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主要是近10年来，洋务运动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和价值标准等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回顾40年来的历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洋务运动研究的开拓，是10年开放改革在史学领域所结出的最可喜的硕果。
一、三十年冷宫和一段插曲
关于洋务运动的总评价，向来颇多歧议，而对它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思想变革方面的作用则或多或少的予以肯定。在火红的解放战争年代里，范文澜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在他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中提出了一个通则：在近百年的中国史上，始终贯穿着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即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和统治阶级当权派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卖国路线（统治阶级不当权派则奉行有损于革命事业的改良主义路线）。这个通则得到胡绳的赞同，他在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序言中写道：“在本书中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按照这个通则，洋务运动是清朝当权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的，其目的在于镇压国内人民和为侵略者开辟道路，作用则为“加深殖民地化”，因此，这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动卖国的运动，应予全盘否定。从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附录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中，读者不难领会，这个洋务派首领就是蒋介石的祖师爷。
解放战争迅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范文澜、胡绳的著作随之风靡全国，上述通则迅速得到历史学界的普遍认同。它在歌颂人民群众，宣扬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鼓吹暴力革命等方面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弱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成为热门，统治阶级搞的洋务运动自然被打入冷宫。从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报刊上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章在500篇以上，加上捻军等同时期其他农民起义的文章则达630多篇，而关于洋务运动的文章则不到20篇。在其有限的论著中，也多属浮泛之作，重弹洋务派“反动卖国”的旧谱而已。牟安世的《洋务运动》是这10年间关于洋务运动的唯一专著，它对洋务运动的总评价是：“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8大册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也是按“反动卖国”的基调选辑的。
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30年间基本上没有大变化。不过，在60年代初，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洋务运动性质和作用的争论，一度打破了沉寂。
争论是姜铎的几篇文章引起的。从1961年12月起，研究经济史的姜铎在《文汇报》上连续发表了《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等文，认为“洋务派所进行的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尽管它的政治动机和目的是反动的，力量是微弱的，效果是不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而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方面，不能不在客观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文章发表后，立即招来了十几篇“商榷”的文章，但同时引发了人们对这个长期受到冷遇的领域的兴趣。二、三年内，发表论文50多篇，超过以往十几年总和的2倍，形成了洋务运动研究的一个小高潮。
就争论本身而言，姜铎和“商榷”者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原则分歧。双方都是遵循两条根本对立路线的“通则”，对洋务派以“反动卖国”论处的。差别仅仅在于：姜铎认为，虽然如此，客观的某些积极作用不应抹煞，为了说明这种积极作用，不免说了一些悖离通则的过头话；“商榷”者则认为，既然如此，就不应强调什么客观作用，姜铎的一些“过头话”恰好成为攻击的靶子。“商榷”者一般并不完全否认姜铎所说的客观作用，只是着重指责姜铎没有“从当时阶级斗争的全局出发”（金冲及、赵清：《洋务运动代表了什么方向？》，1963年7月11日《文汇报》。），没有“把它（指洋务运动）放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总体中来加以考察”（章开沅：《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有进步意义吗？》，1963年12月4日《光明日报》。）。他们所说的“全局”、“总体”，实际上就是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人民和统治者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不准超出一步。这种前提一致的争论，自然争不出什么结果。值得重视的倒是这期间超脱于争论之外的一些探索。例如，戴逸的《洋务历史试论》（1962年9月13日《人民日报》。），提出了洋务派及其活动的两面性问题、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关系问题，邵循正和汪敬虞关于上海机器织布机的讨论（《新建设》1963年第3、8期。），通过企业运作剖析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都很有启发性，显示洋务运动研究大有可为，需要打破传统，深入探讨。但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1964年下半年后，正常的学术研究已难以进行，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和探索也就虽然中止。不久，历史便进入了文革的“十年浩劫”。
文革后期，适应“四人帮”反动的政治需要，也曾发表过10来篇关于洋务运动的文章如《洋务运动与洋奴哲学》（《历史研究》1975年第5期。）、《论洋务派与洋奴哲学》（《历史研究》1976年第5期。）之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是不值一提的。
二、挑战和对垒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枯寂已久的史坛。在清算“四人帮”大批洋务派的罪恶目的的基础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鼓舞下，洋务运动的研究在1979年开始复苏，并以汹涌的势头呼啸而来，迅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浪潮。
60年代初的争论，对于在“文革”中吃了苦头的姜铎来说，自然记忆犹新。1979年第2期的《历史研究》发表了他和黄逸峰联名的文章《重评洋务运动》，全面申述自己的观点，作为对前此“商榷”者们的回答。文章强调指出，洋务运动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它是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并把中国导向半殖民地的罪恶产物，这是洋务运动“基本的、主要的”一面，表明在基本方面，他和“商榷”者是完全一致的。文章又分析了洋务运动内在的及与外部关系的种种矛盾，从而揭示洋务运动“客观存在的另一面”，即促进经济发展的某种积极作用，声明这也是不能一笔抹煞的。
颇具戏剧性的是，姜铎等的申述，是否得到“商榷”者们的谅解不得而知，却引来了他意想不到的新的责难。责难并不在于他对洋务运动肯定太多，恰恰相反，而是肯定太少。原来，创巨痛深的“文革”引起了人们对以往的反思，改革开放的现实又启迪着人们对过去的历史结论作重新思考。那种脱离社会经济发展，抽象地乃至不考虑经济后果的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理论公式化、绝对化的作法，已经遭到指责。全盘否定洋务运动的理论前提——人民和统治者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的“模式”正面临挑战。
1980年第1期的《历史研究》发表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作者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以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的线索，以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斗争作为反映这个线索的标志，提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后来被概括为“四个阶梯论”，以区别于按两条路线斗争的“三次高潮论”）。随后，作者和胡滨合作，就洋务运动的性质、洋务派的构成以及洋务思想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洋务运动作出了基本肯定的评价。
1980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又发表了徐泰来的《也评洋务运动》，表示不能同意姜铎基本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文章对《重评洋务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批驳，结论是；“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它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它与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实际上是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这种发展的斗争。它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矛盾，也反映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正走向没落、垂死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
于是，争论进入了新的层次，已经不是全盘否定和些微肯定之争，也不是在否定的前提下是否应有所肯定及肯定多少之争，而是基本否定和基本肯定之争。1979、1980年发表的有关洋务运动的文章约60篇，不少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卷入这场争论。
1980年12月，在长春市举行了全国首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15个省市的90多位学者济济一堂，各抒己见，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一些重要问题。分歧是明显的。关于洋务运动的阶级基础，有地主买办阶级、地主阶级改革派、地主阶级开明派和原始资产阶级等不同的认识。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有的认为，它尽管有某些进步的、积极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是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需要，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加速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卖国运动；有的认为，它尽管存在着严重的消极作用，但总的来说，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向资本主义方向前进，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运动。关于洋务运动的演变，有的认为，始终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意图，19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矛头对内（镇压人民），70年代以后主要矛头对外（抵御外侮），而从举办军事企业到举办民用企业则为明显的进步；有的认为，前期（60年代）为了镇压人民，中期（70年代）为了抵御外侮，后期（中法战争后）趋向防范资本主义发展。关于洋务运动的结局，有彻底破产、政治上破产，成效不大而非完全失败等不同看法，破产或成效不大的原因也有着眼于洋务派首领的个人责任、着眼于运动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和着眼于封建顽固势力的压制阻挠等歧异。会议决定，采用传递接力棒、轮流坐庄的方式，一般每两年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以期互相切磋，不断把洋务运动的研究推向新的水平。会后，由吉林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了选自与会者论文的《洋务运动讨论专辑》。会议明确了分歧所在，吹响了向纵深、横广两方面进军的号角，从而成为洋务运动研究的新起点。
三、不断开拓和累累硕果
洋务运动历时30余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关系。无论是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都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继长春会议后，在上海、兰州、汕头、东营又相继召开了4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截至1989年10月的东营会议，10年来发表的论文超过1000篇，出版各类专著、资料达40部。在经济、文化、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都不断地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经济领域是洋务运动的基地。洋务派创办了一系列军工和民用企业，这是客观事实。但这些企业的性质如何？军工企业是近代企业还是封建官府工业？民用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还是封建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性质？这些企业的成效如何？作用如何？纯属糜费还是创立了始基？是为了镇压人民还是为了抵御外侮？是适应外国经济侵略的需要还是图谋抵制外国的经济压迫？是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促进它的生长？是加速还是延缓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用客观的事实材料作出回答。10年来，研究者们分头探索，几乎所有重要的洋务企业都写出了专题论文，有的还写了好几篇，仅福州船政局就出版了专著两种：林庆元的《福建船政局史稿》（1986年，福建）和沈传经的《福州船政局》（1987年，四川）。这些个案的具体研究为解决问题提洪了坚实的基础。最重要的问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原先，这些企业被认为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害无利”（牟安世：《洋务运动》。）。后来，有人提出，这些企业属于“早期官僚资本”，而“早期官僚资本”是具有进步性的（林增平：《洋务派一早期官僚资产阶级》。《湖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经过对大批企业的考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认识：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洋务运动时期，不存在具有垄断特征的官僚资本主义，相对于外国资本而言，这些企业都属于民族资本，是民族资本中的国家资本（有别于私人资本）。自然，见仁见智，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张国辉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1979年）和李时岳、胡滨合著的《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1988年），分别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
思想方面，本属空白，过去常以一味骂倒了事。10年来，除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进行历史的分析，指出它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外，还对洋务派代表人物如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的洋务思想进行了个体的研究。特别重要的是：通过对洋务思想和所谓早期维新思想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就是洋务思想的观点，把从冯桂芬到郑观应的一批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家从洋务派的对立面化为洋务派的同路人，从而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格局，并由此产生了“洋务思潮”的新概念。洋务思想开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最近出版的两种专著刘兴华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略》（1990年，黑龙江）和宝成关等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990年，吉林）都列有“洋务思想”或“洋务思潮”专章。不过，论述中关于洋务思想和早期维新思想仍有许多纠缠不清的地方，表明还需要进一步的梳理。
外交，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难题。长期以来，“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和“丧权辱国”的外交活动是把洋务派钉在“反动卖国”耻辱柱上的铁钉。“鬼子六”（奕）、“丁鬼奴”（丁日昌）、“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洋务派几乎就是洋奴的同义语。章鸣九等知难而上，对洋务派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活动进行了可喜的新探索。在《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天津社会科学》1937年第4期。）等文中，具体分析了洋务派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主和”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根据；对“通商之局”和敌强我弱的认识，“按约理论”、“据理而争”和争取和平环境以“自强”的设想，认为“应该说是富有理性的”。章鸣九还以中法战争为例，具体分析了当时洋务派官僚基本主和（李鸿章、曾国藩）、基本主战（张之洞、左宗棠、张树声、刘铭传、彭玉麟）、备战求和（曾纪泽）的三种不同态度，指出不同态度是由于对形势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及对和的时机、条件存在不同的意见，并非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服务于洋务运动总纲领的洋务派外交路线和外交活动，其功过得失，还是需要花费大力气的课题。
教案，是洋务运动期间涉及内政、外交的大事，洋务运动研究中很少涉及。一般认为，洋务派在教案中站在外国教会一边，“抑民奉外”，残酷镇压反洋教斗争，是卖国贼和刽子手。赵春晨的《晚清洋务派与教案》（《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对此提出异议。通过具体的研究，他认为洋务派并非不反对教会侵略，而是对教会充当西方国侵华工具的恶劣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和警惕，对反洋教斗争的群众有一定的理解和同情，并积极谋求通过外交斗争抵制教会的侵略行为；不过洋务派反对教会侵略而不反对教会本身，主张“非攻教”，在处理教案中则执行“悉遵和约”，“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办理”的总方针，在局部范围内防止事态扩大、安定社会秩序、保证洋务运动的进行以及抵制外国教会侵略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平行发展的，二者不可能毫不相干，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二者的评价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文化教育领域，向来褒多于贬，因为引进西方科学知识、派遣留学、兴办新式学堂，不论怎么说都不能完全说成是坏事。近年来，根据事实材料，对洋务派兴办教育事业只是为了培养洋奴买办而没能造就杰出人才的指责，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对洋务运动及其文化教育事业在社会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社会信仰乃至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其中，叶晓青的《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是这方面较早的拓荒之作。
洋务运动的研究带动了对洋务派代表人物以及清朝政局的研究。杨国强的《曾国藩简论》（《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以其深刻、透辟的辩证分析令人折服。继《左宗棠研究论文集》（1986年，湖南）之后，又出版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1989年，安徽）。董守义的《恭亲王奕大传》（1989年，辽宁）、曾永玲的《郭嵩焘大传》（1989年，辽宁）、宝成关的《奕慈禧政争记》（1990年，吉林）等相继推出，显示出方兴未艾的势头。
1989年的东营会议，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为主题，把洋务运动的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并在经济近代化、军事近代化、社会思潮近代化之外，着重探讨了教育近代化和外交近代化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0年来洋务运动研究的开拓，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这里不可能一一加以列举。一言以蔽之：硕果累累。
四、宏观与微观研究的互动
最后，回到宏观上来。
以阶级斗争为纲，按照人民群众奉行革命路线和统治阶级奉行反动卖国路线的模式，就必然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和“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的区别与对立。洋务派推行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路线”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洋务运动对促进近代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割断了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
从社会发展着眼，具体考察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就会出现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一方面不能不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相联系，表现为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依赖，另一方面又必然和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相联系，表现为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抗争。截然对立的两条路线或两条道路事实上并不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主阶级开明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曾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进行过开辟道路的斗争。洋务运动的进步性以及它和维新运动、革命运动的联系是不能一笔抹煞的。
宏观研究对微观研究起着指导作用，反过来，微观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也将推动宏观研究的发展。洋务运动研究的开拓势必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生重大的影响，这是可以预期的。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