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个早晨，在华中师范大学幽雅美丽的校园里，常可见一位肩挎着包，精神矍铄，步履稳健的八旬老人，走在忙碌的上班人群中。迎面而过的师生会向老人致以亲切的问候；有的距离稍远的，会毕恭毕敬地驻足凝望老人那承载历史沧桑的背影；还有的时候，一些朝气蓬勃的学生，三五成群，兴奋地跑过来，争相挽着老人的胳膊，与他合影留念。他就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
章开沅早为人师，诲人不倦，在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培育英才无数；他勤于治史，在史学研究领域开拓出一个又一个新课题，“将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国际”，“让国际教会大学史走向中国”；他曾引领华中师范大学，集思广益，广泛开展海内外的校际交流，带领华师走向国际；他曾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勇敢揭露日军暴行，维护历史尊严，唤醒人类良知……凡是知悉章开沅的，定格在他们脑海中的是他待人接物的笑容可掬、温文尔雅和宽容豁达；是他治学的严谨和勇于创新；是他思维的敏捷和言语的幽默；是他对生活的热忱和乐观，还有他与世俗弊端和不公正对抗的大义凛然。章开沅早年历经坎坷，却用自己的奋力拼搏和开拓进取塑造了独特的人格魅力，走出了一条不平的人生之路。
一、苦难童年，坎坷成长
章开沅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章氏宗族聚居在芦苇丛生、风景秀丽的荻港村。荻港人迫于田地缺乏，多出外经商，游幕谋生，章氏先祖亦不例外。章开沅的曾祖父维藩公，早年效力左宗堂西征大营，转战于新疆南北两路。后以军功保举，历任安徽抚署文案、无为州知州、怀宁县知县等职。但因厌倦仕途，维藩公于甲午战后开始投身实业，先后在安徽芜湖和当涂创办益新面粉公司和凹山铁矿，从此在芜湖安家。1926年7月8日，章开沅就出生在那里。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先辈当年的辉煌已逝，但家族英雄维藩公的形象深深烙在章开沅脑海里，曾祖父的事迹亦诱发了他后来研究张謇的兴趣。
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仍，家境衰败，章开沅的童年生活曾经辗转异乡，他先后随父母迁居上海、当涂、武汉等地。1934年，章开沅就读于芜湖襄垣小学，后因抗战爆发，全家被迫西迁，避居重庆乡下。由于家庭经济拮据，父亲将章开沅兄妹送往江津国立九中就读，借助政府“贷金”继续学业。此时的章开沅酷爱文学，勤练写作，因其冷峭的笔调被同学们誉为“小鲁迅”，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树立了将来成为一个文学家的梦想。可惜在那颠沛流离的烽火岁月，许多美好时光都转瞬即逝，许多人生梦想都无法成真。1943年暑期，章开沅因学潮受到牵连被开除学籍，戛然停止了“田园牧歌似的中学生活”。
初次失学的章开沅为生活所迫，进入重庆乡间一所计政人员专修班学会计，因与军训教官发生激烈冲突，又一次被学校开除。后在重庆、泸县之间运粮，浪迹社会底层，历经风餐露宿的滋味。这段短暂而艰苦的流浪生活磨炼了章开沅的意志，使他洞悉了社会的黑暗，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持有深深的同情。他后来作为历史学家的使命感与悟性或许也由此中来。
结束流浪生活后，章开沅在家族长辈的安排下，在粮食部重庆仓库抄写公文。这一时期的章开沅，晚间独居临江吊脚楼上，勤阅文学书籍并练习写作，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时局的感叹都寄予其中。
1944年冬，抗战形势危急，重庆政府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章开沅，这个热血男儿，毅然“投笔从戎”，上疆场保卫国土。没想到未及赴前线杀敌，日本即已宣布投降，他成了没有打过仗的抗战老兵。
1946年9月，章开沅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这段时期，他已崭露头角，显示出博学多才。在校期间，他私下阅读了大量的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投身学运。他文笔犀利、思维敏捷，具有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曾创作两篇在校园内外较有影响的时评，一为《武训与陶行知》，另为《漫话金圆券》。尤其是第二篇文章，他充分运用所学西方货币学原理与理论，剖析了金圆券的运作及其前景，博得系内外众多师生的关注。年轻气盛的章开沅这时又产生了当一名战地记者的梦想，他认为“那才是充满挑战和刺激的职业”。但命运却使章开沅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在金大，章开沅受到了严格的历史学训练，该校历史系创建人贝德士和当时历史系主任王绳祖都曾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近代史研究院，比较重视近现代史与当代国际关系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切影响了他以后的专业取向。金大成为章开沅的人生转折点，新的起跑线。
1948年11月，章开沅经由地下党介绍，进入中原解放区并就读于范文澜、潘梓年分任正副校长的中原大学。经短期政治学习后，留校在政治研究室中共党史组学习与工作。1949年夏，章开沅随部队南下至武汉，曾任中原大学一部五十七队助教，教育学院历史系助教、实习教员。1951年8月，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奉命与华中大学合并，改制为公立华中大学，以后又与其他若干学院、系合并，正式成立华中师范学院，章开沅从此为该校服务终身，将自己奉献给伟大的教育事业。
二、乐为人师，培育英才
章开沅经常说“我欢喜教师这个职业，我欢喜学生，学生也欢喜我，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自执教以来，章开沅把教书育人当作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三尺讲台上乐而忘返，勤奋耕耘六十年。他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和学生打成一片，既是良师，又是益友。他始终关心学生，不仅为他们解惑答疑，还对他们嘘寒问暖，适时给予如慈父般的关心。教育是章开沅生命的寄托，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他的人生追求。
1949年，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紧迫需要，屡经失学之苦、大学还未毕业的章开沅匆匆登上讲台，努力完成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全心全意地履行了一个教师的职责。在中原大学任教期间，章开沅主要教授中共党史和新民民主主义论。1954年秋季，他被安排独立为大学本科生和在职中学历史教师授课，主讲中国近代史，所授之课都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尤其是他授课的全心投入、深刻的见解、率直的个性、言语的风趣与平易近人，让学生难以忘怀。1956年，章开沅开始成为武汉地区较有影响的优秀老师。七十年代末，开始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年，他被批准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率先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自1984年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后，因行政事务缠身，章开沅不再为本科生授课，但他心系学生，时刻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他会在百忙中抽时间在校内外举办学术讲座，向学生授以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的道理，鼓励学生不仅要学好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更要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迄至今日，他的演讲可以说无以计数，而足迹遍及海内外。校内外学生都爱听他演讲，每逢他的专场演讲，都会早早到场，将会场围得水泄不通。他的坦荡胸怀、远见卓识、理智分析及慷慨陈词，对后辈学人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鼓舞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1990至1994年，旅居海外期间，章开沅还与在外国留学或任教的众多中国青年学人建立了广泛联系，关心他们的学业成长，为他们回报祖国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92年6月，当他即将离开耶鲁大学回国时，该校两岸同学会的一位成员即席赠诗：“桃李满天下，文章惊鬼神。讲学广会友，寻道每怀情。侃侃谈国事，谆谆励后生。男儿轻聚散，唯愿海河清。”此诗可以说是对章开沅治学育人之精神和业绩的充分写照。
章开沅一向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把他们视为希望之所在：“有的同志讲，年长的同志应该当人梯，让年轻的同志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登科学高峰。可是，我不能当人梯，我缺乏高度，是科学的侏儒，站在我的肩膀上是难以登上科学高峰的。但我愿为青年做一块铺路的石子，把你们前进道路上的坎坷铺平一些。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多么谦逊而又高尚的精神！在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培养教育上，章开沅倾注了心血和热情，他不仅传授历史知识，还努力拓展学生的思维，为他们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引导学生开展独立的学术研究，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他还在事业、家庭等方面给予学生关心和照顾。他充当着平凡而又坚实的石子，为后辈学者提供和创造各种机会和有利条件，让他们顺利前行，潜心研究。1979年，章开沅在东京大学搜集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的档案文献，1980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情况，在这些工作过程中，他敏锐意识到若干新兴领域的研究价值，随即安排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一些博士生进行系统的研究。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由此脱颖而出，如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马敏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朱英教授、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桑兵等，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声名卓著，而在国内曾是一片空白的中国教会大学史这一研究领域也蔚然兴起。“我就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章开沅的言语中不无流露出他对后辈学人长者般的默默奉献与无私关怀。
“教师不仅是个教书匠，还要跟学生有默契、有交流，无论是眼光还是语言，都是其乐无穷”，几十年来，章开沅就这样乐此不疲，育英才无数。他尊重学生，平等对待每个学生；他爱护学生，尽力扶助和提携他们，对于那些已毕业离校的，还进行“追踪关怀”。学生们经常受益于他的谆谆教诲，认为“他不仅是可敬的学者，还是可亲的长者。”如今，章门弟子遍及海内外，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其中，有的在史学领域成绩斐然，有的在政治领域崭露头角，有的在商界经营有道，一个个又无不以章师为榜样来做人做事。这是章开沅执教以来辛苦耕耘的成果，应该足以让他感到欣慰了。
没有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三、勤于治史，勇于创新
章开沅最初并无意研究史学，然而烽火岁月、革命需要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让他与历史结下不解缘。他真正对史学产生兴趣是在华师历史系任教后，初入史坛时主要侧重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太平天国史研究，随之而来的一些偶然机会促成他在辛亥革命史、教会大学史和南京大屠杀等历史研究领域取得举世公认的卓著成绩。他热爱史学研究，正是这份痴迷，驱使他奋发向上，勇于创新，产出丰厚著述，让后辈学人受益无穷。
章开沅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发端于1954年。当时德国历史学家贝喜发博士不远万里专程来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资料，章开沅立刻被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感动，从中也认识到了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此后，他开始痴迷于辛亥革命研究。1961年，章开沅参与举办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两篇论文《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和《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赞赏。第二篇论文作为会议唯一一篇代表性成果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载。这个初始的成就大大鼓舞了章开沅致力于辛亥革命研究的雄心壮志。此后由于研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潜心张謇传记的撰著，并因此而成为史坛后起之秀。但不曾想1964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评论李秀成功过的文章，遭受重点批判之苦，从此被剥夺学术研究和发表文章的权利长达十年。“四人帮”垮台前夕，章开沅重拾信心，与林增平先生等学者一起撰写《辛亥革命史》这部皇皇巨著。以此为新起点，章开沅一鼓作气，相继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在海内外学术界颇具影响的专著。同时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系列见解独到的论文，如《辛亥革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等，在海内外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他登上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高峰，80年代被公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权威。
80年代后期，在金陵大学就读时的美籍教授贝德士将章开沅与教会大学史和南京大屠杀研究联系了起来，这是章开沅未曾意料到的；而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又促使他在这些领域迎风破浪，锐意进取，勇挑重任。1985年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教授突然来访，向时任校长的章开沅建议两校合作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刘教授曾就读燕京大学，原属教会学校，而章开沅曾就读的金陵大学亦属教会学校，老师贝德博士就是一位美籍传教士。当时在中国大陆，这一研究被视为学术禁区，几乎无人涉足。章开沅经过一番思量，很快接受这一建议，进入这个领域，成为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1989年6月，章开沅在华师主持举办了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海内外研究有素的学者畅所欲言，中外学界认为是这个领域的一块里程碑，他与林蔚博士合作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也付梓问世，冷寂已久的学术禁区终于被勇敢突破。1990至1993年，他在辞去校长职务以后，前往北美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耶鲁大学神学院等著名校专心研读有关基督教与教会大学的重要典籍与历史文献，并与海外学者广泛交流。1994年，他经由台湾回国，在华师成立了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在美国鲁斯基金会的下，自国外购进大批原始文献资料，与海外学者密切合作，整合学术资源，开拓研究项目。2001年，他又成立了以基督教史研究为收藏特色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文献中心，为方便中外学者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资料。同时，章开沅还勤奋著述，主编《中国基督教文化丛刊》和《教会大学史译丛》，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频繁参加相关海内外大型国际学术会议。2007年，出版了《传播与植根——中西文化交流论集》专著，该著作汇集了他研究教会大学史的重要论文，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如今，教会大学史研究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许多年轻学者纷纷涌入这个行列，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中心地也真正落户中国。
1988年暑假，章开沅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无意中发现总量达1000余卷的“贝德士文献”。贝德士教授曾作为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之一，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该文献即是对南京大屠杀的真实记录。但因当时校务繁重，章开沅未及系统阅读，直至1991年再访耶鲁时，他才细细研读该档案文献，并进行系统整理。日本的暴行、受难同胞的惨痛一幕幕浮现在章开沅眼前，而至今日本右翼分子还在疯狂叫嚣。他的心中充满愤慨，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历史学者的良知在呼唤他。他挺身而出，奋笔疾书，先后写成和编译《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11——1938.5》、《天理难容——美国传教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著作，发表《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等论文。这些论著维护了历史真貌，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有力抨击了日本右翼分子的谬论，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
除了以上领域，章开沅还在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1983年7月，他出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届评议组成员，后又出任该组召集人，为全国历史学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他一手创办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率领一批青年骨干，将所建设成为辛亥革命史、商会史、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中心和中国近现代研究人才的培养基地。
能够在史学研究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除了勤奋和勇于创新，还与章开沅的治学根基及独特的史家品性紧密相联。“史学家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无论在政治压力还是在金钱诱惑之下，都不能忘记这个根本”，这是章开沅治学为人的根本，也是他对学生的忠诚劝诫与勉励。
四、引领华师，开拓风气
在章开沅的人生中，除了治史和育人，还有一段不寻常却又颇显辉煌的篇章，那就是引领华师。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期间，他常常爱说这样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他看来，“校园譬如军营，师生如同士兵，老师（包括校长）职工和学生一批一批来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连绵不绝的流水，但名校如同铁打的营盘，历经巨变沧桑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须遵循的合理制度。光靠校长自身的聪明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正是秉承这种“好制度比好校长更为重要”的办学精神，章开沅努力探索，团结华师教职员工，制定出一套适合华师发展的方针政策，引领华师走出困境，走向国际，使华师在国内外日渐声誉鹊起。
1983年冬，章开沅因其较高的民意和声望被国务院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当时“文革”遗留的派性影响尚未完全清除，学校内外障碍重重，新老领导班子的交接也出现了困难，使许多日常工作近乎瘫痪。另外，章开沅在史学研究上虽说已颇有成就，但仍需拓展深化，有许多繁重课题正在进行。在这样一个危难和艰巨的时刻受命，可以想见章开沅肩上的担子之重，责任之大。“时势造英雄”，正是这种困难重重的形势造就了一个睿智和充满人格魅力的校长。
为打开滞缓局面，推进学校发展，章开沅秉承开门办学方针，广泛吸纳各方面意见，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方针。他以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为指针，主张大学要国际化，要“在开放中求改革，在竞争中求发展。”他认为开放是向社会开放，向世界开放；竞争是走出湖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奋发图强。此前，他在1978年已率先接纳国外的进修学者，多次出访美国和日本，积极推进国际之间的校际交流。1985年，他以华师校长身份正式应邀访问美国，最早与美国孟菲斯大学校长共签交流协议。华师成为与该校建立全面校际交流关系的第一所中国大学，这一举措备受当地各界人士与媒体的重视，美国田纳西州政府亦因此授予章开沅荣誉市民证书。同年，章开沅再次应邀访问耶鲁大学，通过该校雅礼协会，与美这所名校建立了切实而稳定的学术交流关系。雅礼协会与华师前身（华中大学）有着长期历史渊源，早在1953年与华师达成交流协议却因“左”倾思想阻挠而未能正式签订。1985年章开沅排除“左”的干扰，并凭借自己在耶鲁的影响，双方恢复了原有的历史联系，并在新的基础上推进了双方的学术交流。
为提升学校的整体学术水平和教研力量，章开沅充分利用校外优秀人才资源，先后聘请徐迟、姚雪垠等著名学者在校任职授课，同时还经常邀请海内外杰出人士来校为学生举办学术讲座。为筹集办学资金，他在出外参加学术交流会议之际，向与会者推介华师。他还曾亲自率团前往南阳油田，签订长期联合办学合约，并在教学、科研与后勤等方面得到油田热情帮助。为使学校更好的服务社会，章开沅与副校长一起制订“校一县”、“校一厂”全面协作模式，与仙桃市全面合作。这一模式不仅有效吸纳了地区资源，还对该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被誉为校市联姻的“仙桃模式”。为丰富校园文化，陶冶学生性灵，1987年，章开沅创办了桂子山文化艺术节，这一艺术节开国内大学校园风气之先，成为华师优秀传统文艺活动之一绵延至今；为美化校园，将华师建设为花园式园林学校，章开沅不拘一格敬人才，聘请园林师傅为生物系讲师…..“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章开沅常常以这句话与全校师生共勉，共树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作风，他引领华师人，齐心协力，将华师初步建成了一座现代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重镇。
引领华师的六年时光里，章开沅心系师生，心系校园的一草一木，可谓心力交瘁，个中的酸甜苦辣或许只有他本人才能体会。很多时候，他夜不能寐，脑子里萦绕着一个又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很多时候，在他的私人住宅，会有人深夜来访，向他反映问题或寻求帮助；很多时候，他凌晨四点即起，爬梳资料、挥笔写作；很多时候，他顾不上妻小，为华师奔波在外。一个个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一个个困惑都逐渐淡化了。他具备社会活动家的聪明才智，他更有忍辱负重的精神，他在历史舞台上英姿飒爽，成为众人仰慕效仿的榜样。
如今，海内外华师新老校友都仍亲切地称章开沅为“老校长”或“老院长”。岁月虽逝，但他当年辛苦创下的辉煌业绩，他引领华师的飒飒英姿永远铭刻在华师人的心中。
五、老骥奋蹄，永不停歇
“老骥奋蹄，志在千里”，本应与妻女安享天伦之乐的章开沅，却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老而弥坚，继续在史学的海洋中奋力远航。
晚年的章开沅开辟教会大学史研究领域和涉足南京大屠杀研究，著述宏丰，学界瞩目。更为可贵的是，他多年为揭露日军的滔天罪行，谋求历史公正，唤醒人类良知，维护世界和平奔走呼号。除了著书撰文，旅美期间，他还参与了对日索赔会的活动，并先后赴日本各地参加关于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与研讨会，发表演讲，声讨日军罪行，还与日本进步民众一起参加抗议日本右翼势力的示威游行。“严酷的现实教育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也不容许篡改历史。而作为历史学家，更应捍卫历史的真实，历史的尊严。”章开沅向世界如此宣告，他说到做到，义无反顾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此外，自2005年起，章开沅开始与国际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对话，共同探讨以日中关系为主轴的有关人类文明重建与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等重大问题。2006年，在首届南京国际和平论坛上，他和其他七位中日进步学者被授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贡献奖。章开沅为促进中日友谊，推动世界和平，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造就青年学者开路，为发展学术交流搭桥”，此乃章开沅的人生追求。任重而道远，但他无怨无悔。
本应荣休的章开沅仍关爱年轻学者的成长，亲带博士生，指导他们的论文写作和课题研究。只要在校，他就坚持每天上班，打开办公室的门迎接那些前来求教的校内外学生和学者。只要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他就招呼学生前去“啃啄”，在他们遇到困难时适时伸出援助之手，指引他们走向学术前沿。他还关心学生和青年学者的日常生活，时刻不忘叮嘱他们在做学问的同时保持身体健康。他仍关心本科生的成长，每到华师开学之时，他都会为新生上第一堂生动活泼、令人难忘的两三前ren以上的大课，更多地则在校内外为广大本科生举办学术讲座，活跃学生的思想。
“真正的学术应是全人类的公器，真正的史学其价值必然超然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章开沅做了许多工作，除了到海外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访学和参加学术会议，他还历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为那里的学生授课。1995年，年近七旬的他任香港中文大学第14届“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前往该校进行讲学与合作研究。进入21世纪后，章开沅多次赴日本、美国、荷兰、法国、英国等地讲学或参加学术讨论会。尤其是年逾八旬以后，在日本关西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访学取得许多实效，在他的努力与倡导下，在华中师大先后成立了池田大作研究所和涩泽荣一研究中心，他本人分任这两个机构的名誉所长和名誉主任。2001年，鉴于章开沅的学术造诣和人格魅力，在海内外学人的推动下，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了章开沅基金。基金每年邀请一位国内学人到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访学，聘请一名海外著名教授到校演讲，并连续多年举办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研讨班，大大促进了青年学者的培养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他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甘当铺路石子，引领他们前行；他将外国的优秀史学介绍给中国，把中国的优秀史学介绍给外国，成为沟通中西学术交流的不朽桥梁。
他的思绪似乎永远不会枯竭，他的笔锋似乎永远不会停滞，他的脚步似乎永远不会驻留。他仍然以年迈之躯承担国家重大课题，从事清史工程（通纪、宗教志等）等多项研究工作。他仍然勤于写作，常常于凌晨人们还在熟睡之际挑灯疾书，来自学生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索稿，他往往会欣然接受，虽自称是“文债毕集”，却总会如期完成。他仍然关爱华师，在华师百年校庆上的一句激动人心的“华师万岁”让众多师生心潮澎湃，斗志昂扬。他仍然关注校园的一草一木，对摧残花草的不良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他仍然关爱社会，提倡参与史学，力促史学家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为构建和谐社会，为改造人类文明贡献聪明才智。
现今，学生们都爱称章开沅为“阳光老人”，他所到之处，都让人如沐温暖和煦的阳光。的确，无论是作为大学校长，还是学者，抑或是一名普通教师和长者，章开沅身上都充满了阳光气息和无穷魅力。不管再忙再累，“只要没有倒下，小睡片刻，恢复体力再上场”。几十年如一日，他就这样坚持着，开创多个学术支脉。“学术的小我只有汇入学术的大我才能进入永恒”，凭着这份坦荡宽广的历史胸怀，他提携青年学者无数。“真正的学者要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籍此独特人格魅力，他倍受人们的敬仰……章开沅的人生历程，犹如一册史书，让人百读不厌；他的魅力不靠华丽的外在张扬，而存在于他那诚挚的真率，以及那些流传已久的许多充满智慧、充满活力、充满追求、充满拼搏、充满仁爱的人生故事中。
“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路漫漫何惧远？章开沅仍在扬帆远航……
（作者简介：刘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章开沅先生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