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吴根梁:孙中山与三大政策的制定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是孙中山晚年思想新飞跃的主要标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1页。]值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六十周年之际,科学地考察一下这些政策形成的历史过程,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三大政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联俄政策则是其发端。这是孙中山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进行了长达数年之久的观察、比较、分析之后,作出的一项深思熟虑的抉择。“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①[孙中山:《致蒋介石函五件》之二,《孙中山选集》1981年版,第948页。],这是孙中山确定联俄政策坚实的思想基础。“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②[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606页。]十月革命的胜利,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覆灭,从一开始就给了孙中山以很大鼓舞。一九一八年夏,他便致电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成功表示祝贺,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③[叶尔马舍夫:《孙逸仙》,第211页]。他期望俄国革命政府能够稳固,“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④[邵元冲:《广州护法日志》,《建国月刊》第12卷第6期。]。

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政策,孙中山有过怀疑。他自述:“苏俄革命后实行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余甚滋疑惑。以现世界正在资本主义旺盛时代,俄国工商业不甚发达,共产主义不能单独成功,其去实行之期尚远。”⑤[孙中山:《致廖仲恺、汪精卫电》,《孙中山全集?传记》,上海1925年版。]然而,苏俄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自由与幸福,在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俄经济的迅速复兴,这些活生生的现实很快就吸引了他,使他打消了疑虑,以至于宣称:“象俄国的人民,可说是自幼至老,一生无忧无虑,……象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⑥[孙中山:《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第409-411页。]

列宁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时,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正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随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致使“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①[孙中山:《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第25页。]。孙中山一直在苦苦探寻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以为“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②[孙中山:《致黄兴书》,《孙中山选集》第109页。]。护国运动、护法战争天折之后,他则以为根本原因在于“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也,以不知其道也”③[孙中山:《<建设>杂志发刊辞》,《建设》第1卷,第1号。]。然而,所有这些总结,都未真正触及要害。因此,孙中山便特别关心和重视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力图从两国革命的比较之中得出正确的答案。

而这样的比较,确实使孙中山的认识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飞跃。“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④[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选集》第546页。]革命要成功,必须有一个能够领导革命、坚持革命的政党。孙中山对于列宁极为钦佩,称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但他也深知,列宁的伟大不仅在于列宁个人,更在于“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结晶在党中”⑤[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606页。]。而这一切,却正是他所领导的革命所最为缺乏的。他早年组织过兴中会,后来创立了同盟会,它们在发动革命、夺取推翻清王朝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斗争中,曾经起过重大作用。一九一二年,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团联合组成国民党,同袁世凯妥协,实际成了一个官僚政客集团。一丸一四年,他率领一部分国民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但是,缺乏明确的纲领,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构成复杂,组织纪律也都相当涣散,因而,这个党也就同样担负不了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重担。鲜明的对比,使孙中山思想豁然开朗,产生了师法俄国的强烈愿望。

随着对俄国革命的了解逐渐深入,孙中山进而认识到,俄国革命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更为“圆满”的一场新型革命。他说:“美国、法国、俄国都是世界上很强盛的国家,推原他们强盛的来历,都是由于革命成功的。就这三个革命成功的国家比较,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国。俄国革命的结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阶级打到平等,并且把社会上所有资本的阶级都一齐打到平等。”①[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730页。]俄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一场新型的革命,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推究俄国革命的发起人,是由于三种人,叫做农工兵。故俄国现时的政府,又叫做农工兵政府,是由于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组织而成的”②[孙中山:《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第409页。]他确认俄国革命的效果比较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的效果要更为宏大,更为圆满,回过头来便不可能不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究竟应当走哪一条道路这一时代课题。法国革命,美国革命,都曾使孙中山为之醉心。然而,这条路,中国始终没有走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则证明了这条道路并未“登斯民于极乐之乡”。尽管他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但是,“俄国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压迫要反对,就是列强的压迫也要反对,和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压迫都一齐反对”③[孙中山:《致大隈重信》,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34页。],毕竟深深吸引了他,使他看到了新的前进方向,也使他的“以俄为师”中灌注了新的时代内容。

“以俄为师”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思想基础,然而,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形成联俄政策。联俄政策的确定,又是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国家幻想破灭并深切认识苏俄党、政府和人民是中国革命真诚朋友的结果。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杰出的反帝战士。但是,在先前漫长的革命历程中,他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帝口号。那时,他服膺于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常常引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的国家、政党、社会势力为同调,希冀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同盟会时期,他寄希望于日本;武昌起义后,他渴望得到美、法、英、日的同情与援助;反袁时,他要求日本内阁“宜助中国革新,以救东亚危局”①[孙中山:《致大隈重信》。];护法战争时期,他曾以为“请美总统出而主持公道,吾人终可达到护法之目的”[孙中山:《复广州国会坚持护法必得美国赞助书》,《国父全集》第3册,第573页。]; 结果,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帝国主义列强非但不愿中国革命成功,而且变本加厉地支持中国军阀反动势力,掠夺和残害中国人民。这些血的教训,终于使孙中山认识到:“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③[孙中山:《批邓泽如等十一人弹劾中共文》,《国父全集》第4册,第916页。]

与帝国主义列强恰好相反,十月革命一成功,列宁领导下的俄国便向中国革命伸出了真诚的援助之手。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对华签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废弃在华一切特权,将原先沙皇政府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使孙中山深为感动。这个宣言一九二○年三月方才传到中国,孙中山指导下出版的《星期评论》立刻刊登了它的全文,称之为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消息,为了给予孙中山和中国革命以具体的支援,列宁和共产国际不断派遣代表来华,孙中山同他们一一进行了接触,对于苏俄和列宁全心全意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态度逐渐有了深切的了解。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他开始考虑实行联俄政策,并越来越坚定。

一九二○年秋,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建议同俄国建立电台联络,要求苏俄提供军事援助,表示了希望将“华南斗争与遥远的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①[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会见》, 1925年3月15日 《真理报》。],这是孙中山关于联俄的首次具体建议。一九二一年底,他在桂林同共产国际另一位代表马林会晤时进一步表示:“中俄携手将完成亚洲的解放”,“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刻提议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②[《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8页。]。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同苏俄政府特使越飞面商了中俄合作大计,发表联合声明,廖仲恺又受命到日本与越飞讨论各项具体的合作事宜,则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日趋成熟。

事实表明,联俄政策的确定,决非孙中山心血来潮或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说来,它表现了孙中山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以及两者关系的新认识。孙中山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深深同情,并从那里受到激励、启发,吸取到新的思想养料,要求中国革命同它们发生更为密切的联系。尽管他的认识在许多地方不准确、不够科学,但在客观上,正顺应了中国革命在逐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孙中山在临终之前,嘱咐“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继续与苏联合作,要求苏联政府“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期望中苏两国未来“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①[《孙中山致苏联遗书》,《向导》第108期。],这便是联俄政策真实含义最为完备的说明。

在作为统一整体的三大政策中,联共是一个中心环节。“以俄为师”要具体落实到国民党的改组上,必须依靠联共;要同广大工农群众发生密切联系,大大推进工农群众运动,同样必须依靠联共。而联共,则正是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为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发展而作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

出于对国民党现状的强烈不满,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但是,境况并未因此而有很大改变。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②[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607页。]一九一九年十月,他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这时,他已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特意创办了《建设》和《星期评论》作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任务是“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③[孙中山:《致海内外国民党同志函》,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和第160页。]。然而,这时,他对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还颇多疑虑,一心要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①[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3号。]。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所依靠的又是原先国民党那批旧人,改组的成效是可想而知的。一九二二年六月,身为国民党员的陈炯明发动叛乱,炮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李石曾、吴稚晖等四十九人则借此联名通电,劝他下野。严酷的事实,不能不使他深深反省。他看到,国民党内就党员构成而言 “非常复杂”,大多数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以此为“做官的终南捷径”,若做不上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②[②孙中山:《党员不可存心做官》,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第340一341页。]。他更看到,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组织纪律,无一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终于看到,对于国民党,枝枝节节地作些改进于事无补,必须下决心“改组国民党的全体”③[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见刘芷芬编:《孙总理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词》。]。

究竟应当依靠什么力量来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呢?国民党内左派力量是可以依靠的,但是,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同国民党内的腐朽力量抗衡。环顾国内,人数虽少,却集中了中华民族之英,并已显示出巨大潜力的一支现成力量,便是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有觉悟、最有组织的部队。成立不久,它便在中国首次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领导广大工人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并开始了农民运动。这一切,对于时刻关注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孙中山来说,不能不产生很大吸引力。

就在这时,在列宁的亲自关注下,在共产国际的积极促进下,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两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深知,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固统治,不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不行;而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以及国民党自身的革命历史与现状,则为国共两党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了推动孙中山前进,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帮助孙中山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认清国民党的现状以及继续前进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诚恳的批评和切实的建议,深深地打动了孙中山。这时,国内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同他站在对立的地位,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宣言同他合作,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孙中山终于决心联共,并采取党内合作这样一种特殊形式,接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以便借助这样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从内部来对国民党全体进行改造。

一九二二年八月,孙中山在上海亲自主盟吸收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并对他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①[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6期。] 九月四日 ,孙中山在沪召开国民党改进党务会议,六月,即指定包括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内的九人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起草委员。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 ,国民党发表改进宣言,二日,发布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接着,孙中山又指定了一批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干部担任国民党本部及某些地方支部的负责人。 十月十日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恳亲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并设立党务讨论会。十九日,孙中山正式委派廖仲恺、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本部改组事宜。接着,孙中山又主持成立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参加和积极帮助下,标志着中国国民党获得新生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于广州开幕。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没有辜负孙中山及其忠实追随者的期望。《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国民党改组最为重要的文献,它明确规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使反映旧民主主义革命要求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求的新三民主义,它不仅是国民党改组的基本指针,在国民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是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建立统一战线、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共同纲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具有开拓性和指导性意义。而这一宣言,则正是孙中山委托共产国际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人起草的。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努力把新三民主义传播到全中国,特别是传播到教育界、学术界和工农群众中去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迅速建立起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迅速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使国民党从一个包含着许多陈腐因素的资产阶级政党变为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大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坚决发动革命的军事斗争,使大革命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曾多次对孙中山进行挑唆,对共产党人进行构陷,孙中山旗帜鲜明地断然表示:“目前革命工作情绪低沉,需要新血刺激,所以这次党中吸收了更多的知识青年共同从事革命工作。”①[黄季陆:《谈当年容共第一幕》, 1957年6月29日 台北《联合报》。]“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①[宋庆龄:《儒教与现代中国》,《宋庆龄选集》第109页。]国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获得新生的事实,大革命突飞猛进向前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孙中山决定实行联共政策,是何等英明与正确。

与联俄、联共相辅相成的扶助农工政策,也同样是孙中山革命思想、革命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

孙中山来自民间,来自基层,对于广大民众的疾苦,他有着深切的了解。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基本出发点就是改善广大民众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他对于广大工农民众之中究竟蕴藏着多么巨大的革命潜力与历史首创精神并不了解。他把广大民众划归“不知不觉者”,把他们看作完全听命于“先知先觉者”和“后知后觉者”的“实行家”②[孙中山:《孙文学说(知难行易)》,《孙中山选集》第162-164页。],因而,对于为什么必须坚决动员和坚决依靠最为广大的工农民众进行革命,也就缺乏认识。而这正是他所领导的多次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的又一个重要根源。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③[孙中山:《与海外国民党同志书》,见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4集。];特别是上海工人“六三”罢工,使孙中山看到,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参加了政治斗争。在孙中山的指导下,《星期评论》着重对世界的与中国的劳工运动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介绍与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工农运动向前发展,特别是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两万多海员举行大罢工,后来在二月底发展为香港工人总同盟罢工,给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夺取了罢工斗争的胜利,在孙中山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在总结以往革命斗争屡遭颠踬的原因时,终于开始正视没有发动和没有依靠广大民众这一致命弱点。他看到,就推翻清朝、推翻洪宪帝制,发动护法战争的军事方面而言,是有成就的,不可一概抹煞,但“兵力虽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因为吾党尚欠缺力量之故。是何种力量?就是人民心力”。他看到,“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他认定:“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奋斗,必如此方可以成功。”①[孙中山:《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第314-315页。]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不仅一般地强调了民众的作用,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作用。他指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②[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乡第财935页。]在论述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时,他强调了:“工人既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以做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③[③孙中山:《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第480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觉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确认“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确认国民党的历史使命必须是“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①[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第593一594页。]

孙中山不仅思想认识有了重大发展,在实际行动中,他也为实现扶助农工的意愿采取了许多切实的步骤。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他明确规定,国家权力必须“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成为农民、工人、商人及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享有自由及权利”,而不给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以自由及权利的人民民主政权②[同上书,第593页。]。在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专门设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以廖仲治及林祖涵分任部长,专门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当时,广州开设了工人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了“广东工人代表会”和许多农民协会,组织了武装工农的工团军与农民自卫军,对此,孙中山都积极给予了支持。

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离开了无产阶级领导,离开了人民大众的英勇奋战,便不可能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孙中山关于扶助农工的思想,虽然还有许多地方显得不足,表现了明显的过渡性,但是,毫无疑问,同他的联俄、联共思想一样,在客观实践中,他的思想与认识反映了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发展的时代要求,因而就能在革命实践中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三大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是孙中山革命思想与革命实践的一大飞跃,也是孙中山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继续前进、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必要前提。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新三民主义时,反复强调指出:“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0页。]众所周知,在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执行三大政策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曲折过程。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由于坚持了三大政策,坚持了国共合作,发动了大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②[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5页。]但是,由于国民党内一些人在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背弃三大政策,破坏两党的合作,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旨在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后,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三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部分恢复,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出现了胜利发展的良好局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一些人再度将三大政策抛在一边,悍然发动内战,结果为人民所唾弃。历史充分证明,“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3页。]。值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恳切地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认真地记取这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痛下决心,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孙中山曾为之奋斗终生的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

(文章来源:《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孙中山研究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