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孙中山追述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的活动情况说： “武昌起义之次夕，于时行抵美国哥罗拉多省典华城（按：今译为科罗拉多州之丹佛市）……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于是经纽约前往伦敦。在该地约十天，任务完成，“乃取道法国而东归”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见《孙中山选集》1981年本，第208–211页。以下引用孙中山的话都出于此，一般不另注明，]。这个“取道法国”，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他当时整个外交活动的一部分。那末，他是为了什么去法国的呢？他在法进行了哪些活动？有无成果？有何意义和影响？下面就来做些研究。
孙中山在巴黎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孙中山由伦敦到达巴黎，二十四日由马赛乘英轮启程回国。他在巴黎度过了繁忙而紧张的三天。法国外交部一份当时的文件说，孙中山“同一些政界人士以及同东方汇理银行的经理进行了交谈”①[法国外交部档案、NS204卷，106页。]。他本人后来回忆道： “过巴黎，曾往见其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于我，而尤以现任首相格利门梳（按：今译克列孟梭）为最恳挚。”我们的研究就从这里开始。
关于孙中山与克列孟梭会见的具体情况，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材料去加以说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所说的“现任首相”，是就他追忆往事时、即一九一八年说的，不是就其相互会见的一九一一年说的。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克列孟梭不但不是法国总理（首相），而且不是法国内阁的成员；他的身分是参议院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当时是处于在野而不是在朝的地位。
不久前出版的《孙中山年谱》中有这样两个说法：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孙中山“曾与法国外交部长毕恭（S·Pichon）会晤”；二十三日，“访问法国众议院。在与议员谈话中，提出了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的要求”②[《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7月版，第127、128页。]。这两句话很容易给读者这样的印象：孙中山当时同法国政府官员（外交部长）以及同法国议会（众议院）都有正式接触，并受到他们的接待。而就我所看到的材料，情况并不是这样。第一，他并没有会见过法国外交部长，而当时担任此职的也并不是毕盛（这是通常的译名，此人曾任驻华公使。当然也可有其他译法，如毕勋、皮雄等，但译“华恭”似不妥）；第二，他的确会见过一些议员，但不是对整个法国众议院的访问。我手头所掌握的资料不足以完全解决这两个问题，于是函请法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Brusuiére）给予协助。一九八一年三月三 日她来信答复如下：
毕盛从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这是布里昂内阁倒台的日子，毕盛是该内阁的成员）曾担任外交部长。从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到十二月二日以及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一九二○年一月十八日又担任外交部长。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二四年他是汝拉省的参议员……所以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他是参议员和前部长。（但在法国，人们很喜欢官衔，一个人即使只担任过几天部长的职务，在他一生中通常也称他“部长先生”！）孙中山在巴黎停留期间非常可能会见过毕盛。在毕盛的私人档案中也许有这种记载，他的私人档案一部分保存在外交部，一部分在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我没有能去查证。
孙中山在巴黎停留期间确实到过众议院大楼（波旁官），在那里会见过一些议员。这并不是整个众议院给予的正式接待，而是同某些众议员的一次会见；这种事对一个外国政治家是常有的，并不意味着法国政府、甚至不意味着接待他的那些议员给他以正式承认，甚至也不是接受他的看法。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同某些议员个别交谈过；例如社会党众议员阿尔弗雷德·马塞（Alfred Masse）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在《灯笼报》（Leiournal LaLanterne）上写了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里面提到，在孙中山路过巴黎期问，他曾与之交谈了一小时①[这里想提一下巴斯蒂夫人和我讨论有关问题的原委。1980年11月我在法国外交部的历史档案中读到有关孙中山在巴黎的活动以及他离开巴黎后其他一些有关人员（胡秉柯、张翼枢）的活动的资料，向巴斯蒂夫人提出了一些问题，得到他的热情帮助。特别是本文第三部分有关张翼枢的一些材料，更是根据她提供的线索查到的。12月回国后，因继续研究这些问题，便和她通信继续讨论。她1981年3月3日来信除这里译出的两段外，还提供了另外一些情况；3月7日又来信抄寄了三条有关张翼枢的材料；11–12月间又接连来信把她研究这个问题的新成果告诉我。有文的写成，与她的帮助是分不开的。特在此遥致谢意。]。
看来，孙中山与毕盛会晤的问题（如果的确会晤过的话），还有待进一步去研究，而巴斯蒂夫人已提供了一个方面的研究线索。至于孙中山“访问法国众议院”的问题，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说，以上说法是根据张馥蕊的论文《法国舆论与中国的辛亥革命》（1951年作者提交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而提出的。我没有能看到这篇论文，只看到它的中文摘译，文内提到：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孙中山）曾由A1b-ert Milhaud（阿尔贝·米约）及Albert Maybon（阿尔贝·梅崩）陪同赴法国下院（按：即众议院），与法国议员Alfred Massè（阿尔弗雷德·马塞）、Lucien Hubert吕西安·于贝尔）及Borel（博雷尔）等谈话甚久，据报载极为和洽。孙曾提出法国愿否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各议员均答以自当竭力为之②[张馥蕊原著、何珍蕙摘译：《辛亥革命时的法国舆论》。见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三册，第56页。按：梅崩当时是《世纪报》（Le Siecle）的记者，关于这次会见，他写了报道，于11月28日该报。]。
孙中山在巴黎与法国政界人士的接触，据目前所知，主要就是这些。
与此同时，他还同法国的新闻界进行了接触。一方面他接受了《日报》（LeJOurnmal）记者的访问；另一方面，他访问了《欧洲信使报》（Le Courrier Europeen）。他对记者表示：（一）中国同欧洲一般大，不适合中央集权，拟仿照美国实行联邦制；（二）欢迎外国资本及工程师为中国开矿及筑路等；（三）将在中国实行五权宪法；（四）尊重清政府与外国所缔结的条约及借款①[《辛亥革命时的法国舆论》。关于孙中山访问《欧洲信使报》（而不是接受该报记者的访问），是根据巴斯蒂夫人3月3日来信所提供的材料。她还说，《日报》于11月24日发表了该记者对孙中山的访问记；《欧洲信使报》于11月26日对孙的来访做了报道，并发表了孙的声明。另外，据《孙中山年谱》第127页引1911年12月15日上海《民立报》，说孙在法期间曾接见《政治星期报》记者，发表谈话。实际上那一天的《民立报》报道的是“巴黎《政治星期报》载有孙逸仙之政见”。参阅《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1–563页。]。
从以上所述孙中山在巴黎的活动及言论中，可以看到他这次去法国的部分目的。简单说来就是：以中国革命的指导者的身分，就即将提上日程的建国任务及对外关系的某些原则做了说明，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他在离美赴欧前，“于途中格外慎密，避却一切报馆访员”②[《孙中山选集》第210页。]；到英国后，也还是隐姓埋名，不暴露自己的身分；只有到巴黎后，才开始公开出头露面③[参阅麦高迈：《中华民国》（F.Mc Cormick；《The FIowery Repub——liC》）第286页。]。可见他的上述言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具有重要含义。
然而，事情远非到此为止。孙中山在巴黎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即本节一开头就提到的会见东方汇理银行的经理。这件事大约是秘密的；但由于那位经理西蒙（Stanislas Simon）事后给法国外交部送了一分详细的谈话纪要打印副本，而这个档案文件业已对历史研究者开放，这就使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这次谈话的内容①[谈话纪要见法国外交部档案，NS204卷，第107–111页。陈三井先生在《法文资料中所见的孙中山先生》一文（载《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第275–290页）中将其译为中文，但把孙中山所提五个问题改为四个问题，把西蒙的叙述改为孙中山，与西蒙的对话，等等，似都不甚妥当。本文引用谈话纪要，是参考陈三井译文重译过的。陈三井说这分会谈录（即谈话纪要）是1012年1月11日由西蒙“补”送到外交部的；而实际上他附在1912年1月11日的一个夕卜交部文件之后，并不能说明是那一天才送到的。谈话日期是1911年11月23日。]。
孙中山向西蒙提了五个问题，要求对方坦率地、直截了当地给予回答。
首先，他问西蒙能不能“立即”或者“在最近期间内”向临时政府提供贷款。西蒙做了否定的回答，指出无论如何不能立即这样做；并说，四国银行团和它们的政府“从财政金融的观点”已经决定遵守严格的中立，对现政府及临时政府都不给予帮助；但一旦革命者建立起一个为全中国所接受并得到列强承认的合法政府时，它们将不反对在金钱上给革命者以帮助。西蒙反问孙中山是否可以肯定共和制将为各省共同接受，各省之间的分歧是否会造成整个帝国的分崩离析。孙中山回答说，对这种可能性不必担心；运动在中国各地自发而迅猛的开展清楚地表明，这不是一次局部性的叛乱，而是一个事先经过长期准备、有完善的组织、以建立联邦共和国为目的的起义，成功是毫无疑问的，“袁世凯的机灵狡猾也许能推迟但决不能阻挡这种成功”。
接着，孙中山问西蒙是否同意商谈一笔借款，使中国能够用以付清庚子赔款，因为支付这项赔款“除使我们蒙受镑亏外，还使我们回想起那屈辱的往事，而这种往事我们是想擦掉的”。西蒙表示不能理解这样做中国会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但只要借款的担保能充分令人满意，他们不反对使孙中山得到满足。
孙中山向西蒙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您是否反对、以及您是否认为贵国政府会反对、用其他等价的担保”（例如用矿税和一部分土地税等等）“去代替关税作为现有借款的担保品？”因为中国“已经表现出来的民族感情”要求“收回海关的征税及控制权”。西蒙回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中国的信用得以牢固地树立以前，现有借款的条件不得作任何修改。这个答复使孙中山深感失望。
第四，孙中山请西蒙转告法国政府，要它“对它的盟友俄国施加一点影响，阻止俄国去同日本沆瀣一气”。孙中山说，“我们对于这两个国家（按：指俄日）紧密结盟感到十分担心。反之，我们深信日本单独一国丝毫也不会来反对我们。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已得到美国政府给以保护的诺言。万一我们同日本发生纠葛，我们认为这种担保是靠得住的。但如果美国所面对的是同俄国联盟的日本，我们对这种保护就不那么放心了。因此，我们希望法国对俄国能发挥有利于我们的影响，而对俄国，我们是很想同它和好相处的。”西蒙说，这个问题在他的职权之外，他无法回答；但又说：“据我所知，俄国由于在满洲和蒙古在人和钱两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很想维持它在这两个地区所占有的政治地位。”孙中山说：“这我们并不反对，只要它的野心不越出现在它已得到的地区。”西蒙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应尽力使俄国相信，你们丝毫无意改变已有的状况；而我不明白你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俄国的诚意。”
第五，孙中山宣称，他和他的朋友们对于组成一个与英法德美政府支持下的四国银行团一样强大的财团可能给将来中国的借款谈判造成的种种危险非常忧虑。他担心这样一个财团的目的是把一种违背中国真正利益的金融政策强加于中国，也许是控制中国的债务及财政。对此，西蒙极力巧辩，要孙中山放心；最后孙中山果然显得放心了些。
孙中山在与西蒙分手时，表示希望法国政府能撤销有关他在法属殖民地停留的禁令。
可以看得很清楚，孙中山这个谈话主要谈的是财政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的交谈者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法国金融界的代表。不过反过来也可以说，他在巴黎特意会见西蒙这样一个人物，正足以说明他对财政问题的高度重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借款–为尚待成立的临时政府借款–放在首位。由此可见：第一，成立临时政府的问题这时已在他的计议之中；第二，他充分理解自己将在临时政府中担负重任：这两点在前述他同法国政界及新闻界人士的谈话中也明显地反映了出来；与这两点相连的是第三，他正把筹款作为自己为革命应做的一件头等大事而积极承担起来。这最后一点看来就是孙中山与西蒙会晤的核心问题。
多年来，为革命筹措经费一直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他影响和领导革命的一个重要方式。他经常为此而到处奔走。武昌起义前他更加紧了这项活动，而且不断敦促朋友们做出努力。一九一一年七月，他在美国旧金山设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大力开展募款活动。八月十日，他致函他的美国朋友、正在美国治病的荷马李说：北京附近新军中的革命工作很有成效，很有希望，“我们的人吴禄贞将军最近被任命为北京第六镇统制”；“目前没有任何人能同我分享权力，各省的所有领导人都非常欢迎我担负起总的领导。……最近我收到很多来信，敦促我立即返回东方，尽快开展运动。现在唯一应做的事情是设法为此而弄到必要的基金”。“希望你尽快去看你的英国朋友们，为我们弄到开展工作的资金”。九月二十五日，他又一次写信给荷马李指出：关于怎样、在哪儿以及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必要的基金，还不能做出决定，“我只希望能尽快弄到”。他说仍想在巴黎或伦敦建立总部，“我结束在纽约的旅行后，将力争到欧洲去，看一看在法国和英国能做些什么”。这样看来，他当时就已联系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及筹款问题，考虑前往英法两国。武昌起义所促成的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进一步推动了孙中山行动的步伐。十月三十一日，他打电报给业已由德国到达伦敦的荷马李说：黎元洪缺乏将才，不可能支持多久；“各地的组织都极好，全都盼望我去领导。如能得到财力上的支持，我可以绝对控制局势。在我们到达那里以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借款是必须的，兹授予你全权商谈此事”①[以上所引函电全文，见吕芳上：《荷马里档案简述》（载《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第417–468页）。查品所著的论文《荷马李与中国革命》（Frederi——ck L.Chapin：《Homer Lea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打印本）第144一145页有1911年9月10日及9月25日两信全文，第100页有10月训日电报摘要。参阅《孙中山年谱》第119–124。（10月14日，孙中山曾致函英国金融界代表，呼吁伦敦、纽约、旧金山、新加坡、西贡和马来亚等地财政金融界人土给予中国革命以财政支持）。]。这段电文有力地表达了孙中山此时对筹款的紧迫心情，也说明了他心情紧迫的原因–在他看来，只要有钱，他就“可以绝对控制局势”，就可以“组成强有力的政府”；也只有有钱他才可以做到这些。因此，“借款是必须的”，这已成为他回国发挥作用的全部活动的基础，显然也是他这次欧洲之行外交活动的首要目的。紧接着这封电报之后（十一月二日），他就乘轮离开纽约，前去英国。据他后来追述，“到英国时，由美人同志咸马里（按：即荷马李）代约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乃银行主干答以惟外务大臣之命是听，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于是乃委托维加炮厂总理为予代表，往与外务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予乃再与银行团主任开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该主干日： ‘我政府既允君之请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则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只有与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乃能开议也。本团今拟派某行长与君同行归国，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与之磋商可也。’”孙中山当时认为，谈到这个地步，他个人在英国所能做的“已尽于此”，于是转赴法国。因此，必须看到，他在法国的外交活动乃是在英国的活动的继续，两者是紧密衔接、互相补充的。对照一下他在两地的做法，就财政问题来说，有一点完全不同：他在伦敦首先要求停止向清廷借款，到巴黎未再提此事，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也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提出为革命政府借款的事。这个目的在伦敦没有达到，在巴黎要加以弥补，所以与西蒙谈话这成为开宗明义的第一条。结果也还是一样。不过，在这相同之点上似乎也出现了一点细微的差别：在伦敦时，他有向汇丰银行借款一百万镑的计划①[参阅前引吕芳上文。]；到了巴黎，并没有透露预定借款的数目，因为西蒙一开头就从原则上关死了立即贷款的大门。总而言之，孙中山从英到法，风尘仆仆，历时两周，在筹款问题上落了个两手空空，只好回国②[他路过新加坡、香港等地时，一再谈到借外债的重要性，值得注意。见《孙中山年谱》第129页。]。他后来就此写道：“当于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多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一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日：“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精神当然重要，但他没有带回任何可以有助于革命军的物质手段，势必会使那些期待他带回“巨款”的同志们感到失望。很可能这也削弱了他在革命阵营中的影响力，妨碍了他对革命的领导以及对时局的控制①[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记》一文，谈到孙中山是否带回巨款对他的临时大总统职位的影响。该文由1911年12月30日南方代表顾忠琛（与黄兴有联系）和北方代表廖宇春（通过靳云鹏与段祺瑞有联系）在上海签订议草约（共五条，其中一条为 “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一事谈起，接着写道“方忠琛之与廖宇春订约也，临时大总统待选；黄兴……有意焉。孙文则新归自南洋而抵上海，盛传携华侨捐款数十百万以来饷军者。其时军之所亟者，财也。南京联军诸将新胜虚骄，而轻黄兴败将，尤有大欲以望孙文。徐绍桢以粤人为总司令，久镇江南，又有新功（按：指攻克南京），一言为轻重：而以文乡人，革命先觉，苟选大总统，微其人莫属：昌议大廷，主之尤力。各省选举代表集南京，以绍桢侃侃，不敢有异议，……遂举孙文为大总统。谒告纷至。或以询日：‘公携来华侨捐款几何？诸军望之如望岁焉。’文应声曰： ‘我携来革命精神耳！’则相与拊掌大笑。于是兴持忠琛与廖宇春所订之约以告，曰：‘毋使我辈负诺1’而文之履职也，即响参议院声明暂行就职，俟政体解决，当逊位让贤者。且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及世凯电告清帝退位，而文莅参议院辞职，践前言也。”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106–107页。又，袁世凯派往上海的议和代表唐绍仪12月27日电，要求召集临时国会公议政体；电文中谈到形势对清政府不利时，指出：“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近因新制飞船二艘，又值孙文来沪，挈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兵官数十员，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计。且闻中国（按：指清政府）商借外款，皆为孙文说止外国，以致阻抑不成。”见同书，第223页。这里反映了孙中山回国及其带有巨款等传闻在当时引起的巨大反响，使袁世凯系统深感不安。]。这的确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
如果说孙中山向西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中的借款带有紧迫性的话，那末第二个问题中的借款就不是这样了。他仅仅在探询东方汇理银行能否给予一笔贷款，用以结清庚子赔款；他并不是马上要这样做。这里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含义：新的借款（如果能实现的话）既然要用来擦掉庚款所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耻辱，其条件自然也应当有所不同。新的条件是什么呢？孙中山没有说；但在谈第三个问题时透露了一些消息：他甘愿用矿税及一部分土地税作为借外债的担保。他表示想收回海关征税权及控制权，这当然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可是以矿税及土地税去作担保，会不会产生类似以关税作担保那样的后果呢？在这里似乎可以看到孙中山在思想认识上的某种矛盾。还有，从他谈到的第五个问题看来，他对于在列强政府支持下的国际银行团是有疑虑、不信任的。与此同时，他对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以及在伦敦时对汇丰银行）却又表现出有所信赖；而象四国银行团那样的国际财团，无非是汇丰、东方汇理之类的大银行的国际性联合，实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西蒙以中国的信用尚未树立为借口，坚持不许改变已有对华贷款的条件；这就表明，不管孙中山是怎样天真地信赖个别国家的金融资本，后者在自己切身利益攸关的“原则”问题上，对中国革命者是决不让步的。
表现于财政金融方面的好心和天真，也同样表现于国际政治问题上，孙中山同西蒙关于第四个问题的讨论说明了这一点。他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与他当时关于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的分析有关。他认为日本官方是反对中国革命的，“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德俄也是反对中国革命的，由于中国革命者与这两国“皆向少交际”，故无法去影响其政策；而“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于是他想借助于西蒙、说服法国政府去影响俄国，使之不要与日本“沆瀣一气”，从而造成日本不能单独干涉中国革命的形势。这与他为使“日本不能为患”而争取英国“制止日本援助清廷”的想法和做法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说英国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在当时的对华政策上确与日本发生了分歧的话，法国对俄国、俄国对日本则并不是这样。俄日两国由于一九○七年和一九一○年的两次协约，早已结为侵华联盟，而到一九一二年七月，在划分中国内蒙的势力范围的基础上，又第三次协约，强化了它们的同盟关系。法国对于俄国侵华以及俄日协约，历来是迁就、纵容或支持的，根本不可能在对俄关系中发挥有利于中国的影响①[辛亥革命中，法国驻华外交官有个别同情革命的，但法国政府并非如此。法国舆论界左派同情中国革命，一般舆论并非如此，参阅张馥蕊前引论文：巴斯蒂：《法国外交与中国辛亥革命》（《La Diplomatie Francaise et la RevolutionChinoise de 1911》载《近现代史评论》第16卷，1969年4-6月号《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Contemporaine》Tome XVI。Avri1Juin 1969）：陈三井：《法国与辛亥革命》（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关于日本，孙中山当时确实很担心它联合俄国（以及英国）干预中国革命。参阅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93页。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日本仍是他最感焦虑的问题之一。参阅麦高迈前引书，第283页。]。孙中山竟寄希望于法国政府去做那不可能的事，结果只能听到西蒙发表一通偏袒俄国的说教。
孙中山同西蒙的会谈，是他在巴黎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而就其谋求借款来说，无疑是一次最重要的活动。但是他显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成果，西蒙留下的这分谈话纪要就是明证②[法国外交部有关官员对这分谈话纪要的评论是，它“很有意思”，因为它“提供了有关当前这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们的财政主张的资料”。见法国外交部档案，NS204卷，第106页。]。从这分纪要中还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孙中山那时没有能同法国政府官员相交往。这就是说，根据现在已发现的材料，他在巴黎接触到的都是“在野”的人，而没有“在朝”之士。因此，他后来所说的“过巴黎，曾往见其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于我”，是不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的③[在孙中山此一著作的英、法文译本（都题为《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忆录》）中，这句话的译意都有改变，即只说会见了“在野”之人，而未提“在朝”之士：英译本作“过巴黎，会见了法国各反对党的代表”（见《Memoirs Of a Chine se Revolutionary》，伦敦Hutchinson公司出版，第223页）。法译文作“我会见了法国各反对党的领导人”（见《Souvenirs d’un revolutionnaire Chinois》，巴黎1933年出版，第223页）。不知道译者们是根据什么对孙中山的原文做出修改的，但这个修改很值得注意。]。尽管这样，他仍要努力推进对法关系。
胡秉柯访问法国外交部
孙中山在巴黎期间，除会晤法国各界人士外，还同一些旅法的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青年、同盟会员有所来往①[孙中山1911年11月经过欧洲，“尝邀（在当地留学的）各科专门毕业之同志归国参加组织共和政府事宜”。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六年上海第三版），第135页。]，胡秉柯就是其中的一个。孙中山在巴黎没有来得及去做或者没有做到的一些事，在他离开后有人替他做了，胡秉柯访问法国外交部就是这样一件。
法国外交部的历史档案中有如下一段记录：
胡秉柯（BinkhO Hou）先生曾来访，询问法国政府对革命的态度。他自称是代表孙逸仙博士来的。
孙逸仙在巴黎过了两天（按：原文如此），昨天已经离开。他可能得到美国公使馆（按：原文如此）给以同情的证据。
胡秉柯先生认为革命在国内已是既成事实。他懂得，中华联邦共和国没有正式宣告成立，不可能得到承认。他大概是想知道我们的打算。
他特别指出，在十八省中，共和制已存在于十六省（只有北方的直隶和河南除外）。各地的共和政府都包括一个议会和一位将军，将军服从议会。
我问他，各省与上海革命政府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在孙逸仙到达那里、某种制宪会议能够召开以前，那还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只有上海政府可能考虑到了同外国的外交关系。
胡先生承认，这就使得各国可以认为上海政府必须对外国人的安全负起责任。
对我们来说，法国人的安全问题是首要问题。正是现在需要估计一下中国当局给予我国国民的保证。①[法国外交部档案，NS204卷，78页。]
这分记录的日期是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孙中山离开马赛的同一天。胡秉柯自称是孙中山的代表，可见他这次活动孙中山是知道的–这应当是孙中山在巴黎时同他一起筹画、安排好了的。
这个文件是手写的，没有记录者的署名，也没有说明谁接见胡秉柯的。据巴斯蒂夫人研究，这是胡秉柯拜访布瓦梭纳（Jean——BaPtiste BoiSsollllllll）的简记，记录者就是布瓦梭纳本人②[巴斯蒂1981年12月10日写给我的信。]。当时布瓦梭纳是法国外交部亚洲处负责起草公文的专员，地位不高，在接见胡秉柯后第四天就去职了③[他于1909年11月被任命为亚洲处负责起草公文的专员（redacteu），1911年11月28日去职。据巴斯蒂夫人1981年11月25日函。]。
从这个记载看来，胡秉柯在询问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时，着重的是对即将成立的共和政府的承认问题。前面说过，孙中山在巴黎时已提到过这个问题；由此可见胡秉柯的这次活动是孙中山在巴黎的活动的延长和继续，也可见谋求法国对革命政府的承认是孙中山的法国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为什么这时这样重视这个问题呢？原来他在伦敦时收到了国内的电报，告诉他上海正在成立临时政府，伍廷芳掌管外交，十四省的代表即将到达那里，等等；电报敦请孙中山尽快回国和他们合到一起①[查品前引论文第101页说，电报是由“攻克上海、苏州和杭州的将军”拍给孙中山的。那可能是上海都督。后来荷马李说，孙中山在伦敦收到的是十四省代表的电报。见同一论文第105–106页。按：11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曾电各省都督，拟公电恳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二册，1428页。]。这种新形势直接给孙中山增加了新的外交任务。但他在巴黎只能同政府以外的人进行讨论。如今他刚刚离开，胡秉柯就与法国官方发生了联系，这确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个记载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里面说孙中山可能得到了美国使馆对他表示同情的证据。这很象是胡秉柯向布瓦梭纳透露的。我们当还记得，孙中山曾对西蒙说，他已得到美国政府给中国以“保护”的承诺；“同情”之说和这个说法是一致的。这两个说法都很重要，但都需要更多的历史资料去证实。也许孙中山在巴黎同美国使馆有过某种接触，这是有待进一步去研究的。
法国外交部的这分文件上贴着两张名片和一个信封。最上面的一张名片上印的是“安德烈·贡蒂埃（Andre GOutter），总理兼内政及宗教部长秘书处副主任，都灵街（Rue de Turin）31号”；在名片的左上角用钢笔写有“库亚尔（Couillard）先生”字样，其余空白处写着：“亲爱的同事，请接待持本名片的胡先生，不胜感激。谨致最崇高的敬意。安·贡蒂埃。”中间那张名片上印着“胡秉柯博士②巴黎第十四区加桑街（Rue Gazan）55号丙”，[原名片印的是“Dz BINKHO HOU”。关于DZ，我请教了几位通晓法文的同志，都拿不准是什么意思：后来向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教师乐易凡（即安德烈夫人eyvonneAndre〕，1981年4月应邀来北京大学工作）请教，她说应是Dr（博士）之误。]右上方空白处用钢笔写有：“1911年11月24日”，下面空白处写着“受孙逸仙博士委派而来”。最下面是一个信封，封皮上有钢笔字：“布瓦梭纳（BOISSOllllS）先生，远东处。”这些名片和信封为我们了解胡秉柯的这次访问提供了一些线索：第一，他确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去的，布瓦梭纳的简记是接见他的当天写的；第二，他和外交部的联系是通过法国总理兼内政及宗教部长秘书处副主任贡蒂埃的介绍而实现的；第三，他显然是带着贡蒂埃的名片找到外交部部长特别秘书处主任（Chef eu Secretar——atParticuner）库亚尔（Couilliard）①[根据法国外交部编纂的《外交及领事年鉴》（《Annuaire Diplomatiqueet Consulaire》1912）第3页，外交部部长办公室及秘书处（Cabinet du Ministreet Secretariat）之下列了四位工作人员，第四名为Couilliard。这个字的拼法与贡蒂埃在其名片上所写的Couillard有一个字母之差，估计是同一个人，贡蒂埃写漏了一个字母。]，此人看到贡蒂埃的介绍后，把他转介绍给布瓦梭纳，于是有他与布的交谈，他的名片应是这时亲自给布的②[巴斯蒂夫人在1981年12月10日来信中说，照她看来，库亚尔并没有接见胡秉柯，而是用一个信封装进贡蒂埃的名片，外面写了布瓦梭纳的名字及“远东处”字样，打发胡去布处。当时法国外交部有亚洲处而并无远东处，由于库亚尔到任不久，所以弄错了布的工作单位的名称。按：胡秉柯名片上的钢笔字应是布瓦梭纳写的。]。另一方面，这些名片等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第一，贡蒂埃和胡秉柯是什么关系？他们本来就相识呢，还是有什么人临时介绍胡秉柯去找他的？这个介绍人又是谁？第二，贡蒂埃本人的名片是二十四日当天交胡秉柯的呢，还是头一两天给他的？如果是头一两天，那末孙中山还在巴黎，是否由胡秉柯那里知道了这个情况？有何反应？第三，贡蒂埃身为法国总理兼内政及宗教部长（当时是约瑟夫·卡约）手下的工作人员，他与胡秉柯的上述来往完全是私人性质的呢，还是得到了总理的明认或默许？凡此种种，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贡蒂埃、库亚尔、布瓦梭纳都是法国政府的官员，胡秉柯对法国外交部的访问之所以能实现，是他们三人协调合作的结果，不是一时的巧合。孙中山在巴黎时未能和政府人士直接发生交往，这应当推想为法国政府有意回避。孙中山前脚离开，法国外交部亚洲处的官员后脚就接见了他的代表。这个鲜明的对比颇能说明当时法国政府的态度：它还不愿意和中国革命势力发生多少瓜葛，因此把革命领袖拒绝于自己的门口；但它又不能无视革命的蓬勃发展及其取得胜利的极大可能性，于是赶紧用另一种方式与中国革命拉上关系。从布瓦梭纳的简记看来，他同胡秉柯交谈的时间大概很短，谈话的内容范围不宽，双方没有什么争论，也没有什么协议。不过，布瓦梭纳指出上海政府应对当地外国人、首先是法国人的安全负起责任，这可说是对中国革命施加的一点小小的压力。
孙中山委托胡秉柯分担一些外交活动，这不是偶然的。胡秉柯于一八八三年生于湖北潜江，一九○三年在武汉读书时，就已有革命思想，开始仰慕孙中山的大名；这一年被湖北当局送往比利时留学。一九○五年初，孙中山到比国首都布鲁塞尔，受到留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胡秉柯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孙中山同胡秉柯等讨论了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之后，在那里主持了革命组织（当时尚无同盟会之名）的第一次集会和宣誓，从此胡秉柯成为最早最坚定的革命成员之一。接着，他推动了巴黎留学生中革命组织的建立。他由比转法，入巴黎大学专攻法律，获博士学位。一九一○年他一度回国，然后二次赴法。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与孙中山相晤于巴黎，在新的形势下为新的革命任务而共同奋斗，那是很自然的。胡秉柯大约在访问法国外交部后不久就乘火车取道西伯利亚返华；过黑龙江时，曾活动该省巡抚周树模反正，无结果。随后他到南京，任总统府秘书①[关于胡秉柯的活动及事迹，主要根据以下各资料：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32-141页，“留欧学界与同盟会”；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3一104页，“同盟会湖北分会之概况”；第107-109页，胡忠民（秉柯之弟）“伯兄质斋先生行谊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1-20页，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第21一22页，史青“留比学生参加同盟会的经过”，等。但各资料都 提到他在巴黎代表孙中山所进行的这段外交活动。关于他由法回国，重又去法的年代，胡忠民的说法很混乱，本文采用朱和中之说。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胡秉柯仍保持与孙中山的密切关系。1913年第一届国会召开，他是参议院湖北省议员。他于1914年阴历十一月去世。他的妻子是比利时人，有一子，留在比国。（有关胡秉柯的资料，多是李丹阳同志协助查出的，特此致谢。）]。他在法的任务至此全部结束。继之而起的是被孙中山推上外交舞台的另一个人。
张翼枢：南京临时政府驻法全权代表
孙中山在巴黎期间有密切接触的另一个旅法革命青年、同盟会员是张翼枢。五十天后他从国内授予张翼枢一项重要职务，法国外交部档案中保存的一份法文电报说明了这一点。电报全文如下：
巴黎，外交部长转法国政府：
我荣幸地通知您，张翼枢（Tchang Itchow）先生被任命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国政府全权代表，为的是使两个姊妹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并能为推进文明及发展。商业而共同努力。
孙文②[法国外交部档案，NS204卷，105页。]
电报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一日由南京拍的，当天上午十一点法国外交部收到的。
这是一个重要情况。就我所见，它在两个意义上增加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第一，以前我们只知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外交总长王宠惠曾于一月十一日、十七日及十九日接连三次致电各国政府要求给予承认，现在才知道孙中山也亲自出面进行了此类活动。而且他的这个电报与王宠惠致各国外交部长的第一封电报正是同一天发的；第二，更重要是以前从来不知道南京临时政府任命过驻外代表，现在才知道了张翼枢的这项任命。孙中山的这个电报确实有人提到过①[见陈三井前引《法国与辛亥革命》一文。该文把Tchang Itchow音译为张亦舟，注明“原名待查”。]，但并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没有把它放到那一时期孙中山与法国的关系的整体中去加以研究。至于张翼枢其人，他的名气和历史作用当然与孙中山无法相比，但有关他的简历的资料也还是可以找到一些②[田原祯次郎：《清末民初中国官绅名录》（1918年）第466页；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国人名鉴》（1932年）第246页；樊荫南：《当代中国名人录》（1931年）第251页（以上是巴斯蒂夫人抄寄给我的）；刘寿林：《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1966年）第431-438页，第589页；骆惠敏：《莫理循通信集》（LoHuimin：《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第二卷，第151页注3（以上是陈泽宪先生告诉我的）。以上各资料中的张翼枢简历（最晚到三十年代初）不尽相同，刘寿林书中的两处材料相互有矛盾之处。]，就我所知，却从来没有一处提到他作为南京临时政府驻法代表这件事。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南京临时政府在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任命外交代表的材料，因此似乎可以说，孙中山当时在对法关系中采取了一个独特的行动。这个行动显然与他的巴黎之行的直接间接影响大有关系。第一，他本人在巴黎得到的是“其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于我”的印象；第二，他极可能及时地得到了胡秉柯受到布瓦梭纳接见的报告：有这两条，使他认为法国政府有接受他所领导的中国政府的外交代表的可能性；第三，他从和张翼枢的接触中亲自发现这是一个人材，有胜任外交使命的能力。大概主要是这三条合在一起，导致了他毅然向法国政府发出上述电报。
那末张翼枢到底是什么人？他是怎样被孙中山发现的呢？
张翼枢原籍湖南醴陵，一八八五年生。他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到云南的，还不得而知；现在能知道的是他受云南省当局的选派，于一九○五年三月二十日离开昆明去越南河内，入法国殖民地当局为吸收云南的留学生而特设的巴维学校（Ecole Pavie）学习法文①[巴维学校是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于1904年在河内创设的，专为接受云南省选派的学生前往学习法文。第一批学生为文宝奎、徐濂、吴传声、李余芳、赵莲元、杨文棠等十人（是从22名考生中选出的），于1904年12月21日离开昆明，1905年1月10日到河内；紧接着就选派了张翼枢、束于德、张邦翰、邝敬、夏绍曾等十五人，作为第二批，于1905年3月20日离开昆明去河内。详情见法国驻昆明领事1904年10月12日、12月22日、1905年3月31日给外交部长的报告，见法国外交部档案NS582卷，82一83页，85-86页，95一100页。]。一九○六年四月三日（阴历三月初十），他在河内加入同盟会，是该校学生中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②[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一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第220页。]。一九○七年十二月初同盟会领导的镇南关之役中，他曾跟随孙中山入镇南关（现名友谊关），“亲冒弹雨”。同盟会在中越边界滇粤各地起兵反清斗争中，他同法国人办过交涉，很有成效，显露了他的外交才能，给孙中山留下了“其人聪敏有办事才”的印象。他对当时孙中山等革命活动中经费的“来路去路”多有所知，可见那时已同孙中山有密切关系，受到孙中山的信任。他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离开越南的，目前尚无法考订；至迟一九○九年九、十月间他已到巴黎，想在那里从事革命：他曾与梅崩商量，一办报，“刊法华两文”，以“销于法人之留心东方时事者”；二设立机关“以为联络法国有心人以助中国之革命”。由于没有钱，这些想法无法实现，他便想先入学堂；但又缺乏学费。这时他仍与孙中山保持着联系，孙中山一面想直接帮助他，一面向旅欧的一些革命者介绍他的情况，要求他们与他联络并给他以帮助①[以上叙述据《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16-419页。]。一九一○年他便在巴黎攻读政治科学了，同时在东方博物馆（MuséeGuimet）做些翻译工作，每月挣二百法郎维持自己的生活。他这时已作为中国的革命家而受到法国政府的注意：同年八月二十六日，殖民部咨送外交部的一份有关旅法中国革命家们的情况的绝密通报中指出，张翼枢和张邦翰是巴维学校校友中“最有才华的”两个青年，如果中国的“革新党”（实际上指的是同盟会）获得胜利，他们“肯定将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②[法国外交部档案，NS583卷，151页。]。由张翼枢的这段简历可以看出，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已奠定了在孙中山领导下担负一定的革命工作的基础。辛亥革命爆发后，国内革命的新形势激起了旅法中国青年们的巨大热情，孙中山于十一月到巴黎对他们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张翼枢正是这些青年中活跃的一员，他成了孙中山的法文翻译③[法国外交部档案，NS204卷，188-189页。里面说张翼枢是法兰西学校教授、著名汉学家沙畹的学生。]，因而也是和孙中山直接接触较多的一个人。孙中山原来对他已有所了解并相当器重，这时又以出色的工作赢得了这位未来的临时大总统的进一步的赏识，所以不久之后从一个半工半读的青年学生一下子就被擢任为临时政府第一个（很可能也是唯一的）驻外代表。
在南京政府并未得到法国（及各国）政府承认的情况下，孙中山授予张翼枢以驻法全权代表之职，这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这是对清政府与法国关系的一个严重挑战，也是对法国政府的一个考验。他一定会期待着这位刚刚二十六岁的外交官挑起重任，为革命有所建树。他也一定会期待着法国这个“姊妹共和国”政府给予响应和支持。但他从法国政府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对待。法国对孙中山的来电和王宠惠接二连三的呼吁一概置之不理，对张翼枢的外交职务更是不予承认。一月十七日，王宠惠第二次致电法国政府那天，张翼枢持着“没有官衔的名片”，“完全以私人身分”访问法国外交部；接见他的官员告诉他，法国政府“只承认”清朝政府，“既不能正式地也不能非正式地”同他保持任何关系①[法国外交部档案，MS35卷，88页。这份记述张翼枢来访情况的文件的末尾署了一个B字，可能是外交部亚洲处长贝特洛（PhiliPPe Berthlot）。]。二月十二日清朝皇帝退位，第二天张翼枢致函法国外交部长，以中华民国驻法全权代表的名义要求谈话②[法国外交部档案，NS204卷，172页。]。十六日，法国外交部长复函拒绝③[同上，173页。]。这期间，法国政府经过与英国协调政策④[1912年1月19日法国外交部长普恩加莱与英国大使谈话纪要，见同上，117页。里面提到，张翼枢曾“几次试图”使法国同意他为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等等。又法国与俄国也互相通气，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参阅《法国外交文件》（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als）] ，已完全成了袁世凯的支持者，对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代表当然要加以冷落。以后它还唯恐和张翼枢发生丝毫沾连，甚至可能有张翼枢出现的群众性集会，法国官方人士去参加都有顾虑。三月初，中法联合会（L’Union Sino——francaise）及欧洲华人共和委员会（Le Comité réPublicain Chinois d’EuroPe）这样两个群众团体筹备举行宴会，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邀请法国朝野各界人士参加。六日，法国外交部就此事写了一份材料，里面提出，张翼枢将出席该会，法国“政府成员能在那里出现吗？”①[法国外交部档案，NS204卷，188一189页。里面说，张翼枢曾力求使法国总理接见他，都没有成功。巴斯蒂夫人告诉我，有材料说明，张翼枢曾访问《晨报》（Le Matin），要求该报协助他，把他介绍给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普恩加莱；该报不但未予协助，反而把他的这个活动报告了外交部。]充分反映了它对张翼枢及其所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那种决绝的态度。
但是，当这个宴会于三月十四日举行时，张翼枢并没有参加②[同上，196页所附剪报，出席宴会的人员中无张翼枢，而有原清政府派驻欧洲各国的一些公使如吴宗濂（驻意）、沈瑞麟（驻奥）、陆征祥（驻俄）、刘玉麟（驻英）等。法国文学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也参加了宴会，并讲了话。]。他在法国已经无可作为，正在准备或者已经踏上回国的征途。六月初，他在昆明接任云南省外交司长的新职③[见刘寿林前引书，第431页；《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9页。附带指出，张翼枢在云南任职多年以后，不知什么原因，于二十年代末到上海任法租界公董局委员。参阅前引樊荫南等书。他以后的情况不详，]。这时孙中山早已卸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辛亥革命以来他一再力图向前推进的对法关系，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便悄悄地结束了。
（附言：本文原为两篇，前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后篇发表于同一刊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现以前篇为基础，以续篇加以修订补充，合为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