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评价问题，在其生前就是或毁或誉，褒贬不一。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时期，因为李氏一意主和，就有不少人交章弹劾，指责他“张夷声势，恫喝朝廷”，主张“立予罢斥”，“别简贤能”（《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8，第44页。）。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李氏的声望遂一落千丈，这就成为他一生事业荣悴隆替的转折点。当时廷臣斥责他任直隶总督二十余年，长期经办洋务，所练新式海陆军，“靡帑千数百万，而至今不能一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8，第6——7页。），纷纷要求予以严惩，甚至有人提出要把他明正典刑以谢天下。《马关条约》签订后，李氏深悉人心愤激，曾有一段时期匿居天津，避不出门。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李氏时任两广总督，又奉命迅速赴京与列强议和，为挽救清室的衰颓国祚而殚智竭虑。在他的努力下，“朝局始有转机，都人皆置酒相贺”，对这位年近八旬的“老相国”敬礼有加。胡思敬有诗纪其事云：“留得中兴元老在，一生功过在和戎”（胡思敬《驴背集》第224、225页。）。这里所说的“功”，主要是指1901年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而“过”则主要是指1895年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当时革命党人出于反满革命的需要，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一律斥之为“汉奸”，并且还绘了人首蛇身之类的漫画加以丑化。至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抨击者，更属屡见不鲜。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对李氏的处境表示同情，对他的成就加以赞扬。梁启超说：中日甲午之战，“西报有论者日：‘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梁启超《论李鸿章》第57、52、5页。）！”在此之后，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其中对李鸿章也有所肯定。特别是对于甲午战败的责任问题，还有为李开脱、曲谅之处。例如对翁同龢在财政上的掣肘，王芸生说：“北洋购快船，同龢则以生息之款未能遽提，其不能迅赴事机，亦岂偶然哉”（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21节，第86页。）！在黄海大战时，北洋舰队因缺乏快船，无法对付日舰“吉野丸”，这不能不是一个原因。
关于《马关条约》的签订，也有人认为李鸿章是奉命订约不应独负其咎。甚至有人提出：如果易地而处，自己当时是李鸿章的话，又将如何？而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在其所写《马关纪事诗》五首中，一方面表露了无限忧国伤时的感情，另一方面则对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所处的极端困难的逆境表露了深切的同情。例如第二首有句云：“三十载安危系，中兴郭子仪”，“存亡家国泪，凄绝病床时”（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把李氏比作唐代救危扶倾的名臣郭子仪，认为是清末三十年来安危之所系，而对于他的马关被刺尤寄深慨。戊戌变法领导人康有为也对李鸿章于马关议和时的艰难困厄，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1899年康有为从美洲到马关，记其事云：“至马关，泊船二日，即李相国立约遇刺地也，有指相国驻节处者，伤怀久之”。赋诗曰，“有人遥指旌旗处，千古伤心过马关”（《近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308页。）。
当时国外舆论对李氏的评价，一般来说是誉多毁少。还有的外国人把李氏与德国宰相俾士麦、英国首相格兰斯敦相提并论，称之为“世界三大贤相”（参见蔡尔康、林安知编译《李傅相历聘欧美记》。）。而孙中山的业师康德黎亦赞誉李氏为“中国的俾士麦”。同时，了解世界形势并倾向变法维新的王韬更说：“清廷唯李鸿章可与言治”（引自《孙总理年谱长编》（28岁）第81页。）。这些情况，对于年青的孙中山不能不产生一定影响。因而198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称李氏“勋名功业”一时无双；“任寄股肱”，位高望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6页。）。殷切希望能够通过李氏实行新政，“步武泰西，参行西法”（《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使中国于二十年内臻于富强之域。孙中山对李氏的赞誉，反映了他在走上革命道路以前的一些看法。
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的消息传出后，清廷上下震悼，连李的政敌翁同龢在日记中也记载道：“报载李傅相于本月二十七日病卒，……东三省俄约未定。嘻！难矣（《翁文正公日记》卷20，第51页。辛丑年9月29日（1901年11月7日）。）！”反映了翁氏对国步艰难而重臣溘逝的无限惋惜。总的来说，李氏身后反而博得较高的声誉。正如吴永所说：李鸿章“晚年因中日一役未免为舆论所集矢。然自此番再起”，奉命与各国议和，折冲樽俎心劳力瘁，“渐觉誉多而毁少”（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6页。）。这些，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反映。
1949年之后，对于李氏的评价则全持否定态度。自从范文澜于所著《中国近代史》中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大汉奸”、“刽子手”、“大买办”以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近代史》及有关论著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进行评述。五十年代后期，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他的一生被说成是充满了血污、卑鄙和竭力卖国的一生，除了屠杀人民、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之外，毫无值得肯定之处。而引进西方科技并具有改革内容的洋务运动，也被赋予反动的卖国的性质。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皆被视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物”和“绊脚石”。
“四人帮”倒台之后，学术禁区逐渐打开，对于李鸿章等人的历史地位以及他们所从事的以建立近代化工矿企业为核心的洋务事业，在评价方面出现了很大分歧。焦点就是他们从事的洋务事业在中国近代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直到目前，有的研究者还认为：李鸿章等人都是封建官僚、军阀，洋务运动乃以维护清朝反动统治为目的，在晚清史籍中既无“洋务派”的政治组织，又无“洋务运动”的正式名称，主张在近代史上应将这两个名词“予以取消”（《光明日报》1988年1月20日“史学”。）。这些提法，实际上是对李鸿章及其他洋务派领导人物的全面否定。
在此期间，台湾方面于1961年出版了《清史》一书，在《李鸿章传》中有一段评论说：李是清朝的“社稷之臣。唯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李鸿章传》，见《清史》卷412。）认为李氏是因恃才傲物，不能重用“志节之士”而造成其“败误”的。显然，这里忽略了更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其实，严复就认为“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知”（引自黄遵宪《人境庐草笺注》，《诗话》（上），第21页。），明确指出了李氏的许多正确谋划在当时因为受到各方面的牵制而未能实行，才使得他壮志难酬不克尽展其才。不久前，一位台湾学者对李鸿章所办的洋务企业作了如下的评价：“自军事工业，以至交通、工、商、矿业，无不一一兴办，其权限成效如何？姑勿置论。然其导使晚清步入近代世界，固鸿章之功也”（雷禄庆《李鸿章年谱·自序》，198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把“使晚清步入近代世界”，归之于李鸿章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妥，但他起了重要作用则是勿庸置疑的。
以上概述了晚清以来各方面人士对李鸿章一生功过所作的基本评价。下面，笔者将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分析。
（一）从“壮年戎马”到“晚年洋务”的李鸿章
李鸿章在其暮年概述自己的生平可以分为“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四个阶段（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7页。），实际上他的洋务事业是从封疆之日即已开始，而封疆之时也正是他戎马倥偬之际。所以他的戎马、封疆与洋务之间是紧密相连，不可截然分开的。李氏如不兴办洋务，就不可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也就不可能官运亨通，屡膺疆寄，从而为晚年出将入相进一步办理洋务创造条件。总之，李氏从1862年（40岁）后能够崭露头角，是与他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善于学习西方、积极兴办洋务有着重要关系的。根据现有资料进行研究，他办理洋务的特点主要如下：
第一、思想敏捷，勇于学习西方新事物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之一，其成就大于曾国藩、左宗棠，也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洋务派人物。1862年春，李氏在曾国藩的竭力保荐下，担任江苏巡抚，率领新募淮军从安庆赴援上海。这时的上海已陷入李秀成所部太平军的重重围困之下，淮军与太平军作战，是依靠英法侵略军的帮助才得以转危为安的。李氏亲身体会到“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复李筱舫侍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因而潜心学习，积极采用西洋新式武器，终于使淮军成为当时国内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劲旅。之后，李氏就依靠这支军队击败了坚守苏州、常州的太平军，并镇压了驰骋于黄淮地区的捻军。在学习洋操、使用洋枪洋炮的过程中，李氏深深地认识到兴办军事工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上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他与曾国藩竭力筹建江南制造总局及金陵机器局，试制轮船、大炮。这些就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军事工业，也是洋务运动“自强新政”的重要项目。
必须指出的是，在当时谈洋务、办洋务，简直是要被看成洪水猛兽一般。李氏敢于这样做，说明他思想敏锐，有胆有识。他说：“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鲜不误国”，“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复刘仲良中丞》见《李又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因此，只有顺应世界潮流，勇敢地面对现实，才可能达到“自强”、“自立”而不致于贻误国家。
第二、由重视军事工业转向兴办民用工业
历史上任何政治经济方面的革新措施，都要经历一个反复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李鸿章在开始接触洋务时，只看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而不了解其他情况。不久之后，他就开始认识到不能富国即不能强兵的道理。他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试办机器织布局折》。）。那么，如何才能“富在民生”呢？李氏认为必须大量兴办各种民用的工矿企业。他初步了解欧美诸国的历史及近代经济发展的情况后不禁省悟道：“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显然，由重视军火工业到重视民用工业，由单纯的追求“强兵”到探寻培植国本的“富国”，一方面反映了李氏通过实践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执着追求精神；另一方面也说明军用工业有了发展之后，对煤铁、电信、铁路以及各种民用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这就要求李氏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和努力。
不仅如此，李氏还预见到随着西方新技术新知识的不断输入，“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者”（《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易言之，中国将要走向近代化的工业发达的道路，要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来代替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李氏虽然未能实现这一目的，却已迈出了向此目标前进的第一步。特别是他敏于学习西方的“文明制度”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所以，他不愧是晚清同辈的封疆大吏中最具“有新知识”（《清朝野史大观》卷4，《清流党之外交观》。）的人。
第三、主张“变法”，不断前进
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以此为支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民情习俗、思想观念，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新事物都具有强烈的排斥性。李鸿章盱衡国内形势，放眼世界风云变幻，对于反对洋务新政的顽固派不得不提出警告：中国现已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有所变计耳”（《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复鲍华谭中丞》。）。至于如何“变计”？他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复王壬秋山长》。）的两项主张。就是要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来为国内的“变法”创造有利的条件。然而国内外的阻力都很大：首先，列强对中国加紧蚕食鲸吞，不使中国有喘息时间；其次，国内保守顽固势力也处处阻挠洋务事业的推行；再次，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腐朽愚昧，矛盾重重，使得李氏等人的许多良愿宏图或夭折，或不能收到预期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指办洋务）。“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做一名“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7页。）？因此，梁启超对鸿章的遭遇深表同情地说：“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梁启超《论李鸿章》第57、52、5页。）。
至于李氏所说的“变法”，主要是对科举考试的某些内容进行改革，他认为“以章句帖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不可能选拔切合时代需要的人材。因此主张另立“洋务局”，其中“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器等数门”，以培养通晓各种洋务的专门人材，其待遇则应“与正途出身无异”（《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筹议海防折》。）。尽管这仅仅是一点枝节性的改革，可是却在清廷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顽固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认为是妄变祖宗成法。李氏驳斥道：当前强邻环伺，虎视眈眈，中国不“变法”将无以自存。“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这样非走上“败亡灭绝”（《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复王壬秋山长》。）的道路不可。他还指出：中西交流，“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不存在什么“以夷变夏”的问题，何况“综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复刘仲良中丞》。）呢？而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我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复刘仲良中丞》。）！应该说，在19世纪末叶清统治集团中，能够发表上述的见解，非孔背祖、承认“洋学”优点，真算得上是有远见和魄力的了。
第四、甲午战役失败，声誉大降
李鸿章的一生以办理洋务起家，以善于办理洋务而见重于世。他后期以三十多年的时间办理洋务，主要项目有：1。军事方面：编练淮军，建立北洋舰队及军港、要塞；2.军工方面：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3.矿务方面：有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4.交通方面：有轮船招商局、津沽铁路等；5.电信方面：设天津电报总局，分局遍及各地；6.民用工业：最著名的为上海机器织布局；7.军事学校：创立天津水师学堂和天津武备学堂；8.专门学校：设广方言馆，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材；天津海军总医院附设医学馆，培养医学人材；还多次派遣各种学科的留学生赴国外深造。
由上可知，李氏的洋务事业无一不与中国的近代化有关。可以说，凡属西方当时最新的科技成果他都努力引进。其中尤以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工矿企业、文化教育等，影响最为深远。
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李氏培植多年的北洋舰队和精锐淮军惨遭覆败，不仅他的声名随之大挫，成为舆论攻击的中心，影响所及，连整个洋务运动也为世所诟病，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必须指出：甲午之役的失败，李氏身为统帅应负主要责任（见拙文《李鸿章应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他事前不作准备，临时又无布置，直到日本大军入侵朝鲜之际，还一味依靠外国调停。迨调停失败，“始决用兵议”（张佩纶《涧于日记》（四），第2332页。）。甲午之败说明了洋务运动未能达到富国强兵的预期目的。可是，并不能据以就完全否定其历史地位以及李氏等人所作的努力。笔者曾针对长期流传于史学界的所谓“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论点发表过不同的看法（见上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认为甲午之役军事的失败，并没有造成工矿企业、铁路邮电全部破产。相反，在此之后还有不少的新的洋务企业陆续兴办。这些新旧洋务企业都继续为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至于李鸿章，在镇压人民起义方面固然有罪，他所兴办的洋务事业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弊端，但毕竟把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科技、工艺以及其他的新事物引入中国，使落后的中国向近代化的道路迈进作了一定的贡献。
（二）评价洋务派历史人物的几项标准
从上文所述关于李鸿章研究方面所存在的分歧意见来看，牵涉到一个如何评价洋务派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为此，笔者打算进一步谈谈个人的一些肤浅看法。
第一、要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考察
对于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评价，必须考察他们的行动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之所以会获得后世的赞扬，其重要原因即在于社会经济的获得发展。因此，我们要评价晚清时期从事洋务活动的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也应当坚持这一原则。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要变革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变成近代化国家已经成为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到近代军事、民用工业的出现，正是这种时代潮流的必然产物。“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8页。）。洋务运动时期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生产力在古老中国的出现与发展，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它标志着千百年来陈陈相因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以李鸿章为例，他所创办的轻重工业、交通运输事业，以及建立各种专门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等等，无一不是为了促使中国进入近代化而作的努力。
因此，洋务企业的兴办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例如张之洞于1894年建立的汉阳铁厂就是中国第一个最新式的新型钢铁重工业，对于后来炼铁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即为明证。为了抵制“洋布、洋纱”的输入，以免“中国之财溢于外洋”，张氏又“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光绪十五年八月六日，《拟设织布局折》，《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7。）。这些轻重工业的兴办，都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如此，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又输入了西方的政治社会学说，从而扩大了人们的政治视野，提高了人们观察国家社会问题的能力。于是“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勃然兴起。梁启超在论述晚清时期人们思想认识的变化时说：“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于是有志之士，“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乃不得不“对于旧政治而思奋斗”，在经过一番摸索之后，终于“公然举叛旗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2页。）。所以从这一角度看，曾、左、李、张等洋务派在引导人们对“旧政治而思奋斗”方面不自觉地起了启蒙的先导作用。
恩格斯说：由于“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以前各国的手工场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那些与“历史发展不相称”的一些经济落后国家，就必须进行“改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4页。）。因此，如果就生产力的发展而论，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企业，就是用机器生产来代替原来的陈旧生产方式，用必要的“改革”来使经营管理趋于近代化和科学化。从这一意义来说，李氏以及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刘铭传、张之洞等人也都是近代历史上的改革者。
第二、必须一分为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它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其最初目的是为了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
然而，客观形势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洋务运动的目的和任务也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成不变。列宁指出：“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2页。）。那么，洋务运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由专力防内而逐渐转向以御外为主的呢？进入19世纪70年代之后，一方面是中国国内各民族人民的起义斗争已转入低潮，国内封建统治秩序暂时地趋于稳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列强已开始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更加富于侵略性和掠夺性。这样，政治窳败、国力衰颓的满清帝国由于领土辽阔、物产丰富，自然成为西方列强蚕食掠夺的首要对象。于是，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遂上升到主要地位，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则降为次要地位。例如1868年曾国藩在上海校阅了江南制造总局新造的几艘轮船的操演后，就十分兴奋地说：中国试造轮船的目的，“显以定中国之人心”，“隐以折彼族之异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致冯卓如观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其斗争目标明显地转向于对外了。所以，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矛盾的发展与变化，应当是我们考察、辨析、判断这些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重要依据之一。
列宁说：“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2页。）。历史人物的活动也同样如此。一个人的早年与晚年，以及他对这一件事或另一件事的处理，都可能有不同的表现与方式，要求其前期或后期的思想行动完全相同、划然一律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应该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肯定其值得肯定的地方，批判其必须批判的问题。
第三，应当重视实践，观察效果
必须指出：“人类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实践论》。）。曾、左，李、张等人所推行的洋务事业，其内容虽然涉及到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但其中心则为各种工矿企业的兴办，即近代化的经济起了指导全局的重要作用。所以，生产活动（或社会实践）也应当是我们衡量这些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一个重要原则。
有的论者之所以对洋务派采取基本否定乃至全盘否定的态度，主要就是由于过分强调这些决策者在开始阶段时的动机与目的，而没有用发展变化的观点，从生产实践的客观效果来全面地进行考察，事实上，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时的主观愿望（或动机）与社会实践之间并非都是一致的。其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就是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原定目的无从实现。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领域内“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然而，“行动实践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的实践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三）结束语
上述评价历史人物的三项标准是很不全面的，它不一定很确切。但从而可知，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容易的。李鸿章是如此，其他人物也概莫能外。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除了他们本身的复杂经历外，还有一个社会历史急遽变化的因素。这主要是由于19世纪中叶之后，当资本主义已经在整个世界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侯，清朝政府要想闭关自守已不可能，因面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也必然非适应这一世界潮流而不可。这就是李鸿章等人惊呼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积极学习西方将无以自存的主要原因。所以中国近代的知识阶层，在他们的思想中都存在着新与旧、前进与保守、变革与反变革、“师夷长技”与严“夷夏之防”等一系列矛盾。如能突破固有藩篱而面向世界，就能在历史上发挥一定作用，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否则，故步自封只能延缓历史的进程，给国家民族带来不幸。
诚然，从对李鸿章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时期一些洋务派人物在学习西方的活动中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所迈的步子不够大，对传统的价值观扬弃不力，更谈不上同封建主义宣告彻底决裂了。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与分析。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从直接碰到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显然，不论是李鸿章或者张之洞，乃至康有为、严复等人，他们都只能在时代所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而不可能脱离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去任意地创造历史。
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如果以此为准绳来考察晚清洋务派人物的话，即可看到曾、左、李、张等人比起他们的前辈们所提供的“新的东西”，不仅仅是把前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变成行动，而且对世界的情况和中国所面临的危难形势的认识，远比前人要深刻。
而与曾、左、李、张等人同时代的顽固派官僚则都是些“深闭固拒”、“茫昧昏蒙”、侈然自大，颟预悖谬，对于世界大势一无所知者，他们反对引进一切西方新事物，诋毁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斥责李鸿章等人倡办洋务是对外投降，“驱中国之众尽归于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7卷，第24页。）。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抵制、阻挠、破坏，才使得许多洋务事业难以顺利推行。
时代的风雷滚滚向前，李鸿章等人距离我们今天已经很遥远了。但我们通过对他们的评价，可以从中获得历史的借鉴。
（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