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书名字叫《从甲午到辛亥》实际上这是清王朝最后二十年，最重要的一个时间。中国的近代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以及其他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但是那些所有战争前面都没有引起中国人或者整体的从上到下一个特别大的振动。而真正使中国人感到振动的就是甲午战争，所以梁启超曾经说过，“惊醒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际上是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感到落后与差距。因为在之前的那些战争中，在士大夫们看来，也就开了几个小工商口岸，有点租界，这些中国人都没有引起振动。
甚至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当时中国人也没那么复杂的感受，觉得就是割让一个那么小的香港小岛，当时连九龙还没割让呢，就港岛。而且中国历史上宋朝跟辽、金、西夏的割地要大许多，觉得割了这么小的一个小荒岛，并且开展租界，所以当时国人没有任何感觉，真正地引起振动还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败得太惨，割让了台湾与辽东半岛，实际上中国是把辽东半岛整个大连那一带全部签条约割让了，又赔1.2亿两白银。更重要的是因为从前被英国、被法国打败了，这是我们原先完全不了解的敌人。
但是中国觉得千百年来日本只是中国的邻居，很小的小岛国，文化也落后，甚至连它的文字当时都是大量的汉字。中国人始终对日本报有鄙夷与居高临下的心态，觉得怎么突然之间被它打败了，就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日有摩擦的时候，整个舆论就觉得我们打日本应该是没问题的，于是主战的呼声很强，这样的战败才给中国人一个很大的振动，为什么被日本打败了，我们最瞧不起的一个国家？后来通过考察才发现日本是系统地学西方，它有君主立宪。于是光绪皇帝也引起了反思，高层也决心要改变。
我们看这个甲午战争它也其中的逻辑的，其中当然有很多因素，就是这个国家的体制没有变。但我们看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我觉得是必然的。因为在甲午战争的时候1894年，中日两个国家实际上是在日本已经基本上走上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进行了现代化的国家建构，而中国还没有。比如说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几个方面来比较一下，中日当时甲午战争前的中日的状况。日本在政治上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90年代已经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又到90年代的时候建立的议会，虽然议会的权利还不够强大，但毕竟走上了一个议会政治的架构。而中国从基本架构中秦始皇到清朝这时候没有什么大变动。就是皇权专制度，这是一个变动。
第二个我们其中很重要的是经济。中国当时的经济和经济体制和日本做个比较，我们知道中国是1840年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林则徐就提出来要“师夷之长技以治夷”，但是没有被朝廷接受。认为这是溃夷夏之防。旧官僚认为中国和敌夷之间有一道文化防线，要翻译做今天的语言就说你林则徐这个观点是“全盘西化”，这是当时很重大一个罪名。中国是到1863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镇压天平天国运动中感到洋枪洋炮确实厉害，要办洋务。但是即便由国家来办，还遇到很大的阻力。
日本是1853年被美国打开的大门，签订的条约跟中国一样，鸦片战争签订的南京条约基本类似。但它1853，54年就开始我被它打败了，说明它的船炮厉害，我要造枪造炮，它在1854天就开始了类似中国在1863年开始的洋务运动，等于说它的大门晚了13年被打开，但是它的现代化运动早于中国十年，将近十年。那么它开始的时候都是由政府投资建厂，遇到很大的阻力，但是中国你看，李鸿章后来意识到这种建厂虽然是遇到很大的阻力，但是有很大的成效。日本也是办了若干年之后，发现官营企业效益太低，里面有腐败。觉得要像英美那样变成私人企业，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八七三年就开始了，官营企业私营化，卖给商人，因为当时日本私人企业也不发达，国家投了那么几百万的钱，从英国、法国进口的现代化机器工厂，商人也买不起。日本为了私有化它很彻底，明治政府，制定了廉价处理官营工厂条例，就是很低的价格卖给商人，那么一些商人买了还有一些企业商人还是没有签，日本当时整个私人企业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买那么大的国企，买了一部分。日本明治又做了一个规定，长期无息贷款。它的私有化做得很坚决，但是中国连一个“官督商办”都办不好，最后李鸿章就是觉得应该让私人办企业，但是不允许就只好官督商办，官督商办里面产权不清，只能最后变成官样文章。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基本上是新欧美那样由私人经营现代工商企业，中国的还是官营。
再说金融体制。当时的人确实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学者就说，中国的地理面积比日本大那么多，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那么多，那肯定清政府的财富要远远高于日本政府，那么如果长期打下去中国肯定能打赢，财力上能够比日本坚持的时间更长。实际上你去比较金融体制，中国当时一家现代化银行都没有，政府自己不设，也禁止中国的私人设现代化的银行，还是传统的钱庄票号，而日本在甲午战争已经有一百多家国家的现代化银行，还有九百多家私人办的银行和现代金融机构，一个有一千家银行或者现代金融机构的国家和一个银行都没有的国家谁的融资能力强？这些中国都和日本不是在一个量级上，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前现代国家。
再看教育，日本当时现代的小学、中学、大学体制建立起来了。当时他们建立了几所了大学，要从小学一步一步升上去，以全国之力办小学和初中。中国当时还是传统的私塾，科举考试，没有这种现代化的学校，洋务派办了一点还是很边缘的，没有使其成为一种国家体制。教育上日本已经现代化了，中国也没有。
再看军事，日本的军事改革开始在明治维新之后，觉得他们了解法国，知道拿破仑就学法兰西的军队，它学了之后刚刚学法国，普法战争爆发，法国被普鲁士打得一塌糊涂。普鲁士更厉害，日本马上军事上从学法国转到学普鲁士，那建立起一套按普鲁士模式建立起的现代军队。中国的海军不说了，海军都是留学外国的，所以海军还能打几仗，哪怕打败了，还打得很悲壮。陆军你打什么仗呢？因为陆军当时还是传统的绿营制，当时的陆军军官还是靠科举武举产生的，射箭骑马，没有人能看懂现代地图，也没有参谋本部，还是靠私人幕僚。日本的参谋、情报情报系统非常发达，都能看得懂现代的地形、地图、地貌，由于没有清政府没有建立现代陆军的意识，即便当时有人知道武器先进得要用外国武器，但是他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知道武器是标准化的，武器不统一，连基本的后勤都无法保障。
所以这几个方面就证明了日本当时已经是现代化了，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就是有识之士觉得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很遗憾这些觉醒的后来是少数读书人，又没有任何权力和任何政治经验，皇帝也是个没权力的。本来应该是朝廷里最有权力的人认识到中国应该进行体制改革，朝廷本身应该进行体制改革，就要就由这几个康梁，仅仅靠几个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进行，又受到旧官僚巨大的阻力，它的成功希望就不大。所以实际上光绪也知道靠康梁主持变法不可能成功，他想动用当时一个很有威望，很有政治经验的人张之洞去主持，张之洞作为一个地方官员，也很愿意到中央去主持这个。但是这个是偶然性在起作用。他当时身体不好，但是当他得到这个圣旨之后他非常高兴，他从武汉到上海，当时最快的路线就是到上海再坐船到天津到北京。到上海之后湖北这边发生教案不稳定，他从上海再返回武汉这里这个，处理完之后朝廷内部的帝党和后党斗得很厉害，张之洞直到要去就会卷入到宫廷斗争里面去，所以他坚决不去。
所以光绪很着急希望张之洞来主持这个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张之洞不去就只好利用指望这帮读书人，没有政治经验的。所以现在的史学研究做得很细，就谈到主持变法的读书人又犯了许多策略性的错误，实际上这是很有比较的研究。但是当时就算康有为与梁启超没犯错误，有几个没有权力的人要进行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政治官僚阶级会反对，但是戊戌维新我觉得是这个清王朝在自我一个最后的机会，很重要的机会。但是清王朝自己放弃了，放弃了反而把主张维新的抓的抓，杀的杀。但尽管是这样，很多人只要有理性的人还是希望中国最好能够不是革命的路，是及从上到下改革的路。做从上到下改革的路，但当时理解这个改革立宪的人很少。所以梁启超很愤怒，因为杀六君子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去看，一个头一滚拍手叫好，所以梁启超非常愤怒。
到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因为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亚洲黄种人的国家打败了欧洲的白种人国家，那么世人觉得日本当年打败了“老大帝国”中国，现在又打败了俄国，那世界近代史以来从来是白种人横冲直撞到处殖民，怎么被那么小的一个日本黄种人打败了呢？最简单的原因是，原来日本君主立宪，俄国是沙皇君主专制，那觉得因为从前认为黄种人就是人种就比白种人低，就不行。这下证明了不是人种问题，是制度问题。一个黄种人的政治制度先进的国家，也能打败一个白种人的政治制度落后的国家，于是突然之间，要求立宪的人多了起来，尤其商人和学生要求立宪。慈禧在这个压力下，也就说要做新政，甚至我们今天看做新政还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你和形势的要求不一样了。这时候的新政做得只是1898年清政府所镇压的维新派要做的。从1904年起要求立宪，其中我选了几个官员，还是选张之洞他的心态，他官网慈禧的新政改革，因为张之洞很谨慎，他知道慈禧是最保守的，慈禧要搞新政是不是真实的想法，他通过他的幕僚，在慈禧身边安排的人了解说，这确实是慈禧的想法。所以张之洞就有呼应，但当时张之洞实际上心里对这个有不满。因为慈禧反复地说我们搞新政和康梁是不一样的，不能谈西学，所以她旁边的人跟张之洞说，你写著作一定要回避掉“西学”这个词，那么张之洞当时就跟别人说，说搞讳谈“西学”而搞新政，新政基本成不了事。
但是觉得朝廷要搞新政，那我还是尽量采取一些措施只回避掉用“西学”这个词。实际上中国最开始把数理化学观念好像都成为西学，后来之间之间才认识到，那些是声光、电话、物理、化学是全世界通用的，才叫通译之学，从通译之学改革接受日本科学。那么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知识的产生，总是从某个地方产生的，不是从美洲产生就是从中国产生，都是从一个具体地方产生的。知识产生肯定要有地方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说任何知识只要从地方产生的就有地方性，地方性只允许那些地方这就没有一种普世性呢？如果是坚持这样，那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一个具体的知识，一个具体的地方产生，那所有的人类知识，人类的思想就没法互相交往，所以张之洞当时他就觉得你不谈西学实际上所谓新政只是新瓶装旧酒，但还是尽其所能，提了一些建议。
但是后来要求这个立宪的人越来越多，尤其商人是商人扮演了一个最主要的角色。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刚才讲了，是日本把俄国打败了觉得立宪能救国。第二个就是中国晚清以来长期的政治是压制商人统治现代化企业。商人只有挂靠在官营的企业下，官督商办你才能够干事。但从法权上说你是官家的。所以后来发生很多矛盾，比如说商人投资挂靠在国家的名下一些企业赚了很多钱，但是产权问题始终是混乱的。所以当时觉得没有一个宪法，没有一个法治，没有保证，商人的合法财产得不到保证，所以商人也特别支持立宪，商人就大量地投入到支持立宪的活动中去，商人立宪就是这两点。这是我们知道这个商人阶层尤其绅商在中国地位很高，因为皇权统治是有限的，地方主要通过士绅自治来把权利控制到地方，控制地方渗入到基层使得政权比较稳固，整个政权稳固。而商人跟权利结合在一起，他又比较富裕，凡是一个社会富裕阶层的人总是希望这个社会是稳定的，是反对激烈变革的。
所以这时候像孙中山提出的口号根本得不到响应。商人就不支持。商人总觉得中国的社会得通过一个渐进与温和的改良，通过最高权利者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进行改良才是最好的。所以这种观点是以梁启超为代表，梁启超虽然被通缉了，但是梁启超始终认为，中国的实情不能通过激烈的革命手段来实行，通过革命手段那一点是血流遍地，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那老百姓受苦最多，所以他坚决反对革命，替清王朝辩护，所以预备立宪一宣布的时候万众欢腾，大家都张灯结彩，自发地上街游行，编了很多歌曲歌颂大清王朝，万岁万万岁，就说人都是有理性的，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有理性的，不希望通过这种革命这种剧烈手段来实行中国社会的平稳。慈禧后来又宣布进行官制改革，先有行政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路线图也是对的。但是恰恰行政体制改革慈禧规定了几个方面不能动，不能改。这个改革的最后的改革是满族官员的权力更大，汉族官员的权力更小，所以人们觉得大失所望。
这个一出来，梁启超他很遗憾，他觉得在没有宣布这个之前，绝大多数人都支持他，留学生都反对孙中山。这两项结果一出来之后，留学生就有一部分支持孙中山了，认为孙中山说得对，清王朝是不改，所以恰恰这时候批评清政府，商人开始批评清政府，你不改革，你不改革你是假改革，商人特别着急，绅商特别着急。因为他认为你不改革最后就会革命。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是清政府这个立宪，他们更加迫切地要求清政府立宪想避免革命。但清政府就是不改。清政府最后在1908年出了一个宪法的预备草案，这个宪法里面我做了分析，其中有一点就是说，它是以《明治宪法》为蓝本。但是《明治宪法》最多是一个刚刚及格的，甚至革命派认为明治宪法谈不到是个及格的立宪的宪法。认为你要是立宪，你最起码应该跟明治宪法一样，但是清政府往回收了，明治宪法还往回退，皇帝的权力很大，人们享有的权利比明治宪法，人民享有的权利很大，皇帝的权利比明治天皇的权利还要大。
所以我觉得立宪派开始批判朝廷，这是立宪派开始走向激进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由于你不立宪，希望这个社会稳步前进的人开始有点激进化了，但是这个激进是因为你不立宪造成的。恰恰就在这时候，1908年，朝廷还下了一个通知，因为当时传说梁启超要回国领导立宪运动，就要通辑梁启超，就说他是最大的罪犯。这个时候革命派就更高兴了，天天跟梁启超论战，这时候倾向革命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但是商人还是希望这个时候要稳步地，由上而下地改革是最好的。商人就看到这个革命的趋势在发展也很着急。梁启超还是希望清政府要改革，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叫《现政府与革命党》，说革命党者以扑灭县政府为目的者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因为你不改革，才会这样。
所以商人就觉得我们的力量恐怕不行，就是觉得我们要团结起来，联合请愿，要求清政府立宪。你看一次两次三次，总共1910年发动了三次请愿，一次规模比一次大。那么你一次规模比一次大，清政府对你开始是拒绝第一次，第二次你人多了他就镇压，第三次镇压就更厉害。你镇压他那商人就会更加激烈，最终加入同盟会。
所以我说这时候他们的这个标志，上海商会是在中国近代史有风向标意义的。上海商会集体加入同盟会，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中国是改革还是革命，这时候赛跑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很可能是革命。我们再看清朝内部官员，张之洞可以说是威望最高又最开明的官员。慈禧实际上在晚年的时候知道没有什么人可用，要启用张之洞。她也在1907年把张之洞从湖广总督调到朝廷来，调到北京当军机大臣，向他咨询很多事情，张之洞都回答了。其中有一点张之洞很失望，就是慈禧说现在排满闹得很凶，怎么办。张之洞说就是开国会，只要迅速开国会，排满风潮就会平息。但是慈禧不同意这一点，不同意开国会，拒绝了。慈禧去世，载沣上台之后，他还是重用满族权贵。这个张之洞就觉得非常不妥当了，后来载沣完全就把张之洞晾一边。张之洞病重的时候，载沣不得已去看了他，够谈起现在的形势，和张之洞就说起用人不当会不会激起民变，载沣说了一句话，不怕，有兵在。
后来载沣一走，别人问张之洞摄政王说什么，张之洞说这是“亡国之音”。当晚他就去世了。那么我们看，这个从王朝来说，后来等到1910年底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大臣，包括满族的大臣提出来要立宪，摄政王否决了。等到最后他的两个弟弟皇叔也觉得形势不对，得赶紧立宪才能消灭革命的，反满风潮才能平。他的两个弟弟跟他提建议，说一定得开国会，得赶紧立宪。但载沣跟其他官员一商量，觉得还是不能立宪，立宪了我们还有什么权力？又否决了。
所以说现在有一种观点，从历史观就认为辛亥革命多少年了，实际上现在革命的结果是一回事，好坏是另外一码事。但你看辛亥革命恰恰这种革命的后果就是清政府的政策导致的。你说孙中山过激，那你两个皇叔改革，那最后两个皇叔提出来改革的建议都被否决了。那只有革命这一条路了。所以任何一个政权改革之门越宽，革命之门就越窄幅当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就越宽。当你把改革的路堵死了，那就是革命。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