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学界特别是在近代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问题，就是关于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的讨论。章开沅先生作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之一的著名史学家并没有置身事外，不仅热心关注，而且积极撰文参与讨论。他的文章与他在史学研究的重要地位一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章先生对于中国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有着细心深入的观察，他的思考与观点具有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意义。
一、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的提出
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最早是由法国史学界对年鉴学派进行批评时提出来的。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他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但是到了第三代代
表人物勒戈夫[1]、勒华拉杜里[2]等人那里[3]，这一目标却被抛弃了，他们明确宣布不再以建立总体的历史为目标。由于整体史目标的被抛弃，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盛极一时的年鉴学派受到三个方面的批评：第一，忽视了人、事件和政治等重要方面，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历史研究变成了搜罗有关“普通生活”的零碎资料，变得琐碎而肤浅。第二，作为整体的历史被分解为各个层面和领域的问题，被溶化在各个相邻的学科里，各自以其方法和问题与社会科学中对应的学科相联。第三，历史研究越来越琐碎、细微，并且丧失了自己的独特个性，乃至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较早并系统地讨论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应是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于1987年出版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该书对20世纪影响世界史学发展至深至巨的年鉴学派进行了批判性研究，指出其第三代史学，由于过于注重收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反而造成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小，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窄，使历史研究变得支离破碎，趋近瓦解。
在我国，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关注并批评历史研究存在“碎片化”问题。据目前所看到的相关文献，中国史学界最早提出要注意防止社会史研究出现碎片化问题的是冯尔康先生。他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短文《深化与拓宽》中指出：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是“研究内容显得琐碎、重复，孤立地叙述某些社会现象，对与它相关联的社会事项缺乏了解和说明”[4]。
二、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关于“碎片化”问题的几种观点
近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学者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不同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是不同的。大致来看，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对所谓碎片化问题持质疑或否定立场，代表人物有四位。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对历史研究中的所谓碎片化命题提出了质疑[5]，认为这个问题不是现阶段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他基于四个理由提出上述判断：第一，整体化研究是近代中国史学的传统，历史学家继承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够为执政者提供历史借鉴。第二，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界，继承了这种传统，并把这种抱负发展到了极致，历史学家们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第三，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的都有其价值，如果一个研究，促进了我们对历史任何一个微小方面的理解，也是一种贡献。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弊病来看，应该容忍或者说宽容碎片化，因为碎片化的研究，毕竟解决了一个小问题。第四，从碎片与整体的关系来看，这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碎片组合起来，让历史研究逐步趋向整体认识，任何提供这些历史碎片的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整体的历史作出了贡献。因此，他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
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关于近代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观念可以简要地概括为：“非碎无以立通”。他主张在史学研究中细节与整体是辩证统一的[6]。他对中国近代史碎片化研究的基本看法有两点：第一，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史学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第二，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因此，他认为，需要探讨的，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他的判断基于三条理由：第一，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第二，有些看似散碎的片断，却可能是有意为之，要善于从散碎的表象看到其背后隐伏的体系或关联；第三，要辩证地看待片段的价值与意义，从整体上看细节，又将细节置于整体中，任何整体上的理解与构建都是建立在细节之上的。总之，他主张：一方面要从整体上来认识细节，可以更好地认识细节上的问题；另一方面，细节或片段也具有建设性意义，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他还辩证地分析了会通与细节的关系：会通来自分别比较，能分而后能通；细节中可以见整体，也只有从细节入手，才能认识整体，不以细节为基础，就只是笼统，不是会通。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王卫平教授和王玉贵教授认为，尽管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所谓“碎片化”问题由来已久，且看似证据确凿，但却仍需要仔细推敲[7]。从严格的学术考究和深层次的学术反思来看，所谓“碎片化”虽然在某些研究者和个案研究中有所体现，但是碎片化并不是社会史的固有特征，也没有理由担忧它会影响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他们提出上述判断的理由有三点：其一，就定义不统一或理论指导不明确来说，学术界不必太过在意“碎片化”。其二，从史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来看，总是由宏观逐步走向深入和具体，大而化之的宏观和粗线条研究终究要被细致入微的精深和细致的研究所取代。其三，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观努力、学术取向和主流趋势看，大都是以整体史作为追求目标的。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行龙认为，碎片化倾向固然需要警惕，但是也没必要过于敏感，以免无形中将其扩大化，因为即使是小的研究也依然可以做出大的文章来[8]。他认为，区域史研究者倘若能够始终追求以小见大、小中有大，微观与宏观具体与一般区域与整体的有机对接，不只是就区域谈区域，就片断谈片断，即使是再微观乃至不起眼的小事情，还是会彰显出大历史的实践轨迹。区域史研究的价值所在就体现于它与整体史的密切关系之中。如何防止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行龙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回归总体史，而要实现总体史追求，研究者至少需要把握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二是重视长时段，三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多学科交叉。他特别强调，只要研究者能够将总体史的眼光始终作为一种学术自觉，敏锐地提炼问题意识，重视长时段研究，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即使再细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是碎片化的，否则，表面上看似再宏大的选题，也只能是一种没有太多学术价值的文字。
第二类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一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在这个视角下，学者们又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主张将严肃的细节研究与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区别开来。章开沅先生撰文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运动，是前后连续的过程，然而无论是整体或过程，都是由成千上万的细节组成，或许可以说无细节即无历史；然而组成历史的细节毕竟有主次与层次之分，随意摭拾罗列的细节难以重现真实的历史情景，宏观研究容许在他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概括，细节研究则必须以自己的实证工作为基础，而且要能进能出，因小见大，这才能形成真知灼见[9]。那种刻意追求碎片化的误区则以为，历史本身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一些历史研究者只顾一点，不顾全局，把琐碎研究当作时髦而仿效，把原本已清晰完整的历史撕裂成为碎片，然后又予以随心所欲的解构，借以哗众取宠，自鸣得意。在另一篇文章中，章开沅先生还从辛亥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了碎片化问题，指出，辛亥革命研究这些年出现了过分细化，甚至碎片化的趋向。历史是一个整体，不从整体上来把握辛亥革命，是有问题的。所以，章开沅先生提出，要走出碎片化误区，要有足够的气度和境界，要将辛亥革命与人类历史发展相联系，提出了辛亥革命研究的“三个一百年”的命题[10]。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认为，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是存在的，而且不是现在才产生的，但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问题尤为突出。他特别重视当前史学研究的社会机制，认为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问题尤为突出，与当下史学的学科评估机制有着密切关联，值得检讨的重点当是史学的学科制度[11]。学术制度所鼓励的是发表，正是这样的学术制度，推动着史学研究碎片化愈演愈烈。这样的碎片化，之所以值得高度警惕，原因在于这样的研究明显是由发表所推动的，而且是学科制度驱动的结果。在他看来，史学研究必需的基本训练，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往往不是从严肃的历史研究出发，而是让位于发表的驱动。其后果是，史学研究必需的基本训练和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在发表的驱动下，凸显了史学学科研究中的急功近利性，使学术研究偏离了自己应有的方向。
第三类观点并没有简单地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问题存在或是不存在，而是提出要辩证地分析关于碎片化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郑师渠教授提出了一个碎片化分析框架，认为要区分两种不同的碎片化：一是放弃总体性（总体史），导致了碎片化；二是坚持总体性（总体史），但在新旧更替之际，史家超越既有，研究趋向多元化，一时也会呈现某种碎片化现象，那是学界酝酿新突破新综合的必要过程[12]。在这样一个分析前提下，他认为，从整体看，当前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现状属于第二种碎片化，即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仍坚持总体性研究取向，但在多元研究基础上尚未形成新的整合与突破，并没有达到实现真正的结构性突破，仍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可以说，当下近代史研究还未能走出碎片化阶段，达于新的总体性目标，从而展现一个近代史研究的全新时期。他认为，史学研究要走出碎片化阶段，达到新的总体性目标，其解决办法是：第一，必须坚持历史的总体性，否则，历史研究必然导致碎片化的灾难。历史学界作为整体，若多数人都对总体性综合性与理论问题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失去兴趣，只满足于具体细碎问题的研究，会使历史研究偏离正确的方向。第二，当下近代史研究之所以仍不免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是因为在根本的理论架构上，仍未实现真正的突破，要关注政治史与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强调继承与创新统一的基础上，形成阐释近代历史发展新的认知架构。第三，要充分估计并自觉继承前期近代史研究的成就，要看到，它之所以达到了至今尚未被真正超越的高度，是因为历史学家能够将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方法自觉置于历史学研究之中。
三、章开沅先生关于近代史研究“碎片化”问题见解的意义
章开沅先生从来不单纯地就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进行讨论，而是在深入具体的史学研究中提出他自己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见解，这种看似在不经意间的惊艳之论，实则有着史学研究的深厚功力、长期积淀和入里究真的穿透力，章先生的笔记体著作《实斋笔记》就是例证[13]。章先生见微知著，由小到大的议论风格在对近代史研究中“碎片化”问题的剖析上也有鲜明的体现。
第一，在对历史研究的深切理解基础上，旗帜鲜明，是什么就是什么，即坚持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他在为学生讲课中、在学术演讲中、在谈到他对史学研究的理解中，经常讲到“同情式理解”[14]。他认为，无论是在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在观察历史的某一现象时，首先要有研究者与对象的“平等对话”、“互动”、“应有尊重”，这是获得真知的坚实基础。在谈到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时，他明确主张将严肃的细节研究与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区别开来，认为史学研究必须关注细节，要对历史细节开展必要的、严肃的研究；这种探究不是大家所讨论的“碎片化”。史学家在史学研究中必须灌注严肃的态度、鲜明的观点，有立场、有见解，力戒虚美掩恶，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家从事严肃的史学研究所应坚持的基本准则。章先生在探讨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时，首先基于对史学研究的“同情式理解”，勇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弘扬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第二，以一种对于史学研究的职业热爱，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批判错误，在是非判断上有一种正直的老知识分子的担当，不回避问题，不惧怕矛盾，一是一，二是二，指出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他经常说，史学家是“判官”，就像现实生活中法堂之上的正直法官一样，切关是非曲直，直逼人命生死，不可含糊；史学家下笔一定要胸有是非洞见，笔走曲直原则，不可“曲笔”书史，以至媚笔阿世。在探讨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时，用“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作为标题，一则正气凌然，展现了正直史学家的威风凛凛形象；二则“别有深意存焉”，就是立足事实，判断是非，坚持真理，坚守正义，这是史学家的职业操守和文化责任。刘知几在《史通》中张扬的“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史家精神与情操，在章先生这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指出并批判“碎片化”将史学引入歧途的危害后，呼吁史学界必须予以警惕；同时指出必须在整体史、过程史视域下，进行严肃的历史细节探究，这是史学研究的正道和直路。
第三，以辩证法的精妙艺术将对立的两个极端调和在史学研究的有机体内，避免极端，力戒偏执，具有史学方法论意义。章先生非常敬佩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演讲中、在著文中多次褒扬章学诚的“德、识、才、学”理论。在关于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讨论中，他把“碎片化”问题置于辩证法思维模式之中，立论严谨，平和两极，深究内核，兼顾全局的方法论智慧展露无遗。章先生认为，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历史中构成过程和全局的成千上万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构成我们所谓的“历史”；反过来说，细节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关键是我们如何考量历史细节。如果就细节而言细节，追求研究细节的所谓“大学问”，实际上是借撕裂历史而哗众取宠，是把历史研究引入“碎片化”的死胡同。这就精辟地说清楚了“整体与细节”、“细节与碎片”、“史学研究的正道与邪路”的关系。如果说在《近代史研究》上的文章是从宏观说到微观，为了把问题说深说细，他又专门著文，结合他久已擅长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把问题又从微观说到宏观，倡导“走出碎片化误区”，把辛亥革命与人类历史联系起来，探讨辛亥革命的整体史意义。可以这样说，在克服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上，章先生关于辛亥革命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列举，具有史学范式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第四，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问题的讨论，站在史学理论的高度予以理论观照，提出运用历史过程论、历史整体论检讨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使研究偏差在理论层面上得到解决。2014年11月13日，章开沅先生偕师母及师兄马敏教授等来江西师范大学讲学并指导历史学专业建设、学科建设等工作，我在他考察访问的间隙，专门请教了史学研究碎片化与史学理论指导史学研究的问题。他极其幽默风趣地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快九十岁了。这么大年龄，还能从华中师大长途奔涉到江西师大，还能上台做讲座，与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互动，在常人看来，是奇事一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投身中国历史研究，先后研究了太平天国，从李秀成评价问题脱颖而出；研究了辛亥革命史，创建了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研究了教会大学史，创办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还研究了贝德士日记，利用外国人的亲历资料研究了南京大屠杀惨案等等。基本上是遇事而成，运气好的不得了。当然，成事固然要运气好。但是，成事之处，首先是要选准事。选准事，一要靠敏感敏锐，二要靠勇气果敢；然后才是做成事，做成事一要靠勤奋踏实，二要靠天分聪明劲。这里面都有理论的东西，或者叫影子。选准事体现为判断力，准确的判断来源于清晰的思路、宏观的思考、比较与分析，开阔地说，叫理论思维。干成事，更不用说离不开理论指导了。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会漫无目的地游走，会白花力气蛮干；有了科学理论指导，会事半功倍。我研究李秀成、评价李秀成，运用了历史人物评价理论；我研究辛亥革命，把辛亥革命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近代世界急剧变革中，提出了辛亥革命研究“三个一百年”命题；我研究教会大学史，把教会大学放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中，提出正确认识和评价教会大学。凡此种种，其中都有理论，都绕不开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当下，史学界热议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这里面就有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丢掉理论，忽视整体，把琐碎研究当时髦，哗众取宠，就走入了“碎片化”的死胡同；重视整体，运用理论，注重历史细节，就能深入推进历史研究。你看看，历史研究哪里离得了理论？我一辈子碰上这么多好事情，你说是不是沾了理论的光？
章先生的这番话根据他一生的史学传奇经历，道出了史学研究从大处布局、从细节着眼，丰富历史研究过程性、整体性、规律性认识的精妙。其实，坚持历史研究的整体性、过程性、规律性，做到实事求是地深入研究历史细节，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坚持这样做，就是将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同史学研究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了，既使史学研究走在良性发展的轨道上，又结合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推进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与时俱进，促进中国特色、中国流派、中国气派的史学形态健康成长，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话语形态、话语特点在世界史学园地增色添彩。
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有精辟的揭示。他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历史学是人学，不是“死学”，不是在故纸堆里“扒学问”。由于它所研究的着眼点是历史过程中的人及其活动，因此，史学研究不能“撇开历史的进程”，不能把历史中的细节看成是“抽象的”、“孤立的”、“单个人的”东西，而应当看成是“社会的产物”，“普遍联系的东西”[16]。这就是，总体看问题更准确，深入细节看问题更真切；在历史研究中，把总体研究与细节研究结合起来，就是科学研究。章先生在文中强调的，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运动，是前后连续的过程，把握细节，因小见大，最后形成真知灼见，正是坚持并具体使用了马克思所发明并倡导的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
注释：
[1]勒戈夫，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欧洲中世纪史，著有《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世纪的西方文明》等。这些著作大都注重长时段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着力描写人的日常生活。
[2]勒华拉杜里，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朗格多克的农民》、《蒙塔尤：1294—1324年的奥克乡村》、《罗马人的狂欢节》等。勒华拉杜里的成就不仅得到了法国史学界的承认，而且也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3]有人将布罗代尔列为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或第二代向第三代过渡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1902—1985），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代表著作是《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等。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史学狭隘的政治史观，进一步体现了年鉴学派总体历史学的思想。它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广泛涉及地理、生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在内的各方面，而且从地域上延伸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和《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两部著作，成为现代西方新史学的典范。
[4]冯尔康：《深化与拓展》，《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5]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6]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7]王卫平、王玉贵：《社会史研究“碎片化”命题再检讨》，《光明日报》2012年6月14日。
[8]行龙：《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9]章开沅：《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0]章开沅：《辛亥革命研究60年：从无到有，从宏大到专精》，《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16日。
[11]章清：《“碎片化的历史学”：理解与反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12]郑师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3][14]章开沅：《实斋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139页。
《章开沅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理论贡献》（《江汉论坛》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