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能让孙中山从神坛上走下来吗？
辛亥革命是一场推翻封建帝制的“国民革命”，而不是少数人、更不是个别人的个人行动。而今人纪念辛亥革命，多是纪念孙中山。对其他有功的一批战友，特别是曾和他平起平坐，凡遇大事、每与之联电、联函、被时人并称的黄兴，压得过低，低到只能承担“路线错误”责任，低到历史教科书仅见或不见，低到后来的年轻人甚至不知其为何人的地步。
就在孙中山逝世的1925年，曾留学日本、亲身参与并目击辛亥革命和往后政坛、史坛风云变幻的鲁迅先生不无疑惑地说：“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有十四年。”〔1〕
造成上述局面，有多方面因素。最重要的是社会、历史、特别是现实政治原因，个人的“自我包装”也产生了一定的效应。除此之外尚有：
（一）主勋变故。一些开国元勋，或英年早逝，如黄兴、蔡锷、邹容、陈天华、赵声……或惨遭毒手，如宋教仁、秋瑾、杨衢云、吴禄贞、陶成章、张振武……或秉“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2〕的清高超然态度，作了进绵山中的介子推， 如谭人凤、李燮和〔3〕……而某些人因不必或很少亲临战阵，硕果幸存，致使打天下与坐天下部分分离。
（二）后继者打扮历史。在上者：以衣钵真传自命，虔诚门徒自诩，排斥异己，放逐功臣，搞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大造舆论；在下者：扭曲的政治氛围长期使一些历史学家不敢秉笔直书；有的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有的思想僵化，以讹传讹……
由此可见，要把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的研究推向深入，还需把当时的一切人和事，都放到理性的思辩台前，在充分发掘、比较、考证各种史料真伪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二 且从《有志竟成》一文说起
孙中山的《有志竟成》〔4〕一文，主要追述了他自个从1885年起30余年来的人生历程，“以励来者”。
文章开宗明义说自己是个“先知先觉者”，为了证实，乃“追求革命原起”，自称：“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简单，而于赞襄之要人，皆能一一录之无遗。”他何时开始“立志”呢？文中是这么说的：“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为什么偌大中国，从1885年到1905年的20来年间，“几为”他“一人之革命”？细察，孙写作此文时已是1918年，党内“造神”已成气候，孙也身不由己地“自我包装”起来。本来他不太知历史，这也难怪。他10岁入塾读书，12岁（1878年）即随母亲去了檀香山，从此读的是洋书，学的是医学。这段时间出现的以百计、千计的民族先烈、民族英豪如谭嗣同、朱红灯、唐才常、黄兴、宋教仁、严复、章太炎、陶成章、秋瑾、朱执信、廖仲凯等一大批叱咤历史舞台人物，或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在“造神”运动的推动下，也就自然忽视了1894年他参与创建、起初由杨衢云担任领袖的兴中会和会中同仁；也自然忽视了同盟会成立前的其他革命组织，如自立会、支那亡国纪念会、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等。
为了适应“造神”要求，孙把“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立志”“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时间定在1885年，似乎有点欠思考。因为，如果是这样，他自此之后的许多事情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譬如，兴中会的誓词：“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现在已普遍认断，在1894年创立时并没有如此明确的思想概念，而是在“稍晚些才形成”〔5〕并见诸文字的。更别说此前10 年多以前的所谓“立志”的事体了。又假如我们承认孙自己所说的，早在1885年就有“倾覆”、“创建”之大志，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10年后的1894年，他为什么还要仆仆风尘北上，找门路，通关节，上书拜求李鸿章，“真诚地希望投身于权贵们的改良派中去”〔6〕。
按孙的《伦敦被难记》一文所述，他在1892年尚“以医为业，藐兹一身”，到“知有政治生涯”，“奔走国事”，却是在1896年。文中说：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7〕
按照孙投拜李鸿章的言行来看，这段叙述符合实情。可是，孙在1918年写作《有志竟成》一文时在首段即“修正之，以辅事实”。“修正”了什么？由“投身为彼党党员”改为“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造”；又由“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倡行新政”，改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这两改，既确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又由改良派一跃登上革命派巅峰。
当冯自由为《伦敦被难记》为何有“如此措辞之理由”向孙“请示”时，孙以“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陈述，以妨碍进行”〔8〕作答。 这就使人疑窦丛生：孙于1897年写作上文，为何知道1897年以后“每次”之事？1897年以前，仅有1895年杨衢云为首、有孙参与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根本谈不上有“每次”。再说，《有志竟成》对《伦敦被难记》只否定了上述之一，但未否定如下之二：1896年，始“知有政治生涯”，“奔走国事”。
提到武昌起义，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一书，洋洋洒洒三大本，孙在《有志竟成》一文中只用了一段文字来高度概括，中心题旨是：
（一）“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无心助汉而亡胡者欤？”孙自己没有领导，也不承认有别人在组织领导，比如黄兴，比如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谭人凤、宋教仁等等。1923年3月，孙还在说：“中国现局堕落，一至如此，乃革命不彻底之所致。革命之所以不彻底，乃因武昌之成功出于无意，成得太易太快，致堕革命党之精神。”〔9〕
（二）武昌之成功得归功于两个法国人，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国人，即孙自己。
头一个是法国武官：“武汉新军，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这么说，武汉新军的革命思想是由孙叮咛洋人灌输“成熟”的。
第二个法国人是“领事罗氏”。孙在文中说：“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瀓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武昌起义，瑞瀓“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武汉领事团开会商议，由于法国领事罗氏，是孙“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孙自称——引者注），称予命令而发难者”。“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于是各国赞成之，……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瀓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恃，乃逃……”。不言而喻，是孙的号令与旧交成全了武昌起义成功。不过，孙在行文没有否认“领事罗氏”的说法，那么，武昌起义就是由孙的“命令而发难”，这怎么能说“成于意外”？
（三）黄兴无功可言。“厥后黄克强等乃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寥寥25个字。黄兴事前周密规划同盟会中部总会活动，闻变赶来武汉，亲冒矢石，血战一月，运筹帷幄，艰苦卓绝的一丁点影儿也不见了。
（四）武昌起义成功的第二功臣是陈其美。孙上文的一段文字以陈其美始：“先是陈英士……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应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又以陈其美终：“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陈其美何许人？上海青帮大头目；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被推为庶务部长；任沪军都督期间，结纳旧官僚、买办，镇压农民抗租和工人罢工，排挤李燮和，并通过他人刺杀陶成章；孙组建中华革命党时，是其最得力助手。
考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无法领袖群伦，远不能超越宋教仁、谭人凤、刘揆一，更别提黄兴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最力者是宋教仁、谭人凤等发起，并得黄兴的支持与同意，武汉发难，居正等以陈其美无足轻重，原没有知照陈其美，而是请黄、宋、谭去主持的。
其次，陈其美和上海光复并没有起“一木之支”的作用。湖南第一个响应，并且派出了劲旅支援；第二个响应的是江西，稳住了紧邻武汉的下游，上海到11月3日才光复，6日才成立沪军都督府，此时之前，还有陕、鲁、滇省已成立，黔、苏、浙独立虽晚一、二天，但军政府成立比上海要早。
上海光复是光复会、同盟会共同促成的，革命军总司令是李燮和，他是当时公推的起义指挥人。陈其美为邀功，在李燮和尚未部署妥贴前，不经请示，即率部攻打江南制造局，“薄其门”时，即为清军生擒，李为顾全大局，“以数百人宵突其门而举之”〔10〕作解救，进而光复了上海。说来，李是陈的救命恩人。
谈到沪督，按光复上海的功劳与德望，非李莫属，可陈为争夺，在没有光复会方面参加的情况下，擅自召集“各界人士”会议，以手枪威胁，爬上了都督宝座。当时，即引起普遍愤愤不平，有人主张对陈治以违令起事及窃踞名义之罪；有人主张由李榜示，变更陈的都督文告，李均以那将“贻误革命大局”而未采纳，退而督吴淞分府，随后陈取消吴淞分府，李又改任光复军总司令，并积极帮助光复浙江，又亲率光复军开赴南京前线，……所以，“江南之光复，实以上海为肇端；而上海之发难，则以安化李燮和为主谋”〔11〕。由此可见，说到光复上海和上海的作用，得先说李燮和，不能因为李后来参与筹安会的不光彩作为，就可前功尽弃，就可张冠李戴。
（五）文中闭口不谈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及此前的华兴会、科学补习所等组织及其领导人的作用与勋业，这或许是对历史知之甚少的原故。须知，湖北新军1万多人中， 就有文学社员5000余人，还有相当多的共进会员，这些远非“法国武官联络”的成效。
反观黄兴，通读《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以及新近发现散见于当时报刊刊出、或私家收藏的黄兴书信、演讲、电文等，尚未发现任何矫饰、夸张的情事，真是文如其人，心迹双清，“熟视徐行路觉平，心宽意适步更轻。”〔12〕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辞世前夕这样评价黄兴：“他的宽厚的品德，生前和死后都为人敬仰，自民国以来的军人中，只有朱老总可以与之媲美。”〔13〕时间跨度几近一个世纪，唯独夸赞这样两位伟人，这是他最后的历史沉思。
三 孙、黄组织、宣传才能比较
最足以表现孙中山组织、宣传才能的，莫过于他领导的兴中会以及孙加入洪门后情况，当然也有他执意创建和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关于后者，本文作者之一撰写的《重评中华革命党》〔14〕一文，作了较全面的评价，这里就不赘述了，让我们着重看看前者事实。
兴中会于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第一任领导人是刘祥、何宽，他们分别被举为正、副主席。孙是参与创立者（一说孙为会长）。次年在香港吸收杨衢云、谢缵泰等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的辅仁文社，成立香港兴中会。杨“气宇轩昂”〔15〕，“素有大志，精通武术，尤好行侠赴义”〔16〕，“为人仁厚和霭， ……尤富于国家思想”〔17〕，孙与之初识，“即有相见恨晚之感〔18〕。成立会上， 杨即以颇高名望和思想激进而被举为第一任会长。“此为中国革命事业由游说而至实行之起点”〔19〕，兴中会也才名符其实地开展工作。会后，杨积极准备广州起义，负责招募志士和筹集饷械，事败，“漫游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洲各埠，所至皆设兴中分会”〔20〕，“经衢云热烈宣传，会务更形发达”，“众多醵金助之”〔21〕。1896年11月，杨晤孙于日本，孙以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颇咎杨当日措置失当之非”，“责难备至”，杨是个明白的汉子，深知孙的潜意，“遂挈眷移居横滨，以教授英文为生活”〔22〕。1899年，毕永年有联合各秘密会党之议，未几，兴中、三合、哥老三会联合，孙被选为会长，孙以一派不能有两位会长为理由，说服杨辞去兴中会会长之职，这才确立孙在兴中会的领导地位。兴汉会谋在广州、惠州继续发难，杨仍“自告奋勇归香港大肆活动”〔23〕，卒为凶徒杀害。从此，孙独当一面。
此前1894年秋，孙回到养育长大的檀香山，孙事后不得不自认：“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24〕这是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的情况。后梁启超至檀组织保皇会，“于是兴中会员多变为保皇会员，大势为之一变”〔25〕；1895年冬，孙“重渡檀岛计划再举，居檀多月，诸同志皆无以应之”〔26〕；1899年以后，“兴中会之团体，久已荡然无存。”〔27〕
1896年，孙“莅美后，乃奔走各埠，向致公堂职员极力劝导”，虽“舌敝唇焦，均难收效”，“仅在旧金山结识……数人，毫无所得。”可是康有为于1899年到美组织保皇会，“未几旧金山、纽约、芝加古、沙加缅度、檀香山各地保皇会相继成立，会中职员多属致公堂分子。”〔28〕
1904年，孙由日本再次来檀，“时兴中会员多已变节，存者寥寥可数”，“感于势孤寡助”，“知美洲洪门致公堂势盛，遂在檀加入洪门，藉为进行革命之助”。哪知“檀埠致公堂职员，时列名保皇会籍者众，竟有提议阻止总理之加入者”〔29〕。
檀香山这种凄清局面，直到曾参与创办《湖北学生界》的留日学生刘成禺的到来才有所改观：“大同报自刘主持笔政，旗垒为之一新，……使致公堂会员……前之误染康、梁余毒，以敌为友者，至是迷途知返”〔30〕；刘“革命横议，鼓荡全美，……美洲南北各埠同盟会之成立及筹饷赴义的伟绩均导源于是焉”〔31〕。
“兴中会日本分会设于横滨，……会员二十余人”〔32〕，戊戌（1898年）政变后，康、梁等逃亡到日本，“实为旅日保皇党徒之全盛时代。是时横滨兴中会员多受康、梁煽惑，存者无几”〔33〕。1903年夏孙来，与孙“仍旧往还者”〔34〕仅有10数人。孙“原欲在美奠立兴中会基础，惟结果所得，正式宣誓入会者只有邝华汰一人，殊非初意所及料”〔35〕。
反观黄兴。黄兴比孙年少8岁，当孙28岁参与创建兴中会（1894 年）时，黄20岁，正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28岁（1902年）时，正由两湖书院选派赴日留学，行前赋诗，已有凌云之志：“小别何须赋惆怅，行看铁轨踏长空。”〔36〕抵日不久，即被举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评议员，初露组织才能。1903年5月回国，着力组织革命团体，11 月华兴会成立。在成立会上，黄兴首次倡先地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为他们那一代仁人志士奠定了革命理论基石。其制定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以及革命方法与手段十分完备。会员主要来自湘鄂两省，其他如闽、苏、浙、皖、川、赣、黔、粤、直等省也有列名者，实际上是个跨省区组织，其骨干成员宋教仁、谭人凤、陈天华、杨笃生、刘揆一、胡瑛、吴禄贞、周震麟、刘道一、张继等，大都在当时及此后的政治舞台上，昂霄耸壑，成了同盟会以及民国时期出类拔萃的人物，为革命作出过贡献。
1904年是华兴会组织大发展、活动最有力、声势最宏大的一年，其声威东到上海、江苏、江西，北到湖北，西到四川，跨国到了日本，“东京的新华会就是响应华兴会而组织的”〔37〕。华兴会成员及外围组织人员是以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包括新军、会党的庞大网络，其人数在10万以上，这是兴中会无法望其项背的。
四 孙、黄筹款业绩隅反
辛亥前，孙长年在海外奔走，他自称“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
被人称为“西方学术成就中的里程碑”〔38〕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之起源》一书是这样介绍孙“筹款”“接济革命”的：
1895年，……作为中国的第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开始周游世界，为革命寻求金钱，他总以为金钱就在眼前，但是，他弄到的一点钱往往仅够他的食宿和购买下一站的车票和船票。〔39〕这段文字再现了孙捉襟见肘的窘态：
兴中会日本分会成立不久，孙即“向会员商借五百元作赴檀香山旅费”，会员“及闻”，“乃大为反对，且不再莅会所”〔40〕。1903年冬，孙在日又“有檀香山之行，以资斧不足，向黄宗仰商借二百元，始克就道”〔41〕。
再看“专任筹款”：
1894年秋，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即“提议发行革命债券，规定成功日加倍偿还，前后约得香港银数万元”〔42〕。可是，翌年初，梁启超抵檀募款，“捐助勤王军饷者大不乏人”，在他从未涉足的生地，竟“募得款项华银十余万元，另招上海广智书局股银五万元”〔43〕。前者为港银，日后还要“加倍偿还”；后者为华银（比港银值高），是“捐”，数额也大得多。
1896年，当孙“莅美”“奔走各埠”“毫无所得”之时，1899年康有为等至美，“复假商业救国美名”，“向各地华侨募集股金不下华币千数百万元，其中属于致公堂会员者实非少数”〔44〕。
1903年冬，孙抵檀香山后，其母舅杨文纳以孙1896年第一次游美“成绩不佳”〔45〕，乃力劝“列籍洪门，以厚党势”〔46〕，被封为“洪棍”，他踌躇满志手订致公堂新章，按新章规定，每个会员须缴纳注册费美金二元，“会员逾十五万人”，“总数可收入美金三十万元以上，倘以此款协助祖国革命党充购械起兵之实用，则满清政府运命之日臻危险，不言可知。致公堂职员对总理此项计划，极为赞成，遂推举总理及总堂大佬黄三德二人亲往全美南北各地，劝导……注册，……周游南北数十埠，历时半载有余，……报名注册者，寥寥无几”，后孙“旋渡欧洲”，来时借款就道，“濒行前犹赖欧美学界同志接济旅费始能成行。由此可知洪门总注册之成绩如何矣。”〔47〕
1904年，孙中山雄心壮志未泯，再度来檀，乃变换手法，“印制一种美金十元之军需债券，载明‘此券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见券即还本息百元’，……因兴中会地盘已为保皇会蚕食过半，购者寥寥，全数仅得二千余元，以视梁启超所筹之数，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矣。”〔48〕
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孙命汪精卫等到荷属南洋群岛筹饷，因未与时任教该岛，“成绩斐然，深受华侨信仰”的当地著名革命党人李燮和取得联系，“无功而返”。1910年冬，黄兴也赴同地筹措广州起义军饷，一去即与李等接头，“力劝捐除意见”，李欣然悦服从命，因此，“共筹款三万余元”〔49〕。
1910年初，赵声、倪映典以运动广州新军起义，黄兴致电在美的孙中山求助，孙回电满口答应如期筹足2万元，可他奔走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筹集8000元汇去，黄兴等“咸异常焦灼”〔50〕，幸革命党人李海云毁家赴义，尽数将自己店内现款2 万余元捐出，才解眉燃。
1911年初，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正紧张筹备，“屡电催款”，孙只是在采纳了冯自由的建议提出“变产救国”、“舍私从公”口号后，才使他们“大为感动”〔51〕，或抵或卖会所，并由冯自由具体负责，得以先后给香港统筹部汇去7万余元。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孙在美国即接到黄兴从香港发出的“请速汇款应急”的电报，当时他“思无法得款”，拟电“令勿动”，幸他“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次日晨醒读报，才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何“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他认为：“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遂起程赴美东”，后又去英、法穿梭，“商革命政府借款”等事，当他于是年底抵上海时，革命党人满以为他带回了大批款项建设民国，哪知“不名一文”，幸旅美洪门筹饷局应他要求汇去美金3000元，“供归国旅费”，使他适时返国，第5天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第7天就赴宁就职。
黄兴戎马倥偬，主要忙于国内革命事业的组织与起义指挥，除了上述偶去南洋筹款外，还可再引一例：云南护国起义后，李根源等向日本政府借款200万元充作军费，经黄兴出面担保，才达成了协议。此前，国内各界函电交驰，热烈要求黄兴“早日回国，主持讨袁运动”，这时已抵日本。适时正收到孙来信委请他向日本政府借款，购武器，建新军。信中说：“唯此事重大，外交上须有种种之手续。……惟兄足以助成此举”〔52〕，经黄奔走，不几日，日方即允借500万日元。
五 孙、黄战略策略观等之类比
孙中山直到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他也未能从纯主两广、云南一带起义的固陋观念中蜕变出来，他的武昌起义“成于意外”论就是明证。正因为如此，所以有：1908年共进会的成立；1909年陶成章、章太炎的倒孙；1910年陶成章等重新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组成；……它都反映了革命党人普遍对孙的战略策略的不以为然。共进会认为，“同盟会举止纾缓”〔53〕，“对长江流域则未遑经营”〔54〕；“陶成章等不满于孙侧重华南武装斗争”〔55〕；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此前“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56〕。
在动力、方法上，孙始终迷信会党，直到1918年在写作《有志竞成》时，还坚持认为，1900年以前，“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但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等，均是发动会党或义勇乡团去实施的，可见他的指导思想并未改变。真正实施新军、会党结合发难的1911年黄花岗之役，才是辛亥武昌起义的序幕，也可以说是与其相似而规模小的演习，它是黄兴呕心沥血策划、领导的，体现了他的动力、方法、思想。
黄兴一开始就注重革命大联合，主张数省纷起，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首起提出这一战略、策略的领导人。为实现它，他开始组建的华兴会就是一个超越省界的组织，为准备长沙起义，于本省布置已有头绪后，即派人去湖北、江西、四川、宁、沪等地结纳同志，运动新军，策反防营，接洽会党，关照江、浙光复会策应。他还着力于革命知识分子的发动、组织，在“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人士”〔57〕，如陈独秀、蔡元培、蔡锷等知名人士均在“招邀”之列。他的“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58〕，到同盟会后期已为志士们接受，武昌起义一举，即夺得全国的胜利。
注释：
〔1〕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
〔2〕《胡汉民自传》引黄兴信函语。
〔3〕民国建立后，如对李燮和有个合理安置， 他也许不会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4〕《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8—246页，以下凡引用此文，不另加注。
〔5〕张寄谦：《中国通史讲稿》（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版，第471页。
〔6〕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页。
〔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22页。
〔9〕《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页。
〔1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18页。
〔11〕钱基博：《辛亥革命江南光复实录》，《辛亥革命》丛刊（七）。
〔12〕（元）许谦：《白云集·四·马公岭》。
〔13〕《黄兴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14〕《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北京《文摘报》、《团结报》等随即作了评介，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近代史》，1993年第2期全文复印。
〔15〕〔18〕〔19〕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9、9、10页。
〔1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8——9页。
〔17〕〔20〕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页。
〔2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6—17页。
〔22〕〔23〕同上书，初集，第5页。
〔24〕《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0页。
〔25〕〔26〕〔27〕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6页；第4集 ，第4页；第2集，第93页。
〔28〕〔29〕〔30〕〔3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38、 16—17、154页；第2集，第112页。
〔32〕〔33〕〔34〕〔35〕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 122、132—133页；第2集，第106页。
〔36〕《黄兴集》，第1页。
〔37〕《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37—438页。
〔38〕金冲及：《中译本前言（一）》，《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页。
〔39〕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5页。
〔40〕〔4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3、134页。
〔42〕〔43〕〔44〕〔45〕〔46〕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5、16、138、147页；第2集，第101页。
〔47〕〔48〕〔50〕〔5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52—153、17、216、235页。
〔49〕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17页。
〔52〕《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
〔53〕〔54〕〔57〕《辛亥首义回忆录》（四），第9页； （一），第497页；（二），第140页。
〔55〕《孙中山年谱》，第101页。
〔56〕《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6页。
〔58〕《黄兴集》，第2页。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