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应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前者指对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考察，后者指对历史学自身的反思性理论研究。近五十年来国内史学界对历史理论：诸如社会形态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理论、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农民战争史理论、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等，曾经展开过相当热烈的讨论。如果全面介绍近五十年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应当包括上述诸问题。本文限于篇幅，将不涉及上述问题，而主要介绍历史学自身理论研究的有关问题。
一、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的史学理论
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革结束。根据这一时期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实际情况，主要介绍前17年，文革时期略有涉及。
这一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是，由于当时人们认为唯物史观就是指导史学研究的最好理论，历史学自身当然就无须再建设自己的理论，所以史学理论学科的整体建设没有提上日程。尽管当时史学界没有自觉意识到史学理论自身建设的必要，但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历史学只要实际地开展历史研究，也就必然地会遇到一些与历史学自身有关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历史、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史与论的关系问题，以唯物史观中的什么具体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亦即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等问题。
（一） 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
唯物史观是对人类历史作宏观总体考察的一种学说，严格说来，它不属于本文所指的史学理论。但这里说的史学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便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学，故介绍和讨论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便不能不从唯物史观理论说起。
解放初，已经有一批从旧社会奋斗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思想上确立起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他们是史学的中坚力量，但人数太少。而大量从旧社会过来的历史教师、史学工作者，以往接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体地位，便需要改变他们的人生观历史观。办法是首先将他们吸收进各个固定的工作单位，便于组织领导。接着是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而包括史学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也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思想改造运动中。毛泽东在1949年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亲自审定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共计12本。其中马、恩论著各一篇，主要是列宁、斯大林著作，尤其是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当时人们的思想影响最深。当然还有毛泽东本人的著作。思想改造中的学习内容，除政治、形势教育，主要理论内容便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通过这些学习和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当时人们思想中的历史唯物论即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大体由以下一些原理构成：劳动创造人类自身，劳动创造历史，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决定社会历史面貌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由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随之改变。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改变，政治制度、理论观点也随之改变。人类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的生产关系，整个人类历史便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历史成为阶级斗争历史。历史发展的动力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①。人类历史是辩证发展的，因此应当用历史主义观点来看待。在上述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当时则被认为是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
将上述唯物史观理论贯彻到历史学中来，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立场问题是关键。“一个史家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历史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②。历史学家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大公无私最有前途的阶级，科学家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观点方法就是上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历史学的宗旨被规定为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历史学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历史，就能达到科学性和革命性的一致。解放以后的历史学家，正是从这里起步来研究历史，并思考研究历史时遇到的一些理论问题。
（二） 论与史的关系
解放初，从旧社会过来的不少史学家，受胡适考据学和前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观点的影响甚深，治史时以史料考据为唯一方法，对史料旁征博引，而轻视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反对将历史学归结为史料学，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历史，揭示历史现象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因此开展了对重史料轻理论倾向的批评。一些老史学家也对轻视理论作了自我批评。其后，又产生了重理论轻史料的偏向。尤其经过1954年对胡适考据学的批判，人们更加轻视史料。写出来的文章洋洋万言，却空洞无物。1957年5月，尚钺尖锐地批评了这种重论轻史的“概念游戏”，指出“没有史料就不能写出历史来，更不用说正确的历史了”③。通过对重史轻论和重论轻史两种倾向的批评，说明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理论和史料都是重要的。那么，两者间是什么关系呢？这一时期产生了三种主张。
第一，以论带史。1957年反右派时，陈梦家、荣孟源因为强调史料重要和要求编辑史料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人们批判他们是借着强调史料重要而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但这毕竟只是消极地批判，而没有正确地提出主张。1958年“史学革命”时，在相当多的史学工作者中间产生了以论带史的主张，当时叫做“以虚带实”。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我们以虚带实突击编写乡土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做法和体会》。这里的“虚”便是“论”，“实”便是“史”，“以虚带实”便是以论带史。后来明确提出“以论带史”而成为这种主张代表人物的尹达1964年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提倡‘以论带史’。……这一方针本来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以论带史’歪曲为‘以论代史’，并且大加攻击”。“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科学的指导吗？”④
第二，论从史出。吴晗认为，“以论带史”先讲理论，后讲史实，结果是论多史少，甚至有论无史，变成“以论代史”。他提出史与论的关系是“论从史出”。应当运用正确的方法“通过对史实的掌握，把观点体现出来”。“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论从史出’。”⑤当时便有些学者批评吴晗的这种提法无法体现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翦伯赞是主张史论结合的，然论述时也有论从史出的意思。翦、吴二位学者都是赞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的。但到文化革命时，这种主张则被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主张”而遭到恶意攻击。
第三，史论统一，史论结合。1959年孙国权的《正确处理史料与观点的关系》一文，首先明确表述了史料与观点统一的主张。稍后，彭明、吕振羽、白寿彝、孙思白等学者都撰文持这种主张。翦伯赞文章的题目就叫《关于史与论的结合》，他明确提出“以论带史”的提法必须废除，正确的提法应是“观点和史料的统一”。
以上三种提法，实际上都还没有合理正确地解决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史论关系。
（三） 历史、史学与现实的关系
1.关于“厚今薄古”。
陈伯达195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什么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什么是“厚今薄古”？据郭沫若当时给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毛泽东在回答一位朋友的批评时提出，我们“正是‘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郭沫若解释说：“这‘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就是所谓‘厚今薄古’。”⑥“迷信将来”自然包括重视现在，“轻视过去”便是轻视历史。本来，解放前毛泽东是极为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到1958年，头脑过热而又严重滋长骄傲情绪的毛泽东拒绝别人批评，“轻视过去”即轻视历史，显然是不正确的。一位政治家一时这样说一说，尽管不妥，本也无关紧要。陈伯达却要把这个“厚今薄古”引进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史学界引发一场“史学革命”并且作为“史学革命”的“纲”，则对史学影响就非同小可了。传达到史学领域已经变得语义含混的这个“厚今薄古”口号，在1958年所谓“史学革命”中给史学发展带来了很坏的消极影响。在史学领域导致了轻古以至废古的倾向，有人主张以编四史（厂史、村史、矿史、社史）代替历史学；有些人主张历史教学中大砍古代史的比重和课时；有些人主张讲历史要从现代、近代再到古代这样倒着讲；还有些人别出心裁地把“厚今薄古”说成是“薄统治阶级历史，厚人民群众历史”，甚至将“厚古薄今”说成是“厚剥削阶级，薄劳动人民”。为了贯彻“厚今薄古”这个“纲”，他们要“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将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活动、典章制度、政治沿革等概行删去。并且要打破王朝体系，用农民战争作为时代起点和划分时代标准，“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史体系”。这一切可以说给历史学带来了灾难性影响。
这个“厚今薄古”，显然给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带来很大的困惑。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只能对来自党的指示表示拥护，有些人并且跟着讲了一些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错话。作为历史学家，他们不可能“轻视过去”，于是便给“厚今薄古”作了尽可能有利于史学发展的解释。综合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刘大年以及陈垣等老一辈史学家的解释，大体有：其一，按范文澜、吕振羽的解释，所谓“厚今薄古”是要历史学家关注现实，为今天的现实服务，这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按：这样的理解只能说是“厚今”，并无“薄古”之意）；其二，按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的理解，所谓“厚今薄古”是要历史研究的重心和力量配置上更加重视近现代史研究（按：当时有些学者确实存在过重古代史偏向，纠正这种偏向是必要的。但这种理解也只能说是“厚近薄古”，与“厚今薄古”原意显不相同）；其三，包括郭沫若、刘大年、陈垣在内的许多史学家的另一种解释是，所谓“厚今薄古”是说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并不是只要今不要古。陈垣说：“只要是立场正确，则不论是研究古史今史，都不致走入歧途”⑦。翦伯赞甚至说：“自殷周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两千多年的历史，还需要大大地努力进行深入的专门的研究”⑧（按：这些话都是对的，但这并非“厚今薄古”，甚至有点“厚古”，至少是不“薄古”）。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对史学领域因贯彻“厚今薄古”口号而造成的“轻古”以至“废古”等各种错误倾向提出过尖锐批评。他们以自己的善意解释以及他们在史学界的声望，对于防止和纠正因贯彻“厚今薄古”而给史学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尽到了他们作为史学家的努力。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厚今薄古”的提法是要不得的。
2.古为今用，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来的，也是为这一时期许多史家所赞同的。较之“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显然要好一些。这个提法是重视历史研究及其社会功能的。已经过去的客观存在过的“古”，是不可能为今所用的。这里的意思实际是说，要用研究“古”（历史）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为今天的现实所用。它强调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但这个提法没有明确表达出历史学所应用的科学性。“古为今用”只能是历史科学的功能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功能。
古为今用在当时史学领域的具体表现，便是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提法不能说全错。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社会功能，应当为现实服务。现实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政治（现实中还有经济、文化等领域，因此即使从为现实服务这一角度而言，这个提法也是不全面的）。在那时一切工作都以“政治挂帅”，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这种服务在当时史学中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以历史与现实作古今类比，以历史事实来解释、证明党的方针政策。如同翦伯赞所说：许多史学工作者“几乎把党的任何政策、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好象我们今天推行的任何一种政策，今天提出来的任何一种号召和口号，在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推行过和提出过”。⑨翦伯赞认为，“如果把古为今用理解为古今类比，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些表面的类似就抹煞它们本质上的差异，而把古人古事拉扯到现在”⑩。当时历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为了密切配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突击组织人编写有关史学论著。由于政治任务的时限性、多变性，这样突击赶写出的东西，是很难有学术价值和科学性的，却日益滋长出实用主义。到戚本禹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将所谓“革命性”作为对社会主义时期史学的唯一要求，实用主义更加横生蔓延。当姚文元对吴晗《海瑞罢官》进行蛮横无理的政治大批判后，有些学者写出文章对有关历史事实加以探讨，以求辨明是非，竟被攻击为以学术性研究干扰斗争大方向。学术性研究本身已经被指责为错误倾向，历史学的科学性在现实中已无存身之处了。戚本禹在1967年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11] 一文，便完全以歪曲近代中国历史内容的实用主义手法，“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政治服务，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国家主席。由于最高当局已经把打倒刘少奇作为既定目的，戚本禹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指名，攻击的手法却是明目张胆、咄咄逼人的。到江青集团将攻击的矛头指向“现代的大儒”时，被攻击者的政治命运当时并未判定，这样的政治更带有阴谋性质。江青等人又想到了历史。历史学便由阶级斗争史学更一变而为路线斗争史学，江青集团在炮制中国历史自古至今都贯穿着儒法斗争时，竟明确地提出写历史可以七真三假，这哪里有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儒法斗争史完全成为以实用主义的歪曲手段隐射攻击现实的阴谋政治的婢女，从而极大地破坏了历史学的声誉。将历史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为“古为今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至此已经将历史学推向绝境了。
（四）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
阶级观点应当包括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两个方面，但阶级统一观点当时几乎无人探讨，故这里说的阶级观点实际是指阶级斗争观点。这种观点解放初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之一。历史主义自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50年代其涵义被理解为：一是从历史事物的发生发展的全盘过程去考察，而不可以从静止不变的状态去观察，二是从历史事物发生时的各种实际条件关联起来考察，而不可以以现在的条件和标准去衡量古人古事。当时一些水平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曾以此批评阶级斗争乱用而造成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但1957年以前，这两种观点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1958年“史学革命”中，阶级斗争观点被日益突出。“厚今薄古”与被制造出来的“厚古薄今”成为史学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贯彻“厚今薄古”而突出阶级斗争观点给当时历史学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影响。1959年春，郭沫若、翦伯赞就所谓“打破王朝体系”以及为曹操翻案，批评了“史学革命”的搞法是“反历史主义的”。河南史学家郭晓棠在1959年发表《历史主义，还是反历史主义》[12] ，尖锐批评当时历史研究中片面运用阶级观点而产生的非历史主义倾向，首先提出运用阶级观点“必须同正确的历史观点结合起来”。河南《史学月刊》曾连续开展“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稍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到处做报告并撰文，大声疾呼“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论断” [13] ，因此而成为倡导马克思历史主义主张的主要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阶级斗争观点也在发展。1961年4月，河南史学家嵇文甫在《光明日报》撰文，根据毛泽东以是否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分界线的认识，提出阶级斗争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从此，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核心的提法，便支配着当时中国的史坛。毛泽东1957年便开始突出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后日益发展，到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终于正式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认识激荡着史学领域，突出阶级斗争观点和强调历史主义主张两股史学思潮，便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
《新建设》1963年第5期发表林甘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强调历史主义的翦伯赞等学者离开了阶级观点，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核心”，“历史主义已经内在地包括在阶级观点之中”，二者是“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因此没有必要在阶级观点之外单独提历史主义，强调在历史研究中更加突出阶级观点。宁可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发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批评林甘泉的“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完全一致的”提法，认为二者虽然是统一的，但历史主义是与阶级观点有区别的概念，它有自己的特定涵义，因此历史主义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接着双方又继续撰文论难。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战。这场讨论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涵义以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而展开。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涵义的理解，当时有十余种。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的看法，当时至少有9种。限于篇幅，不拟备列。令人有点奇怪的是，突出阶级观点一派对于阶级斗争观点的具体涵义，竟无任何阐发。或许他们认为阶级斗争观点是既定理论前提，无须再加探讨。即此一点，也可见持这种主张者的教条和公式习气。[14] 概而言之，这场讨论的基本理论倾向，可以归结如下：宁可、李文海等学者以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内涵有别的两个理论概念，应当在承认二者区别的情况下，按照一定条件使二者统一起来；关锋、林聿时等学者则发挥林甘泉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完全一致的见解，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贯彻着或者说包含着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这种相互包含论实际是用阶级观点消融历史主义，否认历史主义独立存在的必要。
突出阶级斗争观点一派，后面有强大的政治支持。坚持历史主义主张的学者，在当时的政治理论压力下（这些学者执笔为文时，或许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压力的存在，但这种压力是实际存在的），强调历史主义独立存在的价值，希望用历史主义来限制和防止突出、滥用阶级斗争观点给历史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以求较为客观全面地研究和认识历史。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是较为有利于历史学的发展的，并在实际历史研究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在当代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令人尊重的较为积极的一笔。但也应当看到，他们的理论主张是软弱的，不彻底的。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同突出阶级斗争论者一样，也承认了这样两个理论前提：其一是阶级观点（实际为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其二是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由于承认这些理论前提，他们的主张在逻辑上反而不如突出阶级斗争观点者彻底有力。在政治大批判尚未正式进入这个讨论领域之前，他们在学术辩论中已经渐居下风。从1965年开始，历史主义主张便被作为“资产阶级历史观”而受到政治批判。到1966年初文化革命已揭开序幕时，历史主义更被批判成“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文革正式爆发，竟耸人听闻地将翦伯赞提倡历史主义说成是“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历史主义的提倡者翦伯赞为此而丧失了生命。蛮横无理的政治大批判终于扼杀了马克思历史主义思潮。到了文革的江青集团，更将突出阶级斗争观点变成突出路线斗争观点，炮制儒法斗争史学，如前所述，终于将历史学推上了绝境。
以上大体便是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由于当时并没有从整体上将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提上日程，当时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从总体上看还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
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史学理论
1976年文革结束，经过两年短暂的过渡时期，1978年底的11届3中全会，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这次全会否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要求将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整个科学研究迎来了春天。历史科学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重要表征之一，便是史学理论研究的蓬勃开展。这一时期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初步开展；对文革前提出的传统史学理论命题研究的拓展与突破；新的史学理论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史学方法研究形成热潮；史学理论史研究的开展与深入。
（一） 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初步开展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提倡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许多史学工作者从历史研究实践和解放以来史学的曲折发展中体悟到，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代替史学理论。基于这样的认识，从整体上建设史学理论学科便被提上日程。史学理论的这种整体学科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在中国社科院、国家教委、中国史学会、历史学规划组的组织和推动下，开展了一系列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实际工作。国家教委要求全国高校历史系创造条件开设史学概论，列为必修课，组织编写史学理论教材，直接地推动了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国家教委、中国史学会以及各地高校、科研机构曾经举办过多次史学理论和方法研讨会。尤其是当时设在中国社科院的历史规划组的史学理论小组，按照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关于加强马克思史学理论研究的精神，筹划和组织了一系列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至今已举办了十届。全国史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一系列讨论会上，曾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史学方法论建设、历史认识论、社会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理论以及对解放以来历史学的理论回顾和史学理论研究自身回顾等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87年，史学理论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后改名《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全国性史学理论研究学会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成立。这些实际的组织推动工作和一系列学术探讨，有力地推进了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
2.体现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初步成绩的，是多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著作的出版。1983年6月，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首先出版。同年7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其后，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共有十余种史学理论、方法论著作，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版。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就史学理论研究对象、范围等涉及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黄元起认为历史科学理论体系应包括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历史编撰学理论、史学史等方面的问题；祝马鑫认为史学理论应分为历史研究和历史编撰的理论体系；葛懋春、谢本书主张史学概论的任务是研究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姜义华认为史学理论必须把古往今来全部史学研究活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揭示历史研究活动的规律；有些学者建议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前者指对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研究，后者指对这自身各种问题的理论探讨；还有的学者则设想建立史学学；等等。新时期的史学理论尚属初创阶段，产生各种见解当属自然，这说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尚在形成之中。逐步地完善这门学科，是我们今后要继续努力的。
（二） 文革前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拓展与突破
1.关于史学社会功能。
文革前的提法是古为今用，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新时期，黎澍重新探讨古为今用和历史学的任务，他认为首先要重视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学的任务首先是弄清事实，然后从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中说清历史事实的真相，叙述出真实的历史过程。强调一定要用科学的历史知识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曾组织学者就史学功能问题进行多次讨论。学者们提出，史学功能有科学功能和为其他社会领域服务的社会功能。并探讨了史学的科学功能与社会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就社会功能而言，史学应当为政治服务，但也可以为经济、文化服务。茅海建从不同群体对历史学的需要阐述了史学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刘志琴从史学功能的历史变迁，由神喻性而资政性而教育性，阐述史学在德、智、美育等教育方面的多种功能。白寿彝就历史学对人的多方面教育功能阐发尤多。为了避免强调史学为其他社会领域服务时而忽视其科学功能，也为了避免强调史学科学功能时而疏远以至脱离社会现实，蒋大椿提出了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的划分。前者主要承担史学的科学功能，后者则在基础史学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承担史学为社会领域服务的社会功能。新时期对史学功能问题的认识，显然较以往全面。但关于史学功能问题，今后仍需要更加全面而系统的阐发。
2.关于史论关系。
文革前的认识，主要是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三种。新时期较多学者对史论结合主张作了继续阐发，李鸿然等提出“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也有学者主张提“以论导史，史论结合”。蒋大椿则提出，应当将史论关系放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两种现象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学、历史研究过程的史料与结论性认识、历史叙述过程的论点与史实三个不同范围内，分别加以探讨和处理，然后作总体考察。其后，胡绳等学者也主张将史论关系放在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分别加以处理。对于史论关系问题的认识，新时期显然有了很大进展，但这个问题仍有必要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加以阐发。
3.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
新时期到来前后，已有学者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有十多篇文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为被扼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恢复名誉。相当多的文章主张回到60年代初对历史主义涵义及其与阶级观点关系的见解。但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理论主张是不彻底的，具体表现在它也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这样两个理论前提，因此他们讲不清楚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蒋大椿在1978年秋论述历史主义时提出，文明史不只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它还包括生产斗争、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更加广泛的内容。80年代初，他对历史应当包括生产力发展、人们社会阶级关系的又斗争又统一、社会意识等内容继续作了阐发。就整个史学发展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见解，而且还不够全面。但对于将文明史仅仅视为阶级斗争发展的认识来说，无疑体现了史学界在新时期对于这个问题认识的突破。80年代，蒋大椿又提出阶级观点只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运用于文明史中的阶级现象而得出的抽象程度较低的理论，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个观点，是否属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还值得讨论，但绝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只有基于这样新的认识，才有可能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获得正确认识。90年代蒋大椿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王学典的《历史主义的历史命运》等著作，系统地总结和探讨了这个专题的研究。新时期还有个别学者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而他石、陈高华、李祖德等绝大多数学者均不赞成此见。由于新时期学者们主张研究历史时应当采用多种合适的观点和方法，像60年代那样以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并列已经没有必要。但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并不能说已经完成使命。目前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虽然表现形式与过去有所不同，在具体结论上甚至和过去对立，但依然存在，如对待近代革命的看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不仅应当与正确运用的阶级观点（包括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相结合，运用其他观点方法研究历史时，也应当注意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结合。
（三） 新的史学理论问题提出及其探讨
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大体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开展。
文革以前，只有一般认识论，历史认识论基本上没有展开研究。新时期对历史认识论研究已初步展开，涉及到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中介、历史认识过程及其特点等一系列问题。1987年在四川温江召开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主题便是历史认识论。罗福惠、马敏在1983年较早地探讨了历史认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刘泽华、张国刚就历史认识特点是间接认识、从问题开始的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以及历史认知结构、基本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谢本书、翁飞等探讨过历史认识的一般模式及其特征。徐兆仁提出了历史认识的十大特征。于沛系统阐述过历史思维的特点。沈大德、吴廷嘉对历史认识主体进行了专门研究。陈启能、陈光前等分别对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陈启能的见解曾引起不同意见。李振宏在多篇论文中探讨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客体范畴以及历史认识的模糊性。赵轶峰探讨了认识的相对性，等等。另外，多种史学理论著作也对历史认识论作了深浅程度不同的讨论。问题已经提出不少，并且获得可喜的进展。但我国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2.历史学的性质问题。
历史学的性质是历史知识论诸多问题中的一种。解放以来，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看法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90年代以来，逐渐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有的学者提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也有学者认为历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的统一。何兆武在1996年发表的《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15] 一文，对历史学的性质问题作了系统阐发。何兆武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历史学Ｉ是对史实或史料的认定，这部分研究工作是纯科学的；历史学Ⅱ是对历史学Ｉ的理解或诠释。这里又分两个方面，对理解工作仅有科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理想贯彻始终，这“是历史学的核心”。另外史家还要进行人性学的研究，这种探讨一部分和心理学重叠，“大部分都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由于每个人、学派、时代的知识，凭借和思想方式不同，构造出来的历史画卷不同。历史学家工作的完成，就在于把他构成的历史画卷传达给别人，“这里的这个‘传达’工作，严格说来，乃是一种艺术表现，因此也就并没有‘如实’。”就整个近代史学史来看，何兆武文章除了论述的细致，大概并没有提出新见解。但就解放以来对史学性质的看法而言，何兆武文章的确提出了非常重要而与众不同的见解，已经引起史学界关注。有的学者表示赞同。庞卓恒则对何兆武主张的历史学的生命或主体部分只能是“人文的”而不能是“科学的”论点，提出质疑。历史学的性质关系到历史学的方向，建议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能对这个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这对于当代史学理论乃至整个史学的发展，都是极为有益的。
3.关于历史编撰理论。
文革以前，除个别文章涉及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开展。新时期对历史编撰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已初步展开。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中国代历史编撰与方法作了系统的总结。《史学导论》等多种史学理论与方法论著作也探讨了如何编撰史著以至史学论文，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集中探讨了历史编撰学的理论与方法。江明、陈光前等分别撰文论述了历史编撰的理论与方法。上述探讨，内容涉及到史书的体裁、体例、体系、结构、线索以及史著语言的基本要求等。罗尔纲在撰写太平天国史和白寿彝主持编写大型中国通史时，对建设新综合体作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尤其是白寿彝在总结和继承我国古代史书编撰体裁优点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而创造的通史新体例。该书主体部分包括序说、综述、别录、人物传记四个组成部分，其所涵盖的历史知识的广度、深度都超出了以往章节体通史著作，又比较恰当地处理了通史编撰中的点与面的关系，加强了对历史主体的研究，改变了以往通史著作只见事物不见人物的通病等，当是新时期历史编撰理论探索和研究实践的一大创获。
（四） 史学方法研究热
文革前，史学方法研究薄弱而单调。80年代，我国史学出现了“方法热”，确为解放以来史学研究的一大新气象。除了出版、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史学方法论著外，全国各地曾多次举办有关社会科学方法、历史研究方法的专题学术讨论会。针对相当长时期以来忽视史料工作的倾向，尤其是文革时期影射史学对史实的任意曲解甚至伪造，80年代初，史料的搜集、鉴别、考据方法为胡守为、荣孟源、赵光贤、白寿彝、来新夏等史学家所格外关注，他们撰写了一批史料考据法的论著，如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讲话》等。
在史料搜集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方法，除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史论关系处理方法的继续探讨外，黎澍、蒋大椿、李振宏等阐发了历史研究中的唯物方法。刘大年、葛懋春等阐发了阶级分析方法。丁伟志等探讨了逆向考察法。蒋大椿系统发掘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历史研究方法。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新方法的引进和探讨。
一是系统方法。金观涛、刘青峰首先将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引进历史学领域，并运用这种方法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钱学森等许多学者都论述过历史学中的系统方法。1985年在上海和1986年在安徽举办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曾集中探讨过系统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当时多数学者对于在史学中尝试性地运用系统方法持肯定态度。这种方法的基本要点是，要求从系统整体出发，研究系统整体与各子系统（部分）、各子系统之间的及系统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以探求历史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运用这种方法还要结合数学手段。它强调用综合—分析—综合的研究程序把握历史事物系统。当时对于这种方法及其运用中的许多问题和难点，尤其是系统方法从整体出发便是一个极大的难点，并没有深入展开研究。许多学者提出应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系统方法，并且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金观涛则由怀疑以至用系统方法排斥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的研究倾向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刘大年、刘修明则主张对引进系统方法持慎重态度。
二是历史计量方法。霍俊江、续建宜等学者撰文阐述了计量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内容、适用范围、运用程序等问题，也有的学者指出历史计量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应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计量方法。霍俊江、王小宽、项观奇编著出版了有关历史计量方法的专著。应当说，在适当的历史领域运用计量方法对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是必要的。历史计量方法已被开始运用于我国的人口史、经济史等领域，但成果不多。这大约同目前多数史学家掌握计量方法有一定难度、而数学家也还没有进入史学领域相关连。
三是各种跨学科方法。史学系统方法、历史计量方法也是跨学科方法，是自然科学与史学交叉而产生的。这里是指各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相交叉而产生的方法。彭卫、周义保、邹兆辰等分别探讨了心理史学方法对于历史学的意义、适用范围、运用程序及应注意的问题。罗凤礼介绍了欧美心理史学方法并作了评述。彭卫并有心理史学及其方法的专著出版。魏承思探讨了历史社会学方法。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介绍和探讨了历史地理学方法、历史人类学方法，以及模糊方法、模型方法等。
另外还有些方法并非是新的，在新时期探讨时却赋予了许多新的内容。
一是历史比较方法。范达人、孟庆顺等学者分别论述了历史比较方法的理论根据、涵义、类型、运用程序、条件要求、功能作用及其局限性等。庞卓恒、范达人等出版了历史比较方法专著。历史比较方法同历史研究实践结合得较紧密，出现了相当数量用比较方法对中西历史作比较研究以及其他历史比较的论著。
二是假说方法。荣孟源认为在考据学中不能运用假说方法。茅家琦、李桂海等学者则探讨了历史学中假说方法如何运用及其作用。对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重新作了探讨。
三是口述史学方法。在近现代史，尤其是党史中，相当普遍地运用了口述史学方法。杨立文等对此作了颇有影响的探讨。
这一时期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特征，一是新。介绍和探讨的新方法各式各样，令人耳目常新。二是史学方法研究的多样化。三是除传统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较紧密地结合实际历史研究外，一些新方法的研究尚在起始阶段，多停留于理论的论证上，有些论证还比较粗浅，成功地运用于史学实践取得成功者甚少。
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已开始提上日程。陈光前、霍俊江、董进泉、肖剑、赵轶峰、程洪等学者都曾撰文对史学方法论建设的体系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这一时期史学方法和方法论研究中可以看出，对于我国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建设，大体存在以下几种基本倾向：一是个别学者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科学唯一的基本方法；二是有的学者打算以系统方法为中介，建设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统一的科学方法体系；三是有些学者建议历史学应尽量摆脱自然科学影响，从人文学角度来建设史学方法体系；四是有些学者建议应建立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多层次、多角度、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体系。史学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今后有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五） 史学理论史研究的开展和逐步深入
文革前，除少量史学史的论著曾经涉及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外，史学理论史的研究基本没有开展。80年代与史学理论研究出现若干热点的同时，史学理论史的研究已经初步开展。9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很少出现热点，其特征便是史学理论史研究的继续开展并逐步深入。
外国的史学理论，除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方法续有研究外，从意大利维科、德国康德直至当代主要西方国家的许多著名史家的历史观、历史过程理论和史学理论，都有专文作个案研究。有些论文和外国史学史著作还分国分派别地介绍和探讨了诸如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历史主义在西方的最新发展、西方新心智史学、美国当代史学、德国心态史学、前苏联史学理论、波兰史学方法论以至墨西哥史学理论的发展等。《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等丛书的推出，以及多种外国历史哲学、史学理论文选的出版，都大大地增加了中国史家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系统的了解。张文杰较早地探讨了西方批判历史哲学对主体的强调，何兆武更加全面地分析了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到分析批判的转换过程，及其对西方许多史家史学思想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陈启能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发展演变的分析，于沛对前苏联史学理论发展及其特点的揭示，尤其是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性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史学界对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这些介绍和探讨，显然将有益于我国的史学理论建设。
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地展开。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献史料虽然丰富，但缺少史学思想。我们的不少史家是蹩着一股气来发掘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并且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从孔孟直至清代的阎若璩、章学诚的历代许多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思想、理论和方法，都有专文进行探讨。朱本源对孔孟史学思想的阐发，显示了他的研究功力。还有许多论著对中国史学思想和理论作了较全面的探讨。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编撰理论作了系统总结。瞿林东概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的大势，并具体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内涵及其与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吴怀祺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发掘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思想、历史编纂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及历史编纂的二重性主张等基本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宝藏的更深入的发掘和更系统地研究，必将极大地有益于当代史学理论建设。
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和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亦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龚自珍、魏源、王韬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老”等许多史学家、思想家以及他们在史学领域的理论主张，都有论著作了专门探讨。还有许多论著及近代史学史著作，详略不等地探讨了近代的进化史观、梁启超等新史学、国粹主义史学、何炳松译介和发挥的新史学、疑古派史学、实证派史学、实用主义史学、民生史观、生物史观、复古主义派，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当然还有唯物史观的历史观以及在史学领域的理论主张。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概述了近代史观、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发展的基本趋势。胡逢祥、张文建的专著探讨了1840到1919年的史学流派及其思潮。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发掘了近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蒋大椿主编的《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人们看到，从个案和派别研究的结合，近代中外史观和史学理论的交流，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轮廓，正在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将更为直接地有益于当代史学理论建设。
注释：
①孙定国：《我们怎样对工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学习》1949年第1卷，第4期。
②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2期。
③尚钺：《关于研究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载《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尹达：《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红旗》1966年第3期。作者自注文章作于1964年。
⑤吴晗：《如何学习历史》，《光明日报》1962年1月4日。
⑥《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
⑦陈垣：《厚今薄古是今日史学界必须走的道路》，《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⑧⑩翦伯赞：《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红旗》1959年第10期。
⑨ [13]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6月号。
[11]《红旗》1967年第5期。
[12]《中州学刊》1959年第13-15期。
[14]在这场讨论范围之外，当时一些地方报刊曾在政治范围内讨论过阶级观点涵义，但与历史主义与阶级讨论并无直接关系。
[15]《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文章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