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在食堂里用过午餐，习惯性地看了下手机，有两位朋友私发给我一个让我心痛的消息：章开沅先生今天早上在武汉去世！瞬间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才发现之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田彤教授来过一个电话，我没有接到。回拨过去，大致了解一下情况。回到家，坐定后在朋友圈发了个悼念章先生的微文。有媒体的朋友问：“你是不是章先生的学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年幼章先生40多岁，只是章先生的仰慕者，因为对于张謇研究感兴趣，有缘与章先生结识，并得到章先生悉心的关怀和殷切的勉励，有幸多次聆听章先生的教诲。报社的宋捷总编来电盛邀我写一点文字纪念章先生，这也是我的心愿。
张謇研究开拓者
章开沅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以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多个领域起到引领和开创的作用。章先生为南通人熟知，是他在张謇研究方面起到的推动作用。他的专著《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是第一本完整评述张謇生平的著作，语言优美，论证扎实，评价客观，我认为至今尚无超越的同类作品。
2013年是张謇先生诞生160周年，《江海晚报》与江苏大生集团联合举办“追梦——寻访张謇足迹”大型新闻采访活动，我有幸作为点评专家应邀同行。7月3日，采访组按照约定来到华中师范大学章先生的办公室，章先生见到来自南通的客人，兴致勃勃地讲述他与张謇研究结缘的故事。
1960年开始，章先生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以对有关张謇的理论讨论很感兴趣。1962年9月下旬，章先生从上海乘轮船前往南通。当时国家经济情况刚刚好转，好些地方粮食供应仍然很差，大哥怕他旅途挨饿，还把家里节省的两斤白面连夜做成大饼让他带上。船过崇明时，海上风浪大作，章先生第一次看到黄海，看到崇明、吴淞，看到长江入海处这一大片土地。章先生感慨说：这不就是张謇曾经长期开发与经营过的热土吗？
章先生带着兴奋的心情踏上南通的土地，淳朴的南通人也热情地接待这位年轻人。章先生带着的两斤白面几无用武之地，更主要的是正是这个时候，章先生真正进入张謇研究领域。据他回忆：“我结识的第一个南通人就是穆烜，当时他似乎正负责南通革命史调查研究工作，同时也参与张謇历史资料的搜集与管理。随后又经过他与时任南通市委宣传部长后任副市长的曹从坡相识。穆烜不断为我介绍情况，并且把最珍贵的未刊稿本借给我阅读，此外还安排 我到有关历史遗址参观。可以说，我的张謇研究直到此时才说得上正式起步。滞留南通期间，还有幸见到费范九、管劲丞、徐海萍等对张謇了解较多的老人，他们或参加座谈，或个别会晤，或导引参观，为我提供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感性认识。费老的平易近人，管老的滔滔雄辩，徐老的清淡闲逸，都是我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
这一年的国庆期间，秋高气爽，省市领导在景色如画的狼山欢宴南通各界知名人士，章先生则作为唯一的外地来宾应邀出席。狼山椒鸡，阳澄湖蟹，还有以桂圆、红枣之类酿成的美酒，主人殷勤劝饮，客人频频举杯，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醉酒。章先生说：“我一直认为，是南通人的纯真热情使我醉倒，我的张謇研究在如此温馨的氛围中开始，这是一生莫大的幸福。”这大概是日后章先生每逢南通来人，都要热情款待的原因吧。
据穆烜回忆，章开沅来南通时，曾看了张謇的信稿和张謇写给张孝若的家书。这些珍贵的档案，目前都保存在南通市档案馆，是档案馆的镇馆之宝。2019年，我在研读馆藏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章先生写给管劲丞的一封信，我通过田彤教授把复制件交给章先生，章先生对于这份他自己都不记得的早年信件的出现，颇感意外，也颇为高兴。
这封信，时间署为十月卅一日，是章先生受管劲丞之请，查阅相关史料后的回信。信的开头是：“劲老前辈：前此所受教益良多，感谢之至。承嘱查应泉与刘柏森，已检阅有关书籍。应泉一名未见于各种方志，大清一统志及中国古今辞典均未收入，此间老人亦无从奉答。可能并非地名，希再斟酌确定。刘柏森履历亦未查清，现仅知系一候补道（人称刘观察），由张謇委托经办大维公司。”那个时候没有便捷的数据库，南通的资料也不丰富，章先生是个热心人，显然检索了很多书籍。
不仅如此，章先生还多方收集张謇的信稿，并提供给南通方面“前在南京档案处所得张謇材料一件，已钞寄穆烜同志，北京图书馆资料经核对后亦开一草目寄奉，或可供参考。有何新发现，尚望时赐教诲。明春游汉之约，甚望实现。”这里提到的北京图书馆资料，据穆烜的回忆，是北京图书馆赵凤昌藏札里的张謇信函：“章开沅来通时，也曾建议进一步收集张謇信稿。他说，他曾在北京图书馆看到‘近代史藏札’（即‘赵凤昌藏札’），其中有不少张謇的函件，多与辛亥革命前后国内政局有关，而为南通现存信稿中所没有。如能摄成照片回来，那就比较全了。他并表示，他将去北京，他可代为选择。我告诉了袁明，他很赞成，决定和北京图书馆联系。以后，章开沅来了信，我就转给袁明，让他们直接联系。后来就由章开沅到北京图书馆去选择了一部分，由北京图书馆代为拍成照片，寄了回来。”
章先生由《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进而精进为《张謇传》，之后还与田彤教授合作《张謇与近代社会》，始终引领着张謇研究前行，是张謇研究领域公认的开拓者。
后学晚辈引路人
2009年11月20日，是我第一次与章先生面对面交流，那是陪同南通电视台李鸿建，为拍摄纪录片《麦文果》而专程去武汉采访章先生。因为章先生对南通的感情，他推掉了其他的采访，认真地回答了所有提问。采访结束，一定邀请我们午餐。席间我谈及耶鲁大学图书馆典藏有不少民国时期有关南通的档案，章先生主动提出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跟耶鲁方面联系。2014年秋，我委托田彤教授将自己的专著《麦文果》带给章先生，请章先生指正。章先生对拙作给了不少鼓励，并欣然请秘书刘莉老师与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史茉莉沟通，史茉莉很快就给我和女儿发来邀请函。德高望重的章先生与我们并无什么私谊，给我们这样的帮助，真正是出于在学业上提携晚辈。
2015年夏天的耶鲁大学之行非常圆满，我们复制了大量珍贵的档案。为了表示我们的感激，我们全家在10月2日去看望章先生。这天上午，章先生很早就到位于华中师范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六楼他的办公室，当我们到达的时候，章先生已经在办公室等候我们了。
接下来的整个上午，章先生饶有兴致地跟我们聊他的学术人生，谈到他的学生，他说年轻人有无限的未来，需要更多的关心和鼓励。他跟我们提到美国华裔女作家、《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很惋惜张纯如的英年早逝。章先生告诉我们，研究那些苦难的历史，内心会沉浸在悲愤之中，他很能理解张纯如。章先生说他的排遣方式，就是与此同时，再做一两个课题。章先生关心我女儿的学业，提到大学本科毕业后的求学去向，他认为到海外留学是一条路径，但是我们国内高校也能出人才。章先生娓娓道来，我们被深深吸引，只是遗憾没有录音，以上内容因为印象很深，所以现在还清晰地记得。
国际交流中心一楼到停车场，有十几节台阶，我们想搀扶章先生下去，章先生微笑地拒绝了。他说，老人要自立，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当时的章先生非常健朗，每天都要到办公室去一下。到了学校的餐厅，章先生先到一楼某处去了一下，我们则先上了二楼的包厢。过了一会，章先生进来，说今天是家里人一起吃个饭。他把我们这些南通来的后辈，视作家里人。章先生不断地介绍武汉的特殊菜，如莲藕排骨汤，他还比较说湖北的莲藕比较糯，南通的则比较脆。期间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马敏教授也加入进来。
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章先生的许多国内的弟子来武汉看望章先生，章先生却执意安排跟我们一家面谈和午餐。午餐前，章先生专门去跟弟子们见了面打招呼。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惭愧，我们是寂寂无名的小辈，既无权又无势，只是因为对张謇先生的敬佩而业余时间研究而已，章先生给予我们如此高的礼遇，实在让我们有担当不起的感受。这是一位大家对后学的勉励，我只有加倍努力，不辜负章先生的期待。
此后每年都有机会去武汉，章先生也一定会抽出时间与我见个面，问问学问上的进展。有一次章先生先接待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张甜老师，她研究南京大屠杀和二战犹太大屠杀的相关历史，特地请教章先生。章先生与我们分别交流后，还特地叫我们座谈一下，因为我对日据时代南通难民营问题有所涉及。今天张甜老师在朋友圈深情缅怀章先生，这些话也是我想表达的：“慈祥的老人家还跟我唠嗑，讲述几十年前他当校长的遗憾以及对外院的期待，没有丝毫的架子。聊罢，老先生还热情地让我等等，要介绍几位校内外史学专家让我认识。老先生格局大，胸怀广，说自己已经迟暮，能做的就是给晚辈们牵线搭桥，再发挥一点余热。中国学者的气度和风骨我在章老先生身上感受颇深。”
最后一次见到章先生，是在2019年12月25日的武汉，那时候并不知道一场灾难即将降临武汉。那晚的章先生依然精神矍铄，他的记性甚好，还问起多年不见的我女儿的情况。当他得知我女儿后来学了会计专业，他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当年他入伍当会计的往事，他说他年轻时当会计，是因为可以吃到肉，引起在座的一片笑声。疫情使得章先生无法社交，家中的保姆又不能返回，两位高龄老人的生活可想而知。本来准备8月份再去一次武汉看望章先生，这已经永远无法实现。后天在武昌殡仪馆的送别仪式，那是一定要去的。我想，对章先生最好的怀念，大概就是创作出优秀的张謇研究成果，来回报也许永远也报答不尽的他的关爱。
（朱江 南通市档案馆 公众号：南通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