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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口述自传(几种“口述”)

章开沅口述自传(几种“口述”)

1、每周两天做学问?

担任校长数年,留下一些故事,成为人们谈资。这本是极平常的事,但有些偏偏传到了我耳朵里,甚至还有好奇之人来向我求证。人生经历很多事,说过很多话,有时或许给别人留下了印象,而当事人则转身即忘。加上我已老迈,有些事情已经记不清楚,因此,有些事,我也不能确证究竟是别人谈论的准确,还是自己的记忆准确。因此,本篇所述,与其说是澄清别人的口述,还不如说是以别人的口述为引子,对任校长数年往事的一点补充。

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我在当校长期间,坚持每周有两天时间做学问。其实,这一说法似是而非。

当然,空穴来风,其来有自。因为我本无心当校长,只想做一个历史学者,因此,在上任之前,我向教育部提出了几项要求。其中的一条,是我只做一任,另一条,是每个星期要允许我有两个半天时间做学问。教育部都答应了。

但是,这两条后来都没有落实。大概是对我在第一个任期内的工作还比较满意,到任期届满时,他们不愿意让我退,要求我再做一任。至于每周两个半天科研时间,更是无法兑现。

开始时,我坚持要有两个半天做学问的时间,甚至妄想在办公室门口挂上牌子,免受打扰,但做不到。

为了保证那点可怜的做学问时间,我也曾试图躲回家里,不去办公室,但人们就找到家里来了。办公室未能变成做学问的书房,书房却变成了办公室的延伸。

到最后,我只好利用每天早上四点到八点这段时间做点学问,其余时间,都用来处理校务。每天早上四点到八点,就成了我做学问的“黄金时间”。

因为我唱了“每周要有两个半天做学问的时间”的高调,在校内还曾经引起非议,成为有些人攻击我不好好当校长的证据。其实,在中国的高校,是没有办法保证校长每周有点空余时间做学问的,我也很快妥协。

清晨做学问当然很享受,但也带来一点问题,那就是到校部上班的时候,总有一段时间特别困倦。我的太太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开会时打瞌睡。但也很奇怪,虽然有一阵子昏昏迷迷,但过了之后,又清醒了。在我自己的记忆里,没有因为我打瞌睡而影响工作过。至于是不是我曾打了瞌睡但别人不好意思说破,那就不得而知。但至少没有误过事。

在此过程中,我也渐渐总结了一些休息的小诀窍。一种是“换工种”。同一种事情做得时间长了,人会很疲劳,而经常变换一下工种,则可以达到休息的效果。比如说,做学问与处理校务,就可以变成互为休息。学问有不同专题,校务有不同类别,不同专题的学问间的转换或不同类别的校务间的转换,也可使大脑得到一些休息。另一种是“动中求静”。这是我的妻弟传授给我的,他是一位资深大夫。据他讲,人并非躺在床上不动才能休息。虽在处理各种事务,但通过心灵的调节,达到一种宁静的地步,这就是动中求静,可以节约很多能量,达到休息的效果。我常用此法,获益良多。

当然,由于每天能够做学问的时间只有早上四点到八点,并且这一时间也经常无法确保,因此,当校长的那些年里,出的学术成果不多。专题论文写过一些,著作则只出了两本。《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一书完全是在每天的治学“黄金时间”里完成的。80年代有文化热,现代化也成为一种热潮。我那时有意促成现代化研究,主编“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离异与回归》作为丛书之一出版,可以说是我在时代思潮下思考近代历史的一点心得。

任校长期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是《张謇传稿》,但此书其实是我在60年代的旧作。不过为了修改此书,我请了半个月假。因为书稿已在箱底沉睡多年,我需要有点时间重新寻找感觉,让身心都从现实中游离,去和张謇再次对话。

为此,我去了南通。接待我的是已经退休的曹松坡副市长,他家的先人,是在张謇家做过事的,因此对张家有种特殊的感情。曹先生将我安置在一个职业学校的招待所。这所学校在城乡结合部,招待所外面就是一片很大的菜园,一派农村风光。最大的好处,是离啬园(张謇的墓园)很近。曹先生对我说:“你写累了,就可以到啬园走一走,坐一坐。”

那是1985年深秋,小招待所客厅摆满了菊花。很安静,客人只有我一个,菊花归我一人欣赏,食堂也是我一个人吃饭,虽无大鱼大肉,但做得很精致。晚上连工作人员都回去了,一幢楼只剩我一个人。我往往独自漫步啬园,或在墓前石椅上小坐,静穆之中,仿佛张謇就出现在眼前。

那真是一个难得的写作佳境。但半个月的时间毕竟有限,无法做太多修改。不过思路是完全理顺了,把社会群体转型引入传记,经过进一步润色,文字也更加流畅了,但“左”的影响未能改尽,仍然残留了一些。

2、不同意的就不执行?

有校友说,我在当校长的时候,对于上级的指示和政策,不同意的就不执行。我知道,这么说的校友,是为了显示他们的母校出了一个有风骨的校长,是对我的肯定之意。我确实非常希望大学能够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对于主流体制,不要跟得太紧,而要有自己的步伐。但是,说句实在话,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大学校长,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同意的就不执行”。大概比较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为”的情况,大致有三种。

一种是公开地对上级的某些不当的决策持保留意见。比如说上任之初,省里面提出来要将副校长王庆生“挂起来”,我就是坚决反对的。通过学校常委讨论,正式作出决定:尊重上级的处理,但我们并不同意。这其实是在履行党员的义务。因为根据党章,党员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种不为是阳奉阴违。比如,当中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苏联曾经批评为“自由化”。曾几何时,国人自己也用上了这一词语,在80年代以后出现过几次“反自由化”的运动。接到这种文件,我总是应付了之,事实上并没有反。因为我校完全没有“自由化”可反。

一种是在内心抵制。很多事情,由上到下布置下来,虽不尽合理,但学校必须执行。对于这种事情,我只能消极抵制,做不到“不执行”。比如说,有所谓“职称改革”,表面上是提高党政人员的积极性,允许党政人员往教学方向靠,结果很容易造成党政人员在“政”与“教”两边都想捞好处,或者哪边对自己有利就往哪边靠。我深知其弊,因此对此事从来不亲自动员,以示有所保留,但这不等于华师没有从事“职称改革”,也不等于“职称改革”遇到很大阻力,因为客观地讲,能够真正“不为”的空间不是太大。但至少有一点,我力求保持清醒的头脑,凡事有自己的判断,不是整天跟着“指挥棒”团团转,对很多事情,确实也有所保留。我有一个为人的底线:绝不说违心的话。我的有些不为,虽属于消极抵制,事实上是在坚守这一底线。

与对上级指示“不同意就不执行”相似,我与有关官员的交往,也被有些校友编成“段子”,在坊间流传。比如说,有一位校友,在其教案里面写着如下故事:

某年月日,教育部部长约章开沅校长参加一项九点开始的活动,章开沅八点五十就到了,部长九点十分还未到,于是章开沅起身走了。部长当时很生气,但后来又给章开沅打电话,说:“章先生,您是对的。”

我想,这位校友讲这个故事,肯定是为了教育学生要遵守时间。这一故事,确实有原型,但校友所述有点不准确。

此事其实发生在我任校长之前,约见我的,也不是教育部的部长,而是教育部的一个司长。那位司长到华师来办事,顺便约了一批年长一点的,有点影响的教授座谈。教授们都提前到了校部。去了之后,没有人管我们,好像我们可有可无似的,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安排了个地方,把大家领过去,却连门都没有打开,大家就站在那里。约定的时间过了,司长也没有来。我觉得太不像话,和校办的人说了一声,转身就走了,表示抗议。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从校长任上退下来了,他也退休好几年了。不记得在一个什么场合,我们又见面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章先生,有件事情,我不能不和你讲一下。很多年前,我到华师约见你,因我迟到,等我到时,你已拂袖而去。其实,那次不是我要迟到。”原来,那天下午,他本来只安排了和我们见面一桩事,但校方临时又强邀他去看另一“亮点”,结果就耽搁了半个小时。学校临时有安排,本也可以理解,但为何没有人解释一下呢?只要有句交代,我就不会走了。

倒是以下几则故事与我的记忆比较吻合。都是关于我和湖北省委领导人的交往。

一个和韩宁夫有关。我任校长期间,高校都没有正教授审批权,须在省里统一审批。我是文科评议组的组长。有一次,评议期间,教育厅厅长通知,晚上韩省长要请我们吃饭。

我说:“我们都想回去了,今天晚饭就不吃了。”

厅长问:“为什么呢?”

我说:“我对韩省长有点意见。”

厅长问:“什么意见?”

我说:“这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每次政府首脑请客,总是客人先到,主人后到。主人来的时候,客人们还要起来,夹道欢迎。究竟是谁请谁呢?”

厅长说:“你放心,会改过来的。”

于是,大家还是高高兴兴地去参加晚宴,看看是否真的会有所改变。果然,韩宁夫先到了,站在门口欢迎大家。

韩宁夫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应属同行。他亢直爽朗,就是大大咧咧,且易忘事,能够如此虚心改进,应予肯定。

一个和关广富有关。我上任之后不久,关广富到华师来与部分师生座谈。与会的学生比较拘谨,因此,有点冷场。有人提议:“请章校长开个头。”

于是我说:“在湖北历史上,最重视教育的还是清末的张之洞。在这方面,新中国以后主政湖北的官员,都还没有能够与张之洞相比的。”

我讲的是大实话,但缺乏必要的铺垫和修饰,因此关广富有点坐不住了,站了起来,满脸通红,不断踱来踱去。

陪他来的科教部长何界生赶忙打圆场:“章校长是学者,章校长是学者。”我不知“学者”是褒义还是贬义,但关广富毕竟坐了下来,脸上又恢复了笑容。

听说关广富回去之后,专门叫人向武汉大学的历史系老师询问:“章开沅为什么说解放后的湖北领导人不如张之洞重视教育?!”武大的同行如何向他解释,我就不大清楚了。反正这没有影响他与我的正常交往。稍后,他带领湖北省代表团参加十三大之前全国党代表会议,我忝列成员之一,而且是湖北高校的唯一代表,可见当时省委对我还是相当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