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9日《社会科学报》刊载了一篇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的专访报道， 题目是《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据与科学》，其中简单提到“西学中源”说。文中说，明代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中国人发现他们带来的很多东西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另一方面，当时中国人需要改革，但是不能通过直接否认自己来学习西方，而承认西方是进步的、但源头来自中国，这种迂回的方式才可以使改革的阻力变小。所以这个说法自明朝末年到乾隆时期一直很流行。到19世纪末，这种说法被日益放大，最后变成什么都源于中国了。“democracy”（民主）是从《周礼》来的，“赛先生”和微积分也来自中国。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人们开始觉得“西学中源”没有道理，中日甲午战争是个转折点，此后的革命家、改良家就开始一概否定中国文化，从而放弃“西学中源”说。
“西学中源说”似乎不如“中体西用”说那样广为人知。然而这一学说不仅历时悠久——并非如艾尔曼所说在甲午战争后就结束了——而且主张者众多。它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曾起到重要的影响，因而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实际上有两种“西学中源说”，一种是实际考察中国文化如何影响西方，后来发展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是学术性的和实证的。例如研究中国的四大发明如何传到西方，并进一步探究中国为何没能像西方那样更充分地利用这些发明。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欧洲和日本学者兴起“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这一研究，从中发现，魁奈学说的思想渊源并非来自以往所说的古代希腊人，而是古代中国人。外国学者进一步发现20世纪欧洲经济学在继承法国重农学派的同时，也包含了其中中国文化的遗产。日本学者泷本诚一发表《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挑战以往认为近代经济学发源于法国的观点。这些研究致力于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而且有很多是西方人在中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
如果说第一种“西学中源”说属于学术史研究的话，第二种则属于观念史或思想史，是中国人为了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而制造出来的学说，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
据科学史专家江晓原在《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自然科学史研究》7卷2期，1988年）中考证，最先提出“西学中源”思想的是黄宗羲，而另外两个先驱者为方以智和王锡阐。思想史学者马勇在其著作《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中则有不同看法，认为更早的徐光启即已提出，西方的算术之学在古代中国就有，现在引进西方这些学问不过是恢复中国固有传统而已。李贽也认为利玛窦所宣扬的西方学说在中国古已有之。
康熙皇帝也曾提倡“西学中源”说，而且起了很大作用。他在《三角形论》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关于数学方面的说法更引人注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有学者认为，康熙很可能是在对西方天文数学有了一定了解之后独立提出“西学中源”说的，因为黄、方、王皆心怀故国，隐居不仕，康熙“万几余暇”去研读三氏著作的可能性不大。
为迎合圣意，一些文人极力鼓吹此说，并加以阐释和附会。其中重要的一项“成就”是说明中学如何传入西土，影响西学。这一点当是至关重要的。早先王锡阐断言西法是“窃取”中法而成，当然是出于想象和推断，难以服人。康熙时，天文学家梅文鼎则阐释得比较细致，认为是西人得到中国先贤“指授”，因而“有以开其知觉之路”发展而成的。而且给出了时间、地点和方式，使得“西学中源”说显得大为完善。
“西学中源”说有“圣祖仁皇帝”提倡，“国朝历算第一名家”写书撰文作诗阐扬于天下，一时流传甚广，自然无人敢提出异议。乾嘉学派兴盛时，其重要人物如阮元、戴震等都大力宣扬“西学中源”说。阮元于1799年编成《畴人传》，其中多次论述“西学中源”，经过如此鼓吹，“西学中源”说产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响。
“西学中源”说最初主要是就天文历法和数学而言的，后来便推广到其他领域。以致人们认为所有外来文化都源于中国。黄遵宪、江衡等人说“泰西之学，其源流皆生于墨子。”“泰西之学，实出于中国，百家之言籍其存，斑斑可考。”所有科学技艺均是“中国所固有之，西人特踵而精之。”重要的是，此说大大超出了科学技术范围，进入政治领域，先后为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乃至顽固守旧派用来推行他们的主张。洋务派以“西学中源”说为由，抵制顽固派的阻挠，设立同文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实行“自强运动”。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不仅大力主张“西学中源”说，还将其改造成为“中体西用”说。维新派又打着孔子和尧舜禹的旗号鼓吹变法。梁启超说：“言西政，必推本于古，以求其从同之迹。”要建设民主政治，设置议院，首先要考证“议院於古有徴乎？”梁启超于1902年写《古议院考》，论证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类似议院（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机构和议员的设置。“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也。”康有为等不少清儒都将中国上古的尧舜禹时代比作西方的民主、民权时代。章太炎、梁启超还试图证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和均田制具有社会主义的成分。
孙中山的政治哲学也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三民主义”的每一条都是将源自西方的现代内涵建立在中国的基础上。孙氏明确提出：“中国此次之革命，就是恢复数千年历史上之文明，”余英时总结道，从康有为时代开始，“有着不同取向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倾向于根据他们想向中国介绍的西方价值观来重新解释某些关键性的中国经史文献。民权和民主的观念就是一个例子。”
“西学中源”说者各自的心态是有所不同的。早期顽固派、保守派以盲目的文化自尊来抵制西学，认为西学在中国既然古已有之，就没必要再去学习西方了。而改革派、革命派所要解决的是接受西学的可能性、合法性问题，所以要寻找中学与西学的“同”，尽量化解两者的边界，从而形成梁启超所说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虽然其中隐含着中学优于西学的思想（强调中国早已有之），实际上由此默认了西学的合理之处。
人类文化是相互影响的，既然有“西学中源”说，也会有“中学西源”说。例如陈寅恪曾指出，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有趣的是，传教士利玛窦曾充当“两面派”的角色：为迎合中国人，他在中国宣扬“西学中源”说；而为了赢取西方人对他传教事业的支持，他又向西方鼓吹“中学西源”说，尽力将中学比附于西学。
“西学中源”说也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深通西学的严复对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分析至为透彻，梁启超也对这种认识方法有所反省和批评。
随着时代的推移，社会西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人引进西学的阻力越来越小。胡适公然说，中国百事不如西方，五四人大力宣扬西方的“科学”、“民主”观念。西化论者提倡“全盘西化”也不必隐晦，“西学中源”说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西学中源”说尽管大多穿凿附会、不符合事实，但是在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有益于保留、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促进了西学的中国化。马勇说：“‘西学中源’说是一个复杂的认识层面，由此可产生蔑视西学的心态，也能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减少阻力，更对振奋民族精神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有见地的学者无不从中西文化的通盘历史入手，寻求中西文化的共同点，以找出双方嫁接的最佳结构。”
探讨“西学中源”说不仅有助于认识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科技史，而且对当前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因为当代中国人对此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些人强调中西文化的对立，提出要摆脱西方的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另一些学者则持较平和的态度。何兆武多次提出“学无中西”。余英时从中学与西学的共性来解释“西学中源”说，并力图从中寻找中西文化的共同点，反对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将两者截然对立的观点；他说，尽管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那些特定的概念，如“民主”、“人权”、“科学”等，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文化中就没有这些概念所表达的普遍精神。正因为中学和西学有这些共同点，晚清儒家才能如此欣然接受西方的种种先进思想。从历史来看，“中西文化之间在基本价值上似乎存在着大量重叠的共识。”（《人文与理性的中国》）
无论求同还是求异，皆因各自立场而定，可以并存和碰撞；但具体研究则必须符合史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