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北回民起义爆发后， 左宗棠率领西征军用了14 年时间， 先接手镇压陕甘宁青回民起义， 接着剑锋西指， 收复列强纷纷染指的新疆全境， 其间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地缘政治、特殊的民族关系， 使这次军事行动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更是对晚清王朝作为传统国家体制所拥有的国家实力和军事动员能力的一次近代考验。笔者从对西征军费情况的分析入手， 以期深入了解晚清政府的战争后勤动员情况和特殊时期的西北边疆治理实力。
西征军费收入的基本构成与特点
关于左宗棠西征军军费收入情况， 笔者主要以《左宗棠全集》中左宗棠上奏朝廷的军需奏稿为依据统计而得[1] ，计其军费收入基本构成主要有六大组成部分， 按其所占份额比例的大小为序， 其排列顺序为正赋、华洋借款、洋关税、捐输、厘金及其他。通过对上述西征军费收入基本构成的深入分析， 可以发现， 此次军费收入构成主要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 由中央集权财政统一划拨军费所确定的国家对边疆治理的权威依然存在。依照财政学的观点， 政府的经济作用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一是政府对国家财政各项收入的掌握； 二是政府对财政收入的再分配。国家战争军费的筹集以及军费的收支直接影响战争进程甚至决定讨伐的成败。因此， 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多寡， 直接关系着国计民生和国家财政走向以及特殊时期国家的统治秩序与国运。从西征军费收入基本构成中各种款项比例可知，以地丁、盐课等国家正赋支撑的各省、关协饷仍然占西征军费收入的60%以上， 这表明清政府的中央财政对西征作战起决定性作用。在西征时， 勇营、绿营、八旗各军虽统一受陕甘总督节制， 但各有专饷， 分别奏销。比如在1878- 1880 年西征军费第四次奏销收入支出中， 就分别有甘肃藩司借支绿营俸饷银、嵩武军张曜军饷、伊犁将军金顺军饷、哈密办事大臣明春借支军饷和乌鲁木齐都统恭镗借支军饷等5 项奏销款项[ 2] ， 虽属不同兵种开销， 均由左宗棠将它们专列为项， 造册另报。由此可知， 在整个西北用兵过程中， 清政府虽然面临全国范围内多起起义大军的巨大压力， 但清朝中央财政统一管理下复杂的解协饷制度仍在正常运行， 战争军费的绝大部分仍由中央政府财政承担， 并按照原有财政制度调拨、运营。
第二， 巨额“华洋借款”成为西征得以完成使命的重要财政保证。早在1873 年， 左宗棠在向同治皇帝提交的《恳改拨的饷， 以固军心折》中， 回顾自己自1866 年调任陕甘总督以来困扰于军费不足的窘况， “起初一年尚拨两月满饷。嗣后一年拨一月满饷， 至今一月满饷尚无可发，军心不问可知”。根据他的计算， 过去7 年各省关欠拨陕甘协饷白银1796 万两[3]。清政府对左宗棠西征新疆提出的800 万两的年度预算极为重视， 反复筹措， 向给西征军提供协饷的各省、关发出指令， 限期将所欠协饷尽数解交甘肃前线。但不论是朝廷措辞强硬的指令， 还是中央财政的斡旋， 都不能使西征经费困境有所缓解。左宗棠征得政府同意后， 开始大规模“华洋借款”， 成为西征军费中第二大财源。
左宗棠西征借款是在各省、关欠“甘饷”项下的预支， 如何还本付息呢？ 从左宗棠历次有关西征军费的奏折中可知， 贷款的还本付息仍由西征军费收入项内归还， 如西征军费第三次奏销案中有光绪元年借款5 期还款本银249.5 万两， 上海、鄂、陕节次挪用各款军饷还款本银5，182，390 两[ 4] ； 第四次奏销案中还款数额巨大， 其中，光绪三年三月借洋款300 万两、光绪三年九月借洋款500万两7 期还款、光绪四年九月借华洋款350 万两4 期还款和上海鄂陕挪借款等4 项拨还华洋借款达5，880，800 两白银[ 5]。可见， 华洋借款的正常运转仍然在解协饷体制内进行， 更依赖于解协饷体制对西北用兵的财政支持。这进一步说明， 这一时期清政府国家统一财政仍能维持战争时期边疆军事行为的支出。
第三， 西征军费中洋关税、厘金等在收入中占一定比例。此两项数额虽然不大， 但打破了传统解协饷制度获取饷源依赖农业税、盐课的固定模式， 贸易税脱颖而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 战时国家财政对贸易税收的倚重， 是鸦片战争以来， 国家对内、对外贸易所得的增加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微妙应用。第四， 捐输在西征军费中占较大的比例。捐输作为从清初就开始的国家财政增加收入的一种方式， 在晚清同、光内战纷争之际， 仍然保持运作， 并能通过财政运作系统及时用于军事征伐， 说明当时清王朝仍然具有一定的战争动员能力， 依赖传统方式（ 民间捐献） 筹集军费， 也从另一侧面反映战争对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 战争阻碍了民间财富的积累， 进一步削弱了近代中国支撑社会变革的经济基础与能力。
西征军费支出的基本构成与特点
左宗棠西征军军费支出的基本构成主要有六大组成部分， 按其所占份额比例的大小多少为序， 其排列顺序为军饷、物资运输费、借款利息、军火、善后费用及其他。通过对西征军费支出构成的仔细分析， 特别是以1874 年西征大军占领肃州、西出嘉峪关收复新疆为分水岭， 战争军费消耗状况前后变化明显， 表明这次战争具有两大特点：第一， 无论关内关外， 军费消耗整体水平高。从同治五年十月至同治十二年年底（ 1867- 1873 年） 占领肃州为止， 西征军在嘉峪关内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消耗军费累计40，147，523 两白银， 平均每年已达570 多万两。从中可知，清军在关内与太平军、捻军、回民义军的较量中， 财力损耗巨大， 几乎占到西征总军费支出91，087，679 的44%① （ 其中还不包括自同治元年西北回民起义爆发起至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进入陕西止， 西北用兵初期长达5 年的军费消耗） ， 而清军出关作战， 军费消耗更为巨大。据统计， 咸、同、光三朝在平息诸多地方起义中， 西北回民起义由于受到特殊复杂的民族关系、微妙的地缘政治关系、艰苦的作战环境等因素制约， 导致清政府西北用兵军费消耗成为仅次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费消耗。
第二， 出关收复新疆时期成为西征军费消耗的最高峰。从同治五年十月至同治十二年年底（ 1867- 1873 年）占领肃州为止， 西征军在嘉峪关内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消耗军费累计40，147，523 两白银， 平均每年已达570 多万两。1874 年出关穿越地势险要的河西走廊收复新疆， 军费支出上升为674.8 万两； 1875 年至1878 年， 先后收复北疆、南疆， 3 年平均每年消耗881.7 万两白银， 创造军耗最高峰。1878- 1880 年回落， 平均每年591.3 万两， 与在关内时的军费消耗额基本持平②。西征军费消耗之巨以及变化趋势， 说明清军出兵嘉峪关外， 收复中国固有领土——新疆， 依赖国内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程度很深。可以说， 在保证来自中央财政充足军费供给的前提下， 西征部队穿越河西走廊和关外戈壁， 先踞北疆， 再下南疆， 成为清军能否重新夺回对新疆控制权的关键； 闯过此关， 才使其后西北边疆问题的解决、1884 年新疆建省成为可能， 从而奠定中国作为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土版图基础， 这正是西北用兵的深刻意义所在。
西征军费收支结构变化中的晚清边疆治理实力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 一国的战争潜力集中表现在财力上， 一国的“全部力量就集中表现在自己的金库上” [ 6] 。左宗棠西征成功收复新疆旧土， 一方面表明了晚清政府维护国家固有领土的坚强决心， 所谓“祖宗之地之不可寸尺与人”； 另一方面， 从西征军费收入支出结构的变化中， 又深刻反映了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新情境下晚清政府的边疆治理实力。
从西征军费收入的基本构成来看， “华洋借款”作为西征军费收入的第二大财政支柱， 其深刻意义在于： 当国际、国内动荡导致中央财政统一收支能力的削弱的情况下，晚清政府以商业运作方式， 通过变通财政支付手段， 以海关税作抵押， 向华商、洋商借款预支西北作战军费， 保证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特殊时期的控制与治理。而前后2000多万两的“华洋借款”主要用于出关收复新疆， 正起到提高国防资金流转速度， 保证军费供应正常运转的作用。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清政府花费如此重金对国内起义军残酷镇压， 这是其封建政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决定的。但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分析， 这一行动不仅使西北地区广大回汉百姓频遭劫难， 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状态， 清政府自己也在大规模征伐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封建王朝集权统治进一步衰弱， 边疆分裂活动此起彼伏； 俄、英、日等列强纷纷觊觎我边疆领土， 边疆危机进一步加重， 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地缘政治联系削弱。这一事实， 值得我们对晚清时期西北边疆治理政策， 尤其是晚清中央政府对边疆广大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失误所致的惨痛教训进行深刻反省。从西征军费支出的基本构成来看， 勇营、绿营、八旗、土勇、马步各军军饷、口粮银、采买军粮津贴粮价银占到军费支出的65%以上， 而军火消耗占很少比例， 仅为5%强， 表明这次战争是严重依赖人力进行的战争， 属于前现代冷兵器作战的性质， 处于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而军需运输费用成为仅次于粮饷的军费支出项， 平均占到军费支出的17.7%左右， 在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年出关收复新疆的关键时刻， 军需运输费用占总支出的24.4% [7] ， 成为晚清西北用兵一大特点。其原因在于中国西北疆土的广袤辽阔， 导致西北边疆距离封建国家政治地理核心遥远， 其特殊的地质、地理特征决定了西北边疆战争的成本巨大。__可以说， 中国西北边疆得天独厚的地理特点， 既是国家整体安全防御的天然屏障， 又是国家边疆治理巨大消耗所在， 清末左宗棠西北用兵的战争实例， 是西北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 以及与中原王朝紧密的地缘政治关系对封建国家边疆治理的优劣双重意义的佐证。战争借款是西方现代战争衍生的产物， 西征军费支出中“借款利息”具有与“军火费”相当的比例， 战争借款的“借”与“还”和战争同步进行， 给这次战争抹上了一层现代化战争的色彩， 即战争军费供给层面上的技术性操作。军费中相当数额的善后费用， 显示了清王朝作为老牌封建王朝对战后国家重建与社会恢复的重视。
注释：
①②根据左宗棠西征4 次《军需款目报销折》明细统计所得。
参考文献：
[ 1] 左宗棠。遵旨开单报销折（同治十三年6 月29 日） .左宗棠全集·奏稿（ 卷54） ； 同治十三年份军需收支款目开
单报销折。 左宗棠全集·奏稿（ 卷54） ； 光绪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年十二月底军需款目报销折。 左宗棠全集·奏稿（ 卷55） ； 光绪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甘肃新疆军需报销折。 左宗棠全集·奏稿（ 卷59）
[ 2] 左宗棠全集·奏稿（ 卷59）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21- 23
[ 3] 左宗棠全集·奏稿（ 卷44）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2- 33
[ 4] 左宗棠全集·奏稿（ 卷55）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8699- 8730
[ 5] 左宗棠。光绪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甘肃新疆军需报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 卷59） . 长沙： 岳
麓书社， 1987
[ 6]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第3 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869
[ 7] 左宗棠。光绪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年十二月底军需款目报销折。 左宗棠全集·奏稿（ 卷55） . 长沙： 岳麓书社，1987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07年 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