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所创建伊始，老一辈历史学家范文澜所长就提出编写一部较权威的中国近代史的任务。经过三、四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中国近代通史》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全书 500 余万字，煌煌巨著，总结了百年研究成就，体系明确，亮点叠见。作为一名中国近代史的教员，我感到十分高兴，并向主编及各位作者表达衷心的祝贺。
这部著作指出：“ 1949 年前编纂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的各种版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共找到约 79 种”，它“列出较具代表性的 44 种”。最早的一本是 1909 年北京汉英图书馆印出的、陈光宪写的《中国近代史》。它又指出：“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书甚多，不下百多种”，作者列举了其中有代表性的 11 种。本书作者对以上众多著作进行研究，作出历史的、求实的评价，纠正了简单化、标签化的倾向。
以对 陈恭禄 教授撰写的《中国近代史》的评价为例。 陈 先生长期在金陵大学任教， 1952 年以后，到南京大学担 任 教授，是我的老师。 1935 年他的两卷本《中国近代史》被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出版。过去一段时期这本书被视为“反动”著作， 陈 先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中国近代通史》作了如下评述：
“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陈恭禄，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教授，受西方影响很大。他的政治理想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为楷模。他的《中国近代史》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人物为核心，这种学术方法使他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评价和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与当时中国社会主流知识分子观点非常接近。在涉及现实时，他在某些问题上认同于国民党政权，但在内心，对中国社会的出路，既不寄希望于国民党也不将理想寄托于共产党；他希望走一种两党之外道路。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得出了中国社会走向的结论，表征着中国社会中间势力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取向，这是时代在他著作中投射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这一段分析是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深入考察的结果。从这个个案可以看出本书作者对百年来近代历史著作的总结是科学的，因而具有学术价值。
在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上，这部著作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一步，写出新意。
对晚清新政的论述是一个例子。
长期以来，占主流的意见是：晚清新政是假维新，是慈禧太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欺骗人民的举措。本书作者既肯定新政有“改变清政府顽固守旧的形象，缓解各方面的压力”的一面，但是它又说：“无论是对抗革命，还是缓解列强的压力都是外部因素；新政有否内在的动力呢？回答是肯定的。”它说：“自强雪耻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根本的内在动因。”这部著作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它写道：
“庚子事变对于顽固守旧势力的打击是致命的，这既为新政改革的启动扫除了一些障碍，同时又刺激了清廷最高层决策者下定了变法的决心。经此事变，慈禧太后深知自己与大清王朝的命运只有在新政变法的旗号下才能苟延残喘。清末新政的启动虽然是被迫的，然而，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变革的航船从此艰难地起锚。”
书中写了新政的各项措施和成就，特别写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新面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养成了不同于旧式传统士人的新的思想性格。”这种新的思想性格，书中列举了三点：“危机忧患意识”、“爱国救亡思想”和“变革与革命精神”。书中说：
“ 20 世纪初年形成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是当时中国社会变革最根本的革新力量，无论是革命派、立宪派人士，还是清政府内部的趋新势力，基本上都源于此。正是在这些‘革新之健将’的新型知识分子的主演下，新政、立宪与革命的精彩剧目交互激荡，将一场中国社会政治大变革的历史重头戏推向了高潮。”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一段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问题的论述是又一个例子。
历来的学术著作往往将这种情况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放松对中国侵略，给中国民族工业以发展的机会。这部著作对当时的形势作出全面的论述，提出了贴近实际的分析。
它以较多的篇幅讨论了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在建立现代经济法制体系方面的努力。它指出：“袁世凯当政时期的北京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与法规、推动工商实业发展方面较其后之北京政府有明显的长处。”“总体而言，民国成立后的经济法制体系建设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在法制管理下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也较多地考虑和保护了资本所有者及从业者的利益诉求。故其作用，‘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为’。当时业者多以赞赏的语气肯定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制体系建设。”
这部著作的结论性意见是：
“民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工业经历了一波长达十年左右的较快发展期，中国的工业化水准较前清时期有了明显提高。其中除了民初现代经济法制体系的初步建立、资本投入的增加等内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外因，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我认为，这样的分析论点是全面的、深入的。
本书的成就与各位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个明确的基本思路有密切关系。在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中作者明确提出：“《中国近代通史》应该向下述方向作出努力”：第一，科学性；第二，系统性；第三，综合性；第四，准确性。
这一点非常重要。学者们对学术问题的分析不可能是一种观点，但一部集体撰写的著作又只能保持统一的观点。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和基本思路，既可使本书的基本理论与观点保持基本的一致，又可以在对前人成果的总结以及对具体事件和人物评价方面，求实创新，保证了全书的学术质量。
我个人感到，作为一部近代通史，这部著作也还存在需要充实之处。例如，甲午战争以后，台湾人民的反占领斗争、“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都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些斗争“惊天地、泣鬼神”，不论从学术方面看，还是从社会意义看，都应该写进国家队编写的中国近代通史。各位作者意下如何？
再一次向各位作者表达衷心的祝贺。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