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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口述自传(中原大学受训)

章开沅口述自传(中原大学受训)

1、干部与学员

处在初建阶段的中原大学,尚未按照正规大学一样分院系。教职员大致分成四个部,作为四个学院的雏形。但学生则没有分到各个部里面去,而是统一招收,统一教学,教学内容完全相同。

教学的单位是队。每个队有队长一人、辅导员二到三人。队长一般都是老区来的,有点革命资历。我被编在第20队。第20队的队长是牟政,来自胶东半岛,高中毕业就参加了革命。担任我们队长的时候,才28岁,是所有队长里最年轻的一个。我们队有两男一女三个辅导员。两位男辅导员中,一个姓李,是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年龄比较大,一副忠厚老实的长者样子,另一个是河南大学学生,在宝丰接受了培训,刚刚留校的。女辅导员叫汤颖,江苏人,年龄与我们相仿。她是小鬼闹革命,新四军文工团员,后来当干部了。我们队就是在他们几位的领导下开展学习和生活的。

每个队有100多名学生。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每个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每个组20多人,组长和副组长就从学生中产生。我担任过一个学习小组的组长。学生里面也有自治会,还有生活部、民运部和宣传部等。罗卓荦担任过生活部的部长。宣传部有时候要出去宣讲。我参加了宣传部,不过没有出去宣讲过,而是负责墙报。出去宣讲的主要是民运部的人,王元圣参加了民运部,我曾看他们到校外去做过宣讲。

每个队的学习期限,一般都是四个月。每个队的学习内容虽然相同,但由于入校时间不同,因此进度并不一样。最早的几个队是在宝丰组织好了的,他们毕业就比我们早一些。在开封招的学生中,我们那一批又算是比较早的了。学习的课程有四门,我记得其中的三门是中共介绍、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都围绕着思想改造展开。因此,与其说是大学学习,不如说是思想改造。教学的方式,是先上课学理论,然后分小组讨论,以加强效果。参加了宣传部、民运部等组织的同学,还可以学以致用,立即运用到实践中去。

学员的来源很复杂。有中学生,也有大学生。有工人,也有农民。有公职人员,也有国军军人。有小手工业者,也有自由职业者。甚至还有国民党特务。当然,有男生,也有女生。有的在投奔革命之后,志同道合,成为恋人;也有的是成双的恋人一起来投奔革命,结果到了革命阵营之后,又被第三者拆散了。有的学生年龄可能比队长、辅导员还大些,因此发生过学生追求辅导员的事情。我之所以知道学生中曾经有人是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就与此有关。

汤颖人品很好,又活泼开朗,歌声很美。她本有一个恋人,就像大哥一样,把她带到解放区。她的恋人是一个老党员,曾被捕过,后来脱党了。这样一来,情况就很复杂,使他的党籍迟迟不能恢复,因为他有一段经历没法说清楚。这也影响到他们的婚姻,迟迟不能成家。队里有一个学员,原名我不知道,投奔解放区时化名李平——当时为了不给在白区的家人添麻烦,很多投奔革命的人都改名换姓。李平看上了辅导员,展开攻势,但做得很难看,缺乏基本的涵养。有一次,竟然泼皮耍赖,躺在汤颖床上不起来。后来又发现,他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这样一来,大家就越发瞧不起他了。(不过,就是这种人,中共后来也还是用了,结业之后,将他分到公安部门,专门干反间谍、反特务的工作,也算是量才适用了。南下进城的时候,我还在武汉街头看到过他,穿着便装。他也看到了我们,向我们努一努嘴,示意我们不要和他打招呼,以免把他在敌特面前暴露了。)

2、土炕与窝头

受训期间,生活非常艰苦,睡的是冷土炕,吃的是硬窝头。

中原大学在宝丰已经招生,迁到开封之后,这些学员很快就把河南大学的宿舍住满了。我们在报名之后不能立即受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宿舍问题无法解决。最后是利用了贡院。贡院本是科举时代开科举士的地方,是一个神圣的所在。但在清末废除科举之后,贡院也就多被闲置。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封的贡院曾经被改作马棚。年久失修,屋顶都挡不住风雨了。开封解放后,贡院被重新修缮了一下,由军马的宿舍摇身一变,成了我们的宿舍。

宿舍是长方形的,面积颇大。宽的两面都是墙,长的两面,一面有窗户,一面是墙。在窗户对面的墙下,用土坯砖砌了一排炕,那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了。由于条件有限,炕是冷的。炕上铺了一点席子,盖的则是一条两斤半重的棉被。隆冬时节,每个屋子里生一个火炉,用一根铁管把煤气导出去,上面烧点开水,就算是“供暖”了。隆冬冷炕,虽然屋子里睡了很多人,还是非常冷。如果夜晚下雪,第二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被子上的雪花,那是因为屋顶铺得不严实。

我们的家当,除了那床两斤半重的被子,还有一个铝制的洗脸盆,倒是很厚重。说是洗脸盆,其实洗脸是它,洗脚是它,洗澡是它,洗衣服还是它,绝对“多功能”。那时候,“洗”也是一个奢侈行为。中原大学那一片还没有自来水,用的都是井水,碱性的,不好喝,也没有那么多水让我们放开喝放开用。早上洗脸的时候,每个人发一点热水。多大一点?就是一个小瓦钵,一钵子水。因为水少,洗脸盆早上都不用上班,毛巾也不必担心被水浸泡。领了那一钵子水,喝一小口到嘴里,脖子一仰,“咕咕咕咕”,吐掉,漱口仪式结束。用手把剩下的水往脸上抹一抹,用毛巾稍微擦一擦,洗脸仪式结束。

开水除了喝,还有一个重要功能:烫虱子。卫生条件不好,虱子很多,与它们的战斗也要费点心思。烫虱子时,洗脸盆必须上岗。洗衣服时,它也要上岗。由于井水不够,我们经常用弹坑里的水洗衣服。开封打过仗,留下很多大弹坑。下雨之后,弹坑里会有积水。弹坑里的水也是碱性的,可以去脏。用弹坑的水洗得差不多了之后,再用干净一点的井水清洗一下。洗澡时,洗脸盆也要上岗。不过,对它而言,这方面的任务不会太重。由于缺水,加上平常学习很忙,不到休息日,是不可能洗澡的。

休息日里,要与虱子作斗争,要洗衣服,要洗澡,要做室内清洁,杂事也不少。忙完了,可以到外面逛一逛,或者会一会朋友。有一回食堂改善伙食,为我们做了一些绿豆丸子,还有一点花卷。我多了一个心眼,把属于我的那一份都留了下来,没有舍得当场吃掉。因为我得知,熟识的几位金女大同学刚到中原大学,我想用这难得的好东西招待她们,表示欢迎。见面之后,我们请她们吃绿豆丸子,并得意地说:“这个是好吃的东西,我们吃了的,好香。”她们一尝,皱起了眉头:“你们才来几天,就装老革命了?”其实,我哪是装呢,相对于平时的伙食,绿豆丸子真的是奢侈品了。她们才从南京过来,解放区的绿豆丸子当然无法刺激她们的味蕾。不过,很快,她们就被同化了,知道绿豆丸子确实是好东西了。

我们平常所吃的,是用已经霉变的高粱做出来的窝窝头。个儿很大,颜色发黑,硬度相当高,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的窝窝头冷了之后,可以打得死人。有人还给它取了个具有开封特色的名字:铁塔。味道呢,堪称五味俱全:又苦又涩,还夹杂点霉味和酒糟味。为什么吃得这么差?原来,共产党为了不增加新区(当时河南才解放,属于新区)人民的负担,发动民工,利用手推小车,千里送军粮。结果,在出发地好好的粮食,在千里运送的过程中,经不起风雨的侵蚀,送到各单位食堂时,早已悄悄变质,做出来的窝头又黑又硬,哪有营养?

长期吃这种窝头,没有什么菜,更不要说油水,对人的考验还是很大的。大家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大解困难。并且,解出来的和吃进去的差不多,又黑又硬。讲这些事情,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不过,为了增加一点历史感,我还要再提一下我们的“厕所”。露天的,顶多有个小坑。拉在那里,一滩一滩,真难看。

生活条件如此,很多人都有点打退堂鼓,我们也后悔当时不该离开许昌:“要在许昌,好歹有个干部身份,待遇要好一点。”我也曾经动摇过。时值严冬,我就是那双大头皮靴,没有棉鞋,没有毛袜,脚被冻坏了,严重时连鞋子都穿不进去。那个时候,真有点动摇。

一位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老干部看到了我们的情绪,开导我们说:“你别看现在苦,将来回忆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幸福。”我们虽然没有顶撞他,但确实很难理解,这么苦,怎么会是幸福?我把他这句话在心里放了几十年,现在想一想,他说的还是没有错。回过头去看那一段生活,虽仍能理解那时的艰难,但并不觉得痛苦。那时确实是冲着民主和自由投奔解放区的。为了民主和自由,艰苦奋斗过一段,与贫苦大众过一样的生活,还是很值得的。

3、一份好墙报

我的“光荣史”上,有一件小事,于我的人生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件小事,就是我主持办的一份墙报。

在一次小组讨论上,第20队(不是我在的那个小组)一个来自中央政治大学的叫做黄贲的同学发言,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但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分成五种形态,这是不是一种教条或者图谱呢?他的发言在小组内引发了讨论,也引起队上领导的重视。牟政找到我,对我讲:“学员中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似乎比较普遍,需要作一些引导。你从中学起就办墙报,能否就此事办一期?最好不要用批判的方式,而是用讨论的方式,引导大家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文章以短小精干为主。”

关于“图谱”的问题,我在金大上学时已有所了解,知道国内在社会性质大论战期间,就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存在图谱问题,而在国际上,托派在论争中也指责马克思理论存在图谱公式。因此,对于黄贲同学的思想源头,我还能把握得住。于是,我接受了办墙报的任务。

我做了一个总体设计,还煞有其事地设计了一个刊头。主体内容也都由我自己撰写。按照牟政的要求,不点名,不扣帽子,只讨论学理。为了让各个层次的同学都能够看懂,我还配了一些通俗的名词解释。我也邀请几个同学写了几篇短小的课堂讨论体会。内容定下来之后,找了几个书法比较好的同学帮忙抄写,贴上去,就算完成任务。

出乎意料的是,墙报贴出去之后,在队里引起了较大反响。大家读罢,觉得挺有收获。同学们说,没有想到一次普通的小组讨论能引发出这么多思路,还牵扯到国际国内那么大的背景。队领导一看,也很高兴,马上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不久之后,校领导亲自带着各个队的干部,还有学生代表,排着队来看我办的墙报。

中原大学南下武汉之后,办过一份叫做《改造》的杂志。有关领导还要我就如何办墙报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字,刊登在这一杂志上。可见那一期墙报给他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的留校可能与此有关,因为事隔40多年以后,当时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李光灿同志还到处对人说:“我一生只碰到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邢贲思,一个是章开沅。”他自己的学术地位,在中大仅次于范文澜、潘梓年。

《改造》第一卷第九期刊头

墙报工作总结

4、无缘战场

参加革命,我本有一股直接投身战场的豪情。我有过青年军的经历,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因此觉得在这方面还有优势。即使不能冲锋陷阵,也希望能做一个雷马克式的战地记者,骑马挎枪,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然后撰写出高水平的战场报告。

那时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先后展开,前线捷报频传,令我心痒手痒,跃跃欲试。1949年元旦的关键词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原大学有四个队提前结业,正式参军奔赴前线。在寒风呼号中,平时极为文静的潘梓年副校长,在全校动员大会上慷慨陈词,挥拳呼号,我深受感染,热血澎湃,恨不得立即结业,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去。

动员大会之后不久,副教务长梁维直作政治报告,其间突然提问:“你们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渡过长江,奔赴战场!”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我脱口而出。我很为自己勇敢表达了心愿而高兴,满以为会得到肯定与支持。

不料梁老师却微微一笑,道:“你们一心只想打仗,但是中央已经开始考虑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以后你们不一定都要上前线。”

我一听,心凉了一截。莫不是我的那份墙报使校领导认识到了我的“理论水平”,而无视我受过的军事训练,不让我上前线?

果然,1949年4月,到了第20队结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很多同学兴高采烈地奔赴前线,不久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渡江战役,而我却被宣布留校工作,与王元圣学长一道,搬进了设在一个小四合院中的政治研究室。政治研究室是中原大学的教学中心,具体负责的是副主任李光灿,他在延安时代已经崭露头角。

刚留校工作之际,我很有些情绪,千辛万苦投奔革命,结果还是成天啃书本。我的喜怒都写在脸上,李光灿很快就察觉了。他耐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开沅,马上全国就解放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已经不是打仗,而是将来的建设。建设新型大学,我们中原大学的人还要起骨干作用。为建设新中国正规人民大学而奋斗,这本身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啊。”我只能调适心态,进入新的角色。

进入政治研究室之后,就不再是学生,而是干部身份。吃住的条件都变好了一些。工作和居住都在政治研究室所在的那个小四合院,一个房间只住两三个人,条件比贡院宿舍要好多了。吃的方面,也不用每天都啃“铁塔”了,高粱面里总会加一些绿豆粉,口感要好一些。菜也比学员时期要精致一点。炊事员是一个红军老战士,经历过长征,对革命忠心耿耿。他的忠诚就表现在用最差的东西尽量做出好一点的食物来,让大家能多吃一点,增加一点营养。这位炊事员也是我敬佩的好老师。

为了将来建设新型大学,中原大学四个部都从学员中物色人才。我还在一部当学生时,四部即曾经想把我“挖”过去。四部偏重于文艺,主任是崔嵬。当时有一部电影《民主青年进行曲》,写的是华北青年投奔革命的故事。崔嵬想组织写续集,反应京沪地区青年投奔革命的情形。大概崔嵬也看了我的那份墙报,觉得我还能写点东西,而我自己本身就是京沪来的民主青年,因此他要我执笔,同时将我调入四部,但因一部不放人而无果。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很快就解放了,《民主青年进行曲》续集的写作也就无疾而终。

就我所知,四部也留用了很多优秀人才,郑小瑛就是其中之一。郑小瑛本来也不是学音乐的,她在金女大学的是生物。不过她父亲是一个洋行高级职员,家境很好,从小就会弹钢琴,有音乐天赋,这在中原大学就非常难得了。因此,她很快被崔嵬看中,结业后就留在四部。最妙的是,郑小瑛投奔革命,是与“金男大”的一位女生一起来的,她们关系非常好,情同姐妹。崔嵬看中了郑小瑛,要进四部,那位姐妹根本不适合从事文艺工作,但两个人又实在不愿意分开,没有办法,崔嵬只好“兼收并蓄”,把两个都招入四部。后来郑小瑛成长为大师级著名指挥,而那位姐妹则始终从事编剧工作。

[1]插入照片:1、《改造》第一卷第九期刊头;2、刊于《改造》第一卷第九期的墙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