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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

胡思庸: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

一、问题的提出

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不愧为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不但因为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了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而且它还破天荒地建立了一套思想体系,以旧时代农民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形式,提出了反侵略的民族思想、反封建的平等思想,乃至于解除一切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小农乌托邦思想。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成为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前驱。

作为中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代表的儒家思想,一方面,在2000年来一直被地主阶级当作奴役人民心灵的重要工具,所以当历史进入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政治战线上的反封建斗争就必然要求发展为思想战线上的反孔教斗争;而另一方面,儒家在长期发展中也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某些合理的思想成分,又由于它支配人心的广泛和悠久,所以,一种新思想在刚刚产生的时候,就不可能回避开这个前提。必须根据它作为“由以出发的一定思想资料”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496页。。这样,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对于儒家思想就形成了又反对又吸收,有时猛烈斗争,有时又力求适应的复杂矛盾关系。我们如果正确理解了这场斗争,就能够从中吸取许多现实的有益的教训。

关于太平天国和儒家思想的关系问题,最初人们的注意,是从太平天国《天条书》、《太平诏书》等书各有两种不同的版本而引起的。即:一种版本,引证了许多儒家的典训名言,另一种版本则缺少上述内容。究竟哪一种是初刻的原本呢?有人认为,凡不引据儒家经典而宗教意味特浓的为初刻本,凡引据儒家经典而富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则为改正重刻本。从而断定:“太平诸人思想之变化颇有足征者:当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为事,举中国一切之圣经贤传胥毁弃之。”到后来,由于社会上传统习俗的阻力太大,“不得不翻然变计”,加入儒家典训名言,谋求调和。《太平诏书跋》(萧一山),见《太平天国丛书》第1集,第1册。但是大多数人经过周密研究以后,否定了这种说法,而认为凡引据儒家经典的为初刻本,反之,凡缺少上述内容的,则为经过删削改定的重刻本。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天王洪秀全本儒生,久受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虽以耶稣教发动革命,而其初所认识的教义仅限于梁阿发的《劝世良言》,故当时所著述的多援用儒家思想与术语,不能出其范围。其后起义建国,急于宣传,而军事倥偬,未及删改,遽尔付刻。及定都天京,草创渐定,“万样更新”,于是乃有删书之举,定一尊于上帝,以谋宗教上思想上的统一化,于是遂排斥儒教。罗尔纲:《太平天国现存经籍考》,见《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51页。

上述的第二种结论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考据基础上的,是正确的。但是,应该指出:它只是相对地说明了洪秀全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远远不能概括整个太平天国思想的情况,因而不够全面,并且把问题简单化了。唯其如此,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对于儒家思想的斗争和利用——进一步说,也就是对于一般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所作的尝试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似乎还缺乏应有的探讨。

二、洪秀全早期的儒家色彩及其评价

洪秀全在拜上帝教的初创时期,朝气方盛,力图把西方基督教的一神论、中国农民战争中(尤其是天地会)传统的革命理想和儒家学说中的优良部分,吸收融汇,创为教义,使之适合于中国农民斗争的要求。他那个时候,对于“孔孟先儒”还是十分尊重的。他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以及《天条书》等著作里,都表现出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大量引据孔孟格言和儒家典籍,来建立上帝教的哲学基础和道德纪律的规范。《太平诏书》里面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董仲舒的名言——“道之大原出于天”,把封建地主阶级的神道设教加以内容的改造,使之为农民的教义服务,这不能不说是“化腐朽为神奇”吧。而儒家所标榜的“古圣先贤”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乃至颜回、孟轲等人,在洪秀全的初期著作里,都是可以尊敬的人物。“颜回好学不二过”、“禹稷忧溺饥”、“汤武伐暴除残”……《原道救世歌》及《原道醒世训》,见《太平天国印书》(下简称《印书》)第1册,《太平诏书》,第2页及第9页。这都是学习的榜样。而且,这些人不但是世俗的圣贤,似乎也是天国的先知,他们的灵魂都到了天堂:

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旁。《原道救世歌》,见《印书》第1册,《太平诏书》,第6页。

按:洪秀全这两句话,乃来自于《诗经》: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大雅·文王》。

这样,洪秀全根据古老的儒家经典,肯定了孔子文王这一类的“圣贤”,其灵魂都在上帝的身旁上下翱翔。对于他们的尊重,可想而知。

有些同志曾认为“洪秀全著述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他把地主阶级在精神上统治农民的一切神仙菩萨、妖魔鬼怪和孔孟先儒都总称之谓阎罗妖”,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又有同志说:“洪秀全首先把他书塾中的孔子牌位打碎……中国封建社会的‘至圣’孔子竟被看作邪神,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1957年增订本,第105页。这也是一种臆测之辞。当然,洪秀全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以后,不能说不对孔子神一般的权威崇拜发生一点动摇;但是在他的早期言行里,并没有厚非孔子。他打碎孔子牌位,虽然在客观上是对孔子威权的一个公开打击,但是完全可以肯定,他丝毫没有把孔子看作“邪神”(直到太平天国晚期,始终也没有把孔子看作邪神),而只是因为反对敬拜偶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几方面的证据来说明:

首先,洪秀全打碎书塾中的孔子牌位,是在1843年的事情,如果说这时他已把孔子当作“邪神”,那末,他在1845—1846年所写成的《太平诏书》,反而对孔孟先儒表示尊崇,这是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反对偶像。

太平天国反对偶像最为彻底,连天主教堂的耶稣、玛利亚的“圣像”也在摧毁之列。这些事实外人颇有记载,亲身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的呤唎(Lin Le)也说:

太平军在扫除偶像方面是十分严厉的,他们在内地曾经屡次与罗马天主教所设立的各种机构发生冲突。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本)上册,第128页。又,C.L.Wolseley: No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Chap. XIV.亦有同样记载。

偶像不能代表神,只是一堆“木石泥团纸画”,这种道理,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中有过明确的解释,此处无须转述。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该文中这样说:

尔凡人所立各偶像,其或有道德者,既升天堂久矣,何曾在人间受享?《印书》,第1册,《太平诏书》,第18页。

这里,他所谓的“有道德”、“既升天堂久矣”的人物,虽未指出名字,但根据洪仁玕的追记,洪秀全所指必为尧舜孔孟无疑。考洪仁玕在其《自述》里,曾追记洪秀全在两广宣传反对偶像的讲词是:

即古圣贤虽有功德于人,不独念伊功,且当实力效法,何世人一拜便了?竟不学尧舜孔孟之德,独冒为其徒,可乎?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下简称《丛刊》)第2册,第849—850页,《洪仁玕自述》。

由此可见,洪秀全虽然打碎了孔子牌位,但他并没有否定孔孟作为人间的“古圣先贤”的地位,更没有以孔子为邪神的意思。

总之,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充满着儒家气味,例证甚多,无须一一列举。问题在于:洪秀全从儒家那里主要地吸取了哪些思想?并且这些儒家的思想资料对于上帝教义的创立和农民的革命斗争有着什么意义?起了什么作用呢?

首先,洪秀全借取了儒家经书中“天”的概念,来论证他的上帝的存在,认为古儒所说的“天”就是上帝。例如前面所引述过的“道之大原出于天”,这里的“天”字已被洪秀全用作独一真神上帝的别名了。又如他论证人的灵魂乃上帝所赋予:

若自人灵魂论,其各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孔伋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昭昭简编,洵不爽也。《原道醒世训》,见《印书》第1册。

在儒家的古代经典中,“天”的涵义有许多就是指有人格有意志的最高神,洪秀全就利用这一点,把它和基督教的上帝等同起来,从而认为上帝造人,载在儒典。洪秀全不但利用儒家的经典论证上帝的存在,而且还利用儒家经典来论证“阎罗妖”只是一个魔鬼,而不是掌握人之生死的神:

独不思注生死一事.岂是等闲?既不是等闲,宜为中国番国各前圣所论及,且笔于书,以传后世。而于今历考中国番国各前圣所论及,且笔于书以传后世者,只说天生天降,皇上帝生养保佑人,未尝说及阎罗妖也;只说死生有命,亦是命于皇上帝已耳,毫无关于阎罗妖也……

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本来也是崇信上帝的。他根据《诗》、《书》、《易》上关于“昭事上帝”、“敢祇承上帝”等等词句,认为颛顼、商汤、周文、周武这些古代的君王及其臣民,都是崇信上帝的,所以说:“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不过自从秦汉等朝专制帝王“魔鬼入心”、求仙拜佛以后,才中断了原来的信仰,使中国“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天条书》及《原道救世歌》。

从表面上看,洪秀全利用儒家古代典籍上,“天”、“帝”、“上帝”等字句以比附基督教的上帝,颇与明清间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的手法相同。参看利玛窦:《天主实义》;又参看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第27章。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的《太平诏书》都是在1845—1846年写成的,这时洪秀全还没有跟从美国牧师罗孝全学习耶稣教义,连“圣经”也还不曾寓目,所以他不大可能读过明清之间耶稣会士们所写的《天主实义》一类的书。虽然在这一点上洪秀全和他们有某些无意的偶合,但两者却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利玛窦等人那里,比附儒经是为了便于宗教的欺骗,而洪秀全比附儒经,却是为了假托古人之名以便于革命的号召;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名之为“革命的托古改制”。

所以,洪秀全宣布:信仰上帝倒不是追随西方——“从番”,而毋宁说是复古。(石达开的白龙洞题壁诗也说:“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当然,“复古”也罢,“从番”也罢,这都不过是一种形式;事实上洪秀全的上帝,既不是殷周先民所崇敬的最高神,也不是欧美教士所传来的耶和华,而只是农民心目中“斩邪留正”的宝剑。这就是洪秀全所谓的:“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及《自述》均引有此诗。

这把上帝的宝剑,在宗教意义上,就是要诛尽一切妖魔阎罗,也就是摧毁当前统治人民心灵的神佛威权,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

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毛泽东选集》,第31页。

宗教是被颠倒了的现实。如果透过宗教的帷幕来看它的社会政治意义,上帝的宝剑实际上是指向人间的皇帝。根据最古老的儒家经典,“帝”这个字只是殷周先民对于最高神的称呼,后世的专制君王为了表示自己的尊贵,便篡窃了这个称呼,也自称起“帝”来。因此洪秀全写道:

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见《原道觉世训》。

这样,在复古的名义下,历代的帝王,当然包括清朝皇帝在内,便被判决为罪魁祸首而抛到地狱里面。

这种思想的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用“借古喻今”的形式尖锐地指控了现实社会的黑暗:“乖漓浇薄”、“陵夺斗杀”、“强犯弱、众暴寡”。那末,应该怎么办呢?洪秀全指出:

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见《原道醒世训》。

接着,他整段地抄引了“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一篇话,并且慨叹今不如古:那种黄金般的三代治世,“而今尚可望哉!”。

“天下为公”的三代大同说,本来是古代个别儒家的一种朦胧理想。但由于儒家思想的传统方向总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所以这种大同思想的微粒只能偶然地荧光一闪,随即被淹没在历代儒家体系的苍茫烟海里面。而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却利用了这一古代思想资料,表达了农民摆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现实要求。在以后的几年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民的土地要求又进一步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并且采用了《周官》上的编制方法,发展成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正是运用这一纲领,动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组织了政权和军队,对封建制度进行了空前沉重的打击,把单纯农民战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当然,应该指出:《天朝田亩制度》的真正思想根源,是从农民斗争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农民要求土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借用了儒家古圣先贤和“上帝”的语言,使农民的呼喊带有了神圣的性质。因此就可以明白,洪秀全的手虽然指向过去,而脚跟却立于现在,步伐却跨向未来。

根据同样的方法,洪秀全在提出农民的人身平等的要求时,也借取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儒家典训的支持,并且结合某些基督教义,形成太平天国的平等理论:“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儒家典训本来是维护封建等级名分的武器,然而一旦被农民夺取过来,就转化为它的反面,破坏了封建统治秩序。所以刽子手曾国藩咬牙切齿地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曾国藩:《讨粤匪檄》,见《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

曾国藩的号哭咒骂,正说明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打中了封建制度的要害之处。《天朝田亩制度》否定了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这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原则又否定了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这是封建制度的政治基础,充分体现了我国农民伟大的革命勇气和创造精神。

但是,还应该指出,在接受、利用儒家思想的同时,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却缺乏认真的批判态度(儒家到底是封建主义的代言人呵),许多消极和阴暗的东西,也被同时因袭下来了。

例如,儒家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思想,有许多也被移植到上帝教义里面。早在1837年,洪秀全就曾经“预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在《太平诏书》里,他提倡颜回的“非礼四勿”,主张“《孝经》当明”,等等。当然,洪秀全所谓的“君不君、臣不臣……”是对清朝统治体系的合法性的否定;而他所谓的“总要君君、臣臣……”则具有要求建立新政权、新秩序的革命意义。但是,必须承认,它终究还没有突破儒家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局限。这种封建的伦理道德思想,在冯云山那里表现得更突出,他在《幼学诗》汪士铎:《乙丙日记》说:“冯云山,死于永安;三字经、幼学诗、官制、礼制,多出其手。”(文芸阁版,卷3,第32页)当为可信。里,不厌其详地划定人们所应遵守的伦理规范,特别强调男尊女卑,什么“夫道本于纲”、“妻道在三从”以及“牝鸡无晨”之类的说教。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洪、冯二人共同制定了等级森严、繁琐无聊的《太平礼制》。这显然和他们所曾经提出来的平等原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

又如,儒家的“天命”思想,本来就是封建统治者束缚人民手脚的一条绳索,洪秀全却把它承袭过来,并屡加强调。《论语》上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易传》上说:“乐天知命故不忧”;《论语·颜渊》;《易·系辞上》。洪秀全也说:“富贵在天生死命”、“小富由勤大富命”、“总之贫富天排定”、“安贫知命”、“乐夫天命”《原道救世歌》。,等等,甚至在人人必须严格遵守的十款天条里,也写上了“贫穷富贵皆皇上帝排定”的原则。这些提法不但会冲淡人民的革命热情,而且给贫富差别找到了天上的根据,给私有财产涂上了一道尊严的圣光,和《天朝田亩制度》的伟大革命精神直接对立。

所有这些矛盾现象应该如何理解呢?从阶级特点上看,这正反映了农民阶级在生产中所处的矛盾地位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心理;从思想史的角度上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明的: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三、论“排儒”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精神武器的儒家思想,无论如何,是和农民的要求在本质上格格不入的;尤其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这种思想就和农民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更加水火不容。再加上两汉以来的2000年间,儒家已经不仅是一个统治的学派,而且简直被弄成了一种宗教,“至圣先师”孔子的威权寖寖乎凌驾于众多仙神之上,这也和上帝教“独一真神”的威权势不并存。“不破不立”,随着洪秀全圣经知识的增加和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特别是随着思想战线斗争的需要,对儒家的排斥,就在所必行了。

本来,早在1837年洪秀全读到《劝世良言》——就是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以后,他就不可能不意识到儒家思想和耶稣教义的某些矛盾。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说,洪秀全病中所见种种天堂异象,其中就有上帝斥责孔子的话:

秀全又闻衣皂袍之老人(按即上帝)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发挥真理。孔子似自愧而自认其罪。

虽然如此,这一段话只是一种密谈,从未公诸于世,按:《太平天国起义记》乃是洪秀全的族弟、心腹洪仁玕对瑞典牧师韩山文(Theodore Hamburg)的密谈。而从洪秀全以后的著作来看,正如前面所说过的,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儒家色彩,并对孔子怀着温和的敬意。

但是,到了定都天京前后就不同了。温和的敬意变成了大胆的藐视和嘲弄。上帝斥责孔子的故事便广泛流传开来。例如:

孔某向本在天堂,忽逃下凡间,变妖惑人。所以天父大怒,今已捉上高天,罚他种菜园了。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贼呓语》。按:这类故事当时流传很广,如鲁叔容《虎口日记》、樗园退叟《盾鼻随闻录》等,皆有记载。

这种藐视圣贤的心理,甚至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也有所表现。一个扬州的地主分子恨恨地写道:

虽衣冠中人,并献媚(太平军)而戏侮圣经。……某孝廉因陷于贼,……尝戏改《论语》“殷有三仁”为“二仁”。有询之者,云:“微子变妖去矣。”侮圣人之言,莫此为甚。臧穀:《扬州劫余小志》。

到1862年,太平天国的官修史书更以大大夸张了的形式将洪秀全的天堂异梦公布出来:

天父上主皇上帝……又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天父上主皇上帝……指主(即指洪秀全)看曰:“……这是孔丘所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丘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天兄基督亦责备孔丘曰:“尔造出这样书教人,连朕胞弟读尔书亦被尔书教坏了!”众天使亦尽归咎他,主亦斥孔丘日:“尔作出这样书教人,尔这样会作书乎?”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太平天日》,见《丛刊》第2册,第636页。

所有这些奇异的故事,代表了太平天国对孔子威权的践踏和丑化,其意义是决不可轻估的。这与“五四”以后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曾经出现的《子见南子》之类的戏剧参看《鲁迅全集》第7卷,《关于子见南子》,1929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前者比后者还要早好几十年。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太平军所到之处对于孔庙、孔像、孔子“木主”,自然更加毫不留情地予以摧廓。对于儒家典籍,则连同诸子百家等书一起,一概被宣布为“妖书邪说”,尽行焚除,不准买卖藏读。各地科举考试的题目,也只以有关上帝教义、经过“旨准颁行”的诏书为限,严禁用儒家经典为题,违者以变妖论处。例如天试状元武立勋,“东贼使往安庆为正掌试官,因出五经题,贼怒,目为妖,降为伍”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粤逆名目略》。见《丛刊》第4册,第679页。。

与厉行“排儒”的同时,洪秀全又将自己过去的著作《太平诏书》、《天条书》等大加删改,凡其中引据儒家经典或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文句,削除的削除,改变的改变,以求统一于上帝教义,“定一尊于上帝”。

这些措施和行动,像狂飙,像霹雳,对于几千年来束缚人心的陈腐教条,进行了有力的革命扫荡。刽子手曾国藩如丧考妣地号啕着说:“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曾国藩:《讨粤匪檄》。正足以说明太平天国对于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打击,是自古以来农民战争中最为尖锐、最为深刻的。在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战争中,赤眉黄巾也好,李自成、张献忠也好,都没有设想到对于孔子和“纲常名教”进行这样大胆的坚决的打击。

为什么太平天国革命和前此的农民战争有如此的不同呢?为什么它能够给自己提出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儒家思想的任务呢?马克思曾经教导说:

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341页。

发生在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革命,虽然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但是由于中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从革命性质上来说,这个时代的任何革命,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在内,“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毛泽东选集》,第523页。。再则,虽然在那时候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自然经济的解体,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物质条件已经在形成过程之中,所以,太平天国革命的内容,就必然不能和以往的农民战争一样,它不但担负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任务,而且在反对国内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除了能够提出《天朝田亩制度》那样的革命纲领和《资政新篇》那样的进步方案以外,还能够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进行这样空前深刻的排击儒家思想的斗争。

太平天国“排儒”、“排佛”对于人民的精神世界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下面是地主士人和湘军特务的记载:

无识愚氓,见彼所为,谓天壤间无复有鬼神。爰敢肆无忌惮,助之为虐。其死心为彼,甘蹈白刃者以此。陈徽言:《武昌纪事》,见《丛刊》第4册,第599页。

贼虽无邪术,然虏人纯用换移心肠之法。……换“好人”为“坏人”,换“坏人”为“极坏人”。故凡从贼稍久逃出之难民,无不眼光闪烁不定,出言妄诞,视世事无可当意。于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皆如隔世。视我官吏若甚卑,不及贼目之尊贵,毫无畏敬之意。《贼情汇纂》卷12,见《丛刊》第3册,第327页。

在太平天国灭亡以后,美国浸礼会的传教士晏玛太(Rev.M.T.Yates)还发表演讲说:

(中国)全国在政治上及宗教上均已颓坏了。人民陷于无神状态,再不能复有以前信心了。晏玛太:《太平军纪事》。见《丛刊》第6册,第942页。

难道这还不明白吗?人民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敌人就沮丧害怕起来了。天地间不再有鬼神!神仙、圣贤的偶像和殿堂已经“颓坏”了。因此,什么伦常义理、绳趋墨步,许多人已经不大在乎!什么“大清官吏”,人民卑视他们,“毫无畏敬之意”!敌人所谓的“换好人为坏人”,正是人民的精神状态从奴隶到自由。这样的人民就不大好统治了。所以,太平天国的“排儒”,完全称得起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对封建主义“破”的作用,对人们的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却不是随太平天国之亡而俱亡的,而是长久起作用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理解到这里为止,那就未免太简单化了。儒家思想发展了几千年,绳绳相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世界上封建主义统治思想中一种最巧妙的体系。洪秀全一反过去之所为,宣布孔孟以及一切诸子百家之书尽为妖言邪说,严禁收藏教读。姑不论这样做是否应该(当然不该),如果能够快刀斩乱麻地“消灭”它,“一劳永逸”,也倒罢了,然而这可能吗?不,这是不可设想的。恩格斯在论到费尔巴哈“干脆抛弃”黑格尔哲学的时候说:

宣布这个哲学是错误的,还不等于制服了这一哲学。像这样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巨大影响的……哲学,是决不能靠简单地置之不理的办法就可以排除的。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

恩格斯指明的这一原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如果要制服对我国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巨大影响的儒家哲学,是决不能仅仅依靠火与剑的力量所能够办得到的;而必须用批判的方法,“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选集》,第668页。,从而树立一种更高的体系来代替它。然而单纯的农民战争,显然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洪秀全自从定都天京以后,不但厉行“排儒”,而且对于以往的一切文化传统都抱着轻率的态度。他越来越向“纯粹的”宗教方面发展,越来越褊狭,甚至写起文章来,也前后判若两人了。他早期的著作热情洋溢,明白晓畅;而晚期的文字却玄虚枯涩,不知所云,显示出一种可悲的败亡先兆。

“抛弃不等于制服”,单靠上帝的威灵是不能禁止孔孟和阎罗从阴间伸出手来缠捉人的。试看下面幼主洪天贵福的自述:

老天王叫我读天主教的书,不准看古书,把那古书都叫妖书,我也偷看过三十多本,所以古书名色也还记得几种。《洪福瑱自述》(按:此名实误),见《丛刊》第2册,第855—856页。

连近在身边的儿子都管束不住,广大的世界,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孔孟的幽灵不但会俘虏别人,它甚至还能继续俘虏洪秀全本人哩。在洪秀全晚期所写的《天父诗》里,那种“母鸡千祈不好啼,一啼斩头天所排”、“后宫各字莫出外,出外母鸡来学啼”《天父诗》第457、第458首,见《印书》第14册,第39页。的诗句,不正是《周书》上“牝鸡无晨”的化身吗?那种“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的“十该打律”《天父诗》第17及18首,见《印书》第14册,第3页。;还有那种“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天父诗》第378首,见《印书》第14册,第33页。的信条,不正是儒家纲常名教的变形吗?在洪秀全为幼天王所写的《十救诗》里,一条又一条地规定着,母子严别:子大七岁睡不同床,儿子长成时母子不得相见。兄妹严别:妹大五岁手莫摸……妹长成时不相见。以及妹弟严别、嫂叔严别等等的不近人情的戒律。《幼主诏书》,见《印书》第20册。洪天贵福自述说:

我九岁后想着母亲姊妹,都是乘老天王有事坐朝时偷去看他。见《丛刊》第2册,第855页。

这些戒律,不正是《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的恶性发展吗?

所以,尽管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曾经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然而他们毕竟不能摆脱时代的和阶级的限制。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

四、论删书

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排儒”的狂飙只占一个短暂的时期,而且也没有推行得十分彻底。就拿洪秀全改正太平文献以求符合上帝教义来说,他只是改正了自己一个人的旧作,而其他各书,例如冯云山所写的《三字经》、《幼学诗》等,儒家色彩十分明显,却仍然原封未动,继续刊刻传布。在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又诏令文臣撰写了3个文集:《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和《诏书盖玺颁行论》,这些知识分子所表现的思想就更为不纯,甚至有许多还是后期儒家神秘的术数思想和阴阳家的观点。例如,他们说,为什么要定都在金陵呢?因为金陵是“地脉王气所钟”,“望气者曰:非真命之主不足以居此。”按:《建天京于金陵论》有许多篇都持这样的论调。见《印书》第10册。他们声讨清朝,仍然用着“三七之妖运告终,九五之真主已出”见《贬妖穴为罪隶论》,周际玱文。(《印书》第10册)按:这两句话在杨秀清、萧朝贵会衔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和洪仁玕的《诛妖檄文》里都用了。“三七”,典出《汉书·路温舒传》,“九五”(周际玱文误为“五九”),出自《周易》。一类的套语。这些文集虽然只是太平天国知识分子所作的,但却是奉诏撰述,经过洪秀全“旨准颁行”的法定读本,而且一直没有得到纠正。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杨秀清的言行。他不像洪秀全,对于儒家,他始终没有过分排斥过。

大家知道,当太平军永安突围、进军湘鄂以后,沿途“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但是1853年1月攻克武昌以后,杨秀清却有“祀礼”之举。《鄂城纪事诗》第四十二首曾记此事说:

金身神像一时空,偏解衣冠谒圣宫;九叩阶前肃礼拜,可知天性本相同。(原注:“城内庙中神像尽烧毁,惟圣宫牌位,不敢毁伤,伪东王具衣冠谒圣,行三跪九叩礼。又将武昌府学,用红缎金书‘天朝圣宫’四大字作匾额。”张汉:《鄂城纪事诗》,见《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第39页。)

按:《鄂城纪事诗》的作者张汉,是一个秀才,当时他正在武昌城中,所纪多为亲见。这一篇诗虽然在细节方面如东王“行三跪九叩礼”等未必一定准确,然而杨秀清曾经往谒孔庙,当为可信。太平天国晚期,在浙江台州府太平县“尽毁神庙,惟存圣庙及朱子祠”《辛壬寇略》卷1。,以及在江苏常熟重修文庙见《月锄与胞弟子仁小崔书》,《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等措施,这与其说是排儒的放松,无宁看作杨秀清影响的继续。

杨秀清这个人,《金陵癸甲纪事略》说他“目不识丁”,这显然是一种恶意的夸大。《贼情汇纂》说他“识字无多”,还比较接近事实。根据种种迹象推断,他大约是一个“半部论语”式的人物。太平天国所颁刻的《天情道理书》,后面还附有他的五十首诗,文从字顺,浅明可喜。当洪秀全雷厉风行地禁读儒书时,他却在许多言论中,引征《四书》,作为典训。兹为简明起见,列表于下。

杨秀清原语次数出处附注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5《论语·八佾》见《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忠焉能勿诲乎1《论语·宪问》同上节用而爱民2《论语·学而》同上故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而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1《大学》洪秀全答:“清胞所言,真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药石要论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1《中庸》癸丑(1853)四月天父附体诏语,见《赋情汇纂》卷12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1《论语·学而》同上表中所列,皆为杨秀清在“天父下凡附体”时的诏语,当时都经过慎重登录,必无伪误。除此以外,还有一部以杨秀清的名义颁布的《太平救世歌》(1853年初刻,1854年又有重刻),其中第三篇歌,反复阐明“人伦有五,孝弟为先”的道理;从形式上看,引用了许多儒家经典故实,从内容上看,也无非是《论语》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和《孝经》上“移孝作忠”《孝经·广扬名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的古训。尽管我们可以说它出自文臣的代笔,但它总是经过杨秀清授意,.并且是洪秀全“旨准颁行”的法定读本。又,今存的《天情道理书》,是1854年初刻,1859年修改的本子,那里面比附《诗》、《书》、《孟子》等书中有关“上帝”的字样,来论证耶稣教上帝的存在。《天情道理书》有云:“《书》曰:肆类于上帝。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诗》曰:昭事上帝。又曰:克配上帝。孟子曰: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从可知上帝当敬,简篇犹存,彰彰可考。”(见《印书》第12册第5页)值得注意的是:这正是洪秀全早期在《原道觉世训》里所用的同一方法;不过在改订的《原道觉世诏》里,洪秀全早已将那些内容完全砍掉,《原道觉世诏》删去了“孔伋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的一段话。(见《印书》第9册)而《天情道理书》却一仍旧贯,砍者自砍,写者自写。这部书也是杨秀清授意,洪秀全“旨准”的法定读本。我们研究太平天国思想,不能专看洪秀全而抛开上述事实。

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里面是一个享有极大威信和握有极大实权的领袖,他对儒家的态度不能不产生政策性的影响。当太平天国宣布儒经为“妖书”,并激烈地“排儒”不久,杨秀清出面说话了。据《贼情汇纂》的记载:

贼本欲尽废六经、四子书,故严禁不得诵读,教习者与之同罪。癸丑(一八五三年)四月,杨秀清忽称天父下凡附体,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故令何震川、曾钊扬、卢贤拔等设书局删书,遍出伪示,云俟删定颁行,方准诵习。《贼情汇纂》卷12,《杂载》。见《丛刊》第3册,第327页。

贼改南京为天京……出示以读孔孟书及诸子百家者皆立斩。适八月初十日在南京开科取士,连出三示,用文用策。又谓孔孟非妖书。《金陵纪事》,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47页

在那个时候,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还保持着亲密的团结,洪秀全对杨秀清十分倚重,可谓言听计从。关于如何对待儒家经典的问题——这是一桩国策性的大事——在他们之间曾经引起怎样的讨论,我们虽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取得了大体一致的意见,则是有事实可以看得出来的。

大约就在1853年内,太平天国开始了对儒经的删改工作。《贼情汇纂》所收录的太平天国诏旨中,有这样一道:

天王诏曰: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钦此。《贼情汇纂》卷7,见《丛刊》第3册,第190页。

按《诗韵》就是《诗经》,因为洪秀全不欲以“经”称儒书,故改“经”为“韵”,罗尔纲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不过罗尔纲同志又根据诏中“鬼话怪话妖话邪话”等语,说洪秀全“所删改诗经部分,乃鬼神一类的神怪话”罗尔纲:《太平天国佚书考》,载《(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82页。,这倒未必尽然。因为《诗经》里面有关“天”和“上帝”一类的话,凡可以和上帝教义比附的,大约不会删掉。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洪贼改字删书”条,说太平天国删改过的儒书;“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丛刊》第4册,第719页。,可以为证。而《国风》里面一些放浪的情歌,诸如《桑中》、《狡童》之类,是和上帝教的禁欲主义水火不容的,虽然不涉鬼神,大约也会被当作“妖话邪话”而在所必删了。

太平天国对于删改儒经的工作是十分重视的。1854年春(或者更早一些),专门成立了删书衙,由曾钊扬、卢贤拔、何震川等人具体负责。到底删成了没有呢?由于直至今天还没有发现太平天国删定本的《五经》、《四书》,所以不敢肯定。如果有之,那对于太平天国思想史的研究将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如果依据当时地主士人的私家笔记,似乎不但已经删成,而且已经刊刻流传;因为他们甚至能举出被删动之处的具体例子。不过这些记载,有许多并非得之亲见,例如,汪士铎《乙丙日记》中有“贼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的记载。实际上汪氏此言不过得之传闻。许多同志以为汪氏得曾亲见,大误。考《乙丙日记》卷2批判儒家思想时说:“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盖其时近古,犹尚德礼也。故国有君子,可不被兵。自汉以来,万不能行。所谓天生王材,谁能去兵也。贼匪删《论语》,去祭祀及大而无当不可行于后世语,未知此语删否?”显系未见删定本之辞。至于李圭《金陵兵事汇略》所记,更非亲见。所以决不能据以定论。尤其应该考虑的是:这些私家笔记的作者,大都是老早就逃离了天京(如汪士铎、张汝南),所记多系1853—1854年间的事;而晚至1861年颁行的太平天国官书《钦定士阶条例》,却向知识分子郑重宣布道:

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再行诵读。《钦定士阶条例·科场士阶条例》,见《印书》第18册。

这个文件比较一千本地主阶级的笔记都要可靠,明白告诉我们:直到1861年,《四书》、《五经》还在由天王御笔改定之中,还没有颁布下来。

那末,一些地主阶级士人所记载的删定儒经的例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以为,删书衙内必然有一种试改的稿本或底册,经过一些士人抄传而流布出来。(这些士人专爱窥伺太平天国政府的动静,他们“神通广大”,往往连秘密档册也能看到)

是否在1861年以后,改定的《四书》、《五经》钦定颁布下来了?不。始终没有经过钦定颁布,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洪天贵福在被俘以后的《自述》里面说他父亲“不准看古书,把那古书都叫妖书,我也偷看过三十多本”,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因为,如果已经颁行天下,岂有不让幼主阅读的道理?有的同志认为太平天国曾经颁行过“改正《四书》或改正《四书》、《五经》的一部分”罗尔纲:《太平天国佚书考》,载《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83页。,这是没有根据的。这是过于相信时人笔记的缘故。

然而为什么太平天国删改的儒经,拖了那么久还没有“钦定”下来呢?这难道是洪秀全特别慎重的缘故吗?还是始终不大愿意给予儒家一定的地位?也许两者都有吧。但是,无论如何,“删改”总不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它实质上还是一种“简单抛弃”的方法,不能代替正确的批判。

五、洪仁玕与儒家思想

太平天国晚期的大思想家洪仁玕,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思想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就他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方面略事论述。

洪仁玕尝自称“本军师生长儒门”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见《印书》第20册。;他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力图把儒家思想的某些有用部分和革命的上帝教义谐调起来。

本来,作为一种宗教(尤其是一神教)来说,就具有褊狭的排他性。但洪仁玕却能把道教、佛教和所谓“儒教”区别开来,对前二者毫不调和,而对后者留有余地,予以尊重。不过他有别于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他们把孔孟高标为不可企及的圣神,以便神道设教,统治人民。洪仁玕则认为,孔孟先儒对人类是确有贡献的,但是不应该当作偶像崇拜他们。关于这一点,他在《英杰归真》一书里发挥得极为透彻,他说:

向龟蛇而叩首,对木石而鞠躬,此多是猾聃诡谲、妖佛妄为,卑卑不足道者也。即儒教之前贤后贤忠杰英豪,人与人相较确有功业可观。然究其德性善良,实由天赋,但能不自失耳。推其心之所得,发而为事功……在有志有为者,亦以为彼丈夫也,我丈夫也,特欲法彼之仁义忠信孝弟廉节而已,独何必效妇儿之行而拜彼哉?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见《印书》第19册,第32—33页。

这段话如果从哲学渊源方面讲,显然来自于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天赋皆有“善端”,“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如能将此心推及四海,发而为事功,就可以治平天下:“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另一方面,人性既然相同,圣贤就不是不可企及的,所以说:“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

上述孟子的哲学到洪仁玕手里,却被赋予新的意义。洪仁玕一方面对孔孟先儒表示历史的尊重,一方面又运用他们的哲学驱散了后世儒家神道设教的迷雾,把孔孟还原为“人”。人与人是平等的,用不着自卑,用不着屈膝膜拜。所以,洪仁玕向洪秀全条陈立国大计的《资政新篇》里面,公然以古之傅说和周公自期:“昔周武有弟名旦,作《周礼》以肇八百之畿;高宗梦帝赉弼,致殷商有中叶之盛。”洪仁玕:《资政新篇》。按:《商书·说命上》有云:“梦帝赉予良弼。”这是洪仁玕把《书经》里面的“帝”和上帝教的上帝视为一神。这在地主士大夫看来,不免是“狂妄”,而作为一个农民领袖来说,这正是自豪和自信的表现。

洪仁玕又把儒家“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和农民的革命要求结合起来,作为推翻清朝、打击曾国藩之流的有力武器。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思想不管在今天看起来是多么陈旧,但是在历史上,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爱国志士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而英勇奋斗过。所以洪仁玕历举文天祥、谢枋得、瞿式耜、史可法的光辉榜样,号召人们“用夏变夷,斩邪留正,誓扫胡尘”洪仁玕:《诛妖檄文》,见《印书》第18册。,号召人们“遵中国,攘北狄,以洗二百载之蒙羞”洪仁玕:《天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第1篇。见《印书》第16册。。当他在1861年到皖、浙一带奉旨催兵的时候,曾作有一篇《谕民诗》:

庐居暂借作王居,寄谕我民别夏夷;中国纲常如未坠,军师安肯运军机?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谕民》,见《印书》第20册。

这篇诗表白了他参加革命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别夏夷”,要扶起已坠的“中国纲常”。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千万不能把他所谓的“中国纲常”和刽子手曾国藩之流所标榜的“名教纲常”混淆起来。洪仁玕所谓的纲常,是“夷夏之辨”的大纲常。例如他在解释太平天国为什么定要反对剃发的时候,就说这是“大有关于纲常也”。他举出“古有孝子曾参,全受全归,发肤无有毁伤”的例证,说明“剃发从妖”就是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宗,就是“不孝逆天”。这样,他就为太平天国的“蓄发”——反清标帜——找到了儒家经典的根据。按:《孝经·开宗明义章》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不但如此。洪仁玕还把这种“夷夏之辨”的观念贯彻下去,形成了一种独具体系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洪仁玕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之一。

首先,他举出“《纲鉴》重华”的历史原则,向忠于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敌人进行诛心之战。他说,只有忠于“华”,才是真正的忠,才会为历史所肯定;如果忠于异族之君,就是“愚忠蠢忠,不忠之忠,而《纲鉴》重华之义断不载之也”。接着,他又举出历史的“证见”来:

元妖入寇中华,至明实有一百六十一年之久,《纲鉴》则削其前,至崖门失印,方准入元史;又削其后,至明初起义即入明代,实载八十九年之久。由此推之,御史重华之义严矣!而为鞑官之罪当何如乎?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

根据这种原则,他就用“重华”的大纲常驳倒了曾国藩之流效忠清室的“名教纲常”,认为这些人上对不起祖宗,“有惭列祖,实有枉为人之后裔矣”;下对不起儿孙,“即能免今人之议罪,断难免子孙后人之议罪也”;这些人必将受到历史的严峻裁判。

洪仁玕继续将这种观点贯彻下去,使之成为他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最重要的标准,在《论史》一文里发挥到了极致:

粤稽史册,秦汉以来,无有过于光武、洪武之创业者。何也?光武能恢复汉室,洪武能用夏变夷。二人皆起自布衣。虽汉高祖亦起自布衣,除秦之暴,太宗有除隋之乱,然以下伐长,陷亲不义,借戎兵,伤骨肉,而得不掩失也。宋起后周。虽属天定,究于长下兄弟间,难云释然无憾。其余卑卑不足道者,类皆以下伐长,以花乱花,始役之而终弃之者也。究之光武复汉,仍属当然,而洪武尊花,超乎三代,尤为春秋大义所必褒,今古人心所必予者也。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论史》。

这篇文章应该是洪仁玕的代表作之一。它把洪仁玕的重要思想,精彩的和暗淡的,大部分暴露出来了。按: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里所表现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固极先进,但不属本文讨论范围。他极力推尊刘秀和朱元璋,尤其推尊后者,认为他“超乎三代”,主要的就是因为“复汉、尊花(华)”。而李世民一类的君王虽然有许多作为,但被贬为“得不掩失”,就是因为他“借戎兵,伤骨肉”。至于其他历代君主,都是“卑卑不足道”,就因为他们是“以花乱花”。这里面显然贯穿着严格的民族观点。这种观点,已不带任何宗教色彩,而是直截了当地诉诸“春秋大义”。“春秋大义”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当然又狭隘又片面,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它是有的放矢的,是从反清的尖锐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关于这一点,他在《论鞑妖耗中国财》一文里,曾有很恳切的表白,在那篇文章里,他历数清朝统治者的种种罪恶,最后他说

本军师即毫无知识,岂肯历次苦征?诚以生长中邦,义有所不容辞者;故每多感激自奋之语也,贤者鉴之!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论鞑妖耗中国财》。

在1864年天京失陷后,洪仁玕保护幼主转战浙江、江西,不幸在石城兵败被俘,就义前在《自述》中大书道:

人各有心,心各有志。故赵宋文天祥败放五坡岭,为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祇法文丞相已。《洪仁玕自述》,见《丛刊》第2册,第847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崇高的革命气节;也可以看出,在他英勇就义的时候,正是为这种崇高的革命理想所燃烧着的。

在洪仁玕牺牲以后几十年的辛亥革命时期,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持的观点,也不过是这种“夷夏之辨”的观点,而且有许多人在理论上,往往还达不到洪仁玕那样尖锐明确的高度;因此,就不能不承认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然而在另一方面,洪仁玕的封建正统、封建等级的观念,也在上述《论史》一文里暴露出来了,这就模糊了他的阶级自觉。虽然他也指出刘秀和朱元璋“二人皆起自布衣”,予以赞扬,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一次“布衣”革命;沧浪钓徒:《劫余灰录》记载:“发逆云:列代帝非篡即禅,以臣弑君,悉贬公侯之爵。汉高祖居泗上作亭长,明太祖舍寺中作沙弥,而有天下,仍以王爵,不亦宜乎?盖贼亦编氓,借此自况。”(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152页)虽然此一记载对太平天国革命多所污蔑,且亦传闻失实,不过他说太平天国的领袖“借此自况”,是多少符合洪仁玕的思想实际的。但是他主要的着眼点是在于“用夏变夷”的“春秋大义”,把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意义置诸很次要的地位,从而认为刘邦的革命是“以下伐长”,“得不掩失”。根据这种逻辑前提,历史上许多次的农民起义诸如黄巾、黄巢、李自成等等,自然更是等而下之,“卑卑不足道”了。这种观点,反映了洪仁玕,在接受“夷夏之辨”的“春秋大义”的同时,也夹杂着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观念承袭下来了。这当然是错误的。不过,能不能说: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之中,只有洪仁玕一人的阶级意识如此模糊,只有他一人才是一个例外呢?不。洪秀全早就说过:

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洪秀全:《原道救世歌》。

把黄巢、李闯简单地看作嗜杀的草寇,这在历史观上来说,固然是阶级观点模糊的表现,就现实意义上说,也体现了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伟大斗争,还缺乏真正的阶级自觉,由此可见,农民单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获得真正的阶级自觉的,太平天国也不例外。这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真理: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311页。。

六、结语

上面我们已将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概括起来就是:

1.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早期,即上帝教创立直至金田起义前后,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以洪秀全为代表,在思想上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他们对“孔孟先儒”是十分尊重的,并且往往打着孔孟的旗号进行“革命的托古改制”。那些认为洪秀全把孔子当作“阎罗妖”、“邪神”的意见,是错误的。

2. 随着思想战线斗争的深化,在定都天京前后,太平天国开始严厉地排斥儒家,洪秀全也对自己过去的著作加以审查,删去了那些儒家色彩的部分。太平天国的“排儒”,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初次思想解放运动。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执行,例如: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冯云山的著作,继续刊刻传布;在杨秀清的名义下又新刻了不少的带有儒家色彩的官书。洪秀全的晚期作品,仍有不少改头换面的儒家封建思想的因素。

3. 1853年,太平天国开始了对《四书》、《五经》的删改工作,但是直到太平天国失败为止,《四书》、《五经》的任何一部改正本,也没有钦定颁布下来。有的同志推测它已经颁布过,这是过于相信时人笔记的缘故;时人笔记中所引述的删改例证,应当是从“删书衙”传抄出来的待审底册。

4.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袖洪仁玕,又对儒家表示尊重。他力图把儒家思想的有用部分和革命的上帝教义调和起来,并且建立了一种独具体系的历史观。他在某些地方虽然也曾对儒家有所非议,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与软弱的,例如《资政新篇》里说:“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不过这种批判,是较温和的,而且也不够明确。特此附注声明。他还没有摆脱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

太平天国对于儒家思想有时猛烈排除、有时又力求调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农民对古代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的伟大尝试。他们在孔孟偶像的破除和封建名教的打击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如前所述,太平天国用这种“简单抛弃”的方法,并没有“制服”了儒家思想。对于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总结的任务,不但农民阶级没有完成,而且以后的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力完成。毛主席说:

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毛泽东选集》,第657页。

中国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有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对于这样丰富的文化遗产,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锐利武器,才能正确地批判继承下来,成为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有益养料。

(原载《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2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