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十分奇特的人物。从“骚动的进步主义者”到君主立宪派的中坚，从拥袁复辟的“帝制余孽”到加人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杨度首先是作为与康、梁齐名的立宪巨子而留名青史的，后世研究者也大多着眼于他的君主立宪思想和他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的作用。本文则拟从另一个角度，即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认识和阐发，加以论述。
对汉、满、蒙、回、藏诸民族发展程度的判断，是杨度认识清末民族问题的逻辑起点。杨度用以判别国民程度和国家程度高下的标准，是英国政治学家甄克思在《社会通检》一书中对社会形式所做的划分。甄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都须经过三个阶段，即蛮夷社会（又称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又称军国社会）。其中宗法社会又可分为种人宗法和族人宗法两段。各阶段的转变都有明确的标志，蛮夷社会“自能牧富而转为宗法时代”，种人之宗法“自能耕稼而转人族人之宗法”，由宗法社会进人国家社会的标志则为刑法、议制和行政三者各司其职。[1]不难看出，这里的蛮夷社会、宗法种人社会、宗法族人社会，分别与我们所说的原始社会、游牧社会、农耕社会相对应，而所谓国家社会则已是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近代型社会了。杨度对这一划分方式推崇备至，称其为“一定不移之公例，无论何种社会而莫之能外者也”。[2]依据这一理论，杨度认为“今日之中国，已由宗法社会进化于军国社会，然尚未发展之军国社会，但去此些须之家族制度，斯发达矣。”[3]
杨度又对国内五个主要民族的国民程度分别作了定位。他所说的国民程度，由易到难依次包括四者，即军事能力、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责任心。杨度认为，五族的国民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蒙、藏、回、满、汉。蒙古“尚在宗法种人社会”，西藏“为游牧与耕稼之间”，回族“已人于宗法族人耕稼城郭之社会”。这三个民族军事能力较发达，而谈不上政治能力与责任心。[4]满族“于宗法社会中，已进于族人耕称之列”，但它同样是宗法社会而非国家社会，只有民族观念而无国家观念。[5]至于中国的“主要国民”汉族，则“已由民族主义进化而人于国家主义，惟尚有些须之家族思想未破，故尚为不完全军国国民”[6]。由此，杨度认为汉、满、蒙、回、藏虽皆为中国国民，其能力与责任心的程度则各有高下。就能力而言，可分为三级，汉为首，满次之，蒙、回、藏又次之。就责任心而言，汉人犹有不足，而满族更甚，蒙、回、藏又更甚。[7]
具体谈到当时的民族问题，杨度把它分为两类，一是蒙、回、藏的问题，一是满汉问题，两类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
就蒙、回、藏而言。杨度认为，这些民族国民程度低下，政治能力和责任心极不发达，有种族观念而无国家观念，因而极易从中国分裂出去，而这又会进一步使中国遭受瓜分亡国之害。比如，他认为蒙古“今者以中国无事之故，亦相安于无事。若其有事，则脱离政府之关系甚易事耳。然其脱离之后，其能力决不能组织国家以立于世界，则必为俄人所并。斯其影响之所及，必大关系于中国全国之存亡。何也？俄着得蒙古，则英虽不欲占领西藏之上地而不得不占领，日虽不欲占领满洲之土地而不得不占领……如是则中国已亡矣。”[8]蒙古是这样，回、藏也大抵如此。因此，蒙、回、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们随时有脱离中国政府并进而导致亡国的危险。
这里杨度对时局；的把握是准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急剧发展的时期，从瓜分狂潮到“门户开放”再到“中国保全论”，到20世纪初各强国在华已划定势力范围，暂时达成妥协。此时若有一地为一国所吞并，势必打破列强在华的均势，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引发新一轮瓜分狂潮也并非不可能。但杨度依据甄克思理论对五族发展程度的划分，有明显的牵强附会；他提出蒙、回、藏发展程度低下，也只是笼统言之而少有具体分析，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再看满汉问题。这一问题何以产生？杨度提出了两种解释：一是满族作为统治者，其发展程度反较被统治者汉人为低，而它所采取的统治政策又多有失当，从而产生了种种矛盾。作为程度甚低的民族，满人人主中原后，本应采取与汉人同化的政策以提高本民族的军事、经济、政治能力，从而“可以为军国之国民，适于今日世界之生存”。[9]实际上满人没有这样做，相反以种族为国家，在人关以后“以排斥汉化为第一政策，以贬抑汉权为第二政策，务求二民族之不相混合，以得长保存其特质”。[10]其结果是造成了满人“军事能力、政治能力、经济能力之日退化”。[11]这不仅使满人失去了提高自己发展程度、向军国社会进化的良机，反而进一步与汉族拉开了距离，而且使满汉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从而加深了两族间的矛盾。
二是满汉之间存在着“两重之误解”。杨度指出，其一，“满人一闻汉人之论满人，则以为欲排去皇室”，是对汉人的误解。这是因为满人从种族主义观念出发，把皇室作为种族的代表；汉人则从国家主义观念出发，视君主为国家机关，汉人谈论君主，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只有专制与立宪之别，并无满汉民族之分，所以并非要推翻满清皇室。[12]其二，“汉人一闻满人之论汉人，则以为欲保存政治上之特权”，这是汉人对满人的误解。满族从前虽欲保存甚至扩张自己的特权，但时至今日（20世纪初）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长期仰食于汉人而不事生产，满人对农、工、商业诸谋生之道一无所能，一旦废除他们坐食的特权，“斯立时饿死耳”。在这种情况下，汉人“日呼政治改革”，自然使满人“闻而惊心动魄”，因为改革之后势将不能容忍那些“坐食而不纳税”的特等臣民，故满人“惟有抵抗以为目前偷生之计而已”。[13]“因此，满人反对政治改革，虽有保留政治特权之意，主要却是出于维持生计问题的考虑；而汉人则以为满人所争者专在政权，这便是对满人的误解了。为此，杨度还举例说：“满汉宫缺制度之改革，满人不甚大为反对而即以奏功，惟一言及撤驻防之兵，裁虚糜之切，则群起而哗之矣。”[14]
然而、清代满族对汉族虽曾贬抑和排斥，但同时也采取了笼络的政策，满人的发展程度在二百余年间也并非如杨度所言不进反退。以贬抑汉权、排斥汉化政策及其失败来解释满汉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没有抓住要害。事实上，“满族人主中原以后，一方面是恩威兼施政策的收效，一方面是本身汉化程度的加深，使满汉之间的敌对情绪已逐渐减弱。”[15]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满情绪的普遍高涨，必须从民族危机的极度深重和清朝政治的日渐腐朽中寻找原因，而绝不是二三百年前“反清复明”的简单延续。关于这一点，杨度自己也有许多前后矛盾的言论，尤其是在从民族问题出发去宣扬君主立宪思想时，他就不得不站到自己前述观点的对立面，着力去阐述满汉之“同”了。
至于满人对汉人的误解和偏见，在清末救亡图存的过程中，的确使清廷错失了多次主动实行君主立宪的机会，辜负了国民对救亡图存的企盼，最终导致非革命不足以救国、非推翻清廷不足以救国的局面。当然，清末汉人对满人的专制统治非常痛恨，即便是明显具有近代性质的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也往往被一些激进者斥为“骗局”，其结果仍然是堵塞了渐进改良之路，将社会变革的方式引向推翻清王朝的暴力革命。
但是，杨度认为“满汉问题不能及于皇室”，以为满人反对政治变革，全然出于生计考虑而与政治无涉，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没有政治特权，又何以维护经济特权，保全“生计”呢？至于满汉宫缺制度改革，更非“满人不甚大为反对而即以奏功”，只是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内忧外患，使清政府不得不提高汉人官员的地位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形势逼迫使然，而不是满人甘愿如此。杨度发表此论后两年（1909年）清政府所组织的“皇族内阁”，即可为满人不甘让汉人分享政权的明证。
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宣传君主立宪思想起到了支持和促进的作用。
杨度的一生虽极善变，但他的君主立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他在清末立宪运动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超过了康、梁的号召力。康、梁当时已是朝廷钦犯，长期流亡海外，难以直接参加国内各种立宪活动，杨度则曾得到张之洞等清廷重臣赏识，又曾为宪政五大臣捉刀代写关于东西洋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因而与清廷关系相对密切，在国内外皆可行动自如。他对立宪运动的贡献，不仅有理论上的鼓吹宣传，更有实践上的倡导参与。
“君主立宪”可以一分为二，一要实行立宪，即改封建专制政治为近代宪政政治；二要保留君主，在当时就是要保留满清君主和皇室。杨度正是利用民族问题向革命派发难，以求达到保留君主、实行君主立宪的目的。
清末革命派排满宣传的基点是：中国是汉人的国家，自清军人关之时便已亡国，现在要恢复汉人国家，就必须将满人逐出中国领土。为此，他们“毫无根据地否认满族是中国人，如说满洲未建国前为中国的‘羁康州’，不同于中国主权直接覆盖之领土，且未曾在明代取得中国国籍云云。满族既非中国人，清朝取代明朝，便非一般皇室更替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为外族所灭亡。[16]与此同时，革命派又往往像清初的志士遗民一样，大力宣传满人曾对汉人所进行的压制和屠杀，诸如“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均成为革命派煽动汉人仇满情绪的有力武器。杨度对所谓“亡国”论不能苟同。他反复引证历史事实，说明满洲并非仅为中国的“羁鹿州”，而是明代即已成为中国属地，满人也早就是中国领土上的人民。所以，以清代明如同历史上的以汉代秦、以唐代隋一样，是朝代的更替而不是国家的灭亡。[17]与此同时，他还试图从理论上对国家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构成国家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土地、人民和统治权，“三者缺一则国亡，否则其国无自而亡”。[18]君主不是国家，种族也不是国家，所以现在的国家仍是中国国家而不是满洲国家，政府也仍是中国政府而不是满洲政府。“惟其满洲非国，所以中国不亡”。[19]中国既然从未灭亡，革命派排满以恢复汉人国家的主张也就无从说起了。
不仅如此，杨度认为，革命派欲以民族主义的手段达到民主主义的目的，势必放弃蒙、回、藏等地，从而导致瓜分亡国。因为，就客观形势而言，由于国民程度参差不齐，无法真正实现五族平等，此时汉人若要建立共和制国家，则“满人无复有土地之可守，必以反抗而尽败灭；蒙、回、藏之人，则必以民族主义而各离立”。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其兵力必不能制服各族，使得为我领土”。[20]而分立的各族又没有组织国家的能力，势将为各强国所并，从而“以内部瓜分之原因，而得外部瓜分之结果”。[21]他特别批评某些民族革命派“心醉民主立宪国之制度，而因蒙、回、藏等族无共同选举之资格，故不得已而采民族主义以为之手段，以求去彼而孤立”。[22]事实上，蒙、回、藏等民族向来之所以服从中央，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国家认同，而只是‘“兵力之服从”。这种服从是极不稳固的。目前蒙、回、藏各族对中央的服从，是由于清朝的兵力所致，而不是对明朝服从的自然延续。因此，“今不必曰易君主为民主，彼必离叛，即去现在之君主，而易以他姓之君主，亦必离叛，欲其服从，不可不更为一次兵力之征服”。[23]总之，如果要保全领土，就不能不保全蒙、回、藏；要保全蒙、回、藏，又不能不保全君主，“君主既当保全，则立宪亦但可言君主立宪，而不可言民主立宪”。[24]
事实上，君宪与民宪的区别在于，一要保君主，行君主立宪，一要去君主，行民主共和，对君主去留的主张不同，看待民族问题的着眼点亦自有别。革命派要推翻君主专制，而当前的君主和皇室又是数百年前以武力人主中原并曾对汉人大肆屠杀的满洲人，为了减轻革命阻力，他们当然不会放弃煽动汉人仇满排满情绪这一有力手段。他们很清楚，“排满”只是推翻君主专制的宣传口号，正如孙中山所言：“我们推翻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的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25]可见，革命派是从种族意义上的“夷夏之别”出发，将民族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以“排满”的民族革命促动推翻君主专制的政治革命。君主立宪派则恰好相反，他们从保留满清君主和皇室的角度出发，以文化意义上的“用夏变夷”与革命派相抗衡，力图证明以清代明并非亡国。这样，他们更多的是强调满汉之间的共同之处，其理论依据便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夷夏观：“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为中国则中国之”。[26]他们认为清人关以来采取与汉同化之策，满汉已成一家，同为中国之人，因而无需也不应将其中之一排除在外。满人既不当排，满人君主亦应随之保留。同时，立宪派又竭力将民族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来，认为“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27]因而政治变革不应当涉及满汉问题，自然也不应除去满清君主和皇室。他们批评“排满”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杨度甚至认为：“既言民族主义，斯不仅应排满、排蒙、排回、排藏，即排外亦为其应有之义。苟不排外，斯民族主义仍将不完全也。”[28]因此，民族主义本应具有比“排满”更宽广的含义（如反帝）。
但事实上，“排满”与反帝并不是毫不相关的。相反对于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杨度与革命派同样是早有认识的。杨度曾说：“至于支那，则以为满洲臣仆之故，几为各国臣仆之臣仆，以奉满洲主人之故，几以各国为主人之主人。故支那于满洲为直接之主仆，于各国为间接之主仆。”[29]革命派想达到推翻君主专制的民主主义目标，却以排满的民族主义口号相号召；杨度等明知“排满”中也含有民主与反帝之意，却要斥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加以反对。正如时人所言：“故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30]
以驳斥所谓“亡国”论来反对“排满”，以及指责“排满”为狭隘民族主义，都非杨度的首创，而是清末君主立宪派宣扬自己政治主张的共同手段。但在从民族问题的角度来宣传君主立宪时，杨度仍然表现出了他自己的特色。君主立宪派一致强调，革命会导致瓜分亡国，因而不可行民主共和，但他们大多是着眼于革命会引发内乱，从而招致列强干涉。杨度则认为，汉人欲行民主共和就势必放弃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共和政体本身就足以导致民族分裂乃至亡国，这是与一般的君宪人士不同的。此外，杨度还从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角度来论述，使问题得到了深人，这也使他超出了清末大多数君主立宪宣传者。
平心而论，杨度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也比较深刻的。革命派为了达到革命排满的目的，往往不惜歪曲历史事实以寻求理论依据。杨度指斥革命派中部分人有放弃蒙、回、藏等地的打算，也并非空穴来风。革命派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国家，又担心蒙回藏等族的国民程度不足以行共和，因而他们中间确有少数人有放弃各少数民族而仅在汉族中实行民主立宪之意。这种想法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排满”的主张中虽有民主和反帝的内容，但这一口号本身所反映出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仍是难以否认的。
然而问题在于，杨度的政治主张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却是不合时宜的。尽管从理论上看，专制还是立宪与满人统治还是汉人统治并没有必然联系，专制之弊也绝非始自满清一朝。但是，世纪之初的中国，民族危机之深重实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此时的统治者清王朝却又已腐朽透顶，“已成救亡国强和社会革新的严重障碍”，而这一王朝“由于来自非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更容易被视为一切内忧外患的总根源”。[31]在这种情况下，杨度仍站在满人立场上，从维护满清君主及皇室的角度出发来谈论民族问题，就非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相反使他对民族问题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也因为它所支持的政治主张的失败而被湮没了。这是杨度的悲剧，却也正是君主立宪派在世纪初年之中国的必然结局。今天重新研究这一段历史，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迪。
[注释]
[1]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254页。
[2][20][21]《〈中国新报叙〉》，见《杨度集》第209、211、211页。
[3][4][5][6][7][8][9][10][11][12][13][14][17][18][19][22][23][24][28]《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258、260—263、272、289、301、261、273、273、278、285、285——286、286、264、266、266、353、382、383、282页。
[15][16][31]章开沅：《“排满”平议》，见《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互996年版，第83、74、75一78页。
[25]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的前途》，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6][27]康有为：《辨革命书》，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
[29]《支那教育问题》，见《杨度集》第63页。
[30]《释仇满》，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
[参考文献]
[1]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三联书店 1960年版。
[3] 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本文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