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虞: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11月3日至9日在郑州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河南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这是建国以来举行的第一次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省委理论领导小组组长刘正威同志会见了部分专家,省委理论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社联主席张树德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向来自各地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围绕着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任务、方法及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特点、地位和历史作用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有同志认为,文化不是单细胞,而是由多种学科组成的复合体。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文化, 即思想、宗教、道德、科技、艺术、文学及其制度和机构;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

文化史的定义,实质上是文化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反映。文化概念的多义性,来源于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而文化史定义的不确定并不是消极因素,更不是玄妙莫测,相反,它可以提供我们从多层次、多角度、侧向、逆向思考问题,从而用多值逻辑思维繁荣文化史的研究。

持上述观点的同志认为,按照我们平时对文化的理解,是取其狭义的内容,把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如思想史(含宗教、道德)文学史、艺术史、社会史(含机构、制度、风尚)等,这些都可以分别作为独立的专史,但又同是文化史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文化史研究的任务就是探究和揭示中国近代文化运动的历史规律。

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如果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这实际上就把文化说成是无所不包的东西了,这正好走向它的反面,恰恰取消了中国近代文化史存在的特殊地位和研究对象。

还有的同志认为,文化就是文物教化四字。

二、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有同志认为,研究文化史虽然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但对某些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就很难说明。因为有些文化现象是高度抽象的结果,离社会经济基础太远了。比如一些心理学就很难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得通。

一些同志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历史观,研究文化史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理论武器,就不可能给以科学的总结和说明。人们之所以对某些现象说明不了,是因为对这个理论武器没有很好的掌握甚至理解有偏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还有些同志提出,在研究方法上固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具体方法、手段上,可以应用一些新的方法,比如计量统计、系统论、控制论等等。有人还提出研究文化史时,要注意借用心理分析的方法。

三、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特点。

一些同志认为,中国近代文化从它开始酝酿、萌芽到初步形成和发展,始终同反帝反封建斗争紧密相连。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政治的主题,因而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史的主流始终贯串着爱国主义精神,这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精髓。

有同志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包括两个过程,即资产阶级新文化萌芽、发生、发展的过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确立的过程。因而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主要是研究资产阶级的文化。

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保留态度,对西方文化持批判态度,这才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特点。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民族矛盾的尖锐性,东西方文化的对抗性,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腐朽性,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不少是合理的,可是社会现实竞争的落后性(小农经济),必然使它产生这样的特点。

还有同志指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是中西关系,一个是古今关系,而中西关系又是主要的。中学和西学的矛盾、斗争,融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主要特征之一。也可以说中西文化斗争融合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因而应该紧紧抓住中西文化斗争融合这条主线。

四、关于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意义。

有同志认为,文化最能反映民族的特色,民族的精神,因而开展文化史的研究对发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团结,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现在,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不但为发展和繁荣我国历史科学所需要,也是全面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需要,是批判继承中国近代文化的需要,更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因为中国近代文化史始终贯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反侵略思想,到戊戌变法时期的救亡图存的新文化运动,直到“五四”时期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在在都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这个光荣传统,很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同时它对我们更好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总结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会议认为,这次学术讨论会开得很好,会议主题明确。大家从不同侧面,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特点和作用进行了探讨,从而提高了认识和研究的信心,通过几天的会议,大家互通了信息,交流了情报,对进一步组织研究力量,选择研究课题起了推动作用。这次会议既有在学术上造诣很深的老专家,也有学问基础扎实、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中年学者,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参加。会议认为,当前我们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已经开始起飞,经过三五年的刻苦努力,埋头苦干,深入细微的研究,认真的探索,我们这个队伍一定能够壮大,一定会有一批丰硕的成果问世。

(文章来源:《中州学刊》198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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