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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犹忆桂子山上花开时

何建明:犹忆桂子山上花开时

每年秋天,桂子山上的桂花芳香四溢,每一位走在桂子山上的人都会感受到桂花送来的一缕缕温馨与关爱,每一位到过桂子山的人都会长久地思念那桂花的温馨和关爱所留下的不泯的记忆。

可是,今年的武汉还没有等到秋天,没有桂花开放,只有阴雨绵绵。

5月28日早上,先是卓恩微信告知章先生早上遽归道山,一会儿,马敏老师在“桂子章园”微信群中正式发布了章师逝世的消息。我和太太刘青很是震惊和悲伤。近一年多从“桂子章园”微信群发布的章师在梦园出席活动的一些照片来看,他的神态确实不如2019年1月20日我和刘青赴法国前回武汉专程看望他时见到的音容笑貌了。他坐在轮椅上的样子,让人倍感怜惜。他曾对我多次说过,老人能不坐轮椅就尽量不要坐,坐上去就很难下来了,表示他会坚持到最后才会不得已地坐上轮椅。不过,两周前,我刚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和师母黄老师与我们一家人说笑的情景。没有想到,两周后这梦是反着的预兆。奇生来电话说,马老师通知两天后举行告别仪式,于是我们与虞和平老师相约29日晚上乘北京至武昌的火车,去送我们的恩师最后一程。在回汉的火车上,我们三人都分别回顾着章老师生前留给我们的一些深刻印象,缅怀恩师多年来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师恩难忘!

我是在那个特殊的年月由我在武汉大学的恩师萧箑父教授亲自打电话推荐来到华中师范大学追随章先生的。此前虽然我早知他的名声,但因专业不同而并不知其人。1987年春季学期我每周两次陪萧箑父老师到华师7号教学楼上课,当时萧师应华师政法学院的邀请为该院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课程,我与另两位同门每周都要陪同萧师从武汉大学一起乘车来到华师课堂,一边听课,一边录音(然后记录和整理萧师的讲稿)。记得有一次,我和萧师刚一走出7号教学楼,就看见一位戴着墨镜、中等微胖身材的学者正经过教学楼前。他发现了萧师走出来,便热情地跟萧师打招呼:“萧老师,你每周来为我们的学生上课,真是辛苦你了!”“开沅,你客气了,这是我们都应该做的。”我这才知道面前的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章开沅校长。从他们的寒暄,就知道是老朋友会面。后来我才知道,章师在当校长期间,经常会抽出时间亲自到校园各处察看,以便及时了解学校的情况。但是,那次章师戴着墨镜,讲话声音宏亮,让我这个还没有多少社会阅历的青年学生觉得他气度非凡,心生敬畏。

来到华师历史研究所(后来改为近代史研究所)以后,因章师还在校长任上,校务繁杂,亲自参加研究所的活动并不多,后来他又去了美国,直到1994年初他从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相继讲学回来,我和王奇生、余子侠等正式拜师名下,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也是在他完全脱离了之前的各种行政事务而专心于教学和研究之后,我们之间才有了逐渐加深的师生交谊。

奇生在纪念章师八十大寿的文章中说到章师当时没有给我们几个博士生开设专门的课程,只是偶尔做个讲座,这应该是他的误忆。1994年9月开学的那届五位博士生,是章先生招收博士生最多的一届。他专门给我们开设了一门研究课程,课程的名称已经忘了,每次他都引导我们探讨一个问题,尤其是着重介绍他这几年在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讲学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些经验和学术前沿问题,也请一些来访的国外和海外学者为我们做讲座。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昨天晚上接到省社联书记打来的电话,请我这个社联主席今天务必去参加一个会议,电话里说这样的会议本来不多,也约好了上边的领导参加,但是被我拒绝了,他们通知我太晚了,我是个教师,教学是我的天职,社联主席是我的兼职,我不能不管教学临时去开会。”他说话时的那种坚定和从容,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也一直影响着我认真地坚守着每一次的课堂教学。我也一直要求着我的每一届研究生走上教学岗位后,应当以他们的师公为榜样,认真准备和讲好每一次课。

之前曾听年长一轮的同门师友说过,章先生对自己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除了马敏等少数的几位,大多数学生都很敬畏他。可能是我和奇生拜师名下时,章先生已年近七旬,我们与他之间年龄差距比较大,所以他对待我们更多的是体贴、鼓励和关爱。约在1998年夏季,我陪他带着原内地会负责人戴德生的孙子小戴德生去九江市庐山图书馆,访寻内地会和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庐山上的遗迹。当时庐山宾馆是庐山上唯一高级宾馆,如果不是因为陪同英国客人来庐山,一向俭朴的章先生多半不会要求我们与英国客人一样住进这么贵的宾馆里。实际上,为了节省,他要我与他住同一个标准间里。我以前虽然也不少出差,但未曾住过这么好的宾馆。晚上,章先生教我如何使用宾馆的沐浴设备,避免淋浴时使水溅出来。他说他入睡很快,就是容易打鼾,因此,特意让我先睡,他到外边先转一下,等我睡着了他再进来。他是怕因打鼾影响我入睡。我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左右起床时,发现他已经到外边散步去了。一会儿他回来,才开始洗漱。我知道他是早上起床时怕影响我还在睡眠,没有洗漱就先外出了。这次我陪他到庐山旅行,时间虽然短暂,但是亲身感受到他对我的体贴入微,不仅使我深受感动,也使我真正认识到与他人相处之道,最重要的是能够理解他人、谦让和照顾他人。

我来华师历史研究所工作前,一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硕士研究生是跟随萧箑父、唐明邦、李德永三教授研究中国哲学史。学哲学的人通常只重视思想史料,不大重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大量史料,也不知道如何搜集各种史料。来华师后,我看到各位师友都在近代史学领域卓有成就,一直有些担心能否呆得下去。我后来选择做近现代佛教史的研究,在研究所各位师友的帮助下,开始到各地搜集档案、报刊和文史资料。有一次我陪章先生出差,谈到我研究近现代佛教史的一些情况和想法,他说这个路子是对的,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和演变,都有各种复杂的因素,研究者既要抓住主要的因素,也要考虑到相关的其他各种因素,这样才能使研究的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入。他还鼓励我说,各学科之间的界限都是人为造成的,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或是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更容易发现新的问题,使研究的领域突破固有的局限,也会使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一领域的研究。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王宏维老师也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仍然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章先生说,我们的历史研究所,虽然重点是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但是,我们不能仅限于近现代史的研究,应当鼓励和借鉴哲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这样才能推动史学研究迈向新台阶。他举了一些欧美学者的例子,说许多著名学者其实都是在进行多学科的大史学研究。这次谈话,使我触动很大。我不仅体会到章先生学术视野之开阔,更深刻地感受到他对学术的理解完全超出了学科的界限,从传统的史学认识进入到一种大史学的观念。这使我想起马克思关于“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的论述以及法国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说过的话:“如果没有历史学——也就是说,如果仅仅简单地从现在的状况去对人类进行思考,社会科学就不完整。只有历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认识能力。 ”这些都是说无论是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历史的研究,同时,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如果不具备现代各学科的视野,自觉地借助于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的历史研究可能难免存在缺陷,也很难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可能也正是他具有多学科的视野,非常重视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因而结交了像著名哲学史家、已故武汉大学哲学系萧箑父教授这样的挚友。我曾听萧先生说,他与章先生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武汉地区比较活跃的年轻学者,1961年章先生受有关方面的委托参与筹办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而萧先生也受当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教授的委托参与筹办纪念王船山(1619-1692)逝世270周年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那时全国性的重要学术会议还不多见,这两个会议分别邀请了全国史学界和哲学史界许多著名学者参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他们都分别在这两次具有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多篇重要学术论文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正是这两次学术活动,使他们俩彼此有一种“星星相惜之感”,也因此结成了终身的友谊。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虽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批判,但是他们都相互关心、相互扶持。

我来华师历史所工作和师从章先生后,每次回珞珈山看望萧先生,萧先生都要向我打听章先生的最新消息并要我代他向章先生问好,总是一再告诫我要多向章先生请教,好好地向历史所其他老师学习。萧先生年长章先生三岁,章先生不仅尊称萧先生为学长,更在公开场合称呼萧先生为“萧老师”或“萧先生”。我陪章老师出差到外地,他总是向别人介绍我“是武汉大学萧箑父教授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我知道这是他故意过谦的话,是他对老友萧先生的尊重。萧先生去世后,他很悲痛,称之为当代中国的“学殇”。萧先生的家乡四川乐山市在乐山大佛附近建立了“萧箑父教授纪念馆”,他知道后甚为欣慰,并为纪念馆开馆接受专门采访,高度评价萧先生一生为人为学为师的杰出成就和不朽的人格魅力。当他得知我与几位萧门学生发起每年定期在乐山萧箑父教授纪念馆转流举办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并邀请我们的学生积极参加时,他非常赞赏,认为这是继承学术传统、纪念萧老师的最有意义的方式。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年近八旬的萧箑父老师身体明显变弱,极少出门参加学术活动。章先生有一次向我问起萧先生的情况,我如实以答,他感叹已经几年没有见到萧先生了。我于是决定想利用教师节的机会,邀请二老在一起茶叙。这就是2001年教师节,他们二位在华师历史所见面畅叙的缘起。二老的会面安排得非常简朴,只有彼此都熟知的几个学生后辈陪同,但是正值桂子山上桂花飘香之时,一向喜欢鲜花的萧先生和师母来到被桂花簇拥的华师近代史研究所,一定会感受到桂子山人的深情厚谊。萧先生是带着师母卢文筠教授在郭齐勇教授和许苏民教授的陪同下从武汉大学乘车来到华师历史所的,章先生和马敏老师在历史所热情地迎接他们。萧先生已拄了拐杖,章先生则显得年轻很多,但他们相见甚欢,有谈不完的话。不过,他们不是在叙旧,而是谈论当前学术界的情况,交流各自的看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其他各位也偶尔插话,发表看法,不时爆发阵阵笑声。当时,全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条件还非常有限,通常都是好多位共用一间办公室,华师近代史所因成为了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而为每位研究人员配备了独立的工作室,萧先生很是羡慕,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过自己的办公室,特别与师母到我的办公室参观,并合影留念。他也因此赞扬章先生带领的华师近代史研究团队多年来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所以才换来了这个科研条件。在晚餐时,二老仍有说不完的话。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也都是美食家。他们一边品尝着菜肴的美味,一边交流着学术的热点,给我们几位上了一堂十分生动又十分有趣味的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华师从昙华林迁入如今的桂子山之前,山上布满了坟茔,被称作“鬼子山”。章先生是改变“鬼子山”,建设桂子山的首批耕耘者和奉献者。他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使如今的桂子山成为闻名全国的最大桂花生长园地。我相信,人们在欣赏和品味桂子山上的桂花芬芳之时,一定会想念起那些曾经种植和呵护桂花嫩苗的先驱者,感恩他们的辛劳和奉献!

2021年6月8日

于京西六不居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及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