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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全有:论章开沅的史学思想与实践

苏全有:论章开沅的史学思想与实践

摘 要:章开沅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史学研究之路有一个从辛亥革命——群体研究,到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研究,再到构建史学体系的变化过程,此中所潜藏着的是从地域情结到民族情结,然后是史学情结。

关键词:章开沅;史学思想;情结

 

关注一个学人,进行学理上的研究,是学术史、史学史的重要内容。只是,万万不可仅仅浮在面上,单单展示其学术成就,还需要进行深层次研究,即挖掘思想背后的思想。综观章开沅的史学研究之路,大致说来就是从辛亥革命研究到群体研究(含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然后是中国教会大学史与南京大屠杀研究,再就是构建史学体系。在这些研究表象的背后,潜藏着的是从地域情结到民族情结,然后是史学情结。尽管三大情结之间所存有的先后次序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交错并生的,但从主体性的角度论,三者确有递进关系。

一、地域情结支配下的辛亥革命研究

1、从辛亥革命史到群体研究

章开沅从上世纪50年代起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侧重研究辛亥革命的经济背景、阶级基础和20世纪初年的社会思潮。1979年,他发表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重新探索辛亥革命史研究前进的方向与途径”的观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1981年,正值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章开沅推出了其与林增平合作主编的、3卷共120万字的长篇巨著——《辛亥革命史》。它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专著,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高赞誉,被称为“最能体现目前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水平”的权威性著作。章开沅在辛亥革命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该著是最主要的支撑。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最为集中的是张謇研究。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该书被日本、美国学界译成日文、英文出版。

上述代表作之外,章开沅的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有:《武昌起义》(中华书局1964年版)、《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辛亥前后史事沦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主编有《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辛亥革命运动史稿》(与林增平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8年版),还主编有《辛亥革命史丛刊》(已出10辑),辛亥革命人物文集丛书(已出8种)等等。已发表论文一百数十篇,主要有《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论国魂》、《论1903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论张謇的矛盾性格》,《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排满”与民族运动》、《试论1913年的“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史研究三十年》、《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等等。

章开沅以辛亥革命研究起家,但他治学大度兼大气,立意远大,虽有专精,决不畛域自囿。在“将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国际”的同时,为了推进研究的深入,章开沅提出走出辛亥革命的主张。

1983年,章开沅在郑州举行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年会上做了题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的发言,提出要加强理论探讨,提高通识素养,并且特别强调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以及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正如他所指出:“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训,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即不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1](p116)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章开沅的群体研究主张在后来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过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新一代学者先后都从事过社会群体研究,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马敏、朱英对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成就已比较突出。此外,虞和平对商会的总体研究,桑兵对清末学堂与学生群体的研究,刘伟对晚清督抚群体的研究,乐正对上海人社会心态的研究,赵军对日本大陆游人群体的研究,王奇生对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王建辉对晚清以下几代出版家群体的研究等,可以说都是“群体研究”思路的实践。

至于章开沅后来从事的中国早期现代化比较研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群体研究的继续,二者关系密切。如他以群体研究的方法考察了洋务运动中几个不同类型群体的角色与功能,一是督抚群体,二是思想先驱群体,三是科技官僚群体,四是经营管理群体。2000年,章开沅先生主持编写了《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群体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2](p1-3)。

2、地域情结

章开沅从事辛亥革命研究,乐此不疲,与其地域情结有相当之关系。

大凡一个学人,在其学术生涯里,其所生活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对其人生的选择,会产生重大影响。章开沅也不例外,正所谓环境影响人。

章开沅出生浙江湖州,乡土情结使得他对家乡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2001年9月25日下午,湖笔文化论坛在湖州师院综合楼报告厅举行,章开沅做了《湖笔文化与章氏家族》的精彩演讲。他说:“我小时候就是用湖笔书写的,湖笔成了我思乡的情结。”在浓厚的湖笔文化氛围熏陶下,章开沅对湖州、对湖笔产生深厚的感情,并把这次湖州之行称为“寻根”。在记者采访他时,他起身从包里取出那篇《湖笔文化与章氏家族》演讲稿,并充满感情地朗读起其曾祖父写下的那一首思乡七律:“一幅吴绫远寄将,龙眼妙笔胜倪黄。知余时作思乡梦,为画湖山旧章堂……我家昔住圣湖东,烽火频惊草间空,愿构孤山三架屋,四时常住主人翁。”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荻港是章开沅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他情不自禁地提起对故乡的印象,他说,每个在外的人都有一个根,湖州就是章氏家族的根之所在。湖笔文化的乳汁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州人,无论走到何处,湖笔文化的气息总是围绕着那些出门在外的湖州人。1987年,章开沅首次来到荻港,谈起当时的情景,他显得十分地激动:“望着荻港那一望无际的芦苇,内心感到了一种极大的震动,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章开沅认为,湖州位于太湖之滨,湖笔文化是一种水文化,有灵气、文气,它的影响体现在每一位湖州人身上。

章开沅早年离开家乡求学,后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而不得不中断学业进入中原解放区,继入中原大学从事历史教学,于是“本想当个跨马佩枪、文武双全的战地记者”的章开沅被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从此与历史建立了不解之缘”。不久中原大学迁到武汉,合并为华中大学,这一机缘使得章开沅结下了深深的武汉情结。

初入史坛时,章开沅的研究兴趣在太平天国史和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1954年,因受一位不远万里来汉调研武昌首义的德国学者的触动,给年轻的章开沅不小的刺激,自此矢志从事辛亥革命研究。1961年,他积极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两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高度赞赏,由此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81年《辛亥革命史》一书的出版,以及相关著论的相继问世,不仅成就了章开沅在辛亥革命史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随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昌的召开,也实现了他的心愿:让国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中心回到武汉——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

事实也正是如此,到了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昌召开之际,以章开沅为学术带头人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已出版有关辛亥革命研究的著作近50部,发表论文千余篇,培养该领域的硕士、博士生百余人。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的冯天瑜、马敏、朱英、严昌洪、罗福惠、陈均、皮明庥等近20名专家构成强大阵容,多视角研究辛亥革命。纪念会吸引了中外120余位学者参加,法国国家科学院特级研究员巴斯蒂说:要研究辛亥革命,不同中国特别是湖北地区的学者们交流怎么行?章开沅说:由于武昌是首义之地,加上我们的研究成果居领先地位,世界上对辛亥革命研究有素的专家这次几乎全来了。

武汉情结促使了章开沅研究辛亥革命,同时武汉情结在辛亥革命之外亦多有显露。他在谈到《武汉史话丛书》时感慨万千地说:在上海、北京,甚至广州、苏州等地,这类“史话”算不上稀奇,可以说是太多了,历史上不知出过多少种。武汉也不是完全没有,但相对而言少了一些,不像人家那么多。所以作为武汉市的市民,特别是一个老市民,看到这套书的出版,心里确实很高兴。这套书不管是体例还是行文方式,都很通俗,算是一个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内容涉及面也很广,对我们了解武汉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朝前越一步,如出版武汉宗教史话、洋行史话、租界史话等。把史话丛书做大,从多个侧面普及武汉历史。

由武汉而湖北,章开沅认为:湖北历史值得深入研究和浓墨重彩地书写,理由大致有如下数端:

其一,湖北是中国大陆上最早有人类远祖活动的地方,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们大多知道楚文化的灿烂辉煌,但一般未曾将其置于世界范围加以比照。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世界上,就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水平而言,楚国与古罗马也不遑相让。直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只不过是海上冰山角顶的显露,今后的考古发现将会提供更为丰富的内容。

其二,湖北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革命传统诸方面。特别是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90年间,湖北尤其是武汉先后多次产生过重大的战略决策,这些既体现了湖北的重要战略地位,也对湖北乃至全国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充分发掘、研究、利用这种历史文化资源,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史学工作者的天职。

其三,迄今关于湖北历史的研究尚有不足。虽然围绕着湖北历史已有一批断代史、专门史以及就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而进行的研究成果问世,尤其是已有《嘉庆湖北通志》和《宣统湖北通志》(因完成于宣统年间,印刷于民国初年,故又称《民国湖北通志》)以及80年代以来编纂出版的大批地方志新书,但专著类的著作只涉及历史长卷中的一个时段或一个方面,远不足以再现湖北历史整体;而地方志限于体例,分门别类钩稽罗列,篇幅浩繁而横向上互不统属,有益于专家研究和各专业部门运用,但对非本专业的人和一般读者而言,则显得过于专精,也难以把握整体的历史进程和编纂者总结的某些规律性认识。而且湖北近年所出版的地方志书大多是从鸦片战争以后续下来的,对古代的有关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多未整理和利用,因而给人难以衔接之感。

正是基于上述三点理由,章开沅主持编著了8卷本《湖北通史》,力求重现湖北地区有史以来的环境变迁、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兴替、习俗演化和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全貌。

由上可知,地域情结尤其是武汉情结是促使章开沅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内在因素。

二、民族情结支配下的中国教会大学史与南京大屠杀研究

1、从中国教会大学史到南京大屠杀

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章开沅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教会大学史。1989年6月,在他的主持下,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和香港及内地十余所高校的30余名学者与会,就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展开激烈讨论。由他和美国的林蔚博士共同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在国内外均受到学者们的欢迎及重视,被视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章开沅于1994年初在华中师范大学创建了国内首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该中心得到美国鲁斯基金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大力支持,并与后者联合编辑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颇受中外学者好评。在章开沅的主持下,该中心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开展多专题的深入研究,已在海内外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论文百余篇,出版论文集、专著数部。规模宏大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大型丛书已由珠海出版社出版。2005年,章开沅将其二十年来研究基督教史的成果结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该著分为四个部分:一、门外看基督教;二、教会大学研究;三、走近中外基督徒;四、贝德士藏札选录。四部分内容先后次序的安排颇具深意。首先在门外看基督教,然后对作为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教会大学进行研究,最后深入展开对中外基督徒乃至基督教会史的研究,这一研究进路不仅反映了章开沅教授治基督教史的历程,同时也见证着中国大陆基督教史的研究进程。作为中国教会大学史和基督教史研究的倡导者和力行者,章开沅教授此次将二十年来的研究所得结集出版,不仅是对其自身和中国大陆学界基督教史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同时也有对基督教史研究前途的展望,他还对新一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者提出殷切期望——由中国人自己撰写完全意义的中国基督教史。章开沅在推动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借此他也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让国际教会大学史走向中国和中国的教会大学史研究走向世界”。

对已故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档案的研究是章开沅教授的又一杰出贡献。1991年7月至1992年3月,受鲁斯基金资助,章开沅到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潜心系统阅读《贝德士文献》,复印了1000多页的南京大屠杀的宝贵资料。1995年,作为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一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南京:1937.11—1938.5》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同年8月,在台北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大陆惟一代表在开幕式上做主旨讲演:《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稍后又宣读专论:《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97年,参加南京举办的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贝得士文献的史料价值》,并参加了中日学生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夏令营的开幕式,还在日本召开的纪念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1999年,在《历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驳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对贝德士的诋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英文版于2001年面世。200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章开沅的另一宏著——《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该书记录了他在2000年之前的十几年间从耶鲁到东京这一良知之旅中的所遇所思,是其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世纪末大盘点,带有总结性色彩。该书之得名,乃是因为章开沅的老师、贝德士博士是将档案从东京带到了耶鲁,而今章开沅却走的是从耶鲁到东京的路线,50多年过去了,历史在轮回。为配合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开沅重新译校了收录在《天理难容: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的书信和日记,对其中部分内容作了删减,同时增录了史迈士等人的信函,命名为《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作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4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历史学家贝德士、社会学家史迈士等11位美国传教士的40多封书信,这些书信以其公正性、真实性与严谨性,提供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最为详尽的实录。它们可使青年一代充分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为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3]。

章开沅对推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贡献,归纳起来,就是“一大价值,两个特色”。其价值不仅体现于上面所说的自身作了大量的研究,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而且表现在他发现的“贝德士文献”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新证,极大地促进了南京大屠杀的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章开沅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尚有两大特色,即积极投身于取证和揭露真相活动、与国外学者进行频繁的交流,并带动一批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

2、民族情结

章开沅由辛亥革命史研究,到群体研究,到现代化研究,内在路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寻求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主体特征。但中国教会大学史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与上述研究领域截然不同,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承启、连带关系,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章开沅进行研究视域的切换呢?在笔者看来,此中之关键在于民族情结使然。

年少时期的章开沅正值中日关系紧张之际,当时平津局势渐趋紧张,大批高校学生南下,或从事抗日救亡,或在南方转学就业,章开沅所在的襄垣小学至少有三位这样的新老师。其中有位冉先生,北师大毕业,教语文课。他出的作文题目都结合现实,如《致华北前线抗日将士书》之类,爱国救亡的热浪滚滚于课堂内外。就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章开沅小学毕业了。毕业典礼开始时,程主任指挥全体师生高唱当时流行的电影《桃李劫》主题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章开沅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仿佛稚嫩的肩膀果真已担负起国家安危的重担。

章开沅是爱国主义者,这可从他因为爱国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看出。早年的章开沅由于爱国受到国民党的迫害,不得不离开大学,从而走上了学习马列主义的道路,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民族情结的积淀乃至于成型,对日后章开沅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起到过重要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美国和台湾学者开始了对教会大学的研究,但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泛化,唯独中国教会大学的故地——大陆没有人研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感到有责任重新客观地研究和评价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促进新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正如他所说:“我们深信,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产生促进作用。”[4]

由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进而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表面是“贝德士文献”所引发的一个偶然,其实不然。按照章开沅自己的说法: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有一种召唤,使他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他说:很多中外友人都知道,我虽然教中国近现代史,但并未着重研究抗日战争史,特别是侵华日军暴行史。自从1979年首次访问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以来,我一直热心从事中日友好与学术交流工作。日本的山川秀丽与人民的和善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众多学界友人的深情厚谊更使我终生难忘。我像千千万万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一样,不愿也不忍重新揭开历史的疮疤,惟恐因此而可能伤害这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新局面。然而严酷的现实终于使我们逐渐醒悟过来,因为在美丽的扶桑还存在着另一种日本人。他们始终不甘心于侵华战争失败的结局,并且念念不忘为这段残酷而又丑恶的历史翻案。他们的人数不多然而能量颇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复一年地掀起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翻案的风波,妄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甚至幻想重温雄踞亚洲并且争霸世界的旧梦。作为受害最为深重的国家的公民,特别是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我不得不挺身而出,回击这种嚣张的挑战,捍卫历史的真实与民族的尊严。

尽管已是古稀之年,但现实的召唤、作为中国公民和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使得章开沅走出书斋,为了祖国、民族的尊严,为了正义不受践踏,为了历史不遭玷污,义无返顾地踏上了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的漫漫征途,面对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恐吓,他无所畏惧,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正如他在1995年所说:“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再现那段屈辱的历史,会更好地激励我们将祖国建设得更强大;同时提醒中日两国人民,不要重演这段悲惨的历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在任何时候都牢记已故老师贝德士的恳挚语言:“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我深信,即令我们这一代人不复存在,我们正义的事业也会被一代又一代年轻学者承续下去。这就是一个伟大学人的崇高史境(historical realm of thought)。

民族情结对于学者学术路径的影响,乃是共性,具有普适性。

三、史学情结支配下的史学体系的构建

1、史学体系

章开沅不是一个纯粹的乡土文化学者,也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而是一个史学家,史学才是他真正的关注所在。古稀之年的章开沅,在2001年宣布告别辛亥革命研究,2002年又宣布告别张謇研究,而将更多的精力投注于史学体系的构建上。

针对当前史学研究的现状:在市场经济大潮下门庭日渐冷落,章开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本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进步产生的巨大影响部分地造成了全人类片面追求科技的进步、重科技而轻人文的现实,文史哲等社会科学普遍地被挤出社会发展的中心而退至社会生活的边缘。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史学工作者自身。这主要是指史学工作者如何调适自己的治学态度以适应时代变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前,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具有较大影响,但那毕竟不是正常的现象。改革开放后,史学研究面临着拨乱反正、回到健康发展轨道的问题。现在看来,有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好。譬如,史学界既存在着埋首故纸堆、潜心作学问、而无视时代变化、社会需要的弊病,又存在着想关心社会、想把学术研究与社会需要嫁接起来但又摸不着门径的问题。前者流于消极,后者又显得浮躁[5]。

有鉴于此,章开沅提出了解决问题症结的方法:史学工作者研究史学的态度应当是关心社会,参与历史。所谓关心社会,是指历史研究者必须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来设计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方向,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去,把学术研究融入社会实践中去;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钻进故纸堆出不来,像桃花源中人,不知秦汉,无论魏晋。也许有人会问,史学与现实靠得太近会不会伤及自身?是有这个问题。但矛盾总是回避不了的,因噎废食不是智者的态度。当然,关心社会不等于干预社会,也不是完全顺应社会。它应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把史学变成政治的奴婢,因此,我们有必要正确认识历史学的功能。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的主流史学或非主流史学,都具有一种关心社会、参与社会的强烈意识。章开沅指出: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纠正重科技轻人文的社会缺失与道德滑坡。不要相信那些诸如东西文化冲突之类的凶险预言,也不必沉溺于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无止无休的争论。我们首先应该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寻求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然后在人类文化总宝库发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弘扬而又超越,融铸以求创新,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单纯埋怨社会冷落历史,而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历史的价值,自己是否已被历史的永恒魅力所吸引。历史学家毕竟是历史学家,我们的主要天职乃是研究历史而非其他。我们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他。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就需要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捧献给人类!最后,章开沅大声疾呼: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的。基于这种认识,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和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

在吹响参与历史的号角的同时,章开沅重提史魂,大力倡导重建史德。

章开沅在谈话中多次强调治史的品格。他说,史魂即史德,历史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最重要,以史学为业者必须对历史负责,对现实负责,以学者的识见,恪守学术规范,将史学参与与保持学者独立人格结合起来。自古至今,独立的学者人格一直受到挑战。过去是受政治干扰太多,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已经愈来愈少。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赝著充塞。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重提史魂,重建史德,正当其时。

章开沅引用他经常提到的一句诗,“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来提醒史学研究者们,必须明确治史为求真,是为保存民族文化,学术不是求名求利的工具。尽管史学在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他深信,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沉默,除非是自己毁灭自己[6](p5)。

上述之外,章开沅还在学术创新、学术自由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史学情结

近年来,章开沅研究志趣的转换,即由具体问题的研究而为史学的宏观构想,这其中,史学情结的涌动乃至为关键的所在。

章开沅对史学有真挚的感情,在他的心中,从来就未曾怀疑过史学的功能。他认为,历史千万不能被忘记,“亡人国者,先亡其史”,史学研究很重要。历史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它还属于全人类,包容着天地之间、人际之间、国际之间的发展演变过程。历史研究已由过去的以人为本,拓展到对环境历史、太空历史等跨越时空的全面观照。历史学家肩负重任,应心系国家、社会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同时更应该是思想家,在重大历史问题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社会不应以狭隘的功利主义来衡量历史的“用”和“历史学家的技艺”。面对当前人类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研究者更不应该保持沉默,而要关注现实生活,发挥历史研究的功效。

对于目前学风浮躁等不良现象,章开沅十分忧虑,他指出:学风是世风的反映,学风又应成为世风的先导。学风随世风堕落,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如果不嫌夸大的话,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章开沅曾经不无感慨地说道:“史学正在不断萎缩,史学存在很多问题,史学受到社会的冷落,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由此引起诸多忧虑……其实,重视也好,不重视也罢,反正我们对史学已经是忠贞不渝了。”

浓郁的史学情结使得章开沅不满足于具体史学问题的研究,他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而关注更为宏观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史学思想的日臻成熟,章开沅的史学情结中出现了跨国界、超民族的因素。在谈到电脑问题时章开沅曾言道:如果家长和老师一切的努力都战胜不了一只电子宠物的话,那就是我们教育制度的悲哀。人类必须要处理好一些事情,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脑与电脑的和谐。新的世纪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光明,99年的时候就有海外学家批判说,新世纪不一定会带来祥和,因为有很多人类走向自我残杀甚至自我毁灭的重大问题都没有解决。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在给世界公民写课本,我很高兴能成为这其中的一员,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当今许多东西都已经全球化,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也在渐渐淡化,我们要承认社会的多元化、承认自由选择与竞争事情才会向好的方面推进。他还说:我内心却抱着一个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不断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随着学术的进步,章开沅的境界亦与之俱进,正所谓“学大则君子之德崇,言远则君子之业广”。他努力透视历史的沧桑,探索史学的真谛,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自勉,以“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学术的小我只有汇入学术的大我才能进入永恒”来激励自己。正如他所说:我只是一颗铺路的石子,今后,我这头老牛只有更加奋蹄,为学校、为国家、为整个人类尽一点绵薄之力。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参考文献:

[1]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J].近代史研究,1984,(5).

[2]魏文享.章开沅教授:永无止境的历史求索[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3,(6).

[3]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香港:凤凰出版社,2005.

[4]章开沅.教会大学在中国[N].中华读书报,2003-11-5.

[5]浮躁:学术创新的大敌——李文海、张岂之、章开沅、龚书铎四教授畅谈学风问题[N].光明日报,2002-3-19(史林版).

[6]章开沅.境界——追求圆融[J].史学月刊,2004,(6).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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