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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的格致学

胡思庸: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的格致学

在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学术文化长期被儒家经学所笼罩。实用的科学技术被视为“形而下”的末艺,不受重视。明清以来的八股取士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至于在学术思想上,到了乾嘉以后,“汉学”和“宋学”并立,又互争正统,势同水火,龂龂不休,却不过是儒家经学内部的争论。乾嘉末流的学术弊病,可以说是“义理考据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宋,则归汉”。虽然当时有人尝试“调和汉宋”,还有人在汉、宋二学之外另辟蹊径,复兴《公羊》;然而封建中国的学术,始终跳不出经学的圈子。宋学的始祖程伊川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河南程氏遗书》卷18。至清,桐城派文人姚鼐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据也,词章也。”《述庵文钞序》,《惜抱轩文集》卷4。汉学家戴震也把做学问的路子分为义理、制数、文章三种,并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戴震:《与方希原书》,《戴东原集》。这些,是鸦片战争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鸦片战争以后的1843年,曾国藩还在家书中写道: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诸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东方书局版,第4册,第26页。总之,义理、词章、考据,这就是近千年来士人心目中的几乎全部的学问。

到了19世纪50年代,曾国藩的看法稍有改进,增加了一种“经济之学”。他说:“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辛亥七月,传忠书局刻本,卷上,第8页。按: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见《论语·先进》。与曾国藩同时的汉学家汪士铎,也有类似的见解:“学问之途四:曰经济,曰汉学,曰宋学,曰词章。”汪士铎:《答罗雨书》,《汪梅村先生文集》卷10,第15页。曾与汪的学派倾向不同,但他们这时都承认“经济之学”也是一门大学问,反映时代的变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刺激,迫使士大夫日益重视经世致用的实际问题。不过,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经济之学”不外乎是古今典章制度之类的东西,照曾国藩的说法,“经济之学”就是儒经中的《礼》:“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世,无他,礼而已矣”郭嵩焘:《曾文正公墓志铭》。。又说:“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曾文正公杂著·笔记》,传忠书局刻本,卷上,第1页。可见,经济之学即经世之学,仍不过是孔门四科中的一科(政事),儒家六经中的一经(礼);总之,是经学的附庸。似乎世间一切学问,永远被经学囊括无遗。19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冈千仞在中国南北各地游览考察将寻近一年,他的结论是:“非一洗烟毒与六经毒,中土之事,不可下手。”冈千仞:《观光纪游》,明治十七年八月一日。把六经与鸦片烟相提并论,虽然不无过甚其辞,但六经遮蔽了人们的眼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偏激之言,其来有自。

时代迫使经学的卫道士不得不谋求适应之方。他们以后通过办洋务,开始接触到一点同儒家经学大异其趣的西方科学技术。他们对这些东西本来是一窍不通的,但他们中间一部分讲究实际的分子(即经世派)却懂得,“船坚炮利”对于维护本阶级的统治是多么必要,而科学技术又是“船坚炮利”的前提。于是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呼声响彻了东亚,这对洋务运动也起了推动作用(洋务派从右的方面接过了魏源的口号)。从60年代起,在曾国藩、李鸿章、奕等人的提倡赞助之下,中国学者通过西方传教士,把西方的科学和工艺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样,自从康熙末年中断了100多年的西方科技的输入,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开始了。

科学技术是独立于经学之外的广阔学问,但在晚清,它却被人们用经学的语言称作“格致之学”。“格致”一词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无论从《大学》本身的思想体系上讲,还是从郑注或朱注的精神实质讲,“格物致知”的本义只是“修、齐、治、平”的起点,是一种道德和政治范畴。但由于朱注有“即物穷理”的说法,包含了探求客观事物规律的意义。

第一个借用此词以指科学技术的,是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他在《几何原本序》中说:“夫儒者利玛窦常泛指东西学者俱为“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吾西陬国虽褊小,而其庠校所业,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独备焉。……其所致之知且深且固,则无有若几何一家者矣。”《几何原本》卷首,同治四年金陵刻本。这里他把格物、致知、穷理作为科学方法来看待,而且认为几何学是最高深坚实的格致之学。

时隔200余年,近代来华的欧美人士,最初还不知道使用这一名词。例如19世纪50年代,英国传教医师合信(B.Hobson)所编的普及性科技读物《博物新编》,以及墨海书馆(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所创办)出版的科学普及刊物《六合丛谈》,都没有使用“格致”一词。在近代,最早使用“格致”一词以指科学技术的人,是冯桂芬和李鸿章。60年代初(或更早一些),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一文中就论到明末清初以来经传教士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校邠庐抗议》,光绪二十四年重印本,下卷,第37页。。他主张在广东、上海成立翻译公所,专译西方科技书以教授文童,“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校邠庐抗议》,光绪二十四年重印本,下卷,第38页。。京师同文馆成立后,冯桂芬又主张推广同文馆之法,在上海、广州各设一馆,教习西学。他写道:“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上海设立同文馆议》,《校邠庐抗议》,下卷,第50页。这些西书翻译过来的只是极少数,因此必须培养西学人才,“尽见其未译之书”,才能对西方格致之学由粗浅而入精深,“青出于蓝”。李鸿章接受了冯桂芬的建议,于同治二年(1863)奏请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并在该馆章程中规定:“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从算学出。……凡肄业者算学与西文并须逐日讲习。”《上海议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试办章程清单》,见《京师同文馆学友会报告书》(京华书局1916年印)。寓有西文与科技并重之意。为了强调重视西方科技,李鸿章为该馆正厅所题匾额即为“格致堂”见《万国公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4册,第2139页。三字。此后,1866年,美国传教士、京师同文馆教习丁韪良自称要对清廷“仰酬知遇”,编纂刊行了一部介绍西方科技的书——《格物入门》,该书分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测算举隅等7卷,内容当然是粗浅的。

到了19世纪70年代,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等人与中国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人一起,在上海创力了格致书院,后来宁波、广州也相继效法,建立了各自的格致书院。1876年,傅兰雅在上海创办了《格致汇编》杂志,它对国外的英文名称是“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中国科学与工艺杂志》),内容涉及数、理、化、生、天文、地理、医药卫生、冶金、采矿、纺织、磨面、机器制造、土木工程、印刷制版、摄影、电镀、水利治河、陆军海军,甚至历史、语言及绘画透视法等,有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几乎无所不包,而以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为主。它还设有“互相问答”专栏,解答各地读者所提出的问题。该刊办了2年(1876—1877)后,因傅兰雅回英而停刊,至1880年复刊,又办年(1880—1881),均为月刊。1882年再次停刊,8年后,1890年再次复刊,又办了3年(1890—1892)。在这断断续续的7年中,撰稿人不多,经费困难,傅兰雅编撰译述,筹划奔走,惨淡经营,颇历艰辛。他说:“灯下苦功,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富自强,寖昌寖炽,以成百世之福。”《格致汇编》第7年(光绪十八年,1892)冬季卷“特白”。在1882年至1898年,傅兰雅还陆续出版了一套《格致须知》的普及性小书,全套3集,每集8册,文字简要,内容浅显,而且附有必要的插图,对科学知识的普及有相当作用。此外,70—80年代,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与中国学者郑昌棪还陆续从英文翻译了《格致启蒙》4卷《格致启蒙》分化学、地理、天文、格物(即物理)4卷,江南制造局刊本。;丁韪良与同文馆学生胡玉麟等合编《格物测算》8卷《格物测算》卷1至卷3为力学;卷4水学,卷5气学,卷6火学,卷7光学,卷8电学。同文馆刊本。;还有莫安仁(E.Morgan)的《格致举隅》,等等,都是多科性综合性的科技读物。

总之,“格致”的涵义和旨趣,在近代已与经学无关,而约定俗成地成为“科学、技术、工艺”的特定概念了。作为科技涵义的“格致”一词,一直沿用到l9世纪90年代,戊戌变法后,康有为、严复受到日本的影响,才开始使用“科学”一词。但“科学”一词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指出:“惟是设教之法,古今各异,中外不同,而格致之学则一。然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常伪;外国之格致,功征诸实,实则皆真也。”徐寿:《拟创建格致书院论》,《申报》,第574号,同治甲戌正月二十八日,上海书店影印本。徐寿道破了作为科学的格致与经学格致的本质区别,深刻批评了旧学、经学脱离实际的学风,赞扬了新学、科学务实求真的精神。

虽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极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但我们的民族毕竟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且富于天才智慧。对于传教士所带来的那么一点格致之学,中国学者不但很快地吸收融汇,而且远比那些传教士理解得要深刻明彻。李善兰就是一个例证。

李善兰本是浙江海宁的一个秀才,在接触西学之前,他靠研究中国的传统算学方法,业已独立地跨进了高等数学微积分和素数判定的门槛。他15岁时读了利玛窦、徐光启所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6卷,尽通其义。可惜利、徐二人没有译出后面更艰深的几卷,他深以为憾,常幻想有“好事者或航海译归”,使自己得窥全貌。1852年他在上海结识了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他们对他的才华感到惊奇,便邀请他到墨海书馆共同翻译西方格致之书。他同伟烈亚力决定首先翻译《几何原本》后9卷;但此书在西方各国多未全译,完善的本子很少。英国有一部从希腊文译为英文的本子,由于翻译和校勘的粗疏,伪误层见叠出。伟烈亚力自己也承认:“余愧翦陋,虽生长泰西,而此术未深,不敢妄为勘定”伟烈亚力:《续译几何原本书》,见同治四年金陵刻本《几何原本》(15卷)。,只能就英译本照本宣科,口译为汉语,余则无能为力,英译本谬误之处全凭李善兰深广的数学知识加以匡正审定,“删芜正讹,反复详审,使其无有疵病,则李君之力居多,余得以借手告成而已”伟烈亚力:《续译几何原本序》。。全书译完后,伟烈亚力说:“异日西土欲求善本,当反访诸中国矣。”李善兰:《续译几何原本序》,同治四年金陵刻本。《几何原本》的翻译,在中国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件大事,而李善兰的科学造诣和工作难度,实远过徐光启等人。

在《几何原本》的翻译过程中,艾约瑟又邀请李善兰同译英国胡威立(Whewell)所著的《重学》(Mechanics,即力学)。于是李善兰“朝译几何,暮译重学”李善兰:《重学序》,同治五年九月。,同步进行,同时译竣。此后,他又同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合译《植物》,同伟烈亚力合译《代数学》、《代微积拾级》、《谈天》等书,第一次把西方近代的植物学、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及近代天文学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那时在江南一带,开始出现了一批热心探求西方格致之学的士大夫。诸如松江的韩应陛、上元的管嗣复、慈溪的张斯桂,乃至徐有壬、王韬、吴子登等,与西方传教士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管嗣复的父亲管同,是有名的闭关绝市的倡言者,而管嗣复却宁愿以每月15两银的微薄束脩,受雇于传教医师合信。有人责备他“贬价屈节以求合西人”,他的答复是:“来此欲求西学。”王韬:《蘅华馆日记》(稿本,上海图书馆藏),咸丰九年二月六日戊午。父子两代竟如此不同。吴子登与艾约瑟等交游,学习格致及摄影原理,他平时“案头多陈工匠椎凿,能以新意造器,其巧思不减泰西”王韬:《蘅华馆日记》(稿本,上海图书馆藏),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三日丁亥。。可见其治学方法已与旧式儒生咿唔案头者大异其趣。江苏巡抚徐有壬精于历算,曾通过王韬的介绍,结识墨海书馆的西方教士,“得与纵谈”,又“与壬叔(李善兰)为算学交,最密”同上,咸丰九年正月十二日甲申。按:徐有壬,顺天宛平人,原籍浙江乌程。咸丰八年升任苏抚,咸丰十年被太平军击毙于苏州。,著有《务民义斋算学》行世。

江南一带尤其突出的是江苏无锡。据傅兰雅说,在无锡“士人多以为《诗》、《书》经史几若难果其腹,必将究察物理,推考格致,始觉惬心。如是者凡数人,而徐、华二君好之尤甚”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见《格致汇编》第三年夏,第11页。。徐寿、华蘅芳少时本都是学作八股文,准备考功名的,后来读到了《博物新编》和墨海书馆所译出的几种西书,决心抛弃举业,“专究乎致知格物之学”,“凡与格致涉者,如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医学,靡不穷源竟委焉”程培芳:《徐雪村先生传》,见《碑传集补》卷43,第14页。。徐、华两家相距只几十里地,又志同道合,经常互访,各道所学,切磋讨论,“日夜不休”。他们很重视实验,实验光的色散现象时,弄不到三棱镜,“乃用水晶章磨成三角以验之”;学到了枪弹的轨迹呈抛物线的知识时,为了验证仰攻和俯击是否一致,“乃设立远近多鹄,射击以测视之”钱基博:《华蘅芳传》,《碑传集补》43卷,第20页。。

1862年,曾国藩驻师安庆,设法罗致人才,特意奏请将徐、华等人征赴湘军大营。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他们在几乎没有任何技术资料的情况下,开始自行设计制造一艘25吨的轮船,于1865年“初行大江中,七时内可逆水行二百五十里,及回而顺水,不过四时已到”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三年夏,第10页。。这就是第一艘中国自制的轮船“黄鹄”号。1867年,他们到上海江南制造局。第二年,制造局专门成立了翻译馆,聘请伟烈亚力、傅兰雅和玛高温(Daniel Mac gowan,美国传教士)3人为翻译,以后又陆续增加金楷理(Carl T.Kreyer,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人,与中国学者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以及赵元益、蔡锡龄、郑昌棪、李凤苞等,共同翻译西书。李善兰也在翻译馆工作过一个短时期(后至京师同文馆任算学教习)。据傅兰雅说:馆中的西人遇到“西国最深算题,请教李君,亦无不冰解”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三年夏,第11页。。1877年,《格致汇编》夏季卷特别印出李善兰的大幅照片,并附刊《李壬叔先生像序》一文。丁韪良在该文中写道:他对李善兰“知之深而慕之切”,表示由衷的折服。同年秋季卷.又刊出徐寿的大幅照片及《徐雪村先生像序》一文,表彰他在格致之学方面的卓越识见和成就。

翻译馆成立后,译书事业比较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当时洋务运动正加紧进行,曾国藩、李鸿章很重视译书工作,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为了配合军事工业,要求翻译馆“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9页(传忠书局刻本),同治七年九月。。根据这种指导思想,馆内优先翻译出版工业与军事用书,如《汽机发轫》、《开煤要法》、《金石识别》、《航海简法》、《防海新沦》、《制火药法》等,都是在江南制造局开始刊行书籍的第一年(1871)就刊成的。《汽机必以》、《水师操练》、《克虏伯炮说》、《克虏伯炮操法》、《克虏伯炮弹》、《克虏伯炮表》等书,次年刊成。《汽机新制》、《冶金录》、《海塘辑要》、《行军测绘》、《轮船布阵》等书,第三年(1873)刊成。举此三年,可见一斑。由于这些是“紧用之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书先为讲求”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三年夏,第12页。。

除此之外,他们也译出了不少基础性、理论性的格致之书。如傅兰雅与华蘅芳合译的《代数术》(1872年刊)、《微积溯源》(1875年刊)、《三角数理》(1878年刊)、《代数难题解法》(1879年刊)、《决疑数术》Probabilities概率论,1880年刊);又如傅兰雅与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1871年刊)及《续编》(专讲有机化学,1875年刊)《补编》(专讲无机化学,1891年刊)《化学鉴原》6卷,《续编》24卷、《补编》6卷又附录1卷,以上三书有合订本,1896年上海玑衡堂版。;玛高温与华蘅芳合译的《地学浅释》(地质学,1871年刊)等,都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书,有些则被同文馆或一些书院用作教材。

据《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的资料统计,从翻译馆成立到1880年的12年间,该馆共译在成书籍143种,其中刊印者98种235本。另有45种142本译成尚未刊印;销售31111部,共83454本。再查《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截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止的40年间,共著录书目156种。《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翻译馆编,宣统元年(1909)刊本。著录书目绝大部分为翻译的科技书,但亦有少量的人文书及国人所著书。两者相较,1880年以后该馆译印书籍的速度,由于某种原因而明显下降。虽然如此,考虑到学习西学格致的人越来越多,以及各书重版的因素,则40年间,仅该馆印书销售的总额,估计至少在6万部16万本以上。

除了江南制造局外,同文馆、广学会等机构都从事西学书籍的译著和出版。梁启超在1896年所著的《西学书目表》中,共著录西学书352种。据笔者分类加以统计,其中属于科技范围即格致学者,共259种,占总数的73.6%;属于人文范围者共93种,占总数的26.4%。而徐维则在1899年所著的《东西学书录》《东西学书录》,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未著撰写人,但书前有蔡元培所写的叙文,两次提到该书为其友“徐子”所著。,则著录书目537种,其中虽有少量日本人所著的书,但也都是有关西学的。若据《东西学书录》著录书目加以分类统计.则属于格致类的书目387种,人文类的126种,报章21种。就格致类书目与人文类书目比较,前者占75.2%,后者占24.8%。两者的比重与从《西学书目表》统计所得的很接近。所以梁启超说:在西学书中,“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时务报馆印本)。。

诚然,三五百种的格致学译著,为数太少了,何况有些是小册子,内容浮泛,只是常识的介绍。但它们在当时的中国是新鲜东西,有启蒙作用。中国近代最早的几位科学家就是通过与传教士共同翻译书而成长起来的。

格致之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后,学术思想界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封建统治者为了文化专制的需要,把程朱理学当作唯一的“正学”,“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l,《传道学案·平湖陆先生》。。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教育制度和八股取士制度都要以程朱之学为准绳。鸦片战争前夕,一批有识之士不满意这种现状,发出了“经世致用”的呼声。但如何才能经世致用,并没有找到根本的途径。今文经学家也高唱经世致用,宣扬今文经“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页。。不言自明,靠这种方法来“经世致用”是无济于事的。只有科学——格致之学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经世致用之学。鸦片战,从魏源开其端,到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继续沿这条路子走下去,甘愿放弃功名举业,而孜孜矻矻于格致之学,乐此不疲。他们认为“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学问”李善兰语,见王韬《蘅华馆日记》,咸丰八年十月二十日甲子。。90年代初,在上海颇负文名的沈毓桂为韦廉臣作传,说这位英国传教士“凡于天文格致一切正学无不罄其精微”沈毓桂:《韦廉臣先生传》,《匏隐庐文稿》第42页(该文写于1890年)。,虽然不无溢美之词,但沈氏的这种提法至堪注意:他已经把格致之学看作“正学”了。格致之学是“最大学问”,是“正学”,说明了人们的观念开始了多么不寻常的变化!

“该夷人除炮火之外,一无长技”道光十四年(1843)八月卢坤等奏片,见《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122页。——这是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早期认识。后来才认识到“炮火精良”的背后,有格致之学;在格致之学的背后,还有一整套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这就是康有为所谓“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册,第9页。。这样,由格致之学一步步地向社会政治领域深入渗透,终于汇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新思潮。

列宁说过:“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9页。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由基督教传教士来扮演最早传播西方科学的角色,就酷似这种情形。

耶稣会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即所谓格致之学,但他们来华的本意并非为了科学,而是为了科学的对立物——宗教。利玛窦对这一点曾经反复说明,直言不讳。他甚至说,他只是把科学作为对中国人的诱饵:“垂钓人类的渔人以自己特殊的方法吸引人们的灵魂落入他的网中。”《利玛窦中国札记》下册,第347页。明末传教士如此,时隔200多年,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也是如此。

随着鸦片和大炮一起进来的“圣经”,相当长时期在中国找不到信徒。第一个来华的耶稣教牧师马礼逊,在中国传道25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直到死去为止,找他接受洗礼的中国人只有10个。后来英国在华的总税务司赫德,把马礼逊当做英雄来吹嘘,说什么“马礼逊先生恒在失败与绝望中,挣扎奋斗”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1941年香港版,第239页。。这不过是用苦笑来解嘲罢了。终于,他们沿袭了利玛窦的办法:把基督教掺在格致学里(也可以说把格致学掺在基督教里)来兜售。英国传教医生合信是最早著书传播西方格致的人之一,他的《博物新编》引起了东南沿海一些青年士人的浓厚兴趣,后来又流传到日本。但正是在这里面,掺杂了基督教义,乃至西方粗糙的迷信传说。例如在介绍天文学常识时,他写道:“人生覆载之间,当知覆载之所以造。彼苍浩荡,日月何以光悬?星宿何以躔伏?地球何以圜运不停?静言思之,必知有一造化真宰,默主于冥冥之中。所谓天无耳而听者,真宰听之;天无目而视者,真宰视之。举凡在天垂象、在地成形者,莫非真宰之所形象之。……”《增补博物新编》,明治八年日本刊本,卷3《天文略论》。在讲到海水时,他写道:“西方有太湖,曰死海,其水为最咸,大小水族皆不能生……相传古为蛮国,民类甚恶,激犯天怒,上帝以硫火灭之,夜间似闻鬼哭。”《增补博物新编》,明治八年日本刊本,卷2《论海水》。在介绍科学知识的时候,趁机加上基督教的“神迹”,真中搀假,假中有真,竟同前此200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如出一辙。

传教士的格致知识,本来是有限的。他们漂洋过海到中国来从事若干年的宗教活动,那些知识有许多已过时了,他们从其本国弄来的科技书,有许多也已陈旧。梁启超指出传教士所译的“电学诸书,皆旧法,西人半废不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上卷,“电学”类的按语。。其实不仅电学,其他学科也有类似情况。例如1877年《格致汇编》所载《论苍蝇》一文,作者甚至说:“蝇之用处,亦间有之,以其能吸臭腐之质,免人致病。”“蚊啮人之毒,足治恶气所生之病.诚妙药也。故常被蚊啮者,可免疟疾等症。……其毒于人无害。”《格致汇编》第二年,卷7,第11页。这样的文章,今天的小学生也会为之喷饭。当时在欧洲,微生物学早已奠定基础,巴斯德已经证实,传染病乃由病原微生物所引起。而传教士们对此却一无所闻,实在令人吃惊。直到1892年,《格致汇编》才发表了《人与微生物争战论》见《格致汇编》第七年春季卷。,算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微生物的学说,时间比欧洲晚了几十年。

中国的有志之士在国家备受欺凌的刺激下,抱着虔诚的心情研究西方的格致。数学家李善兰说过:“呜呼!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他希望中国“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李善兰:《重学序》,1866年。,庶能富国强兵,抵抗外来侵略。而伟烈亚力却表现了迥乎不同的立场。他在《几何原本》序言里公开声明:“所重有感者:我西人之来中国,有疑其借历算为名,阴以行其耶稣主教者。夫耶稣主教,本也;历算诸学,末也。……本何在?则帝子降生,捐身救世是也。故余之来,实以首明圣教为事。”伟烈亚力:《几何原本续译原序》第4页,1857年。这种科学是神学的奴婢的观点,与中世纪的罗马教皇并无不同,对发展科学是极大的障碍。

在《旧约·创世纪》里,上帝所造的世界,本是基于地心思想的狭小的世界。近代天文学的发展,彻底否定了地心说,并揭示了太阳系之外还有亿万个恒星体系,比《创世纪》里的世界远为伟大广阔。这对上帝创世的教义无疑是一个致命打击。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近代神学就把“圣经”重新解释一通:反正无论宇宙在空间上如何辽阔,时间上如何悠久(不是六天造成的),都是上帝所造就是了。伟烈亚力在《谈天》(The Outlines of Astronomy)的译序中写道:“伟哉造物!其力之神,能之巨,真不可思议矣。……试观地球上万物莫不备具,人生其间,渴饮饥食,夏葛冬裘,何者非造物主之所赐?窃意一切行星,亦必万物备具,生其间者,休养乐利,如我地上。造物主大仁大慈,必当如是了。设他行星人类,淳朴未雕,与天合一,见我地球天性尽失,欺伪争乱,厥罪甚大,而造物主犹不弃绝,令爱子降生,舍身代赎,当必赞叹造物之深仁厚泽,有加无已。”这篇序言诚然是美妙的宗教宣传。不过伟烈亚力没有告诉人们,如果其他天体上的人类“淳朴未雕,与天合一”,那么他们是上帝另外造的呢(可是“圣经”里没有写),还是有罪的亚当、夏娃所生的呢?如果是前者,为什么上帝不让那些无罪的人类住在他身旁的伊甸园?如果是后者,他们岂不也犯了“原罪”,怎么可能“淳朴未雕,与天合一”?伟烈亚力似乎不觉得,他的言论已同“圣经”大相背谬了。真是弄巧成拙。

在来华的传教士中,傅兰雅是一个诚实的人,也是译著最多的人。他没有担任神职,也最少宣传宗教。不过,有时候在他的译著中也存在用神学目的论解释自然现象的情况例如,1887年,傅兰雅在《天文须知》中介绍了行星、恒星诸天体的情况以后,写道:“可见日月星辰安排得所,非有主宰经营,何能若是?”他又写道:上帝不但是人类的主宰,而且“尚有小于人者,如浊水一滴内有无数微虫,小至极精显微镜难于分辨,尚有绝不能辨者,其亦各有肢体口腹,能饮食生活,皆有上帝之意存于其间,而况甚大于各微虫之人乎?”(第22—23页)。

还有一个德国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于1884年出版了他的《自西徂东》一书,利用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西学的心理,大肆宣传。他说:中国也有一些明白有为的人,谨慎勤勉地学习西国之学,但为什么总是不能有益于国呢?这是因为中国人“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他宣称:光学西方的“各项技艺”不行,因为技艺只是“无根本之学”;而“无本之学,必害其国也”。那么什么是西学的根本呢?花之安的答案是:“中国欲求西国之美好者,须知其从根本而出。其理于何而得乎?非从耶稣道理,何以致此乎?”照他的说法,科学的道理是从耶稣道理生长出来的,不信从耶稣教,就不可能发展科学,富国强兵;“试观不从耶稣之国,如回回、太阳等教,绝无精妙之技艺。细而思之,便可明其故矣。”以上俱见花之安《自西徂东》的序及“书例”。1893年上海广学会重刊本。在他看来,阿拉伯、波斯的“技艺”不精,中国的“技艺”不精,都因为不是基督教国家;而要想技艺精妙,只有信仰基督。这是一种强词夺理的拙劣论证。可惜他没有说明:当中世纪欧洲教会统治最严厉的时候,当“异端裁判”的火堆烧死布鲁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产生精妙的技艺?为什么那时欧洲的技艺落后于东方的非基督教国家?科学是在与宗教迷信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科学胜利了,科学成了金字招牌,基督教会又反过来利用这块招牌。近代来华的传教士,许多人就是采用这种手法,鱼目混珠地传教,以广招徕。

1887年,在华的外国传教士成立了专门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加强了十字军式的宣传攻势。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志士仁人奔走呼号,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日趋高涨。在矛盾十分错综复杂的时刻,广学会的活动更加积极。1896年12月,《万国公报》发表了《上海广学会第九次年会论略》,特别说明了基督教道与格致之学的关系:“今夫道(即基督之道——引者)也者,国所与立也。中国之人,向于真道一层,未之或讲,惟格致之学,时犹稍稍乐道之。”他们认为,中国人光学格致,不信基督教,这是舍本图末,兴盛不了的。该文又说:“良以书以载道,道以新民,举凡古今图史,以及富国养民诸要事,莫不于道乎是立。况道也者,又格致诸学之所从出也。道在,则格致日见其兴;道亡,格致亦空存其具。”《万自公报》卷98,1897年3月。这就是说,科学(格致诸学)是从基督教产生出来的,信从基督教,格致就自然日见兴盛;否则,格致将只剩一副空壳,注定死亡。

接着,广学会的急先锋林乐知,连续发表《广学兴国说》、《论格致为教化之源》、《续论格致为教化之源》等文章,把上述的谬论进一步加以发挥,并公然宣称:“若以西国与东国两两比较,欲知其分别之处,无他,仁不仁智不智之间耳。东方诸国,不仁不智,积久不变,宛如搁浅之舟,生气绝无。……乃知教道足以兴格致,格致足以兴教化,教道与格致并行不悖。世人不察,谬欲背弃真道而不受,反欲得受道中所发之智学(此句意为:中国人不接受基督教,反而想得到从基督教产生出来的科学——引者),是犹遗其母以求其子,安望其能如愿以偿乎?……上帝岂望天下有如是之人哉?将必使之早灭于有道之国!”《广学兴国说》,载《万国公报》卷101,1897年6月,《论格致为教化之源》,载《万国公报》卷105,1897年10月,《续论格致为教化之源》,载《万国公报》卷107,1897年12月。上面所引文字见于《续论》。与林乐知的文章同时,丁韪良也发表了《格物以造物为宗论》,说什么“新学,末也;道学,本也”。要求中国赶快信奉“圣教”,“以振兴格致诸学”《万国公报》卷107,1897年12月。。

甲午战争后,外国传教士上述之类言论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关于基督教与格致学是本末、母子关系之类的论调,实在不值一驳。毛泽东说得好:“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9页。值得注意的是林乐知的观点:他将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两两比较”,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侵略者)“既仁且智”按:“既仁且智”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学问境界。子贡赞颂孔子说:“仁且智,夫子既对矣。”(《孟子·公孙丑上》),后者(被侵略者)“不仁不智”,这也算是一种“东西文化比较观”吧。他破口大骂中国人不仁不智,断言他的上帝不希望天下有这样的民族存在,“将必使之早灭于有道之国”——即灭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这篇言论彻底暴露了林乐知之流配合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无耻嘴脸。

在近代中国,由传教士为主,担负了最早介绍西方科学的使命,这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清朝统治者的昏聩所造成的。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涌入中国的除了传教士之外,只有商人、鸦片贩子、军人和政客之类的人物,科学家实在太少。担任同文馆教习和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人员的这些为数不多的传教士,同中国学者一起,确实作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起了媒介作用和启蒙作用。至于夹杂在其中的牧师说教,乃至某些人的殖民主义言论,当时绝大部分士人是表示憎恶的。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则要严肃地加以区别。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