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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口述自传(童年)

章开沅口述自传(童年)

1、儿时琐忆

由于母亲缺乏奶水,我们兄弟姐妹都有专门的奶妈。奶妈和孩子之间的感情,一般都非常好。像大哥的奶妈,即使在结束哺乳工作,离开章家之后,也会经常来看他。我大哥结婚之后,又将他奶妈请回家帮忙带孩子。奶妈年老之后,大哥将她送进敬老院,就像孝敬自家老人一样赡养她。

由于我自小体弱,父母为我先后请过两个奶妈,到四岁多才断奶。按理,我和奶妈的感情应该更深一些才对。其实不然。第一任奶妈,大概因为有后任的关系,不便常来看我,时间久了,也就彼此疏远了。第二任是一个皖北人,与她丈夫感情似乎不是很好。在哺乳我期间,她与厂内一个人力车夫好上了,私奔了。在那之后,我们家就没有了她的消息。打我能记事起,我就特别羡慕哥哥、弟弟和姐姐,他们的奶妈都会经常来看他们,我的奶妈却从来没有回来看过我。

大哥由于是由祖父亲手抚养,令我羡慕的地方还真不少。比如说,祖父有一个书房,只有大哥有特权可以进入。祖父甚至为大哥置有专属的书橱。大哥想学画画,祖父就请来画师教他画。大哥想学武术,祖父就请来拳师教他打。他的拳师姓郑,我们都叫他“郑师傅”。郑师傅本是个孤儿,流浪要饭,无家可归。我曾祖父去山东办事的路上见到他,把他带回来,与我父亲做伴,让他学武术,并派他到上海的机器厂当学徒,学技术。他技术学得不错,成为面粉厂的重要技术骨干。他的武功也足以保家护院,满足一个孩子的武术梦绰绰有余。

我没有机会享受到大哥那种特殊待遇,但由于我身体弱,得到母亲的疼爱反而多些。

我们家的早餐,是一成不变的稀饭。小孩子长身体,又好动,我经常挨不到午饭的时间就饿得不行,家里又不准吃零食,所以往往直吐酸水。面粉厂的食堂是大锅饭,饭锅里的锅巴金黄,香喷。母亲经常去把锅巴大块大块地拿来,放在一个铁皮箱子里。箱子还用石灰做了简单的防潮处理。孩子们饿了的时候,母亲就取一点锅巴放在碗里,用开水冲一冲,加点酱油,加点芝麻油。真香!那是我童年记忆中无上的美味!

有一回,城里人家来为大哥说亲,母亲开玩笑地问我:“四宝,你长大了要娶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

我说:“两个条件。”

“哪两个?”

“第一个,要喜欢吃锅巴。第二个,每天要能走一百里路。”

我后来自己也纳闷,为什么会说每天要能走一百里路呢?至于要喜欢吃锅巴,肯定是由于我经常吃母亲调制的美味锅巴的缘故。

儿时活动的空间,主要是我家西院的天井。天井中间铺着砖,但靠近屋檐的两侧有点泥地,因此偶尔会冒出来一点小草,小动物也有一些。小蚂蚁、小蚯蚓,以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小动物,我都喜欢,可以一个人静静地看上很长时间。春天,母亲还会买点小鸡来,教我们养小鸡。或买些蚕来,教我们养蚕。我们曾经把小鸡养大,收获了鸡蛋。把蚕养到“上山”,看着蚕吐丝、作茧、化蛹;或者不让蚕上山作茧,而是把它放到一张纸上,让它用丝为我们“织”一件小小的工艺品。

我们有时也会在天井里踢毽子,滚铁环,但要尽可能不影响母亲。母亲在生育过程中有过血崩的经历,在那之后严重贫血,容易心悸,怕吵。我们还算懂事,尽可能玩一些安静的游戏。

我们家外面就是青弋江,但我们很少到江里玩水。原因很简单:母亲不允许。夏天我们偶尔离开天井到外面玩,母亲总是反复叮嘱不要玩水。回来之后,要接受母亲的检验。她会用指甲在我们的手臂上轻轻一划。如果现出来一道白痕,那就是下水玩过的铁证。我们尽量不下水,免得母亲生气伤心。

遇到战乱或者天灾,我们全家就会到上海租界躲避。儿时在上海的生活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唯一记得的,是有一回,一个法国小女孩到我们家玩,把豆腐脑当奶酪吃了。她的父母大概初到中国,很紧张,担心把小女孩吃坏了。

我们也曾经在矿山住过。矿山的房子在山腰,西式建筑。有办公室,有医务室,也有私人住宅。有一个外科医生,是留日的。有一个矿师,也是留日的。人们住在山上,生活物品主要借助矿车运输,倒也没有什么不方便。母亲在院子里种了很多玫瑰花,欣赏之余,还采集了晒干,据说泡茶喝可以补血。天热的时候,在上海读书的叔叔和亲友多会到矿山来避暑,那就比较热闹了。我们的铁矿石主要外销日本八幡制铁所,因此,经常会有日本人来洽谈业务。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很友善,经常会给我们小孩子带来一些小礼物。

我的父母从不打骂孩子。他们给我们立下的规矩只有两条:不可以在外面乱跑;不可以说谎。做错了事没有关系,但不可以说谎。父母的言教不多,主要是身教,无形中的熏陶。母亲会在空闲时带我读一点唐诗,但我似乎没有记住什么。倒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如“天无绝人之路”、“笑破不笑补”等等,对我产生了不小影响。父亲在外工作忙,对我们的言教更少。他有一个书橱,里面摆满了各种书刊,有一些大概就是专门为孩子们买的。我在识字之后,经常到他的书橱中找书读,颇受教益。他的书橱中甚至有鲁迅、茅盾的作品,我小时候也来者不拒,似懂非懂地读一读。

2、私塾启蒙

我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塾里接受的。我们大家族的教育,新旧杂陈。父亲那一辈已经有很多进新式大学了,但父亲却只受私塾教育。我出生的时候已是20年代后期,理应接受新式教育了,但家里却还有一个私塾。接受祖父亲自培养的大哥,就长期在私塾读书,没有上过新式小学。直到30年代初到武汉时,在武汉大学上学的舅舅实在看不下去,说:“你这么大了还读私塾,不像话,今后跟我补习。”经过舅舅的努力,大哥终于在武汉上了中学。

我大约在三四岁的时候开始混在年轻的父辈和同辈孩子中间,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私塾正中有一个很大的牌位,上面写的,还是“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叔叔们、哥哥们每天对着牌位磕头,我也一起磕头。我现在完全记不清楚在家塾学到了什么,唯一有一点印象的是跟着老师描红。

我发蒙的时候,家塾的先生也处在更新换代的关口。原先的先生姓王,有科举功名,学问不错,孩子们都称他为“老王先生”。但老王先生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久就告老还乡了。接老王先生教席的,是他的儿子,我们称他“小王先生”。小王先生大概旧学不行,新学也不行,因此孩子们有点瞧不起他。叔叔们、哥哥们在背地里都有一些抱怨,但大家都很克制,无人公开发难。

我年纪最小,啥都不懂,却别出心裁地来了个恶作剧。我找来一张纸,准备写一张讥讽小王老师的标语。我想写“小王老师是乌龟”,但“乌龟”的“龟”字实在太难写,我就画了一只小乌龟代替“乌龟”二字。弄好了,偷偷地将它摆在先生的桌上。小王先生看到了,非常生气,愤而辞职。我们家的私塾,就这样垮掉了。大一点的孩子去离家较近的襄垣小学上学,我则退回天井,继续过观察小动物的幸福生活。

3、小学生活

因父亲追求独立的关系,我在1932年随母亲、大哥、姐姐到了武汉。父母把我和姐姐送到胭脂山小学读书,我读一年级,姐姐读二年级。我年龄偏小,个子也偏小,在课余和孩子打架的时候,总是处于下风。我那时觉得自己整天受人欺负,连同桌的女同学都欺负我。两人共一个课桌,她总是“侵占”我的空间,我只有忍让。

武汉的老师很威严,都带着教鞭。教鞭是竹子做的,前端还用铁皮包裹起来。在讲台上一打,“啪啪”直响,敲山震虎,令人生畏。不但敲桌子,还经常接触肢体。如果是冬天,冷手挨了重鞭,疼痛就要翻倍了。孩子们也有对付的办法,在挨鞭之前,双手用力搓一搓,使手心发热,以降低痛感。我很快就学会了这一招,但挨鞭子的记忆仍然深刻。经常打我的老师,是教语文的凤老师。我写大字的时候,总是写出格,并且经常会不小心把墨汁溅在本子上。凤老师恨铁不成钢,我便常常领略了“竹笋炒肉”的滋味。

不久,父亲因涉讼入狱,澄清后便带领我们回了芜湖,我转入襄垣小学读书。

襄垣小学是利用孔庙办起来的。明伦堂已不供孔子,成为学校大礼堂,墙上有大幅孙中山画像,不过每逢孔子生日,还是要开展一些祭祀活动。

襄垣小学的艺术氛围比较浓厚,校长张学诗是艺专毕业,教导主任程先生则是学音乐出身,这对陶冶儿童的性灵很有好处。我们学校的总理遗像是张校长亲自画的。程主任很有创造性,曾经将京剧《失空斩》、《借东风》、《蒋干盗书》改编成一个现代音乐剧,让学生演出。不但在校内演,还对外公演,在芜湖轰动一时。我没有机会参加这一演出,个子小,胆子也小。后来也偶尔登过舞台,要么演一个小护士,要么演《河伯娶妇》中的巫婆。之所以会让我演巫婆,还是看中了我的个子小。《河伯娶妇》的最后,巫婆被丢进河里,同学们把我一抬,轻轻松松就扔出去了。因为有各种文艺活动,在襄垣小学上学感觉很愉快,不用整天担心手心被打肿。

每天上学下学的路上也很愉快。我们家离学校比较远,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家里孩子多,大家一起走,说说笑笑,很热闹。如果遇到大雾天气,祖父会让每个孩子都喝一口酒水,听说可以驱散雾气。那真的是酒水,在开水里加一点点酒而已。学校不供午餐,但我们也不用回家吃午饭,而是有专人送来。给我们送饭的是家里的一个工人。他有点像《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戴宗,走路飞快,平常家里送急信也靠他。他能做饭,也能烧菜。到了中午,他就挑个担子,一头装着饭,一头装着菜,还有汤。我们家和学校说好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家的孩子可以在一个教室里吃饭。我们吃完了,“神行太保”就把碗筷带回去。

大概一年之后,张校长因为人事纠纷去职。我父亲很敬重他,请他到家中教我们兄弟姐妹,还有小姑、小叔等一大帮孩子。这样,我们有一段时间又离开了学校,就在自家的洋房子里跟着张先生学习。

我们家的洋房子是一栋单独的两层楼房,有地下室。当年曾祖父办面粉厂的时候,为排除地方守旧势力干扰,加强自我保护,特意在英国注册。这个洋房子,名义上就是为英国工程师而建。它曾经是公司的管理中心,后来废弃了。父亲把张先生请来之后,就让张先生在此居住、教学,安排专人为他做饭,我和三哥开诚奉命每天陪先生进午餐。

张先生在我们家的教学,已经与私塾有很大差别。他用的是新式教材,不再用传统启蒙读物,这是其一。他的教法新颖,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开展复式教学,这是其二。他虽然住在我们家,但周末会回家,和家人一起度过星期天,这是其三。

张先生最欣赏的是开诚,很想让他成为女婿。开诚一表人才,又有活动能力,曾经组织读书会,芜湖城里的很多孩子都参加,活动地点就是我们家的洋房子。我也曾参加他们的读书会,不过只是旁听而已。

开诚很有文思,有次作文,他突有神来之笔,说:“时间比欧文斯跑得还快。”欧文斯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短跑名将,声誉遍及全球。张先生对开诚的作文非常欣赏,说他摆脱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套语。我刻意模仿,此后作文,每逢有时间描写,都沿用“比欧文斯跑得还快”的比喻。张先生批评道:“外国有句话,第一个把女人比作月亮的是天才,第二个则是白痴。”我那时还不满10岁,跟着哥哥姐姐勉强读五年级课程,对这个批评感受颇深,开始知道模仿和抄袭都没出息,应该努力自己创造发明。

不久之后,张先生另有高就,被他的大学母校招去教美术。于是我又和家里别的孩子一道,每天沿着漫长的石板路进城,在襄垣小学读六年级。

这时,平津局势渐趋紧张,大批高校学生南下,或从事抗日救亡,或在南方转学就业,我们小学至少有三位这样的新老师。其中有位冉先生,北师大毕业,教我们语文课,很有水平。我曾经模仿梁实秋的《猫的故事》,写了一篇《马的故事》,冉老师大为欣赏,认为虽为模仿,但并非亦步亦趋,有所创造。他将这篇文章投到《皖江日报》,居然发表了。家里长辈们得知,非常高兴,好像章家出了个小作家似的。

冉老师关心现实,也善于引导孩子们关注现实问题,常以《致华北前线抗日将士书》、《给绥远全体将士致敬书》等为题,让我们写作文。在老师的影响下,孩子们也很关注现实问题,爱国救亡的热浪澎湃于课堂内外。

大概是受了母亲和叔祖母“家庭革命”的影响,我曾经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实关怀”,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祖父》的作文。大意是说,我们家本来很和谐,但自从祖父娶了个姨太太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东院西院,显分彼此。冉先生对我的这篇作文也很欣赏,又准备拿到《皖江日报》上发表。大概是我回家向父母夸耀了自己的本事吧,父亲知道了此事。但他这回没有表现出高兴,而是非常紧张,唯恐见报之后,引起祖父震怒,家庭纠纷,赶忙跑到《皖江日报》馆,要求撤稿了。

说来有趣,等我年老的时候,我的外孙女上小学时也写了一篇深得老师欣赏的作文《我的爷爷》,其中有一段描写我晚上在家里看电视:“每天晚上,我的爷爷都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台都下班了,屏幕上已经只剩下雪花点点了,我的爷爷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啊,原来我的爷爷他已经睡着了。”我看了之后哭笑不得,开玩笑说:“这是我得到报应了吧。”

就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我小学毕业了。毕业典礼上,程主任指挥全体师生高唱当时流行的电影《桃李劫》主题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大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仿佛我们稚嫩的肩膀果真已担负起国家安危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