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华：简析徐继畬的制夷之策：阳示德意，阴为钳制——以神光寺事件为例
摘 要：神光寺事件是因两名英国人在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租赁福州城内的神光寺而引起的一场外交纠纷，当时由徐继畬直接负责处理此次事件。徐继畬的制夷之策“阳示德意，阴为钳制”在当时具有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该策略只是权宜之计而非长远之策。
关键词：徐继畬畲；神光寺事件；阳示德意；阴为钳制
徐继畬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地主阶级开明分子，被人看中的是他的《瀛环志略》，而其在福建巡抚任上的对外策略，则较少有人关注。本文拟就神光寺事件为例，简析其外交策略以求教于方家。
一
神光寺事件是由两名英国人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租赁福州城内的神光寺而引起的一场外交纠纷。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两名英国人（一名传教士，一名医生）欲租城内的神光寺，侯官县兴廉“忆及上年曾有夷官租赁城内寺屋，收存行李之案，误为事同一律”，于是就在租约内用印，表示同意。由此两名英国人便住进了神光寺。但由于道光二十四年，福建巡抚徐继畬曾于英领事有议定：只准英领事官员入城居住，其他人员只准住城外。并命令没有官府用印，任何人不准向外国人私租房屋。因此这次事件英国人“违约租屋，固属理屈，而兴廉之误行用印，亦不得谓非差错”。鉴于此，负责处理此次事件的徐继畬本着该事“自须从缓设法，使之心愿情服，自行搬迁，方为正办，断不宜操之过急，致令别生枝节”的原则，一面斥责兴廉，一面又嘱令他向英官金执尔言明错误，遵约搬移。可金执尔却有意拖延。与此同时福州街头则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标语。身为地方官的徐继畬为安抚民心，迫使英国人遵守议定，同时又不引起外衅，即照会金执尔：“但省中绅民既不甘愿，必难日久相安，只好在神光寺内暂行借住，不准租赁，一俟城外觅有妥善房屋，即行退还。”[1]并在查知二夷“一系讲经，一系医病，其所租寺屋亦多敝坏”之后，授意闽侯两县“以士民公议，如有敢于夷人修理寺屋者，即捆送重惩，并将其住房拆毁”，同时“又向城厢居民遍为告述，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听经就医”[2]。这样，在英国人违约在先的情况下，徐继畬一面向英人申明自己的困难，婉转地要求他们遵守议定，一面又制造困难以迫使英人遵守议定。其“阳示德意，阴为钳制”的策略得到了贯彻。“无非借民以据夷，并未强民以从夷，有驱夷之实，而无驱夷之迹，不拂民之情，而可关夷之口”[2]，可谓道出了徐继畬这种做法的实质。到了九月，由于“阴雨连绵”，神光寺英人所租之房屋“渗漏不堪”，又无人为其修理。违反条约在先的英国人，只好于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二十等日“先后搬至该夷目租赁年久之道山观居住，将神光寺房屋交还，误用印之租约亦缴还涂销”[3]。至此，徐继畬凭借“阳示德意，阴为钳制”的制夷之策成功地解决了这场纠纷。
对于徐继畬采取“阳示德意，阴为钳制”处理神光寺事件，时人及后人皆有微词：或说其心存畏葸之意；或说其进取不足，消极有余[4]。但我则认为徐继畬的做法则具有合理性和时代性。其一，当时中英军事力量对比悬殊。英国兵船可装上炮“击远”，“炮位少者一层，多者两层”，“英吉利兵船，极大者安炮一百二十门，次一百，次九十，次七十，四次六十。中等者安炮四十四，次三十六，次二十八。小者安炮二十，次十，次六”[5]（卷七英吉利国）。而中国的军事力量多在陆地，但在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陆军力量业已暴露无遗，海上实力与英国更无法相提并论。因此，“即使择要防守厚集师旅而彼舟我岸”，如果我方“以兵勇血肉之躯与浮沉之巨艇相争据，鲜不为其炮火所攻溃”[6]。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外事不轻易诉诸于武力，转而求助其他非武力的方法去解决不失为一种良策。所以在《覆周天爵原奏预防英夷疏》中，徐继畬认为在英人没有侵略迹象的情况下，如果大张旗鼓的进行军事准备，“将来首先张皇之地，即为首先纷扰之地，是防夷而适以招夷，未免失计”，主张“惟有密筹防御之策，外面仍示以寂然，或可却凶焰而安居民”[6]。这就为以后神光寺事件的处理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在神光寺事件发生时，正是“英夷在上海投文，天津起诉之际”[2]。在我“兴廉用印”也有过错的情况下，徐继畬断定“此时若将两夷人硬性驱逐”，“势必藉为口实，以兵船入港滋扰，是彼不来而我实有以召之也”[7]（P56）。因此驱逐两名英国人只能缓缓进行，不能操之过急而引起事端。军事实力决定了对外方针。“阳示德意，阴为钳制”乃是徐继畬的正确之举。其二，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和为贵”，从不轻开边衅。有关神光寺事件，咸丰皇帝曾三番五次下达上谕，“勿存畏葸，勿使夷衅不生，民心共顺，方为久远之计”[7]（P52），“不可稍露偏袒之意，致该夷转有所借口”[7]（P57），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而作为地方官必须贯彻皇帝的旨意，执行皇帝的命令。夷衅不生，不让夷人有挑起事端的借口，还要解决问题，这对于任何一个地方官来讲都是一个巨大考验。徐继畬也甚有为难之处：“遇有民夷交涉事件，故不敢迁就纵容有伤国体，亦不敢操持急切致起衅端。”[8]两难抉择可见一斑。即便如此，地方官也应设法解决问题，解皇帝之忧，尽地方之责。“阳示德意，阴为钳制”可谓徐继畬别无其他选择的办事之法。
此外，徐继畬的制夷之策又被清政府应用于教案问题的处理之实体法有所相同。1860年清政府允许教士到内地传教后，基督教开始在中国呈蔓延之势。面对基督教给中国造成的人心不稳及日益增加的教案纠纷，为维持中外和局，奕讠斤曾上奏提出对付基督教的方法：“惟有平日联络绅民，阳为抚循，阴为化导，或启其误，或破其奸，是亦不禁之禁也。”[9]（P35）该“阳为抚循，阴为化导”的不禁之法实为清廷基督教政策的实质[10]（P103）。即依据条约避免与教会发生冲突，在实际冲突解决时从息事抚教的角度考虑，以免教案引起中外交恶；同时教化百姓以抵制基督教。“于凡有洋人传教处所，饬属随时加意，于地方明白绅耆，密为开导，彼必能晓谕乡民，互相禁止”[10]（P109）。其政策内涵与徐氏之策略如同一辙，即在不启外衅的前提下，暗中对外国人和外国教会加以抵制。这在当时对于某些外国人的侵略倾向及他们对于中国的实际侵略起到了抵制的作用，并显示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决心和力量。
二
“阳示德意，阴为钳制”是徐继畬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的正确策略，并取得了成功。并在以后的实际中运用于教案问题的处理，对以后的中国产生了影响。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险恶处境，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位先进思想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当时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根本上达到“制夷”的目的，而非一时的成功“驱夷”。“阳示德意，阴为钳制”的策略，只是消极地应付“夷人”已入境的现状，其仍是“天朝上国”观念在行为上的反映，其目的仍是维护天朝帝国的现状，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从长远来看，该策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不能作为长远之策。
其一，从根本上讲，外交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表现。当一个国家强大时，其外交可伸缩自如，俯仰随己，极易成功。反之，情况相反。常言道，弱国无外交，近代中国就处于这样的境地。因此，该策略在以后的多次官绅民反教中，虽被多次使用，但最终结果都屈从于外国武力就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从目的上讲，该策略惟在维护天朝的现状，不符合中国的发展方向。19世纪上半期，当中国还徜徉在5000年的历史辉煌之中，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进入到了工业社会。作为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地主阶级开明分子，徐继畬在神光寺事件中用“阳示德意，阴为钳制”以“拒夷”“驱夷”，是与其“睁眼看世界”的目的背道而驰的。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要避免重蹈金陵城下受辱的覆辙，就必须研究夷情师夷长技。在西方列强已逼近国门之际，消极地维持现状，于中国的近代化没有好处。
其三，从实施上讲，该策略受多方面的掣肘。首先，该策略的实施成功与当时的条约规定有关。中国政府根据《黄埔条约》虽弛禁基督教，但从传教士“至于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礼拜，断不越界传教”[11]（P2880）来看，清政府对传教士的控制仍是十分严格的。且道光二十四年，徐继畬与英领事的议定及后他在神光寺事件中的做法更表明中国政府对传教士仍有巨大戒心，因此英国人没有攫取更大传教权利之前，不得不遵守现有条约，最终从神光寺搬出。但1860年以后随着新条约的签订，英国传教士就依据条约走进了中国的城乡。该策略的实施就不再有条约支持。其次，这种策略实施起来，只能暗中操作，不能为“夷人”所知，否则会招致麻烦。在侯官县知县兴廉接上级饬令而传谕各项匠人，不许为夷人修理之后，有一姓林的木匠私自得受雇资，为“夷人”代做木屏风一架，遭兴廉“传案责释”，当英国官员知道这件事后“即以地方官禁止工匠，不许受雇夷人，系属有意背约”“兴廉恐起衅端不得以允为出示晓谕”[7]（P109）。兴廉的做法和理由，在此后清官员处理对外事务时，屡见不鲜。随着中国一次次的战败，外国在华势力一天天的扩展，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日益加深，“阳示德意，阴为钳制”的制夷之策，在武力面前也只能显得苍白无力。此后众多的绅民反教事件中，各级官员及中国政府在屡次实施该策略后屈从于武力之下就是其最好的注释。
“阳示德意，阴为钳制”的制夷之策有它的合理性，其实施也不乏爱国之心的存在。但它在神光寺事件成功使用及在此后教案事件中的多次运用，并不能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只会加强天朝上国的心态，对中国走向现代化则于事无补。“师夷长技”，发展自己，国家强大才是“制夷”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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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继畬。覆英夷租住寺屋实情并镇静筹办侦查谣言疏[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2辑）[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3] 徐继畬。覆英夷搬出神光寺并琉球使臣递文疏[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2辑）[Z].台北：文海出版社，
[4] 任茂棠，杨荣春。神光寺事件论纲[J].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4）：56-58.
[5] 徐继畬。瀛环志略[M].续修四库全书[Z].天津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八年福建抚署刻本影印。
[6] 徐继畬。覆周天爵原奏预防英夷疏[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2辑）[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7] 朱金甫，吕坚。清末教案（第1册）[Z].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Z].北京：中华书局，1964.
[8] 徐继畬。覆英夷不肯搬出神光寺及钉塞炮尊疏[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2辑）[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9] 筹办夷务始末[Z].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10] 孙 江。十字架与龙[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11] 筹办夷务始末[Z].北京：中华书局，1964.
An approach to XU Ji-yu’s tactics on Shenguangsi Event
HUANG jun-hua
（Henan Universary， 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 Shenguangsi event was a diplomatic issue， which was caused by two Englishmens renting shenguangsi in Fuzhou in1850. This issue was handled directly by XU Ji-yu.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xujiyus tactics of dealing withshenguangsi event， which was to some extent reasonable but lack of longterm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XU Ji-yu；shenguangsi ev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