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林:高贵的学者,和蔼的老人

章开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个月了。章先生在湖北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按照湖北一些地方的风俗,“五七”祭奠日应有隆重的纪念活动。我要将章先生留在我心中的美好印象写出来,作为献给他“五七”的一瓣心香。

在我心目中,章开沅先生是一位非常令人敬重的学者。他之令人敬重,首先是他精湛的学术造诣及其强烈的感染力。对章先生的学问我未能登堂入室,主要是从他的报告中认识的,他很多场报告我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我初步了解章先生,是在1975年就读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之后。系里虽然没有安排章先生给我们上课,但我们见到章先生的机会却不少。那时政治活动多,历史系在读的74级、75级的学生总共才60人,总是和老师们在1号楼二层中间的大教室(目前编号1201)开大会,初一不见十五见。其次是师生常在一起劳动,学校的南湖农场给历史系分配水田、旱田各一块,从播种到收割都是师生共同完成。那些农活来不得半点含糊,每次一干就是几小时。章先生当时刚50来岁,只要没出差,这些劳动他也要参加。他在旱田里锄草的情景,至今仍然留在我脑海中。从这些日常接触中章先生的谈吐不凡,以及老师们的谈笑,我们得知章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成就斐然,还知道他文笔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傲霜花艳岭南枝》的影评,佩服之意油然而生。我们还有幸看到章先生刻苦治学的场面。当时教工宿舍普遍面积狭窄,夏天炎热难耐,章先生就带着资料到1号楼二层正中朝南的教室(目前编号1208)来阅读,并不时地做一些记录。我的同学注意到,跟随章先生一起来的小女儿顶多十来岁(现在知道那位小师妹叫章雪梅),在做完作业后总是认真地阅读《参考消息》。《参考消息》是那时了解外部世界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小女孩爱看这份报,毫无疑问是受章先生关注世界形势的耳濡目染,同学们不禁为此啧啧称赞。当然,让75级同学更为折服的,是章先生1977年秋季的学术报告。在“文革”结束后,学术界的研究风气逐渐浓厚,历史系在此背景下举行学术报告会,章先生自然是主要的报告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针对过去研究中突出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的表述,他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历程,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上行阶段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在谈到孙中山先生的贡献时,他征引了毛泽东主席195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中的一段话,毛主席分三个阶段评价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绩,是大家都熟悉的。章先生说道:有人问,孙中山就没有缺点吗?毛主席为什么不讲?章先生解释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孙中山先生当然有缺点,完全可以讲,但毛主席是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90周年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全面评价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地位,哪有在人家生日时讲人家缺点的道理?这一席话入情入理,加上他天生一副带磁性的好嗓子,直让人如饮醇醪,心情荡漾。报告会结束后,同学们仍沉浸在回味中,记得胡贻刚同学回到寝室后,还调皮地模仿章先生的声调,把章先生的那段话又重述了一遍,引得大家开怀大笑。顺便提到,近日胡贻刚同学回忆,章先生给75级讲述辛亥革命史专题后,同学们反响热烈。一天傍晚,章先生来到学生寝室跟大家交谈,强调对理论问题要多探讨,多争论,也就是要敢于抬杠,但不要乱扣帽子、乱打棒子,说“我们要提倡杠子队,不提倡棒子队”。胡贻刚说,章先生的这段话让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读研究生期间及留校后,聆听章先生报告的机会更多。其中最令人震撼的一次,是章先生1982年出访美国归来后为历史系全体师生所作的那次报告。因为这时历史系招收的学生大为增加,报告地点定在现在行政楼后面的一个大教室。章先生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走出国门的人文学者之一,1979年起,已经数次出访美国和日本。1982年这一次,章先生是参加4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学术研讨会。章先生介绍,研讨会由北美亚洲学会召集,会议的最大亮点是邀请海峡两岸的学者同时参加讨论辛亥革命的分组会。双方阵容强大,大陆由胡绳领队,成员有章开沅、赵复三、李泽厚、李宗一等人;台湾由曾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的秦孝仪领队,成员有李云汉、张玉法、张忠栋、林明德等人。会议安排,章开沅作为大陆方面的答辩人评阅台湾学者的论文,张玉法则是代表台湾学者的答辩人。答辩中,章先生豁达地称赞台湾学者的5篇论文质量上乘,只要稍作文字技术处理,均可在他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丛刊》上发表。对于大陆学者个别论文中的偏颇之处,章先生也做了一下“补漏”的说明。当时章先生50多岁,身体和学术事业都处于鼎盛时期,他以高度的学术自信讲述会议经历、各自论文中的新颖见解,并穿插一些人际交往的花絮,到场听讲的师生无不兴致盎然,生怕时间过得太快。在当时学术信息相对封闭的背景下,师生们迫切希望了解外部学术信息,如久旱之望云霓,章先生的报告像一场及时雨满足了大家的渴求,使大家眼界大开。很多参加了那次报告会的朋友,几十年后讲起来仍然记忆犹新。这场报告是章先生出访的汇报会,也可以说是我校历史学科走向世界的动员会。报告会还有一个细节,是年过七旬的张舜徽先生也拄着拐杖到场听报告,并不时为章先生的精彩讲述鼓掌。章先生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只见他报告结束后,就径直地走到张先生座位前,两人紧紧地握手,亲切地交谈起来。这是推动我校历史学科发展最重要的两位学者的大手在公开场合紧紧握在一起,准备离场的同学们都驻足观看,投去敬佩的目光。可惜当时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的拍摄条件,将这一珍贵瞬间定格下来作为学科发展的图像资料,只能留存在亲历者的记忆中。

后来章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的排难解纷,也让人惊叹不已,那是1984年夏天,在我校举行的全国第一届青年史学理论讨论会上。会议召开的缘起,是不少青年学者感到此前几十年史学研究中“左”的条条框框多,在新时期史学出现了危机,希望寻求突破。章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的庞卓恒教授,是这次会议的特邀著名学者。整个会议我都参加了,感到不少青年学者围绕着到会的包遵信等人,气势颇盛。为了有更多的交流机会,会议组织者还在晚上安排了座谈会。章先生步行前往,我在途中遇上,陪他一起走到6号教学楼会场。瞿林东教授以研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见长,由于大家关心对过去几十年史学的评价,需要他回答的问题较多。他便借用当时人们所熟悉的一句电影台词“拉兄弟一把”,微笑着让章先生一同作答。这时,章先生马上施以援手,主要讲了两点。一是青年们的眼光要看得远一些,要认识到一些老一辈史学家在思想解放上的贡献。他特别举出黎樹先生为例。黎樹先生在主编《历史研究》期间,主张刊物应该敢于开风气之先,倡导支持确有新见解、新观点的论著,注意发现并扶植优秀的青年史学工作者,重视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探索和研究。黎樹先生本人还对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对阶级斗争的作用问题提出了新见解。不管黎樹先生的观点正确与否,都应看作历史学科思想解放的先行者。章先生还举出了其他几位老学者的探索,说明史学遇到困境,应该几代史学工作者共同面对,不只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在思考。二是要正视史学困境,化危机为转机。至于如何化危机为转机,章先生谈到了当时引进的国外史学方法的利用问题,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作用问题。章先生的讲话以事实说话,既肯定青年的热情又不一味迎合,一下就抓住了青年们的心,大家深受启发,掌声不断,会场气氛也随之缓和下来。这种驾驭会场的能力,有学问家的深厚功底,也有教育家的广阔视野,或许还要加上一点演说家的雄辩技巧。

章先生的报告,我已记不起听过多少次,其中个别场次我还参与过主持,总的感觉有三个特点。一是学识渊博,思想性强,其见解常出人意表,又在情理之中;二是语言生动简练,层次分明,时带幽默,使听众在轻松中受到启迪;三是讲话因对象而异,分寸感强,在大开大合中收放自如,绝不拖泥带水。我曾对熟悉的研究生讲,要让研究生会出面,请章先生给你们做个报告,在华师不听几场章先生的报告,你们的历史文化学院算是白上了。

章先生之令人敬重,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人品的范围很广,这里只能举几个他尊敬长辈、尽心回报同事和朋友的例子。在章先生30来岁时,华中师范学院杨东莼院长对他非常器重,帮助很大。后来东老奉调入京,仍对他关爱有加。对这位人生中的伯乐,章先生时常提起,讲起来就充满了感情。后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设立莼思堂,是青年们探讨学术的场所,显然体现了章先生饮水思源之意。老教务长陶军先生也曾十分关心章先生的成长,对他寄予厚望,说要培养一些教授在桂子山走来走去(那时我校的教授实在太少),章先生一直是心存敬意的。在2017年陶老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章先生接到征文信息不到20天,就提交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怀念之作《难忘风雨同舟情——忆陶军》,让组织者感佩不已。

对于其他年长的学者,只要对章先生有滴水之恩,章先生也会涌泉相报。2011年7月上旬,中国唐史学会在武汉大学召开第11届年会,主题之一是纪念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会议组织者邀请章先生作为嘉宾出席。在开幕式上,章先生作了很动情的长篇发言。章先生一开头就讲,自己是抱着歉疚和感恩的心情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为何这么讲?章先生称自己1949年之后在武汉进入了一个很好的学者群体,唐长孺先生就是杰出代表。在1956年“向科学进军”时,章先生曾请唐先生到华中师范学院给青年教员传授研究方法。章先生讲:“唐先生讲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唐先生私下跟我讲的一条经验我是记住了。我问他像我这个情况,大学本科都没有读完,我怎么做科学研究呢?他很实事求是,他说这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他说你最好开始做点人物研究。你找一个人,把他的资料系统地找全,再看看国内国外有多少人研究,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你找一个人,去做人物研究。他说这个对你的锻炼很全面,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做一个人物之后呢,可能你就有点信心了。”章先生1961年以后选择张謇进行人物研究,写出《张謇传稿》,受到学术界很高评价,“回想起来,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样一个秘密,最早的提议还是出自于唐长孺先生。”随后,章先生还回忆了1960年代在中华书局遇见唐先生参与校点二十四史,以及唐先生整理吐鲁番文书的一些事情。章先生称赞唐先生晚年的成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吐鲁番文书,那就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自己的学科建设、学科发展联系在一起,那是最高的示范。”章先生感念新中国武汉地区第一代学者群体,武汉大学除唐先生外,他还列出了李国平、李剑农、吴于廑、姚薇元、彭雨新、汪诒荪、韩德培、马克昌等人。因此,章先生表示他来参加这次会议,一方面是纪念唐先生,同时也纪念过去没有参加他们任何纪念活动的这个第一代学者群体。这次会议我受武汉大学友人之托,从华中师范大学陪同章先生到武大会场,到会后对章先生的讲话听得很认真。他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同唐先生的指点联系起来,又深情感念武汉第一代学者群体,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真是一位重情重义的学者。

当然,我最熟悉的还是章先生对老同事张舜徽先生真情的追思。1997年初,为了纪念张先生逝世五周年,历史文献研究所准备在当年11月召开一个研讨会。为保证会议质量,拟先出一本论文集。我在向章先生汇报此事时,顺便向他提出了征文的请求。章先生不仅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而且没过多久就惠赐大作《往事杂忆——纪念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舜徽先生1951年春奉调至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任教,章先生作为历史系助教(相对于现在的教学秘书)负责接待与生活安排,所以结交与共事前后达40年以上。章先生按时间顺序叙述舜徽先生的教研成果、逆境中的奋进精神,肯定舜徽先生“真正做到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华文化的绵延发展奉献终身”。文中有些事情讲得很感人,如将苏州杰出中年学者唐文权引进我校,因学历而受阻,舜徽先生和章先生一起向前来我校考察的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据理力争,使唐文权的调动问题很快解决。唐文权后来在近代中国佛教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章先生认为“这其中也有舜徽先生提携之功”。有章先生此文做开篇之作,加上第二篇李学勤先生的《读清人笔记条辨札记》,纪念论文集的分量就大为提升了。

13年之后即2010年,为了筹办次年的张舜徽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仍然需要提前出版论文集,我又向章先生约稿。不出所料,他愿意继续支持我们的纪念活动。他这一次赐稿题为《良师·难友·芳邻——难忘共同走过的那些岁月》,篇幅很长,是精心构思之作。从其助手刘莉老师提供给我的手稿复印件可见,稿纸两旁有不少改动文字,有些地方密密麻麻,显然是成稿后又下了字斟句酌的工夫。稿件首页的右上角,章先生给助手的提示文字是:“此稿打印校订后,请交文献所周国林老师(9月20日前)。”当我如期拿到手稿复印件和电子版时,一下惊呆了。文章实在写得太精彩,里面有不少我们原本不了解的两位先生的若干经历,完全可以当作我校历史学科发展的资料来研读。尤其是他在文末对张先生西北挚友冯国瑞先生(梁启超器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毕业生)诗集的征引,让我无比惊奇。他认为冯先生1940年代的“送张舜徽教授南归”一诗,“早已为舜徽先生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概括”。老实说,我不仅没读过冯先生评价张先生的诗,听都没听说。后来我托兰州的朋友帮忙,才得知冯先生的《绛花楼诗集》是内部印本(朋友复印一册见寄)。这种内部印本,我不知道章先生是如何见到的。此事除了说明他信息来源广泛之外,更重要的他关注周围同事的研究领域,能充分认识他人学术成就之所长,诚心推重,极力加以宣扬。这与旧时文人相轻之习,相去何止云泥。

章先生纪念张舜徽先生手稿

在工作中,章先生与年岁相仿的学者接触更多,他很善于处理好彼此关系。我所熟悉的是浙江大学的仓修良先生,他和章先生都在1974年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相知较深。章先生的小女儿后来到杭州上大学,还托仓先生多关照,因此章、仓两家走得比较近。我因与仓先生都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工作,与仓先生过从较密,也就时常在两位先生之间转达一些问候之语。又如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家和先生同章先生交往较早,也会托我通报信息。章先生和这些学者之间不请客送礼,最多是送自己的论著和微量的土特产,却把彼此放在心中,有困难互相帮助,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交往方式。古语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其是之谓乎!

在我心目中,章开沅先生不仅可敬,还很可爱。他懂得人生的真谛,工作中生活中始终保持真性情,乐于过普通人的生活,与身边的人打成一片,在我们后辈人眼中就像一位受人爱戴的邻家大爷。

21世纪初期,历史文化学院的春游、秋游活动安排得比较多,仅江西就去了三次,分别是景德镇、婺源和井冈山。章先生是个爱旅游的人,只要有时间他很喜欢参加这些集体活动,也给我们带来沿途的乐趣。

2004年3月中旬,他和大家一起游览井冈山,在毛泽东主席“黄洋界上炮声隆”的《西江月》词碑下,眺望雾中的远山。他满足大家的要求,同很多同行者合影留念,我也是其中之一。

章老师和学院老师在井冈山考察合影

那次春游还安排了到共青城胡耀邦陵园的瞻仰活动。章先生因青年时期曾担任全国青联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与胡耀邦同志有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对胡耀邦同志为国为民的业绩以及朴实无华、刚正不阿的精神十分崇敬。他在胡耀邦纪念牌前献花后,还向同行的老师们激情演讲,赞颂胡耀邦同志的贡献,老师们无不动容。不过,他演讲结束后最响亮的掌声来自一群素不相识的聋哑孩子。这些孩子通过老师的手语,被这位不期而遇的老人的讲述深深打动,情不自禁地鼓起了双掌。

章老师在胡耀邦纪念碑前即席讲话

在所有外出活动中,最欢快的大概要数2008年9月21日到黄陂区木兰草原那次了。在白天的工作会议后,晚上安排了篝火晚会,青年教师邀请章先生去参加。估计章先生原来没有这个心理准备,野外夜间气温低,他没有带较厚的衣服。然而,随和的章先生顾不了这么多,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亲自点燃晚会的火炬,然后与一群年轻人围着篝火跳起了欢乐的舞蹈。他合着节拍不停地踏着脚步,双手向空中挥舞,口中还发着带有音乐感的声音,他即刻成为了大家簇拥的“明星”,四周的目光都投向他,大家跳得更起劲了。那场面真是令人陶醉,一些陌生人看到后也在旁边“嗨嗨”地欢呼,有的还加入到舞场中。当晚同章先生合影的人不少,都希望把美好的画面保存下来。章先生在晚会上的活动,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真是难为80多岁的老人了。

章老师参加学院学科建设大会合影留念,左六为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丁烈云教授

章老师点燃篝火晚会

作者和章先生合影

在生活中,章先生还是一个富有情趣、幽默感极强的人。在前往江西的春游途中,因我有点胖,占的地方大,院办庞华君主任跟我开玩笑,说“周国老到了,请大家让个位”。没想到,在下一站再上车时,章先生又把庞主任的话重复了一遍。听到章先生跟我开玩笑,我感到挺有趣,亲切而温馨,只是受之有愧,连忙低首致意,“岂敢岂敢”。更有趣的事出现在2010年10月的一次饭局上。章先生是“《荆楚全书》编纂”项目的首席专家,申报时我和彭南生教授陪同他到北京答辩归来,同行的还有担任评委返回的朱英教授等人,大家下机后就在天河机场附近的一个饭店就餐。因饭店在黄陂地界,彭南生教授又是黄陂人,章先生于是讲起黄陂的故事。他说他舅舅年轻时在黄陂工作,被房东看上了,以其女儿妻之,房东的女儿就这样成为他的舅妈了。1940年代,舅舅一家去了台湾,其后自然有不少变故。差不多40年过去,他舅妈回大陆来探亲。当时他已当校长,正在行政楼办公,接到女儿的电话,说是家中来了一位老奶奶,一定要见他。他急匆匆地回家,一时认不出来客是谁。但当老奶奶叫出他的乳名时,他突然猛醒,这肯定是舅妈了,其他人哪知他乳名呢。章先生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这些情节,还不经意地说出了自己的乳名,使听者仿佛身临其境。讲完故事,他还转头同彭南生教授打趣:“你们黄陂女士很厉害的咧!”身边的人都感到章先生太率真了,无论讲什么事情皆已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在章先生营造的快乐气氛下,大家尽情地享受丰盛的午餐。

2017年4月的一次饭局,也是很值得一提的。我因做社会调查,认识了曾在美国留学并工作、退休后回国定居的王天骏先生。他的祖父王琎,浙江黄岩人,是首届庚款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后成为著名化学家,留下两百多万字的日记,王先生据以撰写出《文明梦》一书。王先生的父亲王秉忱,是新中国初期湖北省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我校1953年在桂子山上开始建造的风格优美的一号、二号、三号教学楼,就是他设计的。原始图纸中草书签名“王秉忱”三字,50年之后已无人能识,恰好为章先生所辨认。为此,王先生希望拜访章先生,让我牵线。当我说明情况后,章先生欣然应允。在约定之日,王先生9点多钟就到了,章先生热情接待,相谈甚欢。我原本以为这是一次礼节性拜访,顶多半个多小时就够了。哪想到一直聊到11点,章先生还没有欢送客人的意思。他让助手安排,大家一起到学校的桂香园共进午餐。席间,章先生兴致依然很高,还答应为王先生的一本书作序。为接待王先生,章先生整整花了4个多小时,这对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来说,实在不容易。我以为这里面有章先生好客的因素,也是他仁心的展现,他是在代表我们学校知恩回报,向王先生的父亲表达敬意。他虽然退休了,还在为华师想事情、办事情。“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章先生逝世后,王先生非常怀念章先生,已撰文回顾这次拜访。

章先生和王天骏教授合影,左一为作者,左四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田彤教授

总之,章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对我们后辈来说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对他的尊敬,我总想适当地表达出来。2014年,章先生辞去资深教授职位,历史文化学院举行章先生荣退仪式。学院需要在纪念品上写上对先生最简洁的评语,吴琦院长跟我说过后,我立即从六经中找出较为贴合的文字,以供荣退仪式之用。2016年7月章先生90华诞之日,我特地为他撰写一幅寿联送到他家中。联曰:“礼乐持家福荫满堂为此春酒介眉寿,诗书育人桃李遍地称彼兕觥颂无疆。”当时博导楼正装电梯,周围环境较乱,我是绕道去祝贺的。今年5月28日上午10时许,我从微信群中看到马敏教授发出章先生逝世的讣告后,心情异常沉痛。数日前,马敏教授在一次活动中已经给我们介绍了章开沅先生的身体近况,还让我们看了章先生卧床向贵州友人挥手的视频,我那时心中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然而,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时,还是感到难以让人接受。我在下午独自坐在工作室中,为章先生写下一幅挽联:“中西人文陶铸,传道授业,沉潜实斋育英才,诸生赖此贤;古今学术会通,著书立说,笃志远航开新域,四海仰风鉴。”上联述先生之育人,下联述先生之治学。上联中的“实斋”是先生选用的书斋名,他有部书就称《实斋笔记》。下联中的“远航”出自先生的名言:“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开新域”原本为“开新宇”,后来感到以往熟悉的“千钧霹雳开新宇”诗句中“开新宇”政治性较强,晚上发到微信群时改为了“开新域”,显现的是章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开拓新的领域之意。最近一个月,我的认识又有所深化,觉得章先生从书斋中培养的是专业人才,是传其衣钵的“章门弟子”。此外,他还是一位教育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中师范大学学生都受其思想影响,他的著作、讲演和社会活动也影响了不少外校的学生和社会人士。于是,将上文提到的联语稍作改动,以表达我对章先生永久的怀念与景仰:

中西人文陶铸,传道授业育英才,诸生赖此贤;

古今学术会通,史海远航开新域,四海仰风鉴。

2021年6月30日于汉口王府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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