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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作敏、俞祖华: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中的“三个会通”——以图书馆学、哲学与社会生物学为重点1

于作敏、俞祖华: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中的“三个会通”——以图书馆学、哲学与社会生物学为重点1

【摘要】清末民初的学人们在开创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过程中体现了“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的学术取向。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一场古与今、国故与新知、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穿越沟通,离不开现代性学术范式、现代性知识话语的建构,还要传承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是一场国学与外学、中学与西学、中华性与世界性之间的跨语际对话,要引入西方现代学术并实现与“世界学术”的对接,还必须重视国学传承及知识形态转换,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互补,“以中评西”与“以西释中”并用,学理、路径、话语三者中西贯通;还包括文理会通,体现在西方现代科技与中国人文传统之间的交融、理工农医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与学术大师知识结构上的文理交汇。
【关键词】中国学术现代转型 会通古今 会通中西 会通文理
从戊戌维新时期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设立的30余年间,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开创时期。清末以来,学界与相关机构通过借鉴西方学术分科体系,提出了各种学科分科、学术分类方案,如1913年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和《大学规程》,规定设置文、理、法、商、医、农、工七门学科,混而不分的古典学术转向了现代的“七科之学”,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图书馆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在内的各门现代学科纷纷建立。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既呈现了治学日趋专门、学科日趋分化的趋势,也展现出将古今中西各种知识加以整合的倾向。康有为在1895年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对中国缺少“通古今达中外”之士人深感遗憾。王国维在民国初年写成的《<国学丛刊>序》中力主“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2。今人何兆武先生则曾将清华学人共同的情趣风貌概括为“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3。清末民初的学人们在开创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过程中,体现了“传统(旧学)——现代(新学)”、“中国(国学)——世界(外学)”与“科学——人文”“三个会通”的学术取向,从而使学术转型呈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并重、国际化与本土化兼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通的特征。

一、古今会通:旧学与新知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一场古与今、国故与新知、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穿越沟通,一方面要推动现代学术分类谱系、现代学术理论、现代学术方法、现代学术话语、现代学术制度与现代学术精神的确立;另一方面则要以“古学复兴”、“文艺复兴”与“整理国故”相号召,传承中国古典学术,诠释古学的“现代意义”,在融合古今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有学者将西方与现代性直接挂钩,将古今之争等同于中西之争或将会通古今等同于会通中西,实则中国古典学术也蕴涵可现代化元素或者说中国古学也是现代性的重要源点,而西方在启蒙时代现代性生发之前也有“古学”,中国学人的“古学复兴”、“整理国故”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故而“会通古今”与“会通中西”是有区别的,“会通古今”不啻中国古学与现代学术的融通,中外现代学术与西方古学、与其他古文明之间也在进行对话;且“古”与“今”是相对的,古人也在进行“会通古今”,如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离不开对时代精神、“现代意义”的追寻,离不开现代性学术范式、现代性知识话语的建构,离不开新观念、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的倡导。晚清一代与五四一代学人们,为“构建具有鲜明现代性的新的学术体系”4包括建立现代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新范式,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康有为被其弟子梁启超称为引领中国现代化的“先时人物”,他大力倡导以创新立国,尤其重视学术创新,认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主张“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5。梁启超致力于文化学术领域的现代性追求,他不仅在文学领域提出了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三界革命”主张,还在学术领域提出了“史学革命”、“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6等学术革新的主张,并以“新史学”、学术史书写等学术实践推动学科结构、学术内容、学术话语实现革命性变革。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现代性标准审视儒学、批判纲常名教、反思传统文化。陈独秀指出,“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7,中国的风俗人心、中国的学术发展也不应该被古代圣人孔子、被古代学说儒学所束缚,儒术孔道缺点多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8。李大钊表示自己之所以掊击孔子,是因为其说教已不适应“今之社会”,“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且创民权自由之大义亦未可知,而无如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何也”9。胡适在1919年12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以“评判的态度”即尼采所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讨论国故,重新估定孔教、旧文学、纲常名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他以《〈红楼梦〉考证》等文开启了“新红学”,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范式书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以现代科学方法论会通“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引领了新考据学派,“在文学、哲学、史学等众多领域内实际起到了总结既往与开拓未来的转折作用”,“使现代中国学术发展重新建构一套涉及价值与方法转型的新‘范式’成为可能”10。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还要承接、传承中国古典学术传统,实现旧学与新学的接轨,使古学中与现代科学相通、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部分得以彰显,使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成为现代学术生产的知识源头。学术先贤们注意到,欧洲文艺复兴史表明,西方现代学术的兴起与“古学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梁启超指出,近世文明的开启得益于“古学复兴”,“凡稍治史学者,度无不知近世文明先导之两原因,即十字军之东征,与希腊古学复兴是也”11。因此,他认为中国学术发展也需要重视古学、旧学,为此提出了“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12、清代学术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13、清代学术一言以蔽之“以复古为解放”14等主张。马君武阐述了新学术与古学的关系,他强调“西方新学之关键,曰古学复兴(Renaissance)”15。清末国粹派从西方文艺复兴“欧洲以复古学而科学遂兴”16、通过复兴古学而生成现代性中得到启发,大力倡导“古学复兴”论,提出“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主张不仅要发扬光大“孔子之学”,“诸子之学,湮殁既千余年,其有新理实用者,亦当勤求而搜讨之”17。蔡元培曾以医学为例说明了学术应当会通古今、融合新旧,他指出西医是“新医学”、是“以最新之科学为根据者”,但中医、传统医学仍有传承的价值;从整个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论,“科学之成立,率在近代,而人类经验之暗合学理者,则自昔为昭……是故鉴旧学之疏,而以新学进之则可,谓既有新学而一切旧日之经验皆得以吐弃之则不可”18。他还提出“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学术,俾适用于现代”19。此后,“整理国故”的口号提出并被付诸实践,催生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新考据学派。1919年1月初,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等创办《新潮》刊物,旨在“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20;同月,其同学薛祥绥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标榜“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在两刊论争中,傅斯年提出了“整理国故”的说法,他指出:“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或者因为中华国故的整理的发明,‘世界的’学问界上,生一小部分新彩色”21。同年12月,胡适在其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指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22。
清末民初学人“以新理新法治旧学”,在温故而知新、整理国故“俾适用于现代”、实现古学的现代转换上,进行了大量开启性的学术创新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他们将中国古学的知识系统、中国古人的治学方法与现代学理、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对接,赋予传统学术以“新知”、“新义”与“新工具”的意义,将其纳入中国现代学科学术体系之中。如在学科内容体系上,他们提出传承藏书学、目录学、校雠学等传统学问的知识系统,使其成为构建“中国的图书馆学”的重要学理源头。梁启超1925年6月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除了吸取、借鉴世界共通的“图书馆学的原则”,还主张“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中国古籍,主张传承藏书学、“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的知识系统。他指出:“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们都各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所留下的成绩,如各史之艺文经籍志,如陈振孙、晁公武一流之提要学以至近代之《四库总目》,如佛教之几十种经录,如明清以来各私家藏书目录,如其他目录学专家之题跋和札记,都能供给我们以很丰富的资料和很复杂的方法。中国现代青年,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得有根柢之后,回头再把中国这种目录学(或用章学诚所定名词叫他做校雠学)加以深造的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23杜定友指出:“我国向来有目录学、校雠学,也差不多有图书馆学的意思”,“历来中国学者,凡是饱学之士,没有不研究目录、版本之学”,“中国向来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图书馆专门学问,我们对于这种学问,也非痛下一番研究不可”24。中国古代没有“图书馆学”这一名词,学界对中国古典学术中是否存在“古代图书馆学”也存有争议,但中国古学中与图书馆学相关的学问“渊源发达得很早”如藏书学、校雠学等,这是建立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时需要加以传承的25。在治学方法上,梁启超、胡适等人肯定了考据、校勘等古人治学方法的现代科学方法论意义。梁启超指出,戴震少时读“《大学》右经一章以下”一再发问塾师,“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26胡适指出:“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含科学的方法。钱大昕的古音之研究,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都是科学方法的出产品。这还是‘不自觉的’Unconscious)科学方法,已能有这样的成绩了。”27他相信,将考据学“不自觉的”科学方法与现代学术“自觉的科学方法”结合,必能在研究国故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如陈垣先生在“中国古来的校勘学”之基础上进而采用“科学的校勘”,其所校《元典章》“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28。
清末民初学人的“会通古今”既包括挖掘中国古学的现代性元素以促进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也包括将西方古学、外国古学吸收到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之中。吴宓主张“存旧立新”,其所欲存之“旧”,并非是中国旧礼教,而是指西方古学,“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持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质言之,宓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宓看明(一)希腊哲学(二)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业之原动力”。他把包括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在内的西方古典文明看成西洋“真正之文化”,认为可持此以归以“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的崇高中正” 29。汤用彤以现代学术视野、现代学术方法从事佛教史研究,因其熟悉中、西、印古代哲学,故可对在中国流传的佛教各派追踪溯源,撰写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成为“古今结合”的学术范例。

二、中西会通:国学与外学的跨语际对话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又是一场国学与外学、中学与西学、中华性与世界性之间的跨语际对话,一方面要引入西方现代学术并实现与“世界学术”的对接;另一方则应立足本土资源并着力诠释、解答本土问题,呈现为国际化(或称“世界化”)与本土化(或称“中国化”)双向展开的过程。

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中,多位学人阐述了中西会通的思想主张。康有为认为“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由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主张“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30。严复提出“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31,主张中西会通。梁启超批评了“徒为本国学术思想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与“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也”两种倾向,主张既要输入外国学术思想,又要传承本国学问,宜将中外学术“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他预言20世纪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欧美文明与中华文明“两文明结婚之时代”,称“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他相信“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32在他看来,西方学术的引进不仅不会使中国学术归于消灭,而且能使国学“别添活气”而获得新生;同时,真正能够胜任“转输”西方现代性之重任者,必然是像严复那样既精通西学而又“邃于国学”的学人。高旭提出“对于我国固有之学,不可一概菲薄,当思有以发明而光辉之;对于外国输入之学,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坚持“吸食与保存两主义并行”,“于西学庶免食而不化之讥,于中学冀呈晦变明之象”33。凡人提出,对待中学与西学,应该“合数千年吾国国学之精粹,各取其长,进而参考东西各科之新理,以求其是”,“合古今、贯东西而熔铸于一炉”34。陈寅恪指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35
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完成的,正是在引入西方学术分科体系、西方学术理论、西方学术方法的基础上,中国学术研究新的范式得以重建。从严复主张“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胡适提倡“输入学理”、梁启超呼唤“外来思想之吸受”,到鲁迅力主“拿来主义”,都体现了全面引入西方现代学术的坚决态度、坚定立场。严复翻译“严译名著”,介绍了涉及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学科在内的西方学理,引入了包括“考订”、“贯通”、“试验”三个环节的实证方法与包括“内导(归纳)”、“外导(演绎)”两者的逻辑方法,还推出了包括玄学(名学、数学)、玄著学(力学,包括水、火、音、光、电磁诸学;质学即化学)、著学(天学、地学、人学、动植之学,其中,人学又包括生理学、心理学)、群学(政治、刑名、理财、史学)、专门学(农学、兵学、御舟、机器、医药、矿物等)5类的学科分类体系36,有力推进了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启动。各具体学科的分立都离不开西方学术分科体系、西方学理与西学方法的引入。如中国图书馆学的开创与西学东渐密不可分,在清末与民国初年先以日本为中介引入西方图书馆观念,其中,1917年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译自日本图书馆协会编写的《图书馆小识》与次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的顾实编纂之《图书馆指南》“实东洋图书馆学流入之代表作”37;1918年后直接从欧美引入图书馆学成为主流,戴志蓦1919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后推出了《图书馆学术讲稿》,“戴氏所论大半,皆根据美国之办法,自是以还,美国式之图书馆概念,遂逐渐靡布全国,与民国初年步伍日本之趋势对立”38,介绍“杜威十进分类法”等各种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论著也相继发表。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哲学学科的建立,也是以西洋哲学、世界哲学的介绍为先导的,蔡元培于1915年初编成出版了《哲学大纲》,该书编写“多采取德国哲学家之言”,“以德意志哲学家厉希脱尔氏之《哲学导言》为本,而兼采包尔生、冯德两氏之《哲学入门》以补之”39;胡适撰写了《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等论著介绍当时西洋各个哲学流派,他尤为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就源自杜威的《思维术》。

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还必须重视国学传承及知识形态转换,重视对本土经验的分析与本土学术资源的摄取。随着西学、“外学”的输入,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与其对应的“中学”、“内学”等词,到了20世纪初进而使用“国学”、“国粹”等词以指称中国古典学术。梁启超率先使用了“国学”、“国粹”等词,他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提及了“国粹”一词,在1902年曾有创办《国学报》的设想,还主张“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40。同年9月,黄遵宪在写给梁氏的信中称“《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41。稍后,梁氏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使用了与“外学”相提并论的“国学”一词。1904年,邓实在《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1905年1月,邓实等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从1906年秋起,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开办了“国学讲习会”,持续到1909年。此后,“国学”、“国粹”等词开始广为流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又出现了旧派、新派人物均认可且使用过的“国故”一词。无论是“保存国粹”、“保存国学”还是“整理国故”,都体现了在西学、外学冲击下传承本土学术资源以纳入现代知识体系的取向与努力。
为了促进中西学术的会通融合,促进学术世界化与学术中国化的结合,清末民初的学人、学界领袖们尤其注重从以下方面加以倡导并着力推动:
其一、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中学西传)两种途径互为补充,促成中西方的相互了解与中西学术文化的双向交流,使世界学术走进中国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同频共振。
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均已展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赴美国留学接触了西方文明,回到祖国后“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42;恽铁樵、徐凤石将容闳以英文写成的传记译成中文并于1915年出版,取名为《西学东渐记》。也是在这个时候,陈季同开始向西方讲述中国故事,他于1884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了译自《聊斋志异》26篇故事的《中国故事》,于1886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了以法文写成的、向西方介绍中国戏剧的读物《中国人的戏剧》。
西学在清季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处于强势地位,故当时的学人更为关注的是从西方输入学理。严复被誉为“近世西学第一人”,他在西学东渐、介绍西方学术文化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对中学西传、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是满怀信心且高度重视的。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指出:“故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43他认为国学足可与西学在世界是“双峰并峙”,中西学“两文明结婚”,既可为中国学术转型提供契机,也可为世界学术繁荣作出贡献。
民国初年,国人继续重视引进西方学术文化;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从而使西方文明弊端得以充分暴露,中外人士比之前更为重视中国学术文化。学术大师们重视包括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双向交流,他们一面呼吁输入学理,一面倡导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蔡元培希望“现代学者当为东西文化作媒介”,在促进“东西文化结合”上发挥作用,既要“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通过翻译、介绍欧美学者的著作,“十年二十年后,必能使全国人民都接触欧美文化”;又要“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有的学者“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籍而翻译之,如吾友胡适的《墨子哲学》,是其中的一种”44。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既表示“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中,而别开一生面”;又希望中华文明在“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于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后,“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45。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46。
其二、“以中评西”(“以旧释新”)与“以西释中”两种格义方式交相为用,促进中西学术的相互贯通,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在中西学理深度融合基础上的综合创新。
“以中评西”或“以旧释新”“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47。明清之际与近代初期的“西学中源”说、“古已有之”论,就是以中释西的一种形式。康有为以“公羊三世”比附君主、君民共主与民主的社会发展进程,宣传自己“托古改制”的政治思想,是“西学中源”说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发展,籍“以中释西”借学术包装自己的变法主张。在新儒家学人中,“梁漱溟以中国的直觉评西方的理智、熊十力以中国的修养评西方的知识”是“以中评西”的论说48。
“以西释中”是以西方学术的学理、概念与话语来诠释中国古典学术。严复是西学大师,他自然更倾向于以西学“格义”中学,以西学疏导中学,“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他根据“西人名学”即逻辑学有关“内籀之术(归纳)”与“外籀之术(演绎)”的划分,将司马迁所说的“《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诠释为“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49。王国维强调“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50。冯友兰“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指出中国哲学的弱点”是“以西释中”,《新理学》是“以西释中和中西结合的典范”51。
其三、承古人义理、考据与辞章三位一体之思路,从学术理论、学术方法与学术话语三者入手,推动中西学术理论、中西治学方法与中西学术话语的深度融合,建设国际化与本土化并重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
学术义理的中西互释。新儒家学人“援西入儒”,援引西学资源重新诠释儒学,建立了被称为“新儒学”的现代思想——知识体系,这里的“新儒学”之“新”就是从西方引入的:梁漱溟所说的“老根新芽”之“新芽”,是要“吸收近代西人所长”,主要指科学、民主,指“科学技术,团体组织”;熊十力“新唯识论”之“新”,如胡秋原所说,“先生之学,盖以易经有科学,春秋有民主,周礼有社会主义”52;牟宗三所说“返本开新”之“新”,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即开出民主与科学;贺麟“新心学”之“新”,是通过“西洋文化的输入”而“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冯友兰“新理学”之“新”,是以西方学术思想如现代逻辑、新实在论诠释宋明理学,建立中国哲学的“新统”。新子学思想则是以西学诠释老庄思想等诸子之学,严复在《<老子>评语》《<庄子>评语》等论著中就以西学疏解老庄哲学,例如他解释《老子?三十五章》中的“往而不害,安、平、太”时称“安,自由也;贫,平等也;太,合群也”53。中国共产党人则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治学方法的中西融合。现代学术中的四种主流方法即科学实证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义理阐释法与直觉体悟法,均由中国古人治学方法与西方现代科学方法融合而形成,“西方科学实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的融合而成科学实证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法的融合而成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法;西方诠释学方法、直觉方法与中国传统的义理方法、直觉方法的融合而成义理阐释方法、直觉体悟方法”54
学术话语的中西兼采。近代学人以古汉语的字词翻译外来学术术语、学术名词并引入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体系。如严复使用了“群学”(今译“社会学”)、“计学”(今译“经济学”)、“名学”(今译“逻辑学”)等词汇,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观察”、“试验”、“阻力”、“离心力”、“乌托邦”等“顺利地融入现代汉语”,“成为现代汉语中的(相对意义上的)‘永久性’的常用词”55。
三、文理会通:人文与科技的互嵌式交融
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中的“会通”,不仅指古今会通、中西会通,还包括文理会通;文理会通体现在文化整体层面西方现代科技与中国人文传统之间的交融、学科建设层面理工农医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与学术大师知识结构上的文理交汇。
其一、西方科技传统与中国人文精神的交融。洋务运动时期已流行“中道西器”之说,此后又有多位学人阐述了西方重科技、中国重人文或是西方重物质、中国重精神的中西比较模式,如严复指出“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滔慢……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56;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57;胡适称“在中国方面,除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部奇书外,都只是一些纸上的学问,从八股到古音的考证固然是一大进步,然而终究还是纸上的工夫,西洋学术在这几十年中便已走上了自然科学的大路”58;梁漱溟称“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也”59。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科技上的欠缺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晚清与民国的学人们多重视推动人文与科学的结合、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人文与科技的结合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有共识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袖陈独秀批评了“科学无用了”、“西洋人倾向东方文化了”的观点,坚决维护科学的权威;但他也反对割裂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批评“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的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60。新儒家学人虽对新文化运动有所批评,但都主张中华人文传统与西方科技传统的会通;主张既要守护中国人文精神、守护儒家道统,还要吸纳西方科学、民主。梁漱溟指出,“西方的学术思想,处处看去,都表现一种特别的采色,与我们截然两样,就是所谓‘科学的精神’”,而科学与民主“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中国也需要“通盘受用”61。牟宗三提出了“返本开新”说、“三统之说”,除了肯定儒学“道统”,还要通过“学统之开出”与“政统之继续”、通过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以充实中国文化生命之内容”,其中,“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独立性”62。后来,钱穆更明确指出,心学与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大主干”,中国文化重在“格心”,西方科学重在“格物”,“故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正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得益彰之妙,而并有水乳交融之趣。格物之学与格心之学相会通,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相会通,正是中国学术界此下应努力向往之一境,亦是求中国文化进展所必应有之一种努力也”。又说:“唯我敢深信,中国传统文化中之道德修养,其精神决不与西方现代科学之探讨精神相违背。故一位理想之现代科学家,同时极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理想之道德完人,而实唯科学与道德之二途会一,始可为将来人类创造新文化。”63
其二、文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从学理层面看,清末民初文理学科之间的交叉以生物学与社会学的结合最为彰著,从而使生物社会学的影响盛极一时。严复在19世纪末通过翻译《天演论》和《原强》等政论文章,把斯宾塞“用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的社会有机体论、社会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从而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规律,“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64,所以应当自强争胜。傅斯年在1919年发表于《新潮》创刊号的《人生问题发端》一文中,介绍了斯宾塞以生物学来解释社会学、以生物进化规律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生物社会学,称“到了斯宾塞把孔德所提出的社会学,研究得有了头绪,更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又明白个大概”。他提醒学界在思考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时“不可不理会这层最精最新的道理”,重视“拿自然界做根据,解释人生”65。潘光旦在建构生物社会学、人文生物学上用力颇深,他在上世纪20年代发表了《社会生物学观点下之学庸论孟》(后以《孔门社会哲学的又一方面》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4号,1927年5月20日)、《生物学观点下之孔门社会哲学》(《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1、3号,1926年3月20日、1927年1月20日),认为孔门社会哲学与“近代社会生物学所公认之事实与原则”并无抵触;他出版了作为“人文生物学论丛”的《优生概论》(新月书店1928年)、《人文史观》(商务印书馆1937年)、《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年)、《优生与抗战》(商务印书馆1944年年)等多种著作。从治学方法角度看,清末民初的学人们倡导并尝试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也体现了文理会通、文理交叉。陈独秀指出,“科学”从广义来说包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他主张以科学方法研究哲学,“杜威博士在北京现在演讲《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一个是美国詹姆士,一个是法国柏格森,一个是英国罗素,都是代表现代思想的哲学家,前两个是把哲学建设在心理学上面,后一个是把哲学建设在数学上面,没有一个不采用科学方法的”66。傅斯年甚至反对蔡元培将哲学归入文科,称“中国人之研治哲学者,恒以历史为材料,西洋人则恒以自然科学为材料,考之哲学历史,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时,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67。
其三、学术大师知识结构的文理交汇。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们以文理会通、科技与人文兼融鼓励学子。梅贻琦就曾以“文理会通”要求清华学人,他说:“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68梁启超告诫留美学习建筑的长子梁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分”69。后来,梁思成在其发表的《半个人的时代》的讲演中,主张科技与人文的融合,批评了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与不懂科技而奢谈人文的“边缘人”。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自身就多是文理兼修、文理兼通的复合型人才。严复从学习海军专业转向从事思想启蒙,鲁迅为了疗治国人心灵而“弃医从文”,胡适从学农转向学习西方哲学,潘光旦从学习生物到研究人类学、社会学……这些人文科哲大师都有理科的学习背景与知识素养;杜亚泉、丁文江等则是以科学家为本业,但他们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人文素养,且以思想家的角色在舆论场发声。他们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中的开拓性贡献,充分表明了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学风对开创中国现代学术具有重要意义。
继承中国近代学人在从中国古典学术到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所开辟的“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的学术传统,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取向,对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于作敏(1968–),女,鲁东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俞祖华(1964–),男,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分科与聚合:民国前期西方学术观念传入与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主持人:于作敏;项目编号:15YJA870017)。
2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02页。
3 何兆武:《也谈“清华学派”》,《读书》1997年第8期。
4 姜义华:《章太炎与中国现代学术基础的奠定》,《史林》 2016年第4期。
5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康有为全集》第3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264页。
6 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十三,第1页。
7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2页。
8 陈独秀:《答吴又陵(孔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69页。
9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
10 章清:《重建“范式”:胡适与现代中国学术的转型》,《复旦学报》1993年第1期。
11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1页。
12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专集之四,第5页。
1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3页。
1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四,第6页。
15 马君武:《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马君武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16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7号,1905年。
17 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9号,1905年。
18 蔡元培:《<医学丛书>序》,《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19 蔡元培:《中国的文艺中兴》,《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20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21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62页。
2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98页。
2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四十二第44-45页。
24杜定友:《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教育杂志》1926年第9期。
25 详见于作敏、赵慧峰:《国学传承与民国前期图书馆学的本土化》,《鲁东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2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专集之三十四,第25-26页。
27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8页。
28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29 《吴宓诗集》卷末,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62页。
30康有为:《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页。
31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0页。
3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七,第1-4、104页。
33 师薑(高旭):《学术沿革之概论》,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34 凡人:《开通学术议》,《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44页。
35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4-285页。
36 严复:《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2-95页。
37 金敏甫著:《中国图书馆学术史》,《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第2卷第2期(1928年)。
38刘国钧:《现时中文图书馆学书籍评》,《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第1卷第 2期。
39 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页。
4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
41 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9月)》,龙扬志编著:《黄遵宪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页。
42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4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七第2页。
44 蔡元培:《东西方文化结合——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353页。
45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1-562页。
46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专集之二十三第35页。
47 欧阳哲生:《戊戌时期严复与康有为学术思想之歧异述评》,《中州学刊》1995年第4期。
48 周炽成:《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中、西视野论》,《江淮论坛》2014年第1期。
49 严复:《<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19页。
50 王国维:《哲学辨惑》,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第72页。
51 周炽成:《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中、西视野论》,《江淮论坛》2014年第1期。
52 转引自李锦全:《对儒学当代发展问题的思考》,东莞学人文丛《李锦全集》,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407页。
53 严复:《<老子>评语》,《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90页。
54 薛其林:《西学东渐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55 尚宏:《严复翻译话语系统对学术话语的建构》,《中州学刊》2011年第2期。
56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5页。
57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58页。
58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59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5页。
60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5页。
61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62、370页。
62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序》,《牟宗三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63 钱穆:《中国文化与科学》,罗义俊编:《理性与生命 当代新儒学文萃(一)》,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428-430页。
64 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6页。
65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85-86页。
66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512-513页。
67 傅斯年:《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7页。
68 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4月。
69 梁启超:《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