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身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1][1]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时财政理论。其中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主张实行以借债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来应付战争需要。但是，孔氏仅仅在抗战初期信守过这一观点，力图实行以借债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来应付抗战需要，而在抗战中后期则改弦易辙，实行了以发钞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那么，孔氏为什么在理论上提出上述观点，并一度将之付诸实施，后来却改弦易辙呢？他先后实行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战时财政政策又产生了怎样的历史效应呢？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2][2]，所以笔者决定发表几点个人见解，以就教于广大学界同仁。
一、孔祥熙的战时财政理论
孔祥熙的战时财政理论主要包括三点内容：
（一）战时财政地位论
财政在国家生活中处于重要地位。而战时财政作为非常时期的财政范畴，其地位更为重要。孔祥熙对此有着确切的说明：“财政为庶政之母。所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种设施，皆赖有健全之财政政策为之策动，国家整个政策之能否推行，全恃财政情形以为转移……至于战时财政，尤关重要。战时一切军需调度、物资接济、兵员补充、伤兵难民之救护，在在均需巨款，财政关系尤为重大。战事相持愈久，消耗财力愈多，故持久战亦可谓之财政战。”[3][3]
（二）战时财政要件论
孔祥熙认为战时财政必须具备三个“要件”：
一是“战时财政收入须迅速。”他论证说：“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前方之所以能战胜攻克者，要在后方之能源源供应不匮，故必财政有迅速支付之能力，方不致贻误时机。国内之潜藏力量，无论如何丰富，设不能迅速接济前方，其结果亦归失败。是以战争开始，首须动员财政，使全国财力能于最短期内集中，以应付战局。”
二是“战时财政收入须巨大。”他分析说：“现代战争完全为机械战，其消耗甚巨，非有巨额之收入，不足以资应付，是以其筹划之限度，不能以平时情形限制之。平时国家筹划，以社会收入为极大限度，过此限度，即为不良之财政……在战时，为争取民族之生存独立，当不惜竭尽全部力量以赴之，是以战时财政之所取，不但可以利用社会全部之所得，有时且征及人民之资本与财产，并以借贷方式征及未来之收益及后代之子孙。”
三是战时财政“须有安全持久之税收”。他解释说：“所谓安全持久之税收”，就是其“收入来源不易受战争之影响”，“且须富有弹性，其收入可随战费需要为比例增加”的税收；也就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建立、在大战期间又加以充实的，以所得税、遗产税、战时利得税等直接税为主干的税收制度。[4][1]
实际上，孔祥熙所说的战时财政的三个要件就是战时财政的基本特征。这是其战时财政理论的独特之处。因为孔氏的同辈人——马寅初、章乃器等经济学家也曾提出各自的战时财政理论，可是，他们作为经济学家，虽然擅长于宏观经济理论分析，但在探讨战时财政问题时，只是在联系抗日战争实际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分析战时财政应当采取哪些具体的政策或方法[5][2]，而未能像孔氏这样从宏观角度揭示战时财政的基本特征。当然，与马、章等经济学家相比，孔氏之所以能够从宏观角度揭示战时财政的基本特征，是和他身为财政部长所负有的领导全国财政的职责联系在一起的。
（三）战时财政筹划论
孔祥熙曾在“综合过去世界各国之先例”的基础上发现：“筹划”战时财政虽然有借债、增税、发钞、募捐、动用备战储金、变卖产业、征发人民资财等七种方法，但以前四种方法为主。接着，他在详细分析这四种方法“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断言：“在短期小规模之战争，仅恃借债，即可独立支持，盖以战争时期短而规模小，增税固缓不济急，发钞又无此需要。但在大规模长期战争，则应以借债为填补战费之主干，以增税为支持借债之柱石，以发钞为发达产业融通资金及紧急之补充。”他还指出：“上次欧战为近代最大规模之长期战争”，而就当时美、英、德、法等国的财政经验而言，“其战费之筹措，无不以增税与借债同时并进，但出自税收愈多者，其政策愈为健全，故为树立健全之战时财政政策，应以公债为主干，以增税为后盾，以极谨慎之发钞流通产业金融为临时之补充”。[6][3]
显然，孔氏在理论上主张实行以借债为核心，以增税、发钞为补充的战时财政政策。而他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既是他在权衡借债、增税、发钞的利弊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又是他在借鉴西方国家战时财政的历史经验之后得出的认识。此外，他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还和下列因素有关：
一是他借鉴了亚当？斯密的战时财政理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给后世留下了两段关于战时财政的理论：“在（战争）危险临到的瞬间，就得负担一项马上就要的大费用；这费用是不能等待新税逐渐地慢慢地纳入国库来支付的。在此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除了借债，政府再不能有其他方法了。”“战争一旦发生，要政府按照费用增加的比例而增加收入，就不仅非其所愿，而且非其所能。他们之所以不愿，是因为突然增加如此巨额的税，恐伤害人民感情，使得他们嫌恶战争。它们之所以不能，因为战争所需费用不定，赋税应增加多少才够，没有把握。各国政府所碰到的这两层困难，如采行借债办法，就容易解决了。借债能使它们只要增税少许，就可逐年筹得战争所需的费用；并且，通过永久息债，它们可能以最轻微的增税，逐年筹得最大的款。”[7][4]其中心思想就是主张实行以借债为核心的战时财政政策。这种思想显然对孔祥熙产生了理论上的影响。因为早年曾荣获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8][5]的孔氏不可能不了解斯密的不朽名著《国富论》。而斯密留下的关于战时财政的两段理论就出自《国富论》。
二是他借鉴了马寅初等经济学家的战时财政观点。马寅初在抗战之前曾说：“我国非常时期之财政政策”之一是“有限制的膨胀通货”（即适度增发纸币或钞票）[9][6]1937年夏，他又和数十名经济学家在国民政府召开的“讨论战时财政问题”的“庐山谈话会”上一致指出：“增发纸币，亦为各国战时普遍采取之方法。稳健派采用有限制之增发（如英如美）……此种有限的增发，于理论上讲得通，于事实上为不可避免者。”这也是中国战时财政的“可采用办法”之一。[10][1]这种观点显然对身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被他吸纳到其战时财政理论之中。因为他在庐山谈话会之后才提出和马寅初等人相似的观点——战时财政政策应“以极谨慎之发钞”为补充；“发钞是国家在筹集战费上最便利而有效的一种方法，不过若发行过度，它的危险性也很大”[11][2]。
注释：
[1][1]孔氏是民国史上任期最长的财政部长，于1933年11月担任该职，直到1944年11月才辞职，掌控中国财政大权长达11年之久。
[2][2]有两位学者对孔氏的战时财政政策做过初步研究：一位是丁孝智。他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上发表了《孔祥熙战时财政政策及其评价》，对孔氏战时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作了简介和评价。另一位是杨斌。他在《民国研究》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发表了《孔祥熙与战时财政金融政策》，对孔氏在抗战时期实行的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作了较详细的述评。但是，由于研究视角的局限，这两位学者都未涉及孔氏的战时财政理论，也没有指出孔氏的战时财政政策在抗战不同阶段的明显变化及其形成原因和历史效应。
[3][3]孔祥熙：《战时财政与金融》、《全国财务人员训练所开学典礼训词》，刘振东编：《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以下简称为《演讲集》），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239、353页。孔祥熙：《四年来的财政金融》，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41年7月印行，第3页。
[4][1]以上引文出自孔祥熙：《战时财政与金融》，《演讲集》），第240-241页。又参见孔祥熙：《抗战以来的财政》，重庆胜利出版社1942年版，第4——6页；《四年来的财政金融》，第2——5页。
[5][2]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下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46-548页；马寅初：《非常时期之财政问题》、《26年暑期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徐汤莘、朱正直选编：《马寅初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125、134-149页；章乃器：《由平时财政说到战时财政》、《中国战时财政的特质》，章立凡编：《章乃器文集》上卷，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297、476-482页；另参见张鸿石：《1936——1937年中国学术界的战时财政主张》，《河北学刊》1996年第3期。
[6][3]孔祥熙：《战时财政与金融》，《演讲集》，第241——243页；《抗战以来的财政》，第7——12页；《四年来的财政金融》，第6——9页。
[7][4][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73、483页。
[8][5]《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353页。
[9][6]马寅初：《非常时期之财政问题》，《马寅初选集》，第124页。
[10][1]马寅初：《26年暑期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马寅初选集》，第134——143页。
[11][2]孔祥熙：《战时财政与金融》，《演讲集》，第243页；《抗战以来的财政》，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