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部分教师成果的“近代中国研究书系”，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解放周末》采访了其中《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一书的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章清教授。
解放周末：这本书的主题是“学术与社会”，您想通过这个宏大的主题表达怎样的思考？
章清：这些年我主要从事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之所以把这本书的主题确立为“学术与社会”，是想以此反映今天的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已经注意到把社会层面的因素纳入其中，并展开讨论。以往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往往立足于个别思想人物及其文本来进行分析。对此，相关领域的学者普遍都感觉有一定的局限，试图加以改变。可以说，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把社会因素纳入到思想学术的讨论中，希望能够更深入地认识相关问题。
解放周末：书中，您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社会角色的转变，“学术社会的建构”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关键词。
章清：我把“学术社会”看成是清季民国那一代读书人重新规划自身角色，以及重新认识读书人事业的一个标志。
“学术社会”究竟指称什么，虽然未见这些人作过详细的说明，但其要旨不外是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对于未来社会的期许与向往，我们也可以相应地把“学术社会”理解为读书人力图重建知识的庄严 （intellectual dignity），让“学术”构成未来社会的重心，并且在业已改变的社会形态下重新确立读书人的位置。 “学术社会”的提出，即是希望通过专门学问的研究逐渐形成社会的重心，以求真、批判的学术精神转移社会风气。
可以说，“学术社会”证明了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在中西交流、分科知识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为提升中国学术品质所做出的努力。在中西文化会通背景下形成的现代学科知识，无疑构成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标识，相应的，大学及相关系科的创办，建立起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机构，陆续出版各个学科的开山之作等方面，也构成一个学科成长的基本标志。而这些环节，都反映出这一批学人在学术上的用心。
解放周末：今天我们再看“学术与社会”，更容易从现实的、个体的角度来考量。
章清：是的。为什么我要强调学术与社会的关联？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因为读书人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并非就是躲进象牙塔里做研究。从外在因素来看，民国绝不是发展学术的黄金时期，长期的战争，经济的困窘，可以说有诸多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导致读书人本来即不容易做到 “躲进小楼成一统”。同时，承袭过去时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读书人往往还自觉介入到社会事务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读书人不得不选择自己的多重角色：除在大学任教之外，往往还会参与报刊的创办，就某些现实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国难背景下，还有不少读书人介入到实际政治中，在外交、教育等政务中扮演角色。我曾提出“学人外交”，即是因为注意到在国难的背景下，一些读书人介入到外交事务中，如蒋廷黻担任驻苏大使、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等。这都揭示出读书人的身份是有多种形态的，而这是社会造就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结合读书人更广泛的社会面向来审视他们的思想和学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解放周末：在这种百余年后的审视中，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往往超过了在当时政治社会中的影响，给我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章清：这是难以轻易比高下的问题。在政治上由于难以避免“思出其位”的尴尬，读书人之介入政治往往难以如愿，以此作为 “歧路”者大有人在。而在学术上这一代学人往往有筚路蓝缕之功，因此更容易被后世传扬。他们在学术上的努力确实留下不少值得珍惜的遗产。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超出想象的成绩，在我看来正体现出读书人所秉承的“学术社会”的理想，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此外，一些学科取得的成绩，也令人赞叹。比如，傅斯年所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确实可以用“无中生有”来形容。史语所从无到有，并很快成为国际上研究中国历史的重镇，其成绩是令人瞩目的。回头看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各学科的发展，不少也都是那一代人所开创的。这种开创性工作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解放周末：这也令人感慨——为何那样一个国难危亡的年代反而创造出学术上的辉煌，而今天的我们却在忧虑“大师难觅”。
章清：把不同时代的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作高下的划分，未必合适；所谓“今不如昔”，也要区分不同的学科来看，尤其要重视区分在“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不同的意义。当然，那代人的创造力可以透过不同层面来分析。用鲁迅的话说，他们是“中间物”，是过渡的一代。从学术养成上来说，他们横跨中西文化，既深受良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正因为兼有两种文化的熏染，才培养出超凡的创造力，这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
与此相应的是，我们也要承认，那时候是“白手起家”，开拓性工作容易体现出比较醒目的成绩。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确实具有开山意义，今天看则不难发现有太深的“成见”，未必那么理想。但在当时，研究者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梳理中国的学术思想资源，这本书的出版却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路数，能够通过新的视野重新认识中国的思想传统。所以，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还会一直重视它。换言之，类似的成果实际已成为在学术史上开创了新的“典范”的作品。
解放周末：胡适曾经有句名言：“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反映了他在学术上的自我期许和公开倡导，但也引起了很大争论。
章清：“我们要努力做学阀！学阀之中还要有一个最高的学阀！ ”这样的话语，在今天反对“学术霸权”的氛围下听起来是很不入耳的，但我们不能仅仅从纸面上理解。胡适这段话是在1921年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说的。他认为那个年代的北京大学总挂着 “新思潮的先驱”、“新文化中心”的招牌，但面对自己在智识学问上的贫乏，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我们应该感到惭愧；北大同人更应该从浅薄的 “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功夫上。不仅胡适，包括李大钊、鲁迅等人，都认为当时的北大必须要在提高学术上多下功夫，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分量足够的中国学术。
解放周末：今天我们的学术界同样面临“提高”和“普及”之间的选择。
章清：今天的资讯条件和过去有很大不同，这一问题就更值得关注。如何让高深的学术能够为广大普通人所知晓，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问题在于“怎么做”和“谁来做”。今天批评得较多的，一是媒体的强势地位左右了学术的表达方式，二是站在媒体第一线的学人在专业领域里的建树如何往往也遭人质疑。这两个问题能否处理好，结果大不相同。
解放周末：过去，促使一代学人在“普及”和“提高”中选择“提高”，是他们内心“建立分量足够的中国学术”的紧迫感，今天，有太多名和利在吸引学者去从事“普及”。促使他们选择“提高”的动因何在？
章清：和过去不同，今天的学术研究是立足于世界这个大舞台来展开的。中国学者已经可以顺畅地分享不同国家的学者在相关领域中取得的进展，所需要的资源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就资讯获取的便利程度来说，这是过去的读书人难以想象的。在条件已经初步具备的情况下，能不能拿出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就成了研究者的压力所在。比如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过去收藏于海外的资料不能加以利用，还有理由推脱，但今天就不存在这种理由了。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的平台，实际上对读书人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
解放周末：总而言之，今天的读书人该怎样扮演社会角色？
章清：读书人的社会角色一定是多种多样的，要以宽容、包容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需要多种多样的角色，读书人也可以同时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我倾向于认为，扮演较为纯粹的社会角色可能会理想一些。多种角色集于一身不易扮演好，而纯粹扮演一个角色，或许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减少一些争议。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