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几年前见到《清代四名人家书》一部（1936年广益版），内中收有林则徐家书（下简称《家书》）40余件，并羼入致杨芳、致乌尔恭额、致关天培等人书札数件。经核对考辨，发现全是伪造。
兹将《家书》按原刊次序编号，并按其性质相近者略事分类，考辨如下。
第一类为林则徐在禁烟及鸦片战争期间所写的家信。这类最关重要，在《家书》中所占比重也最大（共34封家信），其中有几封最有名的信，常为史学家所援引。现在就先从这几封信说起。
（一） 《家书》第十五函乃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写给其弟林元抡者。林元抡（霈霖）当时正在两江总督陶澍那里做幕府。信中林则徐表示坚决支持黄爵滋的禁烟意见，并要求元抡通过宾主的关系向陶澍疏通，希望陶澍也赞成禁烟。从时间上来看，这封信在《家书》里面是最早的一封，而刊列次序却在第十五封。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它写得慷慨激昂，满篇“国家民族”，而丝毫没有忠君报主的封建意识，因此很受人们重视，并加以引用。
我们姑对信中文理欠妥之处置而不论，仅就所说“兄（则徐自称）与陶公，素无深交，未便直接磋商”的话，即可断定其伪。
第一，林则徐与陶澍交情很深，意气相投。从道光十一年陶澍初任江督不久，就推荐则徐从河南布政使调任江宁布政使。则徐一直到道光十七年升任湖广总督为止，前后在江苏充布政使、巡抚等职，和陶共事六七年之久，同为当时的所谓“名臣”。陶氏举办水利、盐政等，则徐都是他的赞襄者或继承者。所以魏源就说过，林、陶二人是“志同道合，相得无间”魏源：《文毅陶公行状》。。1839年陶澍病死以前的遗折，还向皇帝推荐说：“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陶文毅公全集》卷30，《恭谢恩准开缺折子》。则徐有一个《挽陶文毅公》的联语，就是指的这件事：
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自注：公遗疏有林某才什倍于臣之语）《云左山房文钞·联语》。按：陶澍病危，道光曾令则徐接任江督，故联中有“替人”之语。
这些都证明“与陶公素无深交，未便直接磋商”云云，必非出于林氏手笔。
第二，陶澍老早就是一个禁烟派，并且早在1833年，林、陶二人就曾联衔会奏查禁鸦片，中有“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1，《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等语。等到1838年黄爵滋的意见一提出来，二人又都是坚决的支持者参看《陶文毅公全集》卷23，《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子》。。但《家书》中的口气，好像林则徐深恐陶澍反对禁烟，这是可能的吗？
第十五函既证明伪造，则第十六函致弟元抡，乃接谈上函之事，故亦必伪。
（二） 《家书》第二十六函、二十七函、二十八函都是写给其弟元抡的。从这三封信的内容上看，是林则徐初到广东禁烟直到“林维喜案”发生以后所写的。奇怪的是，它的字句，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从《林文忠公政书》上摘抄下来的。但除此以外，我们仍可找出其中作伪之处。
例如，第二十六函是告诉林元抡他到广东以后，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畏罪先逃的事情。信中字句完全与《附奏粤省鸦片情形片》相同见《林文忠公政书》（下简称《政书》）《使粤奏稿》卷1。，不过将其中“屡经严拏之余，兴贩者不能不敛戢，吸食者亦不能不戒断”的话，改成了“自销化趸船鸦片二万余箱后，兴贩者不能不敛迹，吸食者亦不能不戒绝”。考林氏此一片奏乃1839年3月所发，而销毁鸦片二万余箱乃6月间的事情，时间上相差3个月。一句之差，伪迹立见。
第二十七函乃抄自《会奏拟具檄谕英吉利国王底稿恭候钦定折》。其最明显的伪迹，是这样一段话：
奉旨拟谕英咭唎国王檄。……兹将檄文抄录于后，便中与陶制军一阅。倘彼有批驳处，即书函告我，以速为贵，犹及改削，至嘱至嘱。
当然，檄文底稿已经拟好，暂不奏闻，送与有力疆吏征求意见，这是可能的。但查陶澍在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二日已病故见《陶文毅公全集》卷30及卷末。。而林则徐这个檄文的拟定，当在六月间陶澍病死以后，所以征求陶的意见是不可能的。
至于第三十八函乃从《会奏英夷抗不交凶严断接济查办情形折》（即林维喜案）摘抄而成。其中只精简了几个字，并有误抄之处。
（三） 第二十四函及二十五函乃分别致郑夫人与其弟元抡，告以穿鼻之战与官涌之战的胜利经过。这两封信在时间上应较上述三函为晚，《家书》却把它排在上述三函的前面。次序颠倒，可置不论；又查其辞句，亦抄自《会奏穿鼻尖沙嘴叠次轰击夷船情形折》，而间有肢解原奏，似是而非之处，因太琐碎，不多辟辨。特举一例，以见其谬：
……吾弟来函云：“英夷声威远播，故敢私售毒物，以祸我国。幸勿操之过烈，酿成国际交涉。”持论不为无见。……（第二十五函）
首先，林元抡表现了投降主义思想，而则徐却复以“持论不为无见”，这是与则徐终生的言行以及他所遗留下来的所有文字，水火不容的。如果这一点仅能构成我们的怀疑，还不足以定案的话，那末，函中“国际交涉”一词的出现，就成为无可逃脱的作伪赃证了。如所周知，“国际”一词就其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这一含义而论，是来自近代西方的名词（可能从日本间接传来）。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士大夫还只会使用“天朝”、“小夷”、“剿抚”、“羁縻”等字眼，连林则徐这样开明的政治家，也还认为和外国办交涉是“天朝以大字小”《信及录·札澳同知传谕义律准驳条款由》。，是“训诲成全”《信及录·会谕义律分别准驳事宜由》。，一句话，当时还没有“国际交涉”这样的观念和词汇。故知此函不真。
（四） 第三十函致郑夫人，告以英国兵船来粤寻衅，担心窜扰闽浙各省事。这封信也很有名，史学家不止一人引用过它，原因是以此可说明林则徐的爱国思想。但这封信却是假造的。它主要是抄自《英夷继来兵船情形片》，不过前后稍加弥缝而已。
从哪里知道它是伪造的呢？
第一，此函既然是叙述英国兵船来粤而尚未窜扰他省，而字句又多与《英夷续来兵船情形片》相同，那末它的写作时间就应该与《英夷续来兵船情形片》同时，即道光二十年的五月底或六月初（1840年6月底或7月初）。故此函中所叙敌人的活动情况，就应与林氏同时的奏报一致。但是，请看函中却有这样一段话：
旋据探报：各船都满装鸦片。进口恐货物充公，人须正法，故逗遛外洋，诱引汉奸驾船往购，银洋一圆，可买鸦片一斤。
查一圆一斤的鸦片价格，与林氏同时的奏报不符。当时林氏有一个奏报这样说：
查近日公班大土一个，仅卖洋银五六圆。较之前年秋冬，价减十分之七。……《焚剿夷船擒获汉奸折》。按：鸦片每个约重3斤。
两相比较，函中所说的烟价较之奏报低了一倍（按：鸦片每个约重3斤）。那末，函中的烟价是哪里来的呢？来自林氏另一个奏报：
查此已次夷所憾在粤省，而滋扰乃在浙省……现闻其于定海一带，大张招帖，每鸦片一斤，只卖洋钱一圆。是即在该国啊啦等处出产之区，尚且不敷成本。
而这个奏报，就是有名的《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奏报时间是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1840年10月24日），比前一奏报晚了4个月。这时，定海已经失陷，林则徐已被革职。一圆一斤的价格，是林氏从定海得到的情报。
难道林氏在写第三十函时，能够预知几个月以后英军侵占定海贩卖鸦片的价格吗？当然不能。
第二，这封信里，还叙述了林氏派水师焚烧英船的情形。这也是从《英夷续来兵船情形片》中抄来的。不过由于作伪者的疏妄，竟至抄出大错来了。林氏奏中称：“该夷目自贸易断后，每扬言兵船多只，即日到粤。”这是当时的事实。而《家书》弄成“纵此一炬，英夷贸易顿绝。该夷目遂扬言国王将派兵船多只，即日来粤”。几字之差，便与事实大相背谬。查中英贸易断绝，早在1839年12月，道光皇帝正式下诏“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以后，已经开始。如果再向前追溯，则自从1839年8月，义律下令全体英商离开广州以后，已经实际上中断贸易关系了。绝非多半年以后，林则徐“纵此一炬”才开始停止的。
第三，该函又云：
夫余生逢盛世，得蒙宣庙特达之知，以进士选庶吉士补御史，外任观察廉访以至封圻。圣恩隆重。……
这里“宣庙”一词，实足令人骇异！庙号是皇帝死后升附太庙才追尊的。这时道光皇帝还活着，林氏何由得知他是“宣庙”呢？
综上三点，足证此一“名函”也是假的。
（五） 第三十四函致其弟元抡，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说明英军已占领定海，但是并不可怕；第二，分析严厉禁烟的必要；第三，谈到海防船炮。
显然，这封信是逐段逐句从《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抄来的。如果说信中还有什么新字句的话，那就是要求那位作为两江总督幕宾的弟弟元抡，向其“居停”疏通一下，出面支持自己：
现在嫉我者纷起。……居停为封圻大吏中最负重望者。对于时局必有持平之论。对于嫉我者之论调，究持若何态度，均望详细告我。
使人怀疑的是：这里所谓“居停为封圻大吏中最负重望者”，究竟指的是谁？如果和前面的第十五函、十六函、二十七函联系起来看，应当是指陶澍了。但从本函的内容上看，所谈的都是1840年10月以后（即《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递呈以后）的事情。然而这时陶澍已经死去一年多了。两江总督换成了伊里布。但伊里布是著名的投降派，林氏似不可能期望他来支持自己。
以上我们一共考证了9封信，内容都是关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的重要政治活动的。这9封信没有一封不是伪造的。同时《家书》中其他的信也都是假的。
（六） 从第一函至第三函用林则徐致郑夫人及其长儿汝舟，告以奉旨使粤查禁鸦片。这三封信竟在林氏赴粤的时间、路线等方面，完全弄错。
查林则徐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年12月）因禁烟问题被调进京，旋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于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出京南下。因此第一函中所说道光皇帝命其“毋庸来京请训”一语，是不合事实的。又，林氏去广东，虽途中经长江、赣江、北江诸水道时全系乘舟，但绝非海道。因此第二函“沿海道至省”一语也是不合事实的。另外，第三函中说“父自五月十一日动身赴广东”一语也是伪造。
（七） 第十九函致郑夫人，内容仍是通知她关于奉命使粤禁烟的事情。这一函所谈的赴粤时间及所走路线则符合事实。单就此函的字句，似乎无懈可击，但仔细考察起来，此函仍系伪造。
考《林则徐日记》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对于他自己所发的家信，每一封都当天登录，并且都编有号码。例如所发家信都编成“己字第×号”，一共发了20封家信，收到19封家信，记录历历不爽。而此函内容，与《日记》不能吻合。
细查此函所谈内容，全系报告沿途及刚到广州不久的情形，口吻之间，完全模拟林氏奉旨禁烟后第一次和家中的通信。而根据林氏日记，他在正月初三日走到江西南昌，已经发了“己字第一号”的家信。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正月二十六）他又发了“己字第二号”的家信。再过一天，他才草拟第一个奏稿——《恭报抵粤日期折》。又过了一个月——二月二十六日，他发了“己字第三号”的家信。
准此，我们可以作出以下两点推断：
第一，则徐在奉命使粤、行次南昌时，已经发了己字第一号家信，此信必应告知家人他已经奉旨使粤，陛辞出京，以及途经山东、直隶、安徽、江西等省的大致情形，断不致在到达广州以后的第二号家信里，才当作新闻，通知家人。
第二，此函有这样几句话：“业已专折奏请谕令师船，驻泊洋面，堵截夷船售私。”我们已经知道，林氏到广州发己字二号家信时，尚没有写过一个折稿，根本谈不上“业已专折奏请”的话。如果说：此函乃系专折奏事以后的家信，那么就应该是己字第三号的家信；而己字三号乃一个月后所写，那时形势已有很大变化，英国已开始呈缴鸦片，林氏绝不会撇开这些新事不谈，而去谈奉旨使粤、途经江西的旧事。
毫无疑问，此函乃系撮合《恭报抵粤日期折》的字句的伪作。
（八） 第四函乃致郑夫人书，告以广州之饮食起居，信中曾言及幕僚劝林吸食鸦片事。
按林则徐禁烟认真，早为举世所公认，无须笔者再加证明。当时林的幕客竟公然劝其吸食鸦片，揆诸情理，万不可通。
（九） 第五函乃复郑夫人书，告以接到家信以及禁烟的决心和初步措施。这封信在时间方面差误太大。根据信中所谈，林则徐“连接”两封家书的时候，正是决心禁烟的时候。而他所接到的两封家信都是七月下旬从闽侯寄发的。闽侯到广州，不过半月的路程，我们就算宽一些：按照半个月到一个月计算，那么林氏写此回信时，当不出八月。但这是哪一年的八月呢？如果是道光十八年的八月，那末林氏尚在鄂督任上；如果是道光十九年的八月（1839年9月），那末林氏在广州推行禁烟已经8个月，发生了虎门焚烟、林维喜案、九龙海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英交涉已濒决裂。怎能说这个时候林氏才决意严行禁烟呢？
至于在办理交涉的人员上，将广州知府误为“广州道”，亦可见其伪谬。
（十） 第七函乃林则徐写给其长子汝舟，同意汝舟从北京返家探望母亲妻子；第九函乃写给次子聪彝，令其前来广州，以便增长“阅历”。这两封信都与实情不合。
这两封信将林氏长子次子的年龄完全弄错。查汝舟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道光十八年（1838）成进士，至道光十九年才不过26岁，何得如第七函中所云“年方三十”？聪彝生于道光四年，至道光十九年才不过16岁魏应麒：《林文忠公年谱》第10页及第21页。，何得如第九函中所云“年虽将立”？只此两点，已可断定七、九两函又是赝品；而第八函致郑夫人书所谈的家事，和七、九两函相关相同，必亦伪造。
（十一） 第十函、十一函皆为致郑夫人书，内容仍是谈其长子返家、次子赴粤的问题，同时也谈到了禁烟的问题。
从这两封信的内容来看，林氏写信的时间当是冬天。试问：哪一年的冬天呢？1838年的冬天吗？林氏还没有到广州；1839年的冬天吗？那时交涉已经破裂，道光皇帝已正式命令停止中英贸易，并且发生了九龙、尖沙咀、官涌等7次战役，而信中对此等大事只字未提，反说“如至明年，彼再强梗不服，当用辣手以处置之”（第十一函），断非事实。
尤其明显的伪迹，是第十一函中这样的几句话：
下月初五，为先母忌辰，余忝为人子，不获回家一申哀忱……
考林则徐在其所作《先妣事略》一文中，明言其母乃在甲申年（1824）秋天病卒；《先考行状》更明言该年“先妣陈太夫人闰七月十七日在籍弃养”《云左山房文钞》卷2。。又考《林则徐日记》己亥年（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有载：“先太夫人忌辰，茹素。”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2册，第27页。准此，可知林母忌辰绝不在冬季的某月初五，此函定伪无疑。
（十二） 第十二、十三、十四函，作伪者所犯的错误，大致与前相同，即在禁烟交涉的时间方面，与史实完全不合，细心一看便知。这里不再一一抄引辨正。
（十三） 第二十一、二十二两函皆为致郑夫人，告以收缴鸦片的经过。这两封信乃从《会奏夷人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抄来的，而且有些地方还抄错了。
第一，《家书》把英商拟缴鸦片的数字误植为以后实缴的数字。第二，林则徐和邓廷桢当时亲赴虎门监督验收，缴出的鸦片，就地存放在虎门“贮烟公所”等待处理。而《家书》却写成：“随收随验，运省（运至广州）贮存，候旨销毁。”这完全不合事实。
（十四） 第三十一函训子汝舟、三十二函复郑夫人、三十三函与弟元抡，皆伪。
第三十一函中云：“尔（指其子汝舟）既奉母弟居京华，务宜体我寸心，常持勤敬与和睦。”考汝舟从来没有迎养其母居于北京的事。可知此函伪误。
第三十二函复郑夫人，乃抄自《严办烟案栽赃人犯片》。这封信仍误作郑夫人居在北京，故显系伪造。
第三十三函致弟元抡，乃抄自《议复叶绍本条陈捕盗事宜折》，亦系剽窃之作。
（十五） 此外，还有第六函、第十七函、第二十函，皆为训大儿汝舟、三儿拱枢的信，原函内容空洞，没有涉及一点具体史实，更无法证明其真。
第十八函致族弟芝汀，字句完全抄自《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中的《筹防襄河堤工折》。林芝汀，查无其人。
第二十九函复从弟啸泉，乃抄自《两广奏稿·追夺张石氏诰封折》。林啸泉，查无其人。
第二十三函致郑夫人，乃抄自《使粤奏稿·会奏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情形折》。
以上我们将《家书》中的第一类信件——即鸦片战争期间的家信，共34封，考查了一遍，断定它们全部都是伪造的。
第二类信件为林则徐被谪戍伊犁以后直至他奉旨“赐环”、充任云贵总督时的家书。这一类共有11封信（第三十五函至第四十五函），其中也有曾为史学界当作史料引用过的。兹特考辨如下：
（十六） 第三十五函致郑夫人，告以自己被遣戍伊犁的原因。其中漏洞百出：第一，则徐于1841年4月赴浙“效力”，6月到镇海，协助刘韵珂办了一个多月的海防，7月，才奉命从重发往伊犁。而《家书》则说，皇帝本来打算命他赴浙，忽然看了某人的密奏，就立刻追回前命，改为谪戍伊犁。照此说来，则徐赴浙没有成为事实。岂不大谬？第二，则徐被遣戍后，走到清江浦，由于黄河溃决，又临时奉命到开封协助王鼎治河。工程完竣后，仍然被遣戍到伊犁。林则徐从开封径直首途，根本没有到北京。《家书》所谓“入京待罪”、“出京赴伊犁”，等等，全系虚构。
第三十六函致郑夫人，告以到达伊犁后的情况。但此函仍接上函余意，提起赴浙未成的话，因此也系伪造。
（十七） 第三十七函致郑夫人，所谈的乃是林氏门生赵云汀为其谪戍代抱不平，并特意去找郑夫人申抒愤懑的事。这封信又很有名，连《林文忠公年谱》的作者也把它当成信史，全文引录。这件事情，曾寅光《林文忠公逸事》、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以及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等都有记载。《家书》就是根据那些资料铺陈的。笔者以为，事情可能有，不过《家书》把情节搞错了。
考林氏奉命遣戍伊犁后，郑夫人也偕其三子从杭州迁至西安，这一点有诗为证。当则徐在1845年得旨赐环时，曾写了《纪恩述怀》的诗，有云：
寓公家室问苍茫，笑指新丰似故乡。（自注：眷属寓西安三载余矣）
所以《家书》中所说赵云汀“奔至侯官见夫人”的话，立刻就使我们洞烛其伪了。
（十八） 第三十八函乃林氏在伊犁写给次子聪彝的。开头就说：
尔兄在京供职，余又远戍塞外。惟尔奉母与弟妹居家，责任綦重。……
我们已经知道，郑夫人不在“家”，而在西安寄寓。或问：“家”也可能就指西安吧？即令如此，也错了。因为聪彝这时根本不在其母身边，而在其父身边。则徐遣戍伊犁，次子聪彝、三子拱枢都跟随他到了伊犁，一直陪伴他，至赐环为止。长子汝舟也依依不舍地送他很远，被他打发回去了。关于这一点，则徐有一诗《舟儿送过数程犹不忍别诗以示之》，写道：
三男两从行，家事独赖汝。汝亦欲我从，奈为例所阻（自注：词臣例不准请假出关）。兹来已数程，再远亦何补！忍泪临交衢，执手为汝语：汝父虽衰龄，余勇或可贾。平生一念愚，艰危辄身许。过涉占灭顶，坎壈乃自取。斧锧犹可甘，况仅魑魅御？（下略）《云左山房诗钞》卷6。
从这首诗里，我们除了依稀窥见则徐当年鲠直不苟的风骨以外，只就诗中“三男两从行”一语，即可对《家书》的荒诞不经，洞若观火了。
（十九） 第三十九函与弟元抡，内容乃告知奉旨赐环的事。考清廷颁旨赐环林则徐，乃在道光二十五年的九月据《东华录》，道光二十五年。，而则徐接到谕旨，已是十一月六日的事了《云左山房诗钞》卷8，有《乙巳子月六日伊吾旅次被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用纪恩述怀》的诗。。所以函中“八月初六”的日期，纯系捏造。至于信中“于日昨抵京”云云，就更荒谬了——则徐还没有走到北京，行次甘肃，就被任命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了。
第四十函致郑夫人，有云：
自塞外回京，即奉命署理陕抚。……以后如有家信，竟寄陕西抚署可也。本拟接尔来陕，只因道途杳远，兼之崔苻不靖，伏莽众多……只好姑作缓图也。
“自塞外回京”、“署理陕抚”皆讹，不辨自明。至于接郑夫人来陕的话，更系捏造。郑夫人原已在陕，何用去接？
第四十一函与从兄如松。中有云：
弟自去秋蒙恩赐环，命以四品京堂驰赴甘省会办“番匪”。……仅一阅月，全境肃清。仰荷天恩，补授陕抚。于四月初六日抵省接篆。
这一小段话，就错了三处：林氏初赐环时，固是“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但十一月间，就被赏以三品顶戴署理甘督了，所以镇压藏族起事的时候，不是以四品京堂资格，这是一。镇压藏族起事共四个月，不是一个月，这是二。道光二十六年三月，陕西巡抚邓廷桢病卒，林氏被命实补陕抚。但那时他镇压人民的事还没有办完，所以六月二十四日他才从兰州起程赴新任见《林文忠公政书·陕甘奏稿》，《番务完竣赴任日期折》。，到西安“接篆”当已在七月间了。所以“四月初六日”云云，显系捏造，这是三。
（二十） 第四十二函与弟元抡，内容乃告以正在镇压云南回民起事的情形。信的开头有几句客套说：
愚兄本系一介文士，得邀宣庙恩遇，以御史历任至封圻。而今上恩慈，更逾于先朝，不以卤莽见罪，反视作剿匪平乱之干员。……
只此几句，已可见作伪者的无知：“宣庙”就算“恩遇”了林则徐吧，然而“今上恩慈，更逾于先朝”又何所指呢？“今上”难道是指咸丰——“文庙”吗？可是这时道光还在位，一直到两年以后，道光死掉，咸丰才即位为“今上”。
（二十一） 第四十三函、四十四函、四十五函，皆为致郑夫人。四十三函乃抄自《审办倡乱妖匪金混秋折》见上书《云贵奏稿》卷4。，告诉郑夫人关于保山起义首领金混秋的故事。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郑夫人那时正在云南和则徐一起生活，根本用不着通信。
第四十四函乃告诉郑夫人，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引疾乞归田里”，“苟能如原，与夫人会晤，当在金粟飘香时耳”。第四十五函乃告以辞职获准，“正在赶办移交，拟于七夕前一日起程返里”。但郑夫人此时已去世将近一年，林则徐如何还能和她通信呢？
林则徐的家书共四十五函，经过考辨，竟然没有一封是真的。笔者所述意见，容有不恰之处，敬希同志们批评指教。
（原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