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迹的。他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运动，维护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提出“师夷智”以自强，筹办起洋务。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还提出了所谓的“驭夷之法”，形成了他的“驭夷”思想。这个“驭夷”思想不仅为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所接受，而且为他的门生李鸿章所继承，成为以后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
曾国藩1811年（嘉庆十六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二十三岁（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举，二十八岁考取进士，进入翰林院，当了京官。这时已是鸦片战争前夕，清皇朝的衰败现象日益显露，刚跻上封建统治者行列的曾国藩“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台北影印本，页3下。），但是此时他对于世界和西方国家的认识，还完全是封建统治者对外的那一套正统观念。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的老牌资本主义列强闯进了中国的大门，使封建统治者面临着一个“数千年来的大变局”，在一部分官吏和士大夫中，开始寻求了解世界和西方国家的真相，而曾国藩依然守旧，不明世界的大势，且一味夜郎自大，较之魏源、林则徐、姚莹等主张睁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自不可以道里计。
十年以后，曾国藩“由翰林七迁到侍郎”，成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他在北京曾跟随唐鉴、倭仁等大谈其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以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宋明理学武装自己，更加效忠于清皇朝统治下的封建专制制度，努力于如何维护这个日趋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秩序。1852年12月，太平军势如破竹，顺江东下，清政统惊惶万状，下令在老家湘乡守制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在湖南办团练以堵击太平军，此后数年，他编练成地主武装湘军，死心塌地地为清皇朝卖命，成为劳动人民的死对头。他的官职和权势扶摇直上，成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皇朝赖以支撑的柱石。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二十年间，他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上似有了较显著的长进，而在对待外来侵略者的问题上还是主张抵抗的。如1859年6月25日（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中英天津条约已经签订，英国侵略者北上换约时故意不按清政府规定的路线，擅自闯入大沽口，遭到大沽驻军的痛击，曾国藩得到消息后，写信给当时在僧格林沁营中当幕僚的郭嵩焘说，“五月二十五日之战，自庚子、辛丑（1840、41年）夷务初起后，至是始一大创之，中外人心为之大快”（《复郭筠仙》，同上书，卷八，页35。）。此时他在对外问题上并不主张妥协，还没有形成他后来的“驭夷”思想。在这二十年间，前十二年他没有担负实权的职务；后八年他的专责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都没有接触外交工作，他对外来侵略的态度是倾向于抵抗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官、民、夷的关系有了新的调整。清朝统治集团中某些重要成员对于西方侵略者的认识已有较大的转变，他们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是“心腹之害”，而外国侵略者只不过是“肢体之患”，或最多是“肘腋之忧”。“该夷之与中国龃龉，均由疑虑所致”，“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仗义笼络，”“待以宽大，示以诚信”，实行羁縻政策，以便“永敦和好”。于是官夷联合以对付农民起义力量的局面开始出现了。1861年7月，太平军势力深入浙东，此时清廷内部借洋兵“助剿”之议甚嚣尘上。曾国藩认为，“目前权宜之计，祗宜借兵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强调“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复薛觐堂中丞》（同治元年一月），《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7页。）。
曾国藩之所以主张“洋兵不宜会剿”，而认为“只宜借兵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自是别有用心，一方面他不愿洋人分沾其利；另一方面也是从清朝统治阶级的实际利益考虑。这也反映了：在六十年代初期，清朝统治者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虽然开始结合了，但它对于这些外来势力还是存着较大戒心，总是尽量想多维持一点自己封建主权的客观情况。这也是曾国藩当时“夷务”思想的一个特点：即由于与农民起义力量的对立，它不得不暂时利用外国的武装力量，但又不希望这个力量过于发展，以影响封建统治集团的实际利益。他在官、民、夷三者关系的处理上，是联合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对付农民起义力量，而力图以其本身即封建统治者为主体。
曾国藩的“驭夷”思想，是在1862年趋于成熟，而到1872年临死前的十年间，逐步发展成为整套理论体系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对于西方国家的言论和对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其主要表现不仅在称呼上改“夷”为“洋”，而且反复地强调起“与洋人交际，要言忠信，行笃敬”，要对他们讲“信义”，“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并向皇帝保证：与洋兵相处，“臣当谆饬部曲，则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临阵则胜必相让，败必相救，但有谦退之义，更无防范之方。”（《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五，页36；卷十六，页27。）他在1862年6月初的日记上写道：“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三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1862年6月3日）。%5又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如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无论其或顺或逆，吾常常守此而勿失”。他还教李鸿章“待洋人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切不可露傲惰之象”，批评李对洋人态度不够谦和，说“阁下向与敌以下交接，颇近傲慢”。要求他“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等等。总之，这时他已认定，对待外国人，不论他们是如何欺侮你，也只能是必恭必敬，绝不容许有丝毫的反抗，以至不能有不满的表现。
曾国藩以“诚”对待洋人的主意，对李鸿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以后担任清政府北洋大臣独揽外交大权近三十年的李鸿章，对曾国藩上述这套思想是忠实地加以继承的，中日甲午战后，他在晚年总结其经验时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指曾国藩）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这一言“指示”是什么呢？李鸿章说：即是“一个‘诚’字”，就是在与洋人交涉时，“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与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的时候。……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页130—132。）
曾国藩上述的言论，距1859年6月大沽之战，前后不过两三年。在这么短暂时间内，他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认识和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原因何在呢？
从客观形势看，当时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力量尚相当强大，六十年代上半期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反对清朝民族压迫的斗争还在不断兴起，这可能是促使负责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等农民起义的湘军头子曾国藩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妥协的因素，他自己也曾强调了“吾方以全力与粤‘匪’相持不宜再树大敌另生枝节”（《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六，页27。）。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在这以前的十年间，早就已存在着这种严重的形势了。应该说，主要的是由于他对西方侵略者的认识和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即基本上由疑虑转向信任，由怀有敌意转为产生好感。他已经认为这些西方国家进入中国不仅无损于清皇朝大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而且还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可以帮助它镇压农民的反抗运动。即所谓“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三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曾国藩，已不是五十年代以前的曾国藩，他的地位大大上升，权力空前增大。作为清政府举足轻重的赫赫要员，节制江南四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和大地主阶级代表的曾国藩，对侵略者特意保全了大清皇朝的行动，满怀感激之情，念念不忘于洋人“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是不奇怪的，但他对洋人如此大讲特讲“言忠信，行笃敬”，主张把心掏给这些侵略者，却不能不是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羁縻”政策之新发展，是鸦片战争时期投降派穆彰阿、琦善、耆英、伊里布等所望尘莫及的。
此后，曾国藩更把这个思想大为发挥，进而从历史上寻找理论根据。1866年夏至翌年初，他与当时被目为“通达时务”的洋务派理论家郭嵩焘反复讨论“驭外之要领”，议论宋以来历朝封建统治者对于外族犯境的战和对策问题，认为“古来和戎，持圆通之说，例为当世所讥，尤为史官所贬，智者有戒心焉”，对于历史上谴责对外屈辱求和的舆论深表不满。他完全支持郭嵩焘的意见，称赞他“痛陈自宋以来言路之敝，读之乃正搔着痒处”（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初五日）。《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五，页34、35；卷二十六，页1。并参看《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413—418页，（台北 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12月初版）。）。此后，他们又连续交换意见，非常投契。1868年6月，他致郭嵩焘的信说：“来示谓拙疏不应袭亿万小民与为仇之俗说，诚为卓识。鄙人尝论与洋人交际首先贵一信字，信者不伪不夸之谓也，明知小民随势利为移转，不足深侍，而犹藉之以仇强敌，是已自涉于夸伪，适为彼（指外国侵略者）所笑耳。时名之不足好，公论之不足凭，来示反复阐发，深切著明，鄙人亦颇究悉此指……（《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六，页31—32，参看《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438页，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一日（1868年6月11日）。）。这里，曾国藩所谓的“亿万小民与为仇之俗说”，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历来对外来侵略者采取抵抗的主张，他认为不应沿袭这个“俗说”，并进而攻击亿万“小民随势利为转移，不足深恃”，来作为他们对外屈辱求和的理论根据。他的所谓“时名之不足好，公论之不足凭”，也就是坚持要反对对外来侵略者进行抵抗的社会舆论。
除了从历史上找寻理论根据外，曾国藩还从现实上找寻理论根据。他说为什么必须对外妥协呢？因为中国的武器不如人。他在一封致同僚的信中写道：“至西洋通商各国，但以信义自处，一时当可相安，……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锥刀之末”（《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5页。）。他假借总理衙门的旨意说：“枢府意旨盖以船坚炮利不逮洋人，不得不专恃和议”（《复李中堂》，《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二，页20。）。在1870年天津教案问题的处理上，他向清政府极力强调“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声称“臣于五月二十九日奏折内曾声明立意不与开衅。”（《复陈津案各情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九，页4。）说服清政府完全接受他的意见。以后他振振有词地说：“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三，页47。）。他假托说这是当时所谓“论理”一派人的意见，实际上他自己是其中持之最力者。在这以前他就说过：“窃谓中国与外国交接，可偶结一国之小怨，而断不可激各国之众怒”（《复宝佩蘅尚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卅二，页48。）。
上述几个方面形成了曾国藩“驭夷”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而这个理论的立脚点则是以牺牲中国人民大众，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利益，来保存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它把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一切的侵略势力都当作自己的盟友，尽可能地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人民，以致不惜牺牲中华民族的权利来取好于外国侵略者。这便是曾国藩“驭夷”思想的反动实质。
如果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八、九年间是曾国藩“驭夷”思想理论体系的完成时期，那么1868年8月，1870年夏、秋，他先后对扬州教案和天津教案，特别是对后者的处理便是将这个理论付之于实践的最重要的一次体现了。在处理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极尽委曲求全之能事。当时，法国公使罗淑亚声势汹汹，以武力为威胁，企图迫使清政府完全接受极为苛刻的要求，连清廷中央，都感到事态严重，“有诏备兵以待”，而曾国藩却说：“百姓小忿，不足肇边衅”（李鸿章撰《曾文正公神道碑》，《曾文正公全集》首卷，页62。）。他抱着既定的媚外方针，提出“即令审得确情，实系曲在洋人”，“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凭谣言以煽乱，尤须从重惩办”（《复崇地山宫保》；《复恭亲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二，页42、43。）的指导思想。在他的主持下，完全满足了侵略者的欲望，任意逮捕八十余名无辜群众，重刑逼供，“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徙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发配边疆，赔款四十九万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七，页14—15，页18，页42—43。关于正法人数和赔款银两，有些通史书或作十五名，银数作五十余万两，均不确。），还由清政府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专使到法国赔礼道歉。这种视人民如草芥，曲意讨好外国侵略者的卑劣行为，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统治阶级中一些人也指责他“杀民以谢天下”，甚至连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气忿地开除他出同乡会，砸掉了他书写的湖南会馆的条匾。在社会正义舆论的谴责下，曾国藩不得不假惺惺地承认对这一事件“办理过柔，寸心抱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为一生憾事”。以后还再三写信向一些人表示“神明内疚，至今耿耿”，但与此同时，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却坚持了他的“驭夷”思想，对比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三十年的对外政策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说：“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这就是完全否定了前二十年，即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肯定了后十年清政府对外屈辱乞和的妥协方针。最后，他提出了此后的“驭夷”要点是“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复陈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九，页49。）。他的所谓“保民之道”和“立国之本”，归纳于一点，即是：“一心曲全邻好”，“善全和局”。虽然他也提及要“时时设备”，也就是他正在进行的“师夷智”以自强，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洋务，但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不准备用以抵御外敌的。
在天津教案处理过程中和事后，曾国藩又反复与郭嵩焘、李鸿章等交换关于“驭夷之方”，达到完全一致的看法，彼此互相熏染，臭味相投。其中郭嵩焘对曾国藩的思想影响尤其大。他们指桑骂槐，借议论历史上反抗外族入侵的斗争抨击鸦片战争以来的主战言论。而为自己的对外妥协方针辩解，把它说成是唯一正确的对策，郭嵩焘说：“自宋以来，以议论相高，一与外人交涉，皆得环伺以持其短长，稍为持平之论，即群起而指目之，以为辱国体，失人心”（郭嵩焘与曾国藩书（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湘乡曾氏文献》第十册，转引自《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453页。）。李鸿章说“自周秦之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李鸿章《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书·朋僚函稿》。）。对此，曾国藩答复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国藩《复李中堂》，《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卅三，页10。）。从这里可以看出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驭夷”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些什么了。
有的同志发表文章认为：洋务运动的性质，从原来的意义说，是“带有反侵略的作用，是合乎时代的要求的”。其所以后来“事与愿违”，变成一个祸国的运动，从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说，最主要的错误，一是在政治上执行着一味委曲求全的妥协投降的外交政策；二是由于受封建顽固派的包围和控制，使他们执行着一种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官办政策（王□、孙应祥《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三期。）。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洋务运动的性质与洋务派执行的政治路线和外交政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以“羁縻为上”的“驭夷”思想为指导的外交政策，是不可能使洋务运动产生什么“御侮”的民族自卫性质和作用的，这也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之一。若是说洋务运动原先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抵抗外来的侵略，“洋务运动的性质，在原来意义上说，带有反侵略的作用，是合乎时代的要求的”，则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当时实际的历史看，洋务派当初之所以举办洋务，特别是它早期标榜的所谓自强，并非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而主要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少数民族的起义斗争。这是很清楚的事情。用以判断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不是它的声明，而应是它的实际。曾国藩称购买外洋船炮和制造轮船为“救时要策”，他所谓的救时，一是“剿发捻”，一是“勤远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四，页10；卷二十五，页70。），前者目标很具体和明确，后者则是一句空泛的冠冕堂皇的大话，是并不准备付诸实践的。我们只要看看曾国藩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就清楚了。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当时曾国藩委托李鸿章、丁日昌主办，“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研究“自强之道”，而事实上是一点也没有发挥什么反侵略的作用，有的只是制造镇压人民反抗的枪炮弹药，这早已为历史本身所证明了的。甚至到1868年5月，曾国藩专程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局后还奏称利用该制造局所制成的船只，目的也只是为了“规复水师，出洋捕剿”“海盗”（《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页7—8。），并非抵御什么外国的侵略。所以洋务运动的出现应该说是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其反动统治的需要，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反抗侵略者，而恰恰相反，它是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对付中国人民的反抗，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洋务运动的出现根本不能说是“合乎时代的要求的”。
总之，曾国藩的驭夷思想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它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封建统治者开始与外来资本主义侵略者相互结合之时，正反映了当时大地主阶级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曾国藩对官、民、夷三者关系处理，是完全按照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来考虑的，即以“官”为主体，利用和联合“夷”，以对付“民”，较之历来的封建统治者“攘外必先安内”，还要更进一步，他和李鸿章等总结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作为他们的行动指南，不仅继承他为清政府的主要当权者李鸿章，而且连后来的袁世凯、北洋军阀头子和蒋介石，都莫不对他顶礼膜拜，奉他为楷模，以他这套“驭夷”的思想理论为指导，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
“驭夷”思想也是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剖析它是我们了解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实质所不可忽略的，它与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其他部分以及他所经办的洋务性质、作用等问题，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文章来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4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