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其名著《孔子改制考》里，提出了“通三统”“张三世”的主张，以后在其他著作（如《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里面也屡次发挥这种主张。不少同志来信询问它的意义，但这个问题牵连甚广，兹尽量简单地说明如下：
究竟什么是“三统”“三世”呢？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在阐述师说时有一个很简明的解释，说：“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清代学术概论》。
如所周知，康有为是晚清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今文经学派是最长于牵强附会的。譬如作为六经之一的“春秋”，本来不过是鲁国的史书，简单地记载一些史实，若照王安石的说法，不过是一部“断烂朝报”而已。但是经过公羊高、公羊寿、胡毋生等人加以注解，（即所谓《公羊传》）就弄出了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解诂〉序》。。而董仲舒、何休等人，更认为春秋一书言辞虽然简略，道理却深奥玄妙得很，这是孔子“微言大义”的苦心所在，于是便大加铺张演绎，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而三统三世之说，便是这一派人的历史哲学。
所谓三统（又称“三正”），按照今文经学公羊家的说法，每一王朝都有一个“统”，这个“统”是受之于天的。当某个旧的王朝违背了天命人心，便由另一个新的王朝“承顺天命”来代替它。这个新的王朝就要对旧制度加以某些改变．所谓“改正朔、易服色”，等等。何休说：“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这其中尤以改正朔是首要的一环，而服色、徽号等是随着正朔的改变而改变的。“正朔”就是正月初一，简单说，就是历法。正朔有三种，这就是所谓三正或三统。以夏商周三代而论：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和现在的阴历正月一样），色尚黑（即以黑色为贵），故服色、徽号、牺牲等都尚黑。所以夏为黑统。黑统又叫人统。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月（相当于现在阴历的十二月），色尚白，所以商为白统。白统又叫地统。周以建子之月为正月（相当于现在阴历的十一月），色尚赤，所以周为赤统，赤统又叫天统。至于为什么建寅就尚黑，建丑就尚白，建子就尚赤呢？并且为什么要叫做人统、地统、天统呢？《白虎通义》（后汉时今文经学家的集体著作）有一个解释：“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时，万物始芽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为人正，色尚黑也。”
黑统——白统——赤统——黑统——白统——赤统……历史就是这样的改朝换代，循环不息。这就是公羊家的历史循环论。
人们会说：这尽是胡说八道！但是康有为就能够从这种腐朽学说里“借尸还魂”，改头换面，构成了他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康有为就根据夏商周三代各有因革损益，并非一成不变，大声疾呼不要墨守成规，而要因时制宜，要变法！
以上是“通三统”。然而什么叫“张三世”呢？
原来，“春秋”隐公元年记载了一件事情：“公子益师卒。”意思很简单：公子益师死了。但是公羊传的作者偏要在里面作文章，说：“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人的死在春秋上有记载日期的，有不记载日期的。为什么公子益师死不记日期呢？因为孔子作春秋，由于时代的有远有近，而记载便有详有略。孔子所见的就是孔子当代的事情，所闻的就是距孔子年代较远的事情，所传闻的就是年代最远的事情，记载的笔法因而各不相同。这个解释倒也简单。
但是董仲舒的说法就比较复杂了，他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春秋繁露·楚庄王篇》。
到了何休出来，就把这“所见、所闻、所传闻”发展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学说，何休说：“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条。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所见世就是孔子及其父辈的时代，包括从鲁昭公到鲁哀公这一时期。所闻世是孔子祖父的时代，包括从鲁文公到鲁襄公这一时期。所传闻世是孔子高祖曾祖的时代，包括从鲁隐公到鲁僖公这一时期，孔子作春秋，便根据时代的远近，而定出恩之厚薄、义之深浅的标准，而有所“异辞”——有所不同的记载方法。孔子的意思，是因为当时“恩衰义缺”——子弑父、父杀子；臣弑君、君杀臣——便用春秋微言大义的笔法来教育大家整理君臣之伦，安排父子之序，因之制定“治”“乱”的法则榜样。
接着，何休便进一步根据种种理由断定所传闻世是“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所闻世是“见治升平”，所见世是“著治太平”。这就是所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在据乱世的时代，春秋笔法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其国”指鲁国，“诸夏”就是华夏诸国，如晋国、齐国等。就是说，以鲁国为中心，而对华夏诸国加以歧视。到了升平世，便进而“内诸夏而外夷狄”，就是说，中心扩大到华夏诸国，而对于蛮夷之邦加以歧视。再到了太平世，便不分内外，四海为一了。这便构成了公羊派的历史进化论。
这种三世说到了康有为手里，便进一步把它和礼记礼运之大同小康说结合起来，再糅合他所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他所耳食的一点社会主义思想，便构成了他自己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的学说。他认为春秋公羊之升平世即礼运之“小康”。（《礼运》：“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他认为春秋公羊之太平世即《礼运》之“大同”。（《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康有为认为中国2000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是一个“小康”之世，也就是升平世，现在应该向大同世也就是太平世进化。他说：“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二千年，先儒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其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其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康有为：《礼运注序》。那么，什么是太平世呢？如果照他的逻辑推下去，当然太平世就是君主立宪。
但是我们知道，康有为还有一套更远大的理想，那就是他所秘不以示人”的《大同书》。在这部书里，他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家族，消灭国家的界限：“于是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此联合之太平世也。”康有为：《大同书》。那么，如果君主立宪已经是太平世了，如何再向“大同书”的理想社会进化呢？到那时应该叫什么世呢？他觉得不能自圆其说，到了戊戌政变以后，便改说中国2000年的历史不过是据乱世而已，并非小康：“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公理不明，仁术不昌，文明不进，昧昧二千年，瞀焉惟笃守据乱世之法，以治天下。”《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自序》。准此而言，他的历史阶段论就是：一、据乱世——封建专制。二、升平世——君主立宪。三、太平世——大同世界（空想社会主义）。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代，曾经是一个向西方找寻真理的先进人物，他的通三统张三世学说，照他的学生梁启超的说法，也曾经像飓风一样，像火山喷口一样震动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但由于阶级出身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自己并没有能够摆脱封建思想的统治，因而当他提出资产阶级微弱的改良要求时，仍不得不假借许多封建哲学的形式和内容，当他阐述自己的世界观时，便显示出他思想中的主导成分仍是中古式的、封建式的。毛主席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但同时毛主席又指示我们，那些所谓新学、西学，等等，“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而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人物的康有为，当然就更甚了。
事实上，今文经学派的基本根据就是一部《公羊传》，《公羊传》的基本主张就是通三统张三世，而通三统张三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君权神授”（所谓“受命改制”、“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就是“王权至上”（所谓“春秋大一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总之一句话，它是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虽然经过了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把今文经学变成了开明士大夫要求改革、要求向西方学习的立论根据，但它的基本观点——君权神授和王权至上——并没有变。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只看见一个皇帝而看不见人民群众和为什么他只要求改良而害怕革命的理由。
康有为所领导的事业——戊戌变法是失败了，不但如此，甚至连他自己思想上的两种势力——新学和旧学的斗争，他也是一个失败者。谁都知道，戊戌政变以后的康有为是越来越堕落，越来越保守了，最后，他终于陷进了最深沉、最黑暗的封建泥淖里去。
一切都证明了毛主席所教导的真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原载《新史学通讯》1954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