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祖华、江洋:百年来中共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演进

【摘要】中共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与复兴的历程中,又从思想理论层面建构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念,阐释了“中华民族”概念及由此衍生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了革命时期的“以国聚族”、建设时期的“以家喻族”和改革以来的“多元一体”,即中华民族新国家——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创立以中华为国号、以中华民族为国族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时,始终主张维护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框架,但经历了从建立联邦制的中华民族国家到建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中华民族国家的历史演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就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使新中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使中国境内各民族成为互助团结的兄弟民族,为此有关文本宣示、宣传了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改革以来,党高度重视中华民族话语建构,尤其是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提法描绘国家发展目标赢得了国人的广泛认同,而在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方面,除了继续在“民族大家庭”“祖国大家庭”等提法基础上阐发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又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迎来了全新局面,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领导各族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民族统一、民族复兴,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三大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华民族共同体

在百年以来的中共建党纪念文本等文献中,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始终是其不可或缺的核心话题。1941年7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社论指出: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2。同年7月4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七一”志感》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第一天起就和中国广大人民血肉相关,结合成一体,我们的党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党,同时也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党,党和人民群众永远是分离不开的”,“它和中华民族与全国人民同休戚共荣枯”3。2009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不懈奋斗的历史。”42018年6月30日,《求是》刊文指出:党团结带领人民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这三次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5。中共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与复兴的历程中,又从思想理论层面建构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念,阐释了“中华民族”概念及由此衍生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传承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文化传统、大一统的历史遗传结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结合,开辟了对外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与对内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革命时期的“以国聚族”: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从中国多民族国家这一国情出发,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一直高度重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统筹谋划对外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对内实现各民族团结两个方面,同步推进创立人民共和国与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把建设各民族联合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6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党在创立以中华为国号、以中华民族为国族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即中华民族新国家时,始终主张维护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框架,但经历了从建立联邦制的中华民族国家到建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中华民族国家的历史演变。

在擘划创建新国家构想时,近代各派政治力量在采用“中华”国号上是有共识的。康有为率先建议以“中华”国号命名其所期盼建立的现代国家,他在1898年8月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提出“伏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7,后又建议“删除满、汉名字籍贯,而正定国名,即永名曰中华国”8;邹容在1903年刊行的《革命军》中提出“定名中华共和国”;孙中山在1904年用英文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即“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9,稍后在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的演讲中6次使用了“中华民国”(称“中华民国的宪法”或“中华民国宪法”)这一名称10;章太炎在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从文化角度解释了为何要采用“中华”国号,称“‘中华’之名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确认了取代清朝的、新建立国家的名号为“中华民国”。中共在创立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尊重并传承了中华文化传统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梦想,一直沿用“中华”名号命名所要创立的新中国,从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11,到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1936年8月改为中华民主共和国并在1937年2月进一步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到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报告提出建立“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再到毛泽东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度使用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12及最终采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可以说做到了一路走来一以贯之。

梁启超于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率先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则成为现代中国人“族群认同的标举符号或核心称谓”13,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国族名号。中共对“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至党的创立时期。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前发表的文章中已使用过“中华民族”一词,如李大钊1917年2月19日在《甲寅》日刊发表了《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指出:“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14 毛泽东1919年8月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提到:“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5 1922年7月通过的中共二大宣言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民主革命纲领的重要内容;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也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等7项列为“极力要求”做的事情16。此后,“中华民族”一词在党的文献中不时出现。1922年9月的《向导》发刊词中称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17。蔡和森1922年10月在《向导》周刊撰文指出: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革命家”,“他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使中华民族解脱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做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但“国际帝国主义何等妒忌中华民族独立的外交运动”故而污蔑其“过激主义”18。不过,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共的中华民族话语并未定型,使用“中国民族”一词要多于“中华民族”,有的文献同时使用了“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等词,如1937年4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提及“中华民族”一词7次、提及“中国民族”一词2次,强调“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党团集“中国民族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最优秀的代表与战士”,“创造出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前途” 19。即使是用了“中华民族”的说法,其含义也不固定,有时“中华民族”指的是汉族,如1935年12月10日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提出“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20,1936年5月25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以“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及其他弱小民族为其基本任务”21;有时则作为中国境内各族的统称,如《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所提到的“中华民族”一词是指全体中国人22。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尤其是进入相持阶段后,在中共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一词的运用取得了压倒性优势”23,其含义最终定型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如:1938年8月1日,杨松在《论民族》一文中指出:“近代的中华民族”“乃是由各种不同的部落、种族共同组成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对外来说,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因而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它团结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一个近代的国家”24。193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强调“中华民族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25。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从很早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包括了汉族和“数十种少数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26,鲜明地表达了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的汉族和“数十种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观点,成为中共阐述中华民族观的经典文本。同月,八路军政治部根据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精神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有关论述,编写了《抗日战士政治课本》,其中提到:“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苦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又称:“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27。1940年2月,关烽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28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强调,回族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今天回族的命运,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29。7月,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强调“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30。

在中共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御外侮、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中国各兄弟民族团结统一、共同建立“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是一个中国各族儿女血脉相连、共同传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文化共同体。

共御外侮的命运共同体。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始终主张联合国内各民族一致对外,共同担负起中华民族的兴亡,携手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号召中国各民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起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10日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指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的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311938年8月1日,杨松在《论民族》一文中指出:“日寇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敌人,中华民国是各民族共同的祖国……只有中国境内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各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共同去保护中华祖国,才能达到各民族之解放,建立一个各民族自由联合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32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团结中华各族,一致抗日”,称当前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33。《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要求“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34。1939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主张“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35。1940年4月,《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提出:“回回民族与汉族及蒙、藏、番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之下共同联合抗日,并实现建立统一的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的目的。”367月,《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蒙古民族与汉、回、藏、维吾儿国内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之下共同抗日,并实现建立统一联合的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37

团结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中共在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新国家时,经历了从主张联邦制到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进行了坚定不移的斗争。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决议主张“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38。后来中共放弃了早期按照苏联模式以联邦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张,转向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39。1939年12月,《抗日战士政治课本》提出“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40。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自治的权利。”41内蒙古是最早建立的自治区,早在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42;1946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同意经由内蒙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内蒙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但“在大会宣言中应确定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在内蒙民族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43;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对国家制度作了解释:“我们的国家不是多民族联邦制”,“我们主张民族自治”,这也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今天帝国主义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今天到会的许多人是民族代表,我们特地向大家解释,同时希望大家能同意这个意见。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44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效保证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生活在统一、稳定、繁荣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血脉相连的文化共同体。中共认为,中国各族人民是血脉相连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承担着捍卫、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洛甫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主张“利用中华民族过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事迹与人物,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以造成民族自尊心,以击破投降妥协的心理”45。1938年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就是坚持抗战,相信“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我伟大中华民族”一定能克服困难,“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中华民族的”46。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不仅提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同时提出“清理古代文化”即区分精华与糟粕,“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共理论工作者宣传了中华民族是由境内各兄弟民族组成的血缘交融、文化相通、共同创造了中华历史文化并将继续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生命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建设时期的“以家喻族”:使新中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经过从1921——1949年长达28年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就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使新中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使中国境内各民族成为互助团结的兄弟民族,为此有关文本宣示、宣传了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种文本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相对较少,如在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仅见到9处,因此,在“以家喻族”时,通常的说法是“祖国大家庭”、“民族大家庭”、“社会主义大家庭”,邓小平使用过“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的说法,“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提法的真正流行是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不过其意涵在建设时期已非常明确且载入了《共同纲领》与195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共同敌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又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47。周恩来在说明共同纲领草案时指出: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其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必须反对各民族内部的公敌和外部的帝国主义;而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又必须经常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48。稍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不应再去强调“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而应宣传“各民族友爱合作”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该指示称: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49。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政策是:“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的共同事业的发展中,与祖国的建设密切配合,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帮助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501953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民族政策,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社论,对此作了阐述。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 宪法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51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我国已成为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国国内各民族的共同目标”,“在我们国家内,在各少数民族中,任何人只要拥护人民民主制度,团结在祖国大家庭里,就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都有自己的出路”52。使新中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构想,体现了中共新中国建设“有意识地将国家构建与国族建构列入同步推进”53及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设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思路。党一面在政治层面、制度层面实行聚居少数民族民族区域自治,并保障杂居散居少数民族成分享有平等权利,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真正平等;一面在文化层面、观念层面倡导各民族友爱合作的观念,建设“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两者是有机结合的,即民族区域自治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之中来实行的。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共同纲领》确立“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区域实施纲要》,并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明令公布施行。“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须教育和引导自治区内人民和全国各民族实行团结互助,爱护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54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这将使我们伟大的祖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日趋巩固,这将保证我国各民族人民走向更加繁荣和幸福生活的道路”55。到1953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相当于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区47个,还建立了许多相当于区级和乡级的民族自治区,各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达1000万人以上,民族区域自治的推行“加强了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56。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5月1日,1949年东北行政区撤销辽北省建制时将辽北省的哲里木盟及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划归其中,1952年察哈尔省撤销建制时将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划归其中,1954年1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通过决议将绥远省也划归该自治区,形成了自治区内“各民族人民兄弟般团结”的良好局面,“标志着我们——各民族人民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兄弟般的、亲密无间的、牢不可破的民族团结的日益巩固和加强”,“自治区今后的任务应该是: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57。此后,又于1955年10月1日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8年3月5日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1965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广西僮族自治区”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1978年起自治区成立纪念日定为12月11日),1958年10月25日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1965年9月1日成立了西藏自治区(1956年4月22日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上述自治区成立时,中央要求加强兄弟民族团结,坚决抵制、反击帝国主义破坏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企图。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派出了陈毅带队的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祝贺,“在藏族同全国其他兄弟民族的关系史上是空前的第一次,这对于更加密切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和加强藏族同其他兄弟民族的团结是有重大意义的”58。1958年3月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时,《人民日报》社论表示“我们希望广西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僮汉两族人民在今后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僮族人民要切实尊重其他兄弟民族的权利,特别是尊重人口较多和政治影响较大的汉族人民的权利;汉族人民应该积极协助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行使区域自治的权利,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给予他们以大力的支援”59。对于杂居、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员,中央另行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平等权利的决定》等文件。

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倡导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中央领导人在相关讲话中强调了把新中国建设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950年3月21日,李维汉在关于统一战线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充满着民族间的敌对和仇杀,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还在继续挑拨民族间的仇恨,“为了解决我们国家内部的这些民族矛盾,使各民族人民确能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互相团结起来,为各民族共同的幸福和发展而奋斗,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各民族人民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就必须采取有效办法去逐步地消除民族间的仇恨、隔阂、猜忌、歧视和不信任的心理”60。同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他相信“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也“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61。1951年12月21日,李维汉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成为我国各民族人民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我们的民族关系从此根本地改变了,从民族压迫时代改变为民族平等时代。”621953年9月29日,邓小平在招待西藏及其他藏族地区国庆观礼团代表的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西藏的和平解放,汉族、藏族及其他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平等,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获得保护,使我们的国家成为各民族平等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全国各民族都应更加努力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反对敌人的挑拨阴谋和破坏活动,共同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63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各民族共同地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今后各民族也一定要共同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强调只有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国内各兄弟民族才能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大家庭里面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64。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所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祖国,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我们采取了“最适当的民族区域政策”,“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共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们这种内部、外部的关系,使我们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时俄国所强调的实行民族自决、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民族繁荣是“繁荣各民族”,工业化、现代化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气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爱的气概”65。

改革以来的“多元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共筑中国梦

由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三大里程碑碑”之一;它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长、促进中华民族认同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上同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改革以来,党高度重视中华民族话语建构,尤其是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提法描绘国家发展目标赢得了国人的广泛认同,而在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方面,除了继续在“祖国大家庭”“民族大家庭”基础上进而阐发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又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迎来了全新局面,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中华民族大家庭”及由此延伸的“全体中华儿女”、“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一家亲”等词语被“高频率大范围地使用”66。邓小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的说法,此后一直关注实现各民族的真诚团结。1979年6月15日,他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67他及时肯定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的“两个离不开”重要思想。“两个离不开”是198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时最早提出的,《纪要》根据邓小平批示精神提出:“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新疆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681990年9月1日,江泽民在“两个离不开”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三个离不开”思想,他在视察新疆时指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691992年1月14日,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与识别工作,“几十个解放前不被承认和处于无权状态的少数民族,堂堂正正地成为祖国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指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具有强大内聚力的中华民族”,“把我国各民族维系于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70。1994年7月20日,江泽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藏族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71。1998年3月“两会”期间,他在听取西藏代表团发言时说:“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727月9日,他在考察新疆工作时指出:“一定要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头脑中牢固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就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732006年7月10日,胡锦涛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根本利益。”742007年10月15日,他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010年1月18日,他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要使各族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增强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责任感,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使各民族始终做到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75在2008年1月到2009年11月期间,国家民委和《光明日报》社在《光明日报》上联合创办《中华民族大家庭巡礼》系列专刊,每周一期,向世界首次系统、全面展示我国56个民族的最新风貌。2014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间的关系。2015年9月30日,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指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写照,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推进的鲜明特征”,“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76。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要求“大力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打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平台。2020年6月8日,习近平在视察宁夏吴忠市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份子,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我们都是携手并进”77。

改革开放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说,从学术话语发展而成为国家决策层的政治话语。早在1962年,夏鼐在其所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指出:“民族”一词有广、狭两义,“狭义是指在资本主义发生时才形成的共同体”,广义包括部落、部族及狭义的“民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现在全国的少数民族还很多,他们虽和汉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78。1986年12月2日,黎澍在《文汇报》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完成形式是暴力、战争征服;周维衍发表《谈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完成形式——兼与黎澍同志商榷》(《复旦学报》1987年第3期)与其进行了商榷,他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以和平与战争的两种方式来完成的。1988年,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提法,影响深远。此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说法被学界广为探讨,并逐渐进入决策层面的民族话语体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大一统历史遗传结构的传承、发展与升华。邓小平高度关注国家统一,他在1982年1月11日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指出:我们思考祖国统一问题的出发点是,“国家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79。1986年9月2日,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指出:“统一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801992年1月14日,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从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要求“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指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民族遭殃”,“少数民族的振兴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要求“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共同繁荣”81。1994年7月20日,他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宣传我国是长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统一是人心所向和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82。2003年3月4日,胡锦涛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讨论会上明确提出“两个共同”思想,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2006年7月10日,他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一个国家,没有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就没有社会安定团结、国家繁荣昌盛”,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83。2009年9月18日,他在关于新疆形势和新疆工作的讲话中要求“进一步认识到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各族人民根本利益”84。2010年1月18日,他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强调“充分认识民族团结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切实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自觉抵制各种狭隘民族意识,坚决反对民族分裂意识,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85。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框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话语趋于成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得到系统阐释。早在2011年9月,习近平2011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直接谈到了大一统思想的积极意义,他说:“春秋时期,孔子修订《春秋》,包含‘大一统’思想。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流。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国家统一看作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尽管在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而且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862014年9月,他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872017年10月18日,他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88 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2019年9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做好民族工作把握“八个坚持”89,其中就包括“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并从“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四个方面阐释了中华民族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共同”内涵所在;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一条主线”),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两个共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三交”),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以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树立“四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认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90。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要求“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坚持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坚持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总目标”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91;要求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五个认同”。

对中华民族的三大历史贡献:独立解放、团结统一与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是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领导核心与最重要政治力量,党与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与强盛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民族统一、民族复兴,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三大历史性贡献。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党在成立之初就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民主革命纲领的首要任务,号召人民认清“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称“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解放,尤其是在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党号召“团结中华各族,一致抗日”,建立了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面抗战局面,取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成为使中华民族由衰而盛的重要转折点。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华民族恢复了民族独立,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捍卫国家独立、主权与发展权益进行了坚决斗争,坚决捍卫了中华民族的荣誉尊严。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建构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观、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传承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遗传结构,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巩固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大统一的良好局面。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把“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作为奋斗目标,把“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作为民族工作主题,把“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作为努力方向,极大调动了各族人民为伟大梦想奋斗的主动性、积极性,“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

(文章刊于《东岳论丛》2021年第7期)

[作者简介]俞祖华,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江洋,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项目《文本、诠释与传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研究(1921-2021)》(批准号:20STA032)阶段性成果。

1 《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解放日报》1941年7月1日。

2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

3 朱德:《“七一”志感》,《解放日报》1943年7月4日。

4 《始终为人民执好政用好权——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八周年》,《人民日报》2009年7月1日。

5 《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求是》2018年第13期。

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7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5页。

8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康有为全集》第8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2-413页。

9 该文有两个版本的译文,一为《支那问题真解决》,相关一句翻译为:“且能使新政府小心翼翼,改良满洲往日专制政体,变为支那共和政体”;一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相关一句翻译为:“把过时的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定出来了”。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7、254页。

10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9-331页。

1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12 毛泽东在1948年8月1日《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中提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这一国名曾产生广泛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并在党的文献中多次出现。

13 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2月创刊号。

14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303页。

15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页。

16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2页。

17 《本报宣言》,《向导》1922年9月13日。

18 和森:《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向导》第4期,1922年10月4日。

19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204页。

2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21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96页。

22 详见俞祖华:《中共对“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以党代会与中央全会文献为重点》,《河北学刊》2019年第6期。

23 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3期。

24 杨松:《论民族》,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66-767页。

2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26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27 八路军政治部:《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第807——808页。

28 关烽:《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第816页。

29 《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376页。

30 《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36页。

3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801页。

32 杨松:《论民族》,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第767页。

33 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19页。

34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2页。

35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第622页。

36 《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380页。

37 《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43页。

38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3页。

39 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19页。

40八路军政治部:《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第807页。

4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页。

42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第964页。

43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自治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第1034页。

44 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第1266-1267页。

45 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08页。

46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9页。

4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48 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6页。

49 《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0页。

50 《中共中央批发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0页。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450-451页。

52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430-433页。

53 陈建樾:《“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话语体系形成的历史脉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5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区域实施纲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72页。

55 《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人民日报》1953年8月13日。

56 《进一步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人民日报》1953年9月9日。

57 《中国历史上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措施》,《人民日报》1954年2月28日。

58 《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956年4月22日。

59 《祝贺富饶美丽的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诞生》,《人民日报》1958年3月5日。

60 李维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27页。

61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314页。

62 李维汉:《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463页。

63 邓小平:《各民族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党的文献》2014年增刊。

64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8-79页。

65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9-456页。

66孙保全:《中华民族大家庭:一种国民整合的政治符号》,《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

67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68 《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149页。

69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238页。

70江泽民:《论民族工作(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四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189页。

71江泽民:《西藏工作要抓好稳定和发展两件大事(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389-398页。

72 李德洙主编:《中央第三代领导与少数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73江泽民:《加强新疆各民族团结,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74胡锦涛:《关于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二00六年七月十日)》,《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75页。

75胡锦涛:《努力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二0一0年一月十八日)》,《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0页。

76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光明日报》2019年9月28日。

77习近平:《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人民网2020年6月9日。

78 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红旗》1962年第17期;又见《考古》1962年第9期。

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80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81江泽民:《论民族工作(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四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182-183页。

82江泽民:《西藏工作要抓好稳定和发展两件大事(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397页。

83 胡锦涛:《关于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二00六年七月十日)》,《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474-475页。

84 胡锦涛:《全力维护新疆社会大局稳定(二00九年七月八日—九月十八日)》,《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232页。

85 胡锦涛:《努力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二0一0年一月十八日)》,《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

86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2011年9月1日)》,《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

87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

8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7日。

89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的“八个坚持”为: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坚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不断健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90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光明日报》2019年9月28日。

91 《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2019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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