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以后至鸦片战争前大约100年的光景，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主要有两大学派：宋学和汉学。宋学家标榜程、朱，专讲纲常名教、性命义理，号称“得孔子不传之绪”，是嫡系的“正学”。程、朱理学是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早就被封建统治者当作学术的“样板”来提倡。元朝初年的一个理学家许衡有一番名言，说是“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元史》卷164，《王洵传》。。元朝皇室很赞赏这个话。清朝统治者自然也十分理解“样板”的作用。所以朱子配享孔庙，八股试帖用四书朱注，宋学的正统地位是无可怀疑的。为了用程、朱的模式划一思想，宋学家们经常挥舞大棒，排斥异己。在这方面，清初陆陇其的论调最为典型。他说“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董子云：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国朝学案小识》卷1，《平湖陆先生》。。这就是要把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则，进一步用在儒家内部，“罢黜别儒，独尊程朱”。但是，既然如此，它就只能有一个模式，用一个腔调说话。所以有清一代，无论官方怎么扶持，宋学始终缺乏生气，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新和发展。
清朝的汉学一派，本来是在黄宗羲、顾炎武所提倡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到乾、嘉时期达到了极盛阶段。这个学派最初很有生气，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舆地、历算等方面都作出了斐然可观的成绩。他们取得成就的原因，就在于能够摆脱宋明理学、心学的羁绊，比较具有求实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汉学对于宋学而言，是一个“异端”；它的求实和独立思考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也会对封建专制造成威胁。然而清朝统治者采用高压、怀柔、一张一弛的两面政策，终于“招抚”了这个学派。有的汉学家变节求荣，放弃反清斗争，应征“博学鸿儒”；有的原是反程、朱的健将，一听说清廷将朱子升附大成殿（原来朱熹的牌位只摆在殿下的东庑），赶快用斧头把自己批判程、朱的书板也劈毁了。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2，《毛检讨别传》说毛奇龄“晚年雕《四书改错》，摹印未百部，闻诸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
乾隆年间，清朝屡兴文字狱，士大夫畏祸不议时政。绝大多数汉学家把毕生精力全用在古书的训诂考据之中。他们认为：六经是圣人之道，“舍经学则无以为学”；学习圣人之道就必须好古，“蔑古则无以见道”钱大昕：《经籍纂诂序》。。仿佛六经已包括了全部学问，古人已说尽了全部真理。又有人主张读经时应先通晓古代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这种说法有相对的合理性），因此音读训诂、典章制度应放在一切学问的首位（这就荒谬了）。汉人去古未远，所以汉朝经师的训注是最好的，而宋人朱熹只是“诬圣乱经”。汉学一派的主张越来越偏颇，及其末流，竟至认为后学不但不能对六经有任何怀疑，而且也不应怀疑汉人的注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不能越雷池一步。很明显，汉学已走上了墨守故训，厚古薄今，烦琐考据，脱离实际的死胡同。清初诸儒那种大胆探讨、经世致用、救民水火的精神被阉割得干干净净，汉学变成了对于清朝统治完全无害的学派。于是，许多汉学家受到皇帝的恩赏提拔，或入内阁，或领翰苑，或开府封疆，上升为大官僚权贵。这并不是说，汉学家全是大官，如汪中，终生贫寒，仅是一个秀才。凌廷堪，学徒出身，成进士后，仅官至宁国府教授。焦循是个举人，家居不仕。汉学与宋学一样，也成了官学。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随着清朝国力的下降，汉、宋二支对垒的学派也日益衰败了；但它们仍要党同伐异，互争正统。历史即将沦入另一时代。好像要趁着即将逝去的时代各为自己的学派作一总结性发言似的，两个营垒先后出现了两部著作，即：《汉学师承记》和《汉学商兑》。
嘉庆二十三年（1818），江藩的《汉学师承记》首先问世。这是一部清代汉学的发展史，对有清以来至嘉庆年间几十位汉学家的履历、著作、学术思想及其成就，乃至师友渊源等作了简要的介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但是，这部书存在严重的缺点，即：狭隘的门户之见和脱离实际的倾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为了替汉学争正统，他把魏晋六朝唐宋元明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一笔抹杀，当作黑暗时代，“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只有到了清朝，由于历代皇帝特别圣明，敦尚经术，尊崇汉儒，“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汉学师承记》（丛书集成本）卷1，第2—4页。。在江藩看来，清代汉学直承东汉马（融）、郑（玄）诸儒的正统，而东汉又直承周、孔的正统；除此以外，其间千余年的学术文化是一堆谬误，一片漆黑。褊狭武断竟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充分说明了汉学的没落。
其次，基于这种狭隘的门户之见，该书不但把许多真才实学的优秀学者拒之千里以外，而且对清代汉学的开山祖师黄宗羲、顾炎武也横加贬抑，只附记于该书的卷末。其理由，据作者说，由于黄、顾曾参加抗清斗争，是“不顺天命”的“顽民”；再就是黄、顾在学术思想上继承了宋、明诸儒的某些东西，未能割断同宋儒的联系，在汉、宋二者之间“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汉学师承记》卷8，第135页。，附于卷末，表示不承认二人“正统汉学”的地位；这还不算，而且对他们学术思想上带有民主性的任何言论都一概不提，不着一字。
第三，即以“正统汉学”的范围而论，该书对几十位汉学家的介绍，也只记述他们在训诂考据方面的某些成就，而略去许多有益于世用的学问，特别是有关哲学、政治思想部分，更是摈斥唯恐不力。戴震是公认的汉学集大成的学者，戴震自言：“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孟子字义疏证》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批判了程、朱“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建立自己“气化流行”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在于揭露了程、朱“以理杀人”的反动说教，论证了自己“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进步政治哲学。（这种探究义理的著作在乾嘉汉学中是颇为例外的现象）仅从汉宋对立，打击宋学的角度说，《汉学师承记》也应对这个论战大书特书。然而，该书对戴震如何批判程、朱，却一字不提，因为在“正统汉学”看来，哲学、政治的原则争论是不值一顾的。乾、嘉汉学家对哲学和政治现实多数不感兴趣。戴震与程、朱辩论理气心性，当时许多汉学家就认为戴震多事，写这一类的东西是“空说义理，可以无作”（见《文史通义》卷2，《书朱陆篇后》）。此外，毛奇龄是汉学健将，他的《四书改错》痛诋程、朱，淋漓尽致。而《汉学师承记》却不为毛奇龄立传，这是因为毛奇龄私德不检，恐其玷污了汉学的“门风”。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意在为清代汉学作一个总结，但其门户之见的卑陋，思想内容的贫乏，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对国计民生的冷漠态度，使该书变成一部琐屑的流水账。这正是汉学走向末路的征候。
《汉学师承记》问世不久，在道光六年（1826），桐城派的宋学家方东树写了《汉学商兑》一书，对江藩及整个汉学营垒进行了全面反击。道光十一年（1831）该书正式刊行。
方东树在《汉学商兑》里指出，汉学家们“以为古今圣人惟孔子，孔子之道在六经，六经之旨在训诂名物制度”，按照汉学家的说法，只要学者从事于训诂名物制度的考据，就自然会通乎“天道”（终极真理），这是过分夸大了训诂考据的意义，“以为天下之学莫大乎是”《汉学商兑》卷下，槐庐丛书本，第33页。。他举例说：对古代的宫室、衣服、冕弁、车制、禄田等等，多少人考据了多少年，一个人一个说法，互相矛盾，则天道何在？他进一步指出：
以荀子“法后王”之语推之，则冕服，车制，禄田，赋役等虽古圣之制，亦尘饭木胔[庸按：胔应作胾］耳尘饭木胾——胾，大块的肉。《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婴儿相与戏者，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为胾。然至日晚必归饷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以食也。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其意为：拿古代“先王”的一套治理当今天下，好比小孩子用土当饭，用木块当肉的儿戏，全不中用。。何者？三统之建三统——指夏商周三代正朔的变化。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分别称为人统，地统，天统。，忠质之尚忠质之尚——古代儒家有一种说法，历史的发展是从“尚忠”到“尚质”，从“尚质”到“尚文”。，井田、礼乐诸大端，三代圣人已不沿袭，又何论后世，而欲追古制乎？！以上引文见《汉学商兑》卷下，第34页。
这里，方东树的意思是：孔子不是古今惟一的圣人。孔子之前，有“先王”，孔子以后，有“后王”。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夏、商、周三代不相沿袭。应该像荀子所说的那样“法后王”。汉学家埋头考求先王的典章制度，以为可以用于今世，这不过是“尘饭木胾”一类的儿戏罢了。
《汉学商兑》又争辩道：汉学家动不动就骂宋学是禅宗余孽，空疏无用；标榜他们自己所搞的是“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云：“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是则汉人所谓“实事求是”只是一种研究经史的方法，还没有达到普遍的认识论的高度。之学。不，不是这样。汉学家毛举细故，埋头考证一些小事，不切实用，“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千百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得也”《汉学商兑》卷中之上，第16页。。总之，汉学是只见其小，不见其大，“弃本贵末。……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汉学商兑·序例》。。这就把汉学对宋学素常所用的骂词反过来回敬于汉学了。
一般地说，乾、嘉汉学都带有经验主义的色彩。方东树对汉学的批判，从哲学高度来看，正是对经验主义弱点的批判，从社会实践的意义来看，是对那种脱离实际，不问国是的倾向的批判。
不过，方东树终究无法否认汉学的长处，他的结论是：训诂名物制度的考证是必要的，但义理之学更为首要，“义理，考证，必两边用功始得”《汉学商兑》卷下，第34页。，这就是折中主义的“汉宋兼采”的主张。这种主张在鸦片战前已经出现，鸦片战后曾被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当作挽救危机（政治、社会和学术思想的危机）的药方。
汉学在清代学坛上称霸百年，有人说它好比当时的“学阀”，形成了“汉学专制”的局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0节。，这是不无道理的。鸦片战争前夕，许多有识之士不满于这种局面，对汉学多所批评。例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汉学的批评，在某些方面较之方东树更为深刻。《文史通义》的刊行（1832年）较《汉学商兑》只晚一年，不幸章氏生前不为时所知，故当时的影响反不及后者之大。有人甚至将清朝的衰落归咎于汉学。而宋学一派同汉学互争正统，结下了“九世之仇”此语见《汉学商兑》卷下，第14页。，当然更想推倒这一堵墙。方东树歪打正着，不少地方居然击中了汉学的要害。
但是，从根本上说，宋学是反动的。他们是一伙唯心主义者，方东树也不例外。在论战中，方东树使用了不少颠倒黑白的手法，例如：他攻击汉学的末流是“虚之至者也”，固然不错；不过他还要把汉学“实事求是”的旗帜夺归己有，说什么程朱才是最“实事求是”的，甚至陆九渊那样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也都是“实事求是”的，“言理则是实理，言事则是实事，德则实德，行则实行”同上书，卷中之上，第l5—16页。，这就是指鹿为马了。列宁曾指出哲学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这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标志。“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强调只有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思想、感觉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唯物主义的路线。而程、朱、陆、王同主张“万理具于一心”、“心外无物”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恰恰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同“实事求是”毫不相干。
方东树在攻击汉学时，由于赤膊上阵，也更清楚地暴露了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他在宣布对方罪状时说，汉学之害“拟之于洪水猛兽而更凶。何者？洪水猛兽害野人，此害专及学士大夫！”《汉学商兑》卷下，第29页。。这里所谓的“野人”，就是《孟子》上“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的那个野人，指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被剥削被压迫者；其所谓的“学士大夫”，亦即君子，指的是封建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汉学之所以“罪大恶极”，方东树认为，是由于它不怎么害野人而专害君子。这在我们看来，固然是谬奖了汉学，同时也将其自己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
江藩写《汉学师承记》是为了替汉学张目，但他尽量略过戴震的哲学、政治思想，好像理亏似的。而方东树在《汉学商兑》里却抓住戴震不放，大肆攻击谩骂。戴震反对程、朱“以理杀人”，而主张“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方东树认为这万不可行，他说：“顾民之为道也，生欲既遂，邪欲又生，苟不为之品节政刑，以义理教之，则私妄炽，而骄奢淫佚，犯上作乱，争夺之祸起焉。”《汉学商兑》卷中之上，第20—21页。老百姓吃饱了饭就会滋长邪欲，骄奢淫佚，犯上作乱；按照理学家“饿死事小”的原则，必须不给他们吃饱，遏制他们生存的情欲，再绳之以“政刑”和“义理”。所以方东树痛骂戴震“谓不当以义理为教，而第惟民之欲是从，是率天下而乱也。不知何代何王有此治法？”，“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汉学商兑》卷中之上，第20—21页。。
方东树所谓的“政刑”、“义理”，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律和纲常名教，这是地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维护反动统治所不可缺的暴力和欺骗交替使用的两手。方东树那样痛恨对封建的“政刑”和“义理”稍持异议的人，只是再一次表明了，宋学自始至终都是封建主义最顽固的卫道士。
总之，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固然标志着“汉学专制”局面的崩溃，但宋学也远非胜利者。尽管《汉学商兑》里用了许多人身攻击的恶毒字眼，甚至用乾隆年间文字狱的案例来威吓对方，但那种陈旧而又空洞的性命义理说教，久已为人所讨厌。理学一统的局面也已一去不返。
（原载《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