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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

胡思庸: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

乾、嘉以后至鸦片战争前大约100年的光景,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主要有两大学派:宋学和汉学。宋学家标榜程、朱,专讲纲常名教、性命义理,号称“得孔子不传之绪”,是嫡系的“正学”。程、朱理学是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早就被封建统治者当作学术的“样板”来提倡。元朝初年的一个理学家许衡有一番名言,说是“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元史》卷164,《王洵传》。。元朝皇室很赞赏这个话。清朝统治者自然也十分理解“样板”的作用。所以朱子配享孔庙,八股试帖用四书朱注,宋学的正统地位是无可怀疑的。为了用程、朱的模式划一思想,宋学家们经常挥舞大棒,排斥异己。在这方面,清初陆陇其的论调最为典型。他说“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董子云: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国朝学案小识》卷1,《平湖陆先生》。。这就是要把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则,进一步用在儒家内部,“罢黜别儒,独尊程朱”。但是,既然如此,它就只能有一个模式,用一个腔调说话。所以有清一代,无论官方怎么扶持,宋学始终缺乏生气,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新和发展。

清朝的汉学一派,本来是在黄宗羲、顾炎武所提倡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到乾、嘉时期达到了极盛阶段。这个学派最初很有生气,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舆地、历算等方面都作出了斐然可观的成绩。他们取得成就的原因,就在于能够摆脱宋明理学、心学的羁绊,比较具有求实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汉学对于宋学而言,是一个“异端”;它的求实和独立思考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也会对封建专制造成威胁。然而清朝统治者采用高压、怀柔、一张一弛的两面政策,终于“招抚”了这个学派。有的汉学家变节求荣,放弃反清斗争,应征“博学鸿儒”;有的原是反程、朱的健将,一听说清廷将朱子升附大成殿(原来朱熹的牌位只摆在殿下的东庑),赶快用斧头把自己批判程、朱的书板也劈毁了。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2,《毛检讨别传》说毛奇龄“晚年雕《四书改错》,摹印未百部,闻诸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

乾隆年间,清朝屡兴文字狱,士大夫畏祸不议时政。绝大多数汉学家把毕生精力全用在古书的训诂考据之中。他们认为:六经是圣人之道,“舍经学则无以为学”;学习圣人之道就必须好古,“蔑古则无以见道”钱大昕:《经籍纂诂序》。。仿佛六经已包括了全部学问,古人已说尽了全部真理。又有人主张读经时应先通晓古代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这种说法有相对的合理性),因此音读训诂、典章制度应放在一切学问的首位(这就荒谬了)。汉人去古未远,所以汉朝经师的训注是最好的,而宋人朱熹只是“诬圣乱经”。汉学一派的主张越来越偏颇,及其末流,竟至认为后学不但不能对六经有任何怀疑,而且也不应怀疑汉人的注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不能越雷池一步。很明显,汉学已走上了墨守故训,厚古薄今,烦琐考据,脱离实际的死胡同。清初诸儒那种大胆探讨、经世致用、救民水火的精神被阉割得干干净净,汉学变成了对于清朝统治完全无害的学派。于是,许多汉学家受到皇帝的恩赏提拔,或入内阁,或领翰苑,或开府封疆,上升为大官僚权贵。这并不是说,汉学家全是大官,如汪中,终生贫寒,仅是一个秀才。凌廷堪,学徒出身,成进士后,仅官至宁国府教授。焦循是个举人,家居不仕。汉学与宋学一样,也成了官学。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随着清朝国力的下降,汉、宋二支对垒的学派也日益衰败了;但它们仍要党同伐异,互争正统。历史即将沦入另一时代。好像要趁着即将逝去的时代各为自己的学派作一总结性发言似的,两个营垒先后出现了两部著作,即:《汉学师承记》和《汉学商兑》。

嘉庆二十三年(1818),江藩的《汉学师承记》首先问世。这是一部清代汉学的发展史,对有清以来至嘉庆年间几十位汉学家的履历、著作、学术思想及其成就,乃至师友渊源等作了简要的介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但是,这部书存在严重的缺点,即:狭隘的门户之见和脱离实际的倾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为了替汉学争正统,他把魏晋六朝唐宋元明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一笔抹杀,当作黑暗时代,“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只有到了清朝,由于历代皇帝特别圣明,敦尚经术,尊崇汉儒,“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汉学师承记》(丛书集成本)卷1,第2—4页。。在江藩看来,清代汉学直承东汉马(融)、郑(玄)诸儒的正统,而东汉又直承周、孔的正统;除此以外,其间千余年的学术文化是一堆谬误,一片漆黑。褊狭武断竟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充分说明了汉学的没落。

其次,基于这种狭隘的门户之见,该书不但把许多真才实学的优秀学者拒之千里以外,而且对清代汉学的开山祖师黄宗羲、顾炎武也横加贬抑,只附记于该书的卷末。其理由,据作者说,由于黄、顾曾参加抗清斗争,是“不顺天命”的“顽民”;再就是黄、顾在学术思想上继承了宋、明诸儒的某些东西,未能割断同宋儒的联系,在汉、宋二者之间“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汉学师承记》卷8,第135页。,附于卷末,表示不承认二人“正统汉学”的地位;这还不算,而且对他们学术思想上带有民主性的任何言论都一概不提,不着一字。

第三,即以“正统汉学”的范围而论,该书对几十位汉学家的介绍,也只记述他们在训诂考据方面的某些成就,而略去许多有益于世用的学问,特别是有关哲学、政治思想部分,更是摈斥唯恐不力。戴震是公认的汉学集大成的学者,戴震自言:“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孟子字义疏证》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批判了程、朱“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建立自己“气化流行”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在于揭露了程、朱“以理杀人”的反动说教,论证了自己“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进步政治哲学。(这种探究义理的著作在乾嘉汉学中是颇为例外的现象)仅从汉宋对立,打击宋学的角度说,《汉学师承记》也应对这个论战大书特书。然而,该书对戴震如何批判程、朱,却一字不提,因为在“正统汉学”看来,哲学、政治的原则争论是不值一顾的。乾、嘉汉学家对哲学和政治现实多数不感兴趣。戴震与程、朱辩论理气心性,当时许多汉学家就认为戴震多事,写这一类的东西是“空说义理,可以无作”(见《文史通义》卷2,《书朱陆篇后》)。此外,毛奇龄是汉学健将,他的《四书改错》痛诋程、朱,淋漓尽致。而《汉学师承记》却不为毛奇龄立传,这是因为毛奇龄私德不检,恐其玷污了汉学的“门风”。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意在为清代汉学作一个总结,但其门户之见的卑陋,思想内容的贫乏,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对国计民生的冷漠态度,使该书变成一部琐屑的流水账。这正是汉学走向末路的征候。

《汉学师承记》问世不久,在道光六年(1826),桐城派的宋学家方东树写了《汉学商兑》一书,对江藩及整个汉学营垒进行了全面反击。道光十一年(1831)该书正式刊行。

方东树在《汉学商兑》里指出,汉学家们“以为古今圣人惟孔子,孔子之道在六经,六经之旨在训诂名物制度”,按照汉学家的说法,只要学者从事于训诂名物制度的考据,就自然会通乎“天道”(终极真理),这是过分夸大了训诂考据的意义,“以为天下之学莫大乎是”《汉学商兑》卷下,槐庐丛书本,第33页。。他举例说:对古代的宫室、衣服、冕弁、车制、禄田等等,多少人考据了多少年,一个人一个说法,互相矛盾,则天道何在?他进一步指出:

以荀子“法后王”之语推之,则冕服,车制,禄田,赋役等虽古圣之制,亦尘饭木胔[庸按:胔应作胾]耳尘饭木胾——胾,大块的肉。《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婴儿相与戏者,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为胾。然至日晚必归饷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以食也。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其意为:拿古代“先王”的一套治理当今天下,好比小孩子用土当饭,用木块当肉的儿戏,全不中用。。何者?三统之建三统——指夏商周三代正朔的变化。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分别称为人统,地统,天统。,忠质之尚忠质之尚——古代儒家有一种说法,历史的发展是从“尚忠”到“尚质”,从“尚质”到“尚文”。,井田、礼乐诸大端,三代圣人已不沿袭,又何论后世,而欲追古制乎?!以上引文见《汉学商兑》卷下,第34页。

这里,方东树的意思是:孔子不是古今惟一的圣人。孔子之前,有“先王”,孔子以后,有“后王”。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夏、商、周三代不相沿袭。应该像荀子所说的那样“法后王”。汉学家埋头考求先王的典章制度,以为可以用于今世,这不过是“尘饭木胾”一类的儿戏罢了。

《汉学商兑》又争辩道:汉学家动不动就骂宋学是禅宗余孽,空疏无用;标榜他们自己所搞的是“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云:“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是则汉人所谓“实事求是”只是一种研究经史的方法,还没有达到普遍的认识论的高度。之学。不,不是这样。汉学家毛举细故,埋头考证一些小事,不切实用,“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千百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得也”《汉学商兑》卷中之上,第16页。。总之,汉学是只见其小,不见其大,“弃本贵末。……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汉学商兑·序例》。。这就把汉学对宋学素常所用的骂词反过来回敬于汉学了。

一般地说,乾、嘉汉学都带有经验主义的色彩。方东树对汉学的批判,从哲学高度来看,正是对经验主义弱点的批判,从社会实践的意义来看,是对那种脱离实际,不问国是的倾向的批判。

不过,方东树终究无法否认汉学的长处,他的结论是:训诂名物制度的考证是必要的,但义理之学更为首要,“义理,考证,必两边用功始得”《汉学商兑》卷下,第34页。,这就是折中主义的“汉宋兼采”的主张。这种主张在鸦片战前已经出现,鸦片战后曾被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当作挽救危机(政治、社会和学术思想的危机)的药方。

汉学在清代学坛上称霸百年,有人说它好比当时的“学阀”,形成了“汉学专制”的局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0节。,这是不无道理的。鸦片战争前夕,许多有识之士不满于这种局面,对汉学多所批评。例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汉学的批评,在某些方面较之方东树更为深刻。《文史通义》的刊行(1832年)较《汉学商兑》只晚一年,不幸章氏生前不为时所知,故当时的影响反不及后者之大。有人甚至将清朝的衰落归咎于汉学。而宋学一派同汉学互争正统,结下了“九世之仇”此语见《汉学商兑》卷下,第14页。,当然更想推倒这一堵墙。方东树歪打正着,不少地方居然击中了汉学的要害。

但是,从根本上说,宋学是反动的。他们是一伙唯心主义者,方东树也不例外。在论战中,方东树使用了不少颠倒黑白的手法,例如:他攻击汉学的末流是“虚之至者也”,固然不错;不过他还要把汉学“实事求是”的旗帜夺归己有,说什么程朱才是最“实事求是”的,甚至陆九渊那样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也都是“实事求是”的,“言理则是实理,言事则是实事,德则实德,行则实行”同上书,卷中之上,第l5—16页。,这就是指鹿为马了。列宁曾指出哲学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这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标志。“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强调只有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思想、感觉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唯物主义的路线。而程、朱、陆、王同主张“万理具于一心”、“心外无物”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恰恰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同“实事求是”毫不相干。

方东树在攻击汉学时,由于赤膊上阵,也更清楚地暴露了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他在宣布对方罪状时说,汉学之害“拟之于洪水猛兽而更凶。何者?洪水猛兽害野人,此害专及学士大夫!”《汉学商兑》卷下,第29页。。这里所谓的“野人”,就是《孟子》上“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的那个野人,指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被剥削被压迫者;其所谓的“学士大夫”,亦即君子,指的是封建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汉学之所以“罪大恶极”,方东树认为,是由于它不怎么害野人而专害君子。这在我们看来,固然是谬奖了汉学,同时也将其自己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

江藩写《汉学师承记》是为了替汉学张目,但他尽量略过戴震的哲学、政治思想,好像理亏似的。而方东树在《汉学商兑》里却抓住戴震不放,大肆攻击谩骂。戴震反对程、朱“以理杀人”,而主张“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方东树认为这万不可行,他说:“顾民之为道也,生欲既遂,邪欲又生,苟不为之品节政刑,以义理教之,则私妄炽,而骄奢淫佚,犯上作乱,争夺之祸起焉。”《汉学商兑》卷中之上,第20—21页。老百姓吃饱了饭就会滋长邪欲,骄奢淫佚,犯上作乱;按照理学家“饿死事小”的原则,必须不给他们吃饱,遏制他们生存的情欲,再绳之以“政刑”和“义理”。所以方东树痛骂戴震“谓不当以义理为教,而第惟民之欲是从,是率天下而乱也。不知何代何王有此治法?”,“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汉学商兑》卷中之上,第20—21页。。

方东树所谓的“政刑”、“义理”,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律和纲常名教,这是地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维护反动统治所不可缺的暴力和欺骗交替使用的两手。方东树那样痛恨对封建的“政刑”和“义理”稍持异议的人,只是再一次表明了,宋学自始至终都是封建主义最顽固的卫道士。

总之,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固然标志着“汉学专制”局面的崩溃,但宋学也远非胜利者。尽管《汉学商兑》里用了许多人身攻击的恶毒字眼,甚至用乾隆年间文字狱的案例来威吓对方,但那种陈旧而又空洞的性命义理说教,久已为人所讨厌。理学一统的局面也已一去不返。

(原载《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