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町英夫，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若对以往孙中山研究所采取的方法进行简单分类的话，则可通过下述两组对比关系做出解释。
第一组为探讨孙中山主观方面（其追求的是什么）的思想史研究与重视孙中山客观方面（其进行的是什么）的政治史研究所进行的对比。研究者经常指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整合，即在孙中山身上发生了理想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行动的乖离（例如以让渡利权为交换条件获得列强援助）。第二组主要是以孙中山个人为对象的微观研究与考察革命势力的整体结构及其在整个时代和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这种宏观研究所进行的对比。此两组对比关系相互之间并非毫无关联，笔者欲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如下探讨：
首先，在思想史研究方面，通过对三民主义等思想所表明的各种文本进行理论性分析，可以了解到孙中山个人的思想历程及与其他思想家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可将其置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谱中。但是，在此过分追求表面上的逻辑系统性与整合性，则往往会出现无视孙中山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在其原来语境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和相对性，从而将文本视为绝对的经典。毋庸讳言，孙中山不是书斋中的学者、思想家，而是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倡导理论和理念的人物。因此，他的思想和理论并非是抽象的、超越历史的一般命题或定言令式，而是在不同的具体历史状况下才具有意义的特殊命题与假言令式的一种政治性话语。
孙中山的文本，不仅有论述普遍原则或长期战略的一般性纲领，亦有应付特殊情况的短期战术性的言论，其发表的语境极其繁杂。如果忽视这些不同文本之间在性质上的差异，仅用纯粹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来重新完整地勾画孙中山的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也无法解释清楚上述思想和行动之间的乖离。此外，将研究对象只限定于孙中山个人（或极少数思想家），亦会出现将其性格等同于革命运动整体性格的问题。在极端的情况下，其结果则是将革命史描绘成追寻孙中山个人之思想历程的一部小说，或者是孙中山逐渐寻找到“正确的革命”的过程。
毋庸讳言，革命运动绝非是由孙中山个人或少数革命领袖单独进行的。其中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革命势力抱着各种主观意图参与进来，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孙中山的思想作为指导理念发挥了作用。此外，革命这一非日常性的政治现象，对于日常非政治性的大多数历史主体来说，具有何种意义，亦即在革命史以外的历史展开过程中，怎样评价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只用思想史的研究很难找到答案。
另一方面，在政治史研究中，通过详细考察以孙中山为首的各种人物的行动，关注他们与哪些个人、集团、势力之间保持着何种关系，亦即通过考察各个实际的政治行动，由此再现历史的展开过程，而对贯彻在这些行动中的理念（或表达理念的文本）的自律性持有较为否定的态度，从而忽视了各种文本在连接各种政治行动上所起到的作用。此种方法与思想史的方法相比，因研究对象并未限定于孙中山个人，而是将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放在共时的大范围内，故如前所述的与理想主义思想相矛盾的现实主义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完整的说明。
但是，如此通过个别行动解释所有现象的方法，即使能够推测出考察对象进行个别政治行动时的微观性和战术性意图，即何为其行动的直接目的，但并不一定能够阐明贯彻于这些行动中的宏观性和战略性意图，即何为这些行动的终极目标。在极端的情况下，用纯粹的政治史研究方法描绘出的孙中山，成为缺乏具体的特殊性和连续性，仅是只顾眼前利益而玩弄权谋术数的、抽象的、机械论的“权力素”。不用说，此种方法与纯思想史的方法在相反的意义上同样也是片面的、不充分的。
当然，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将思想史的方法和政治史的方法适当地结合起来，将孙中山这个微观的个人置于宏观的、共时的大视野内，并且探寻通时性的变迁。因此，笔者认为，以“为了动员的宣传”为考察视角的方法是很有效的。即将孙中山的诸文本，视作其为了动员各种各样的个人、集团、势力而与其进行的“沟通”。思想绝不是能从时代的语境中隔离出来产生的，而是在广义的社会上成为语言流通的一部分。若将思想的话语视作动态的“流通”（不是作为静态的“库存”）并对其加以分析，它则作为“沟通”表现出来。这意味着思想不是由思想家个人完成的“封闭系统”，而是在历史与社会中，无论在通时上还是在共时上都不会完成的“开放系统”。换言之，思想体系被认为是从时代、社会的多元要求中提炼出来的“结晶”，而作为思想家的个人则被认为是那些信息流通系统中的连接点。
作为此种尝试，2011年笔者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编译了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孙文革命文集》。该书的构成是将孙中山多种多样的文本按时间性进行排列，几乎涵盖了其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因此具有在可能的范围内凝缩孙中山革命生涯的言行录的性质。该书不仅收集了孙中山的主要著作和革命党章程等基本文献，还收录了在一般的著作集中未曾被纳入的函电、演说、谈话、命令等，这些未必在思想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如实地表达了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实际状态。
在编辑该书时，笔者试图描绘出孙中山在其革命运动的各个阶段，对何种人物、集团、势力使用何种话语谋求支持的鸟瞰图。笔者认为应该对发表各种文本的语境进行说明，因此附上了颇为详细的解题和译注。孙中山宣传动员的对象，首先是会党、华侨、留学生，然后是军事领袖、国会议员，继之是青年、工人、农民，即随着时期的不同逐渐发生了变化或者扩大，以各种人物、集团、势力为宣传动员对象的孙中山，采取的完全是一种见人说法的方式。如其在中国同盟会时期提倡的三大主义、五权分立，是主要针对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而言的，而对华侨或会党，则几乎未曾宣传过这种抽象的革命理论，此即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孙中山一贯谋求外国当局、民间人士的支持，因此其对日本人提倡亚洲主义，对美国人则提倡民主主义或基督教，而对苏联人则提倡反帝国主义，其选择倡导的是自己与对方可以共享的理念。
另外，孙中山创造、补充新的思想时，未必修正、放弃过去的思想。例如，对于从革命运动初期一直提倡的“平均地权”和最晩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关系，他并未进行详细的解释，而将其搁置了下来。其结果，孙中山思想无论是在共时上，还是在通时上，犹如滚雪球般地膨胀起来，包容了极其繁杂多样的各种要素。《三民主义》演讲则是如此多种多样言论的最小公倍数（不是最大公约数）。
但是，笔者丝毫没有认为孙中山在不同场合随意提出的即兴的、不合逻辑的言辞，是为了自己获得权力的目的；相反，他是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坚强的信念和意志，自始至终不断地追求其唯一的目标，一语概之，即“恢复中华”；甚至可以说有时出现的相互矛盾的各种言论，均是为实现此一目标的手段和方策。在此意义上，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是“一以贯之”的。
另外，笔者认为日本的孙中山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处在仅次于中国学界的研究水平上。特别是自1967年至2005年在东京活动的辛亥革命研究会，以及自1982年至今仍在活动的在神户成立的孙中山研究会，两个学术团体均展开了积极的研究活动。这两个团体的会刊《辛亥革命研究》和《孙中山研究》，以及作为日本孙中山研究先驱的野泽丰先生（1922——2010）创刊的《近邻》，成为学者们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在该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充分利用了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从这些在世界上值得自豪的日本的高水平研究中，笔者获益匪浅。
但是，对于日本以往的孙中山研究，坦率地讲，笔者仍有不敢苟同之处。这并非只是日本一国的现象，亦非只限于孙中山研究，而是在研究外国的人物或事件时，学者的研究态度只是一味关注其与本国的关系。表现在孙中山研究上，即是研究过分集中于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对此笔者表示疑问。日本对于孙中山来说，确实是极为重要的存在，日本学者应当发掘、利用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史料，并将其研究成果面向世界发表出去。但是，如前所述，孙中山是一个宛如十一面观音式的人物，若只将焦点聚集在其中一张面孔上，则将看不到孙中山的真实面目。故此，笔者在该书中将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看作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试图从其内面描绘出孙中山的完整形象。愿以此得以深化孙中山之研究。
译者简介：张玉萍，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养学部讲师。
“孙中山研究笔谈”之六，《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03——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