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仁心厚泽 永留人间

2010年4月天气较冷,雨水又多,真有点“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味道。我的心情也略为低沉,因为要去成都参加四川大学为老友隗瀛涛八十冥寿举办的纪念会。他比我年轻4岁,那么早就走了,确实依依难舍。

幸好行前看到温家宝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正好是在耀邦忌日(4月15日)那一天。我顿时振作起来,感到人间还有温情,还有公道。我在川大纪念会开幕式上应邀发言,情不自禁地首先谈到读此文的感受。我说:“我等这篇文章,已经等了整整21年。”然后就讲不下去了。台下听众起初似乎是感到愕然,异样的沉默,然后是稀疏的掌声,随即是全场热烈掌声,越来越激昂。我比听众更加感动,因为很多听众是年轻大学生,有些还是“80后”、“90后”,耀邦去世时他们还是孩子,有的甚至还没有出生。他们都能理解我那简短几句话,理解我心中的未尽之言。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希望、看到光明。

5月9日,从网上获悉朱厚泽逝世,享年八十,也是比我小4岁。他曾在耀邦领导下担任中宣部部长,但不到两年就下台,多少也有点遗憾。

我初次见他,大约是在1986年秋季开学以后,地点就在我们学校颇为简陋的一间小会议室。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陪同前来参加座谈会。首先由朱厚泽简单介绍“三宽”(即宽松、宽容、宽厚)政治理念的形成及其含义,然后他说:“我最迫切需要知道的,就是你们正在想什么?”因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加上对这位新上任的宣传部长又很陌生,也可能还没有考虑好应该说什么,大家都沉默无语。钱运录可能为了打破沉默,启发说:“章校长欢喜放炮,你先讲。”我不懂“放炮”是褒是贬,但作为东道主理应烘托气氛,便笑着说:“我此刻正在想,朱部长现在想什么?”大家都大笑起来,气氛也随之活跃。朱厚泽也笑着反问:“你为什么要这样想?”我说:“宣传部是个敏感的部门,也是风险极大的枢纽,好像没有几任部长是正常下台的。”朱厚泽点头表示理解,随即推心置腹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更不是短期的应对策略,这是经过政治局认真讨论,每个常委都赞同的长治久安的国策。”他知道知识分子与农民一样,最怕的就是政策多变,对于“文革”“左”的那套心有余悸,所以努力为我们解除顾虑。厚泽人如其名,于敦厚处显露儒雅,平易近人而又长于启发,所以座谈会谈得非常尽兴。会后大家对这位新部长的新思路一致寄予厚望。

会后没过几天,我到北京参加教育部的会议,没想到又与回北京的厚泽同一节车厢。他上车较迟,但很快便发现我,热情邀我到他的房间聊天。我们年龄相近,早期又有许多类似经历,所以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车上无事,又没有其他熟人,谈了两三个小时才分手。谈话的具体内容,我现在一点也记不住了,大概总不外乎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文艺与知识分子政策之类,好像彼此意见都很相近相通。他在谈话中给我留下的印象,似乎不如在我校座谈会上那么乐观,他对于“三宽”政策面临的阻力与艰难仍有担心。

人们常说历史学家是乌鸦嘴,而有些事也确实不幸言中。1987年1月,我正在香港开会,有天早上打开电视,看见不断出现耀邦同志那略带忧愁的画面,随即知道北京发生那么大的政治事件。我的心顿时下沉,怕的是“三宽”成不了长治久安的国策,知识分子的小阳春会随之离去。

从此,我与厚泽再未见面,但总觉得他是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每有与他熟识的友人来汉,常说厚泽关心我的处境,也知道我工作的一些情况,但也不过如此而已。直到1996年我与台湾著名学者同游贵州,当地若干知识界与企业界的青年才俊非常高兴,热情策划让我与厚泽再度对话,但终未能实现。据说是他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当然也可能是有所顾虑。

连续好多天,经常看到有关厚泽的回忆文章,我仿佛又感受到小阳春的温暖。对于那么宽厚的人,应该报以应有的宽厚,历史毕竟还是有公道的。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