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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里峰:悼念敬爱的师祖和学长章开沅先生

李里峰:悼念敬爱的师祖和学长章开沅先生

2021年5月28日上午,在去南京禄口机场的出租车上,看到马敏老师发在朋友圈的信息:“我们最尊敬的章开沅老师已于今天早晨8:15永远离开了我们”——不敢相信,更无法接受!尽管章先生早已年过九旬,这几年时常在互联网和自媒体上看到关于先生的报道,总觉得他和以前一样和蔼,一样矍铄,一样健康,谁能想到,突然传来这样的噩耗!

章开沅先生,是我的祖师爷,也是我的校友和学长。

我于1992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四年后考入本校历史研究所(现名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跟随罗福惠、严昌洪两位老师攻读硕士学位,他们都是章先生早期指导的研究生。我来自鄂西北一个偏远的山区小镇,靠着每年高考时针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定向”录取指标,才得到在华中师范大学念书的机会。上大学后很快发现,这所学校拥有国内一流的历史学专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两位张/章老师,一位是研究历史文献学的张舜徽,一位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章开沅。当时,绝大多数同学都为自己的学校和专业而自豪,认认真真地学习,勤勤恳恳地读书,很少有人为这样一个“冷门”专业的就业前景感到忧虑。

我读大二的时候,章开沅先生结束在普林斯顿、耶鲁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为期三年的访学和客座生涯,回到华中师范大学,为同学们举办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讲座。我很幸运地提前来到会场,见证了在桂子山求学期间最火爆的一次学术盛会。公共教学楼最大的教室之一,走道、地板和窗外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很多人坐在地上或贴在墙上听完这场讲座并满怀热情地提问。这样的场景,我总共只见过两次——另一次,是2014年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成立,请葛兆光先生做揭牌演讲的时候。正是章先生的这次讲座,激发了我对史学研究的热情,坚定了我毕业后继续考研、“以学术为志业”的决心。两年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章先生的再传弟子。

硕士毕业后,我考入南京大学随蔡少卿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入学后才知道,章开沅先生曾于1946至1948年在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南京大学的主校区便是以前金陵大学的校园),后赴中原解放区工作而肄业。当年他住的学生宿舍“辛壬楼”,很长时间被用作南京大学人事处的办公楼。2012年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章先生众望所归地当选南京大学“十大杰出校友”。时至今日,在南京大学档案馆的网页上仍能查询到如下学籍信息:

姓名:章开沅

毕业院系:金陵大学中途离校学生

入学时间:民国三十五年九月(1946.09)

籍贯:浙江嘉兴,21岁

案卷号:1.0147

余生也晚,且愚钝,在华中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只陆续听过章先生的几次公开讲座,并在历史研究所举行学术会议和论文答辩时聆听先生教诲,而很少有机会面对面地直接向他请益。印象中,七年间只和同学们到先生家去过一次,聊的时间也不长。如今想来,这是桂子山生涯最令人遗憾的事情。章开沅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对此,学界早有公论,晚辈不敢亦不必置评。我只知道,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随时都能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和灵感——通过他的学生、我的老师的耳提面命,通过他在会议上和答辩时发表的真知灼见,更通过阅读先生撰写的煌煌著作和锦绣文章。从武汉到南京到天津再到南京,我的书架上总摆放着先生的作品——《离异与回归》《辛亥前后史事论丛》《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实斋笔记》《比较中的审视》等等,甚至还有一本1983年出版、由先生主编、诸多弟子共同撰写的《中国近代史普及读本》。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先生在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撰写的《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历史紧迫感”对中国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造成了多大影响!)、一百周年撰写的《百年锐于千载》(标题本身就如此迷人!)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清楚地记得,阅读《实斋笔记》和彭剑兄整理的《章开沅口述自传》时的心潮澎湃;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早期习作《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认识》和《“东方主义”与自我认同》如何从先生的《“排满”平议》一文和《离异与回归》一书中找到立论的根基。

章开沅先生又是学界公认的优秀教师和杰出教育家。他锐意进取,不断为学生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我不过是一只老母鸡,东扒扒,西啄啄,扒出一点东西就让小鸡们来吃”,培养了一大批知名中青年学者,桃李满天下。他胸怀宽广,支持学生去更好的平台,“我的学生不一定都要留在身边,对历史研究所而言也是如此,哪里更有发展前途,就鼓励去哪里”。他心系天下,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忧心忡忡,“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今后大学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两代人的真诚努力所能完成”。他淡泊名利,想要打破高校体制的围墙出去“透透气”,率先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并拒领津贴,为破除学术头衔终身制开了个好头。

于我而言,章开沅先生不仅是华师的前辈、南大的学长,还和我的博士师门有一段渊源。1961年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是章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外国学者的成就让他深受刺激,从此与辛亥革命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另一方面,会后他获得两年学术休假,得以去北京“访师问友,提高学术水平”。他向往的去处之一是北京大学,“经过侯仁之亲自联络,邵循正满口答应接受”。后来曾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的杨东莼捷足先登,把他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协助征集北洋政府时期资料,但章先生始终记得,1960年代在北大历史系“曾蒙邵先生的照顾”。彼时,蔡少卿先生正担任邵循正先生的学术助手并随他研治近代史。2017年,蔡先生的大弟子孙江教授应邀作为首届“章开沅学术讲座学人”到华中师范大学作系列讲座,章先生特意提及此事。孙江教授和诸位同门、同仁一道创办的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也始终以章先生为学术研究和立德树人的楷模,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此为史学之观念。“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此为史学之境界。“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先生走了,他的德行、功业和著述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历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章开沅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