅促進了台灣與歐洲之間的貿易發展，同時也大大提高了董氏集團在世界航運界中的地位。
1967年8月中旬，董浩雲到高雄視察中國造船公司，當時他的公司有一艘船正在那裏製造，董浩雲夫人顧麗真陪同一起前來，這也是她第一次來台灣。視察完畢後，董浩雲就陪夫人順便到日月潭遊覽觀光，當晚在日月潭涵碧樓吃飯時，蔣介石的隨身侍衛汪希苓武官特地前來傳話，說蔣總統正在這裏休息，聽說董先生也在日月潭，特地邀請先生和夫人明天一起共進午餐。董浩雲聞訊後受寵若驚，連忙說他太太第一次到台灣，就蒙蔣公親自接見，實乃不勝榮幸云云。原本董浩雲夫婦是計劃第二天就回香港的，聽到這個消息後趕緊退票，如同他在日記中所說，這是「元首賜宴，不能退卻」。
關於這次見面，蔣介石和董浩雲都在當天（8月21日）的日記中有所記載。蔣介石日記的記載就一句話：「正午約董浩雲與及家屬便餐。」並沒有記錄談話的內容。[24]董浩雲的記載略為詳細，但也只是說席間二人「談談航業，談談外交，談談船塢與獎學金事」，因為蔣介石和董浩雲都是寧波人，說起家鄉話尤為親切，「與吾人談鄉情家常，殊難得」。
董浩雲的女婿彭蔭剛當時也在場，而且還說其實這次見面就是他安排的，因為他與汪希苓很熟。彭蔭剛至今還記得當時一些談話的內容，席間蔣介石問董浩雲：「你的航運發展很快，船員都是哪些人？」董回答說：「我的船員很多，其中不少人就來自你們的海軍。」蔣介石聽了很惱火，但當時並沒有表示出來，然而宴會結束後他就指示海軍要好好整頓，以後不准隨意讓海軍官兵轉業到私營航運公司。[25]
董浩雲回到香港後不久就將剛剛攝製的紀錄旗下兩艘新船下水的電影《東方巨龍》和《東方皇后》寄呈給蔣介石夫婦觀賞，為此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回函予以致謝，說這兩部電影都收到了，「兩輪之壯麗宛然在目，此在我國航業界洵屬空前」，他還說蔣介石夫婦甚表欣慰，並囑代為覆謝云云。[26]
由於中國航運公司無論是在融資、攬貨，或是經營、造船諸方面均須得到台灣有關部門的合作，因此董浩雲與台灣政經界的來往相當頻繁，這從他的日記和大量保留下來的書信中就可以看出這種關係，其中政府部門包括行政院以及屬下相關部門，如財政、外交、經濟、交通、美援會等各部門首腦，金融機構包括中央銀行、台灣銀行、中央合作金庫等巨頭，相關的企業如招商局、中國鋼鐵公司、中國造船公司、中國石油公司等企業領導，董浩雲與他們均保持著十分密切的聯繫。而在與政府的交往中，董浩雲亦從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如早期的「如雲」輪的建造即完全由台灣政府提供貸款；1967年，董浩雲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國航運公司以代表中國參加遠東運費同盟，從而打破西方航運業對於遠東至歐洲航線的長期壟斷；1977年，董氏集團向歐美銀行貸款，委託基隆的台灣造船廠為旗下金山輪船公司建造接近10萬噸的礦砂/石油兩用船，並租給巴西國營石油公司，該船造價為2，000萬美元，這是董氏集團在台灣建造的第一艘大型船隻，同時也打破了台灣造船史上的記錄；其後董浩雲還響應政府「國輪國造」的號召，委託高雄的中國造船公司為董氏集團建造「中華貨櫃」輪，時速達25海里，這也是由中國人自行建造的噸位最大、速度最快的全貨櫃輪。
60年代正是台灣經濟開始起飛的重要時期，因此政府特別重視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而航運業的進步與此更是密切相關。1968年5月24日上午蔣介石主持財經會議，第二天他曾在日記中記道：「對經濟與外貿方針予以重要指示」，因為他「甚以行政當局太過保守為慮」。1969年8月，董浩雲亦曾親自上書蔣介石，向他報告有關中國航運公司奉命開闢中南美洲定期航線的經過。9月17日，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致函，贊揚董「仰承總統意旨，精心擘劃，不避艱難，拓展中南美洲之航運，對於促進此一地區之貿易及吸引觀光旅客多所裨益」。因為在涉及航運政策方面蔣介石曾特別作出批示：「航運方面，交通部研究擴展國際航運，增闢南美航線，如有困難，可與董浩雲先生商辦（三或四個月一班）。」[27]這段時間應該是董浩雲與台灣關係最為融洽的「蜜月期」，從台灣的立場上來看，為了推動對外貿易的發展，此時正需要利用董浩雲在國際社會中的重要影響，同時更需要得到他的合作。70年代初，正在籌建的中國鋼鐵公司急需招商引資，董浩雲曾在美國積極活動，代為引薦外資投資。為此中鋼董事長趙耀東和經濟部部長孫運璿都相繼致函董浩雲，感謝他對中鋼的發展及引進外資的關心。[28]
當然，這一時期董浩雲也得到台灣政府政治上與財政上的支持，董氏家族在台灣的實力亦急速擴張。載至1968年10月30日，集團下的中國航運公司下有「麗雲」、「祥雲」、「吉雲」、「翠雲」、「如雲」、「凌雲」和「東方麗娃」等6艘船，合計87，349載重噸，此外還有「中山」號浮動船塢一座；華僑航業公司有「東方皇后」號客輪，12，759載重噸；壽康輪船公司有「意雲」、「靄雲」、「亦雲」等3輪，共37，245載重噸。[29]董氏集團成為華人航運業中的龍頭老大，同時在世界航運業的地位也佔據極為重要的地位。
國際局勢發生變化
遠洋航運的盛衰與國際間局勢的變化具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做為一個經營遠洋航運的企業家，董浩雲時刻都關注著全球的形勢發展，而做為一個中國人，他更加注意海峽兩岸隨時發生的微妙變化。
1971年前後，以中美關係轉變為標誌，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先是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問中國，「小球轉動了大球」；緊接著，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前往北京訪問，中美兩國政府並於7月15日同時發布公告，宣佈尼克遜總統將於適當的時間訪問中國，消息一經播出，立即引起世界轟動。董浩雲當時正在維也納，他在廣播中聽到這一消息後，即敏銳地意識到這將是改變國際格局的重要大事。果然不出他所料，當年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合法席位，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震動。這年的12月，董浩雲被聘為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董事並參加董事會會議，期間他與基辛格首次相見，即詳細詢問他北京之行以及聯合國投票的種種內情。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遜應邀訪問中國，他在北京機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握手的畫面，頓時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董浩雲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這是歷史性大事，影響中美兩國人民大事，對海外華僑與航運貿易更具影響力。」
隨著中美關係的解凍，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此時董浩雲已開始重新考慮如何應對兩岸關係未來可能出現的轉變。1971年11月6日，董浩雲應邀在紐約中國工程師學會上發表演講，題為〈當代航業與世界經濟〉。他在介紹了歐美以及日本等國家的航運近況後，還特別以較大的篇幅提到中國大陸的航運事業。他認為中國要想在經濟上與日本爭雄，就必須進口大量的石油，而且還需要興建多個深水港口，因此日後必然要致力發展遠洋航運。這是董浩雲多年來第一次對中國的事務發表意見，說明他對未來的大陸遠洋航運事業寄予關注之情。[30]
還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董浩雲此刻內心深處發生的變化。50年代初，董浩雲親力親為創辦的《航運》雜誌，在華人航運業中產生重大影響。從第451期起（1972年2月29日出版），該雜誌便悄悄地將原來以民國紀年改為公元紀年。這雖然看似一件小事，一般人或許不會注意其中的細微變化，但聯繫到此時的國際背景，譬如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席位、尼克遜總統訪華等等大事，這樣的修改就蘊含著深遠的意味了。
1972年8月，報載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將正式訪問北京，並擬與中國恢復邦交，董浩雲看到此消息後即在日記中寫下：「時代不容我人開倒車，今後與新加坡、美國關係更需增進。」9月底，田中首相在訪問中國期間宣佈與北京建交，並發表共同聲明。董浩雲雖然與台灣關係十分密切，但在國家統一的問題卻立場堅定，他即在日記中寫道：「台灣原是中國一部分，世局如斯。」此刻他的思鄉之情更是油然而生，不禁在日記中憧憬「幾時得重睹大陸新貌」？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3週年的國慶日，董浩雲在當天的日記上寫道：「北京已與日本建交，西德亦將與之建交……真是世界均成好友，今年國慶好不熱鬧呵！」這是他第一次在日記中提及新中國的國慶。10天之後他又在日記中說：「新的中國已成立二十三年，老的依舊，慨甚。」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此刻他內心的這種矛盾心理。
在中國近代歷史中，蔣介石、周恩來和毛澤東是三位極為重要的人物，他們都在一年多的時間內相繼去世，董浩雲在日記中對他們的去世分別有過記載。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董浩雲在日記中是這樣評價的：「一代偉人，以抗日戰爭始成為四強之人，功績輝煌，不談其他，今人哀悼。」4月15日，他還專程飛往台北，參加蔣介石的葬禮。
1976年1月8日，正在法國的董浩雲聽到周恩來去世的消息後，當即在日記中寫道：「中國時代巨人周恩來先生今日在北京逝世，舉世同悲。」
同年9月9日，當時董浩雲正準備從台北返回香港，在「機場聽到中共毛澤東主席今日零時逝世消息，這八億人民主宰亦離開這世界了」。
雖然這些記載只有寥寥數字，卻能看出董浩雲對他們歷史地位的真實觀感，同時也反映了在兩岸對立的情形下，一位移居香港的民族企業家那種無奈與徬徨的立場。
雖然國際形勢開始發生變化，但海峽兩岸的緊張局面卻依然如舊，甚至更為嚴峻。董浩雲有大量的生意在台灣，並具有廣泛的人脈網絡，因此自然要與台灣的政界和商界保持密切關係。蔣介石去世後，台灣政府要修建中正紀念堂，號召海外僑胞捐資，為此董浩雲曾捐贈巨款。中正紀念堂落成後，蔣經國總統特向董浩雲頒授「抒忠報國」的匾額，以表彰他的貢獻。[31]更重要的是，台灣當局還寄望於董浩雲廣泛的國際關係，以解決台灣此刻日益困窘的國際空間。
1978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將於1979年1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消息傳出後立即在台灣島內激起巨大震動。然而大勢已定，政府上下只好為維持彼此間的關係進行最後的努力，由於董浩雲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自然成為台灣政府爭取的對象。12月30日，交通部部長林金生致函董浩雲，信中稱，為了台灣的前途著想，「今後最能影響美國政策者，厥唯美國參眾兩院議員」，而「吾兄與美國議會人士交往頗多，如能趁此時機予以爭取，於國家前途當多助益」，因而希望董浩雲從中代為遊說。[32]1979年1月4日，董浩雲在紐約與前駐美大使顧維鈞共進晚餐，在當天的日記中雖然只是簡單地寫了一句「談中美歷史」，但談話內容一定涉及大陸、台灣和美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同日，董浩雲亦致函新任行政院院長的孫運璿，表明他願意從中進行斡旋。孫運璿即於22日回函感謝，函中稱「吾兄身在海外，心縈家邦，愛國赤誠，良深敬佩」。並表示「今後中美之經濟、文化等實質關係，仍當努力加強維繫，承兄在此方面多所致力，至為感荷」。2月7日，董浩雲回信稱，此次離美前曾與兩黨政要及議員談到今後如何維護台灣與美國之間的關係，1月份他曾收到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布殊的來函，對卡特政府的決定不以為然，同時董浩雲還認為，就民主黨方面而言，台灣仍可獲得波斯頓地區有影響力的銀行界和商界人士的支持。[33]1980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里根和布殊當選正副總統，董浩雲立即去函表示祝賀，並以美亞銀行的名義向總統就職典禮籌備委員會捐贈了5萬美元，以示支持。11月21日，董浩雲分別致函行政院長孫運璿和總統府秘書長黃少谷，稱他與布殊及舒爾茨（他認為很有可能任國務卿）關係熟稔，信中還附上布殊給他的多封親筆信予以證明，表示願為斡旋彼此之間的關係作出貢獻。[34]
1981年，中國航運公司協助台灣政府推動台美之間經濟與貿易合作，董浩雲讓其親信任家誠（駐舊金山代表）出面，策動美國商業部舉行台美貿易講習會，會場就設在董氏集團旗下的「宇宙學府」上。5月19日，會議在位於舊金山海港的「宇宙學府」上召開，美國商業部副部長奧邁爾、美國在台協會主席丁大衛等擔任主講，與會的300餘人均為台灣和美國從事工商或具有專業資格的高級人士。座談會主要針對台灣與美國中斷外交關係兩年以來的情形進行全面的檢討，並對未來十年台灣的市場、美國對台灣的出口以及美國商業部關於對台灣市場的調查予以深入的分析。
儘管董浩雲為了引進外資和擴大台灣的生存空間而四處活動，但台灣當局對他的言行仍有不放心之處。由於董氏船隊常年在外航行，有關部門要求對其船員活動嚴加防範，主要是防範來自中共的統戰，特別是提出要對金山公司香港籍船員進行思想方面的統制，不允許中共的宣傳勢力存在。[35]
董浩雲於1970年曾斥資購買當年最豪華的「伊莉莎白」號巨型郵輪，準備將其改裝為「海上學府」，專門招收美國和東南亞各地的學生，以促進國際間學術和教育的交流。然而1972年1月9日，就在該輪在香港海面裝修即將完工之際，一場無名大火竟將其完全焚燬。當時在國外的董浩雲聞訊後「欲哭無淚」，因為這表示他「為香港、新加坡、台灣、海外民族基地與幫助中國大陸經濟與和平共存階梯，竟就此完了」！為了表達對這艘美輪美奐超級巨輪的懷念，同時也為了顯示自己對於海上教育這一理想的追求，董浩雲特別指示旗下的海星影業公司拍攝了一部電影《超級郵輪的傳說》，真實地紀錄了「伊莉莎白」號郵輪的誕生、經歷以及董浩雲希望將其重新發揚光大的心願。董浩雲對這部影片的拍攝非常滿意，不僅經常在各種招待會上播放，還提名參賽，並於第七屆亞特蘭大國際電影節中榮獲「最佳歷史文獻獎」。這部電影雖然講述的是一艘郵輪的成長歷史，但也包含當時國際間發生的大事，其中一段說的是聯合國成立時的經過，有顧維鈞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鏡頭，後排站立者有當時中國的代表張君勱、胡霖等，還有一位則是中共代表董必武。1974年5月21日董浩雲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招待會，將影片隆重推出，沒想到卻遭到台灣方面的猜忌和不滿。台灣駐美大使沈劍虹「頗不以為然，認為不應對白中說出共產中國代理主席董必武」，而且台灣退出聯合國亦並非「人謀不臧」。對此董浩雲的態度是，歷史就是歷史，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仁者見仁，將來待歷史公平批判」，然而基於現實，他自己也覺得今後必須小心謹慎，因為像沈劍虹這樣的人在台灣仍「代表一般頑固見解」。
中美關係解凍後，許多長年居住在美國的華人相繼回大陸參觀訪問，其中有一人與董浩雲相識已久，他就是著名的記者趙浩生。
早在50年代初，趙浩生做為《東南日報》駐日特派員時就與董浩雲相識，後來趙去了美國並於耶魯大學任教，與董亦多有往來。1973年趙浩生離開大陸25年後第一次返回故國時先是途經香港，受到董浩雲的熱情款待，並請他入住「香島小築」。多年後趙浩生回憶，董浩雲與他談到中美關係解凍時非常高興，但也認為兩國若完全恢復外交關係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董浩雲意識到，在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台灣問題將是一個隨時可能爆發的棘手問題。董浩雲十分羨慕趙浩生能回國探訪親友，他雖然也很懷念故鄉和親人，但目前身不由己，無法回國，只能託趙給親友帶信，報個平安。[36]
在這之後，趙浩生經常先經香港而後返回大陸，而他每次來港都受到董浩雲的熱情接待。其間趙浩生不斷在香港和海外報章發表文章，稱贊新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成了海外華人學者中的「歌德派」，因而引起了台灣方面的極大憤慨。由於董浩雲與趙浩生相熟，並經常在香港接待過他，因而也引起國民黨的不滿。為此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在與董之屬下洽談借款時曾予以暗示，說台灣的情報部門對於董與趙的關係十分敏感，而且已開始注意到董浩雲在香港的言行，因而特別囑託他今後說話一定要「多加留意，勿貽人口實」。[37]為了避免輿論的攻擊，日後趙浩生來港後就不再入住「香島小築」，而且董趙兩人見面都選擇普通中國人光顧的飯店，而不去那些外國人常到的場所，如外國記者俱樂部，目的就是不讓外人發現。[38]同時董浩雲又讓他的屬下任家誠寫信給國民黨海外工作會主任陳裕清，一方面對於公司拍攝影片中涉及中共之鏡頭以及接待趙浩生之事加以解釋，同時對於台灣方面的責難與不滿表達立場，聲稱「吾人身處海外，雖立場一致，但處境容有不同，觀點或有參差」，希望能予以諒解。[39]這也充分體現出董浩雲在海峽兩岸分裂狀態中的為難與尷尬處境。
永遠的中國人
董浩雲的事業遍布全球，因此他每年要有大半的時間在國外奔波。雖然在入境時經常遇到簽證上的麻煩，有時甚至受到長時間的阻撓和盤詰，但是他卻從不申請外國護照，也不接受殖民地政府頒授的爵位，因為在他心目中自己永遠是一個中國人。儘管董浩雲多年漂泊海外，一直未能回到家鄉探望，但他對於故國充滿熱情，並將個人的事業與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這些情感在他的日記中可以說是隨處可見。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當日董浩雲正在日本，聽到這一消息後他即敏銳地指出：「豈遠東又作世界大戰之導火線耶！」董浩雲一生都渴望世界和平，對於戰後形成的冷戰局面感到憂慮，他在1958年元旦的日記中寫道：「世界仍劃成東西兩陣壘，緊張如故。蘇聯發射人造衛星成功，希望科學競賽能促進人類諒解，消除矛盾。」1958年8月金門危機爆發時，雖然董浩雲正忙著籌建「東亞巨人」，成日往返於日本和香港之間，但他還是非常關心兩岸關係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這段時期的日記中經常留下他的關注：「金門吃緊，遠東局勢與中國前途、東西雙方之決鬥與人類前途，均為之繫念不已。」「金門緊張，但港地仍安。」「台灣問題形勢嚴重，身為中國人，實感酸辣而無辭以答也，誠矛盾之至。」9月25日，董浩雲應美國銀行邀請，在紐約參加遠東美國商業暨工業聯誼會第十一屆年會晚餐，在會上「國務卿杜勒斯發表台灣海峽緊張問題之政策性演詞，以民族自尊立場，我頗為不安，憂憤也」。
1962年10月，中印邊境發生戰爭，他即明確地在日記中寫道：「英國態度不對，印度尤其不對，遺襲英人舊例，橫占吾人土地，當欲尋事，誠令人憤慨也。」當他看過以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為背景的美國好萊塢電影《北京五十五天》之後，對於西方人醜化中國人的手法極為不滿，他以為電影歪曲了「故事之人物，插曲亦係曲解，對中國人言並不好。」當他在台北參加「中日經濟策進會」，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在演講中氣焰囂張，屢次揚言日本已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並要求美國將沖繩交還日本，他即察覺岸信介的發言「咄咄逼人」，並意識到：「今後中日兩國如何演變，殊為吾人課題，吾人不能不對中華民族子孫有交待。」
董浩雲投入社會之時正是國家動亂之際，看到外國船隻在中國內河沿海耀武揚威，他的心中常被刺痛，他總幻想著有朝一日懸掛中國國旗的船隊揚帆破浪，航行於七大洲五大洋。雖然早年他的實力弱小，不可能達到這一願望，但他從未放棄理想，一旦條件允許，他就將為國爭光的理想付諸於行動。
1958年起，董浩雲在日本計劃建造一艘巨型油輪，這艘後來命名為「東亞巨人」號的油輪噸位之大不僅當時在亞洲、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矛。董浩雲為建造油輪從四處籌款，到與日本船廠談判，從安裝龍骨，到正式下水，時間長達20個月，傾注了他的滿腔心血，因為在他心目中，建造油輪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國爭光。1959年8月31日「東亞巨人」舉行下水禮，董浩雲興奮至極，因為該輪「一旦落成，國人之光，我亦以此自豪矣」。雖然為此「精力盡疲」，「心血用盡」，但當「眼見她誕生，為世界航業史添上一頁，為中國人爭了多少光榮；眼看這『巨人』乘風破浪，能不喜極下淚？願這『巨人』康寧無疆！」因為他的目的「僅為中國人之航海能力之培植與表現，並發揚光大之。際此東西兩大集團並存對立之時，捨此做法，尚有何途」？
1967年新年伊始，董浩雲在展望新的一年進程時躊躇滿志，因為這一年中他將要建造4艘22噸級的大油輪，而且策劃已久的遠東航線年內亦將開通。雖然「艱辛必多」，但「收獲亦大」，因為他的目標是「願為國人航運史開一紀元」！同年9月底，中國航運公司旗下的「如雲」號客貨輪作為新開闢歐洲定期航線的輪船首航抵達英國，董浩雲在日記中記下了這個揚眉吐氣的日子：「中英不平等條約取消後，『如雲』是第一艘中國船以定期航線姿態駛入泰晤士河畔，是誠值得大書特書。」
董浩雲1949年離開大陸，此後30多年來一直沒有機會重返故國，儘管他長年漂泊在外，但內心中還是常常思念生他養他的家鄉，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常常縈繞於心中，對於中國大陸更是有一種不可抑制的憧憬和感情，在日記中曾寄託過對故國家鄉無盡的思念。他經常與友人「談大陸事，為之神往」，甚至在夢中也常常「晤及上海老友甚多」（1955年10月29日）。他的親家金維賢夫人從大陸旅遊歸來，興奮地談到訪問北京、杭州、上海、南京、無錫、蘇州等地的見聞，董浩雲聽了，真是「心嚮往之久矣」，並從心底發出感嘆：「幾時能重睹大陸新貌？」1979年12月4日，長女董建平訪問過大陸回到紐約，興奮地向父親說起回國的觀感，雖然董浩雲只是在日記上寫「她甫自上海返來，曾造訪福履理路福履新村故居」，但思鄉之情早已躍然紙上。由於董浩雲的航運業務與台灣政府及企業間具有千絲萬縷的關連，在當時海峽兩岸相互敵對的環境之下，這種思念只能在日記中宣泄，在行動上則不敢有任何差錯。
1973年6月董浩雲在巴黎參加國際航空節，在「座位上曾見北京大使館兩代表」，但最後仍「無法接近」。1979年10月3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訪問英國，香港另一位船王包玉剛應邀出席英國女皇舉行的宴會，董浩雲則沒有露面。華國鋒訪英期間還參觀了石油展覽會，董浩雲此時亦正在倫敦，他事先得知這一消息卻沒有前往，在日記中他說是「不便參加」。但是第二天，他卻與陪同華國鋒來訪的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通了電話，還贈送了兩部新船下水的紀錄片。因為章的父親章以吳（著名書法家章梫之子，其妻係朱啟鈐之次女朱淇筠）是董浩雲的故交。其後中國駐英大使柯華專門致函轉達了章文晉的感激之意，並代向他問好。[40]1980年6月，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陳楚親自具函邀請董浩雲夫婦出席他在華盛頓舉辦的晚宴，董浩雲接到邀請後考慮再三，猶豫不決，最終還是不敢赴約，他在請柬上親自批寫declined，予以婉拒。這一切都說明剛剛打開國門、實施改革開放的中國政府正在加緊統戰工作，迫切需要海外華人投資，同時也看出董浩雲此時的矛盾心情，他既希望與中國大陸建立聯繫，但又懼怕因此而得罪台灣當局，從而影響他的生意。
1978年，經歷了十年浩劫的中國大陸終於開始宣布實施改革開放，引起世人的廣泛注意，而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績中，香港的企業家發揮了極為重要作用。
在與大陸接觸的問題上，香港的另一位船王包玉剛早已捷足先登。包玉剛與董浩雲不同，他早就加入英國的國籍，並被英女皇授予爵士的勳銜，因此與台灣沒有甚麼生意上的往來。相反，包玉剛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相當密切，他太太的表兄盧緒章早年曾任具國民黨官方背景的廣大華行總經理，實際上卻是中共的秘密黨員，解放後盧緒章出任外貿部副部長、國家旅遊局局長，仍與包玉剛保持聯繫。因此1978年大陸剛剛實施改革開放，包玉剛夫婦就率先飛到北京，其後在盧緒章的安排下，他們更是多次回國，並與官方進行交往。1980年，包玉剛與大陸聯合成立了國際聯合航業投資公司，其中包玉剛的環球集團擁有55%的股份，公司成立後立即購買了8艘散裝貨輪，並相繼在日本和歐洲定造10艘散裝貨輪，而且日後計劃在中國的船廠建造船隻。按包玉剛的說法，他是要幫助大陸盡快地取得造船和遠洋航運的經驗，這應出自他的內心，當然，他也希望能從中國今後日益擴大的對外貿易中獲得利益。
1980年3月包玉剛與鄧小平見面，成為好朋友，以後包玉剛每次到北京，鄧小平都會見他，甚至一年數次，10年間共會面15次，這可是絕無僅有的。包玉剛擁護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一國兩制」的國策，並在行動上予以大力支持，他的形象經常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屏幕上，「船王」的名字早就為國人所知；但對於與他齊名的董浩雲，長久以來在大陸卻是十分陌生，國內的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一位船王。
董浩雲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國策也是衷心擁護。做為一個中國人，他當然希望國家富裕強大；而從生意人的角度出發，這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然而鑒於他與台灣方面的密切關係以及當時兩岸間的敵對狀態，特別是50年代初的那段回憶，此時董浩雲根本不可能親自前往大陸，但是他又不願意放棄這一難得的機會。於是他先請老朋友東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長劉浩清替他了解內地的情形，其後不久，他的女婿金樂琦的大哥金聯楨由上海移民美國，董浩雲在美國與他相識後，很是投機，便力邀金聯楨來港，利用其熟悉國內情形的有利條件，出任董的私人代表，多次返回內地，與有關部門探討彼此之間有無合作的可能。[41]經過雙方的努力，初步建立起合作的良好關係，董氏集團先後與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合作建造三座自升式海洋鑽井平台，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組織合營公司，在南中國海進行海上作業等等。同時，在董浩雲的斡旋下，還促成了國際著名的凱旋鑽探工程公司（KCA）與東方石油公司合作，共同開發中國大陸的石油生產；而且有文件顯示，此時董浩雲已有計劃與內地進行合作，內容包括建造鑽油台以及駁船。[42]
1980年12月30日董浩雲曾在他專門宴請貴賓的「香島小築」招待來港訪問的中國交通部部長錢永昌等客人。儘管當天的日記中只簡單記錄了此事，並沒有透露雙方談話的詳情，但從這一時期前後日記的內容分析，探討合作經營的可能必定是其談話的主題之一。多年之後，錢永昌在問及這段往事時曾深情地回憶說，晚宴前董浩雲曾陪他在「香島小築」海邊的參天大樹下面散步，突然董浩雲彎下腰在地上檢起幾顆紅色的相思果，並把它放在錢永昌的手中。[43]「紅豆生南國，此物最相思」，此時無聲勝有聲，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董浩雲還希望將他創辦的海上大學教育擴展到中國大陸，為此他通過中國政府外交官員、時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畢季龍從中斡旋。1981年12月29日，畢季龍在致董浩雲的函中稱，北京教育部同意選派兩名交通大學的學生參加海上大學學習，為此楊蘊玉副部長還囑其向董浩雲表示感謝。在董浩雲和中國政府的共同努力下，1982年2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學選派的兩名學生已乘飛機抵達紐約，即將登上宇宙學府參加海上大學的課程。[44]1982年，美國HOPE基金會捐贈給中國各地醫學院一批圖書，主要是最近三年出版的醫學院課本及參考書，共計約五萬冊，價值約一百餘萬美元。董氏集團為此捐贈兩隻標準貨櫃箱，並免費代為運輸至香港，將來各校再來提取。[45]
促進和平統一
對於中國人來說，20世紀最不幸的事件應該就是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的爆發而導致的國家分裂。董浩雲作為一個企業家，當國家處於兩種命運、兩種前途決戰的關鍵時刻，最終選擇前往香港定居，這對他的事業發展應該是最明智的決定，但作為一個中國人，他則永遠秉持一個原則，那就是堅持一個中國。
海峽兩岸長期分裂的局面令每一個中國人都感到痛心，這種感覺對於長年漂泊在海外的董浩雲來說尤其強烈。追根溯源，他認為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完全是由於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的內戰所造成的，「更使人想到Yalta協定與我國內戰自己造成的局勢。」（1972年9月18日）對於由此而產生的後果，他又不禁感慨萬分：「國共合作抗日，但戰後竟不能繼續合作，以享受應有戰勝國之戰果，惜哉，夫復何言？」（1972年9月30日）為了促進民族統一的大業，董浩雲亦身體力行，願為實現這一目標而貢獻綿薄之力，他甚至還試圖以個人的綿薄之力，從中加以斡旋，最終的目的就是促進和完成國家的統一大業，這是他晚年生涯中的一個奮鬥目標，在其日記中亦時有記載，他多年來策劃成立海上大學其實也包含了這一想法。1972年12月14日他在計劃新的一年工作時記道：「1973年我人繼辦『海上學府』，希望聯合國參加，並成為東西橋樑，亦即兩個中國合一之嚆矢歟？是則馨香以待。」他在忙碌的生意之餘還不忘為國共合作搭橋，1973年4月28日，他通過朋友介紹，邀請潘靜安觀看他所拍攝的電影。潘靜安表面上是香港中國銀行副總稽核，他的真正身份卻是中共在香港從事秘密情報的負責人，董浩雲邀請他見面的目的實際上就是「探問北京/台北解決歧見可能性」，但在當時的形勢之下，希望「看來渺茫」。5月3日，他在日記中承認，「在遠東近兩個月，想為國共鋪路談和。」甚至他還設想以成立一個聯邦的形式，從而解決國家長期分裂的局面。他曾將這一想法擬成文字，並在各種重要場合向各界人士加以介紹。譬如1971年12月他與美國《時代》發行人魯斯三世會晤時，就提出以漢聯邦解決兩個中國問題的設想。
關於成立聯邦制的設想董浩雲的日記中曾有多處記載，最早出現於1971年3月28日，當時「乒乓外交」尚未發生，董浩雲即與友人「談新加坡、香港、台灣合組聯邦政府事」；當年的12月17日，基辛格第二次訪問中國歸來，董浩雲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與他初次相遇，就向他了解內情，並「提出組織漢民聯邦、再加入聯合國問題」；1973年3月14日，董又與友人談「聯同香港問題，作為解決海外華人組成United States of Han為題」；第二年的4月21日，董浩雲又在日記中寫道：「我有泛亞Pan Asia飛機計劃，或為台、港、新加坡合為大漢民國先奏歟？」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董浩雲所提倡成立的聯邦還只是包括台灣、香港和新加坡三地，並不包含中國大陸。其後，他的設想發生重大改變，其最終目的是要解決海峽兩岸長期分裂的現實問題。在這中間董浩雲致力推動的「海上大學」以及屢次建議成立聯合國大學都包括這一含意。1979年10月9日，董浩雲曾專程拜訪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彼此間「談甚歡洽」，而交談的內容則是「為兩個中國覓一解決方式，組成大聯邦」；1981年11月16日，當美國國務卿海格訪問中國時，董浩雲亦在日記中寫道：「談報載Haig主張聯邦制解決二個中國問題，與吾人前談者頗為相近。」儘管目前尚未發現董浩雲所擬寫的建議案全文，儘管他的這一建議並不完整、甚至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政治，但卻反映出董氏對國家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關心，對於解決海峽兩岸危機困境的嚮往，這豈是一位普通的企業家所關心的事情，完全具有一個政治家的胸懷和理想。
著名歷史作家馬彬（字漢嶽，筆名南宮搏）曾多次對外公開發表過建立中華邦聯的構想，但實際上這個想法最早卻是董浩雲提出來的。據馬彬回憶說，早在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時董浩雲就產生了這一想法，但他非常謹慎，從不公開表示。馬彬較董浩雲年輕10多歲，兩人雖然都是浙江人，但一個是從事寫作的文人，一個是聞名於世的船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正像馬彬自己所說，二人是素交之友，既無業務關係，亦無金錢往來，但他們之間卻志同道合，相見恨晚，「泛論天下事，彼此都表現無遮的意氣，卻無現實上的毛髮之想；細談生活瑣事，也會明知而說一些稚氣話」。由於二人關係密切，可以說是無話不談，但當董浩雲最初提出這個設想時馬彬並不以為然，但董卻堅持認為，如果不這麼做就不可能真正維持現狀，其後不久，馬彬便逐漸接受和認同了這一主張，並以他個人的名義向外發表。[46]董浩雲在日記中亦曾多次提及此事，雖語焉不詳，卻透露出他那顆渴望統一、情繫祖國的赤子之心。
1949年南下香港的企業家在政治取向上或許對國共兩黨各有親疏好惡，立場互不相同；但在國家認同上，他們卻都一致承認是炎黃子孫，希望國家統一。從董浩雲的個人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家分裂的局勢下，這些遷港企業家內心中的那種無奈與徬徨，掙扎與努力。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3年第2期
[1] 有關董浩雲早年在天津的活動可參閱宋美雲、周利成主編：《船王董浩雲在天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2] 董浩雲的這份提案收於金董建平、鄭會欣主編：《董浩雲的世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6-34。
[3] 參見鄭會欣：〈國家賠償與民間合作：復興航業公司成立的背景及其經過〉，《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3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1年7月），頁155-172。
[4] 〈黃次法接受筆者訪談記錄〉，2007年4月10日，香港。又見董浩雲的外甥樂嘉年的回憶，載《董浩雲的世界》，頁284-285。
[5] 關於新中國政府動員董浩雲北歸的過程可參閱鄭會欣〈國家前途與個人命運：董浩雲在1949年的抉擇〉，《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0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0年1月）。
[6] 鄭會欣編注：《董浩雲日記》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55-56。本文所引董浩雲的日記均摘自該書，以下僅注明日期，特予說明。
[7] 〈葉綱傑接受筆者訪談記錄〉，2004年11月30日，香港。
[8] 〈彭蔭剛接受筆者訪談記錄〉，2005年3月11日，台北。
[9] 劉浩清：〈我與董浩雲的交往〉，《董浩雲的世界》，頁308。
[10] 蔡孟堅：〈已故董浩雲的「船王世界」追懷〉，《傳記文學》，第68卷第5期（1996年5月），頁37。
[11] 台北國史館藏：總統府侍從室檔案（人事登記） 100700。
[12] 〈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四十二年度工作報告〉（1953年12月），《航運》雜誌，第46期（1954年5月31日），頁25。
[13] 《日本航業考察報告書》（台北：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1953年1月），頁1-8。
[14] 蔡孟堅：〈已故董浩雲的「船王世界」追懷〉，《傳記文學》第68卷第5期（1996年5月），頁37-44。
[15] 公孫嘯：〈痛話國內「油蟲」〉，《新聞天地》第708期（1961年9月9日），頁17-18。
[16] 〈董浩雲致彭孟緝函〉（1964年7月20日、10月4日），這兩封信都藏於董浩雲資料室：C2-13。
[17] 〈董浩雲先生事績節略〉（1964年），董浩雲資料室：A2-14。
[18] 〈彭蔭剛接受筆者訪談記錄〉，2005年3月11日，台北。
[19] 《聯合周刊》，1964年10月24日，第3版。
[20] 《聯合報》，1964年10月16日，第2版。
[21] 〈壽康輪船公司董事會決議錄〉（1969年1月22日），董浩雲資料室：A2-5。
[22] 〈中國航運公司股東名冊〉（1967年3月），董浩雲資料室：A2-5。
[23] 任家誠：〈萬國衣冠瞻后儀〉，《航運》雜誌，第329期（1966年7月31日），頁3。
[24] 蔣介石日記目前由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保管，本文所摘錄的幾則日記承蒙林孝庭博士代為查閱，特致謝忱。
[25] 〈彭蔭剛接受筆者訪談記錄〉，2005年3月11日，台北。
[26] 〈張群致董浩雲函〉（1967年12月14日），董浩雲資料室：C1-17。
[27] 轉引《董浩雲日記》下冊，頁1497。
[28] 〈任家誠致趙耀東函〉（1971年8月12日），董浩雲資料室：A3-34。
[29] 董浩雲資料室：A2-5。
[30] 董浩雲：〈當代航業與世界經濟〉，《董浩雲的世界》，頁130。
[31] 《中央日報》，1980年4月4日，第3版。
[32] 〈林金生致董浩雲函〉（1978年12月30日），董浩雲資料室：B2-41。
[33] 董浩雲與孫運璿往來信件均藏於董浩雲資料室：B2-41。
[34] 董浩雲資料室：C2-15。
[35] 〈中國航運公司六十年度第一次安全會議紀錄〉（1971年3月2日於台北），董浩雲資料室：A3-31。
[36] 趙浩生：《八十年來家國：趙浩生回憶錄》（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158。
[37] 〈吳長賦致董浩雲函〉（1975年11月26日），董浩雲資料室：B1-18。
[38] 趙浩生：〈歷歷往事〉，《董浩雲的世界》，頁342。
[39] 〈任家誠致陳裕清函〉（1975年12月17日），董浩雲資料室：B1-27。
[40] 〈柯華致董浩雲函〉（1979年11月6日），董浩雲資料室：B2—32。
[41] 〈金聯楨接受筆者訪問記錄〉，2010年4月28日，香港。
[42] 董浩雲資料室：B2-32。
[43] 〈錢永昌回答筆者的提問〉，2007年9月28日，上海。
[44] 董浩雲資料室：C1-26。
[45] 董浩雲資料室：C1-26。
[46] 馬漢嶽：〈董浩雲先生懷述〉，《大成》第104期，1982年7月1日，頁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