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业网站
余子侠:引雏觅食,教人求真 ——浅忆恩师领我走上学研之路

余子侠:引雏觅食,教人求真 ——浅忆恩师领我走上学研之路

“我是一只老母鸡,带着你们这些小鸡东刨刨、西扒扒,到一块有虫子的地方,让你们几个自己去深刨下去,我再往前找。再找到一块有虫子可食的地方,再留几个在这个新地方刨下去,我再往前找……”这是恩师章开沅先生在同我们“聊天”时常常笑言的一个比喻。回想我个人走上学研道路的经历,近20年来所得到的一些收获,无一不是在恩师这只学术老母鸡为我们刨出的坑中觅到的食。

1987年夏间,我在恩师门下获得硕士学位。原来工作的单位我是不想回去了,况且我读的是脱产研究生,于是在北京、武汉等地找到了几处接收单位,有政界的,也有半政界的,还有出版界的,当然也有高校。恩师从刘望龄、罗福惠诸先生口中得知我找工作的情况,让刘老师叫我考虑留校一事。其时恩师正在校长的位置上,工作非常忙,但在我整整“考虑”了一个星期后,还是抽隙与我面对面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古人有言“知子莫若父”,其实又何尝不是“知弟莫如师”?!在我汇报自己联系工作的进展情形后,恩师诚恳地对我说:“你这人性格过于直率,露而不藏,不宜从政,以你的长处留在高校教教书做点学问,还能搞点东西。我对以“历史所人才济济(其时唐文权、严昌洪、罗福惠诸先生都只四十多岁,赵军、马敏、朱英诸先生则只三十多岁),且我一口的蕲春话不适于教学工作”。恩师十分和蔼但语带批评地说:“什么事情都不是学会的?只要用心,总能成功一件事情。”接着他老人家分析了我可以选择留校的其他一些因素:因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与知识人才近代化的问题;我们的学校是一所师范院校,需要研究教育史的人,而且在师范院校从事教育史的研究有不少优势;他自己主持的国家教委“七五”科研项目“陶行知系列研究”已获得批准,等等。为了牵我走上学研之路,恩师还在当时我们人手一本的“毕业纪念册”上为我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治学不为媚时语,

独寻真知启后人。

与子侠同志共勉

章开沅

1987年6月12日

此前五日,正是我的34岁生日。自此,我被留在华中师大,进入以董宝良先生为室主任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室,加了史学研究队伍的“偏师”。也是从那次谈话后,我真正认识到自己行事处世性格的“自丑”,看到了自己马脸之长,这也是我在后来人生中潜心学研而无任何从政欲望的一个主要原因。

自留华中师大任教后,我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第一个学研领域,就是恩师牵头的陶行知系列研究,所以我平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陶研”方面的文章。现在回头来看个人的“陶研”道路,正是恩师的开拓性研究,为我辈刨寻到第一块“有虫子吃”的学术园地。18年来,我在“陶研”方面取得的学术成果,计近60万言。其间,我还参加了恩师领头组织的“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和主办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参加了《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编辑出版。正是因为在“陶研”领域的小有作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对我的学研多有肯定,多次予以奖励,个人在学术领域的社会兼职,也由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理事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及常务理事。

在“陶研”这块园地中,我个人较有分量的获得,自然是参加冯天瑜先生主编的“转型间学人评传书系·陶行知”的撰著。在此之前,我参加过董宝良先生主编的《陶行知教育学说》的撰写。那部由6人参加编撰的学术著作中我是承担任务最重的一位是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在学术界尤其教育史界和“陶研”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并获得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后来冯先生应湖北教育出版社之邀组织撰写近代学人评传书系,在物色研究人选时直接点将让我这个他仅见过两三次面的后学者写“陶行知”。虽说其时在恩师的带引下已做了近10年的“陶研”工作,而且博士学位论文做的也是陶行知与黄炎培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方面的比较研究,但作为人物评传,恩师和唐文权先生合著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资料利用之广泛、思想论析之深邃、文字组合之优美,就现时中国学术界来看,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出其右,况且是书出版后已在学术界引起了一片赞知”的任务时,我颇为誉之声,深受广大读者尤其青年读者的喜爱和好评。因此,接受湖北教育出版社撰写“陶行犹豫。当这种矛盾的心理向恩师敞开时,恩师给了我十二分的鼓励,点拨我可以从一个“人民教育家的角度来写出自己学研印象中的陶行知。就这样,我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有关陶行知研究的这一部分抽出,加以整理、丰富和完善,成就了个人学术生涯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在书稿完工之时,我在“后记”中向读者袒露了我接受这部书稿撰写任务时的矛盾心态,并表达了深深“感谢恩师对我的鼓励”的谢忱。在《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于1999年问世后,我的“陶研”工作并未由此搁笔,认为恩师当年带领我们这些小鸡刨食的这块学研园地还有食可刨,事后又对陶行知生平的一些事迹进行了系列考证性研究。眼下,我正参加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织的《陶行知辞典》的编撰,企望通过辞典的编辑出版,进一步促进和深化“陶行知研究”事业。

我留华中师大之时,身处校长位置的恩师,已开始注意到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但这是一个长期冰封的领域,而且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可说时时都有触雷的危险。要开拓这个新的学研领域,第一步工作就是开掘恩师所说的“极为丰富的资料宝藏”。而华中师大的前身即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正是一所教会大学,其时学校档案室(即今日的档案馆)收藏有一批校史档案,其中主要是英文档案。为了把这些档案整理出来以利随后的学术研究,向来在学研方面敢为天下先的恩师,即于1988年春上,让我与马敏先生两人抽出一些时间参加这些档案的整理工作。由是,恩师又带着我们开始刨寻另一块新的学研园地,而我在这块新刨开的园地上啄取的第一口食,就是后被编入恩师与美国学者林蔚共同主编的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中的《华中大学西迁述论》。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健康发展,恩师还将其时学校里的有关科研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开始组建一支新的研究队伍,我亦被带人这个人数不多的队列之中。

以原华中大学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十多年来,我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领域,也先后公开发表过近20万字的著述。到2003年华中师大为庆祝百年华诞由校长马敏教授主编华中师大的《百年校史》,我作为主要参编者之一,即是利用这些档案材料完成华中师大的前身-——私立武昌华中大学这一历史时段校史的撰写任务。作为个人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恩师带引我们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更重要的学研收获是联系个人为研究生开设中国历代高等教育管理课程而对近代以来高等教育管理的注重,并协助恩师组织各有关高校的研究者,共同主编“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早在1999年,针对现实中大学校园已不再是一方净土,高等教育正在迷失自己的社会良心,尤其一些高校主要管理者不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律,将自己领导的高等学府当做自身升官发财的一笔资本这一状况,我即打算对近代中国一些成功的大学校长的管理经验进行研究和总结,为今日高校实现民主治校、科学治校提供有益的史鉴材料。这种想法一出口,即得到恩师的首肯和支持,于是借助恩师的声望招兵买马,并很快联系到一家不错的出版社。

进人2003年“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的10部书稿先后完工,作为主编我与恩师一道开始对每部书稿进行审阅,把好送交出版社之前的最后一道关。在审阅前5部书稿时,正值武汉高温时节,从7月10日至8月20日整整41天持续高温,而我们也无间歇地“读”了41天“书”。恩师坚持自己“不做挂名主编”的原则,书稿先经我审阅批读后,送到他老人家的手中,他再一字不漏地从头至尾审阅一遍,并不时地写下自己的中肯精到的评改意见,待第5部书稿审阅完毕,后几本我就不敢送给他老人家了。一位年近八十高龄且患有高血压的老人,在如此高温的季节,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陪着我用心“读”完120余万字学术著作的手稿,想想我这个当学生的是不是太残忍了一些!万一恩师累倒了,我该如何向学术界、向学校、向同门们交待?!这种情景,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于是后几部,我找借口没有像前5部一样一审完就送到恩师的办公桌上。但我自己撰写的一部,即《工科先驱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这部近30万字的手稿,恩师还是取去做了仔细的审读和批改。在出版社付梓之前,恩师又挤出宝贵的时间,为书系撰写一篇有感而发的长序,正如书系的责编所说,为全套书的编辑出版作了最后的“点睛”。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的撰研出版,亦是恩师开拓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之一。这套书所撰研的对象,就有4位是教会大学的校长(我们原计划中还有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后因某种原因而取消)也就是说,我们对教会高校的治校经验亦做了客观公允的历史评价和总结。这套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出版社还有意与我们联系,拟做第2辑的撰研出版工作,将这个研究项目继续做下去。

正当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冲破坚冰驶人正常的航道时,恩师出洋访学,且一去即长达三年。1993年归国后,与我们大家作第一次见面会谈时,我们这些都几十好几的弟子们一个个欣然跃然。谈笑之间,当罗福惠先生说与恩师在一起“如坐春风”时,一想到三年未受恩师耳提,我随口接了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恩师以自己已近古稀之年,于学术研究已有些力不从心,故随之答上一句“春风难度玉门关”。

“春风难度玉门关”吗?非也!玉门关外杨柳绿,春风拂尽羌笛怨。恩师自海外归来后,又以当年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精力和干劲,利用从海外搜集到的大量原始资料,进行以中日战争为主题的学术研究,并先后整理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一系列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著作。无疑,他老人家在学术研究上又拓展了一块新的城区。

早在1989年撰写《华中大学西迁述论》时,我就对抗战时期的“战时教育”有所注意。后来在恩师出国期间,我又曾于1990年暑期前往丹东参加了一次东北地方中日关系史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写的是“陶行知与日本”。本来只是想走出关外看看,但会上我萌发了着手研究中日之间教育关系的念头,并想将这种研究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教育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恩师归国后,有一次从单位回家,正碰到我从历史所资料室出来,那时我住在学校北区“鸳鸯楼”,与恩师的住所不远,于是由问我的职称解决的情况作为谈话的开始,一路绥缓地走款款地谈,这是我入章门以来,恩师与我单独进行的最长的一次深谈,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教诲。从历史所下楼到学校西区车库,恩师与我谈到了如何为人为学行事处世……就是这次谈话,他老人家肯定了我的想法,并指导我如何在教育史领域开拓好这块尚乏人问津的研究地段。此后,我将自己研究的课题定在了近代以来中日教育关系尤其抗日战争时期教育史的研究上。

从1995年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以来,在这过去的10年间,我将自己几乎一半的学研时间投入到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教育关系和中国抗战时期教育史的研究上。先后撰写成《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抗战时期教育的西部开发》以及《日本侵华教育通史·华北卷》等几部书稿。其中《日本侵华教育通史·华北卷》系我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宋恩荣先生合作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系列研究”中的一部。本着恩师“不当挂名主编”的原则,作为主编之一我与其他作者一样,自己在那套书稿中也独撰了一本。在这方面的研究过程中,我不断得到恩师的鼓励指教和扶助。他老人家有时还将自己得来的相关史料,借我去他办公室的机会转给我让我使用。我的一篇比较长的论文——《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创办及其意义》,就是在恩师的鼓励和指导下写就的。

我记得很清楚,2002年上半年,有次我到恩师办公室汇报有关陶行知研究会的事情,他老人家拿出一纸包材料交给我,并让我们研究教育史时注意一下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在那次谈话中,我才知道恩师在战时就读的中学是国立九中,也知悉当年就读国中的人们(现在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有不少人十分关注抗战时期教育(包括中日双方)的研究。这使我对自己正在从事的学研课题的信心大增,也感到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有一种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尤其对日本侵华教育史,认识到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让它与读者见面。只因双手难捉两条鱼,《抗战时期教育的西部开发》一书初稿虽已完成,但没有时间加以丰富和修改,故不能赶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一道付梓,从而成了一个遗憾。好在现有的半成品,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关注。其中如《战时国立中学》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两个月我即接到战时国立七中校长的侄儿——山东德州一位年过七旬的教授的来信,他说他非常感谢也非常感动我对战时国中的研究,并表示要将其伯父的有关资料搜集给我。为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战时部址所在地重庆沙坪坝区,组织一班人马组建抗日战争时期教育纪念馆和开展“抗战教育启示录”,特邀我前往给予指导。我将这些情况告诉恩师时,他老人家十分高兴,并多次鼓励我“把蛋糕做大”。

昔时孔门三千“参也鲁”,“柴也愚”。毫无疑问,在章门弟子中,我是最愚钝的一个,尤其在学术研究方面,开智极晚。但恩师于我从无媒弃之意,反倒在带领我辈在学术园地上刨寻之时,还有意无意地对我加以恩顾和怜眷。回想20年来跟随恩师在学研道路上的寻觅及其所获个人深深地认识到,大匠运斤无弃木,大师授教无弃人。早些年人们在介绍恩师时,常称之为“著名史学家”,近些年,人们在介绍恩师时,常常是“著名史学家、教育家”,以我个人的感受,他老人家首先是一个教育家。我这里绝没有贬低史学家而抬高教育家的意思,只是认为教育家与史学家之不同,在于教育家做的是培育正在生活着的人的功夫,而史学家做的是对过去人物的研究。虽说今日冠以“教育家”之名者比比皆是,但恩师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因为他具备了教育家的真实秉性,掌握了一个教育家的教育艺术或技巧,诸如因材施教、善叩两端、重启善诱、诲人不倦,尤其是爱心育人和身正为范。我始终认为,个人平生未能进人更好的高等学府深造是一种终身的遗憾,但遇到湖州章先生这样的恩师,是上帝给我最有价值的补偿!

选自《章开沅学术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