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代，“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这时，在一批留学英、美，一直主张中国要实行英美式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激烈争论。一方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说明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不是政治制度的优劣，而是有没有政府的问题。在此紧要关头，更应该集权，实行“新式专制”制度。而另一方则坚持认为当时中国的分裂、分散，在于缺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广泛政治认同，中央政府才能是强有力的政府。并且，他们认为主张新式专制的危险之一，是无法保证“新式专制”还是“旧式专制”。原来整体主张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论战，其实是清末开始的有关论战的延续，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纠结，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现实困境的反映。
【关键词】民主 专制 独裁 论战 【中图分类号】D693.092 【文献标识码】A
在内乱外患频仍的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一批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笃信英美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忽然一反以往，力主在中国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统治，从而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引起了民主与专制的激烈论争。尽管这次争论对实际政治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纠结与困境。
国难与新权威
尽管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末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新旧军阀间的混战却依然连年不断，中国的分裂状况并无实质性变化。而且，国民党最高领导者之间的互相倾轧、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严重地削弱了南京政府的统治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在形势如此严峻的紧急关头，对中国政府腐败无能的痛恨与对一个统一、廉洁、高效、有力的政府的企盼，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这时，国民党内一些人借机公开鼓吹实行“墨索里尼”式的法西斯统治，甚至连形式上的五院制都要取消，而实行元首制。①一些以政治独立自诩的知识分子，也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能有一个强力政府之上。1932年6月，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翁文灏等人主办的《独立评论》刊登了傅斯年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提出“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的论点。稍后，丁文江撰文力主强权政治。翁文灏则写道：“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 1933年5月，曾留学美国、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蒋廷黻写了《知识阶级与政治》一文，从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这一角度出发，认为知识阶级把“西洋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当作学术来研究是很有兴趣而且很有价值的，当作实际的政治主张未免太无聊了”，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它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尽管其间胡适等人曾发表过一些要求民主政治的文章，但更多的文章是对强力政府的企盼。而且，他们虽然对国民党有着种种不满，并竭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但中国的现实却使他们很容易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这一事件加重了许多人对中国进一步分裂的忧虑。蒋廷黻立即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主张专制政治，并从中外历史中为自己寻找立论的根据。他悲观地写道：“自闽变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接着，他强调，“总之，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家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做，谈不到第二步”。他还认为中国国民缺乏基本政治素养，不具备民主共和国的资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只能有内乱，不能有真正的革命”。所以，他明确说道：“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②
蒋文发表后，尽管遭到力主民主政治的胡适等人的激烈反驳，但却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激起了强烈共鸣，博得了更多的赞赏。如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曾积极宣扬民主政治的钱端生，此时也力主独裁统治，“因为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对内可以消除各职业及各阶级间无谓的纷扰及自相抵制，如罢工、停业及竞卖等等，而对外则可以举全国的力量以应付国际间的经济斗争”，所以“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利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③丁文江连续撰文，强调如果独裁政治不能统一中国，那么民主政制就更不可能统一中国。因为民主制度需要较长的民主教育和制度建设，而“现在这两种方法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是缓不济急的”。他们都认为，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是当时的大趋势，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应该说，民主程度与效率程度是衡量政治体制优劣的重要标准，但困难在于，二者的追求目标并不一致。民主的目标是参与最广，效率的目标是决率——执行最快，二者虽不是完全背道而驰，却互有矛盾，其中一个得到张扬时，另一个极易受到损害。因此，许多国家都制定有“紧急状态”一类的法律，以牺牲民主来换取效率，度过“紧急状态”。
此时的专制论者，明确主张以牺牲民主来换取效率。但是，牺牲民主不意味着必然会有高效。一个高效的集权政府，是需要一系列不可缺少的辅助条件。如利益的一致，意识形态的强烈认同，决策程序的科学化，执行机构的合理化，灵敏的反馈机制，对个人擅权、舞弊等非组织行为的监督控制，等等。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很容易产生一种既专制独裁又腐败无能的旧式政权。其实，蒋廷黻等人也意识到此点，因而提出要建立一种与中国传统专制制度不同的“新式独裁”。丁文江认为：“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新的新式独裁。” 张弘在《专制问题评议》中较为具体地说：“这所谓专制绝非野蛮专制，非法专制，无限专制，权力专制，禁止言论自由的专制，而乃是开明专制，旨趣专制，以公共福利为前提的专制，不似旧日以个人为目标的专制。” 毕竟，国家的强盛是他们的首要关注，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免于灭亡，只有让权力高度集中，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蒋廷黻说道，“我以为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因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它方式可能性较高”。留学美国、此时在北大任教的张佛泉在著文反对专制的同时，又无可奈何地写道：“不过在目前中国状况之下，即使我们要采用民治，在未提高民众政治程度以前，也不能过于信赖民众。”④
当然，他们盼望的并不是旧式的皇帝，而是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新式独裁者”。丁文江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利用目前的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钱端生亦希望这种新的独裁者“能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实际的福利，能对现代经济制度有认识，能刻苦耐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对“新式独裁”的种种描绘界定，恰恰反映出那种既希望有一使国家强盛的强力政府，又惧怕中国传统、“旧式”专制制度的矛盾心态和两难处境。而且，他们虽然提出了新式独裁的具体标准，却未提出如何产生、造就这种新式独裁的具体措施。或许，他们也意识到自身毫无权力这样一个事实，实际根本无力、也不可能造就一个理想的“新式独裁”。因此，这只能是一种无力的幻想。
新权威还是旧权威
虽然当时险恶的国内国际环境使许多人丧失了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但以胡适为代表的少数人仍坚持昔日的观点，反驳专制论的种种论点，为民主政治辩护。
针对蒋廷黻的论点，胡适连续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两文。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民族国家，“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而且，“我们今日要谈的‘建国’，不单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他反问道：“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大业，我们今日的建国事业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他进一步将专制分为领袖独裁、一党专政和一个阶级的专政三种方式。他坚决反对任何一种方式的独裁。其理由有三：首先是“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作、政治生活极其复杂，而要对所有这些方面都全面管理的高度集权专制是“人世最复杂繁难的事业”；其次，“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最后，“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在此，胡适把民智未开，难以实行民主政治这一命题颠倒为民智未开，最宜实行民主政治这一命题。
但是，这种命题的颠倒过于简单，难以成立。连力主民主政治的张熙若后来也批评胡适的这一论点“在逻辑上发生问题”，“胡先生说，‘我们不妨从幼稚园做起，逐渐升学上去！’我要问：升学后所升之‘学’是高度的民治呢？还是专制与独裁呢？”而且，胡适认为民主政治“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应付”的观点也很难说正确。现代国家生活极其复杂，无论哪种政体，都需要大量第一流的专家以各种方式参与决策。这种把专家参与决策与民主制度对立起来，反映了胡适对民主的片面理解。应该承认，公民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与政治素养，是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仅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并不能自然产生民主意识。只有在民主政治的逐步实施中，才能培养、产生民主意识和习惯。胡适所提出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观点，其现实意义就在于强调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学习民主规范，培养民主意识。
但一个严酷的事实是，近代中国并未真正实行民主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对此，胡适针锋相对地写道：“我们要认清，几十年来割据的局势造成是因为旧日维系统一的种种制度完全崩坏了，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什么可以替代他们的新制度。”当然，这种新制度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要经过一段转型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难免要产生某种程度的动荡，或是转入新的机制，或是退回旧的轨道。
而且，独裁的难以实现，不仅在于旧的已经毁坏，如常燕生在《建国问题平议》中所说，还在于“现代的中国，有几件新要素都是从前所没有的。第一是科学……第二是国际的复杂关系……第三是民治思想”，所以“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的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尽管民主制本身也有着欠缺和不足，但正如陶孟和在《民治与独裁》中说，“人类本是有许多缺点的动物”，“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不过是残缺的程度问题”。
揆诸实际，中国社会并没有为“新式独裁”提供理想的条件。所以胡适在《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中呼吁人民警惕“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并坚定地说道：“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近代中国的纠结与困境
这场争论并没有、也不可能达成共识，但却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纠结与困境。人们信仰、希望、追求民主、共和、立宪，但在现实面前却屡屡受挫。
早在这场论战的几十年前，梁启超就与革命党人辩论，认为革命只能带来全国性混乱，因此他希望并且相信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实行由上而下的君主立宪。但清廷却使他大为失望，并未“开明”，也未立宪，反而于1908年下旨查禁梁启超领导的政闻社：“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若发现梁启超等人“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希望并且相信袁世凯能成为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式独裁者”，因此积极挺袁。但是，历史证明袁其实也是“旧式独裁”，梁启超在《袁世凯之解剖》一文中对袁盖棺定论：“袁氏诚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纪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而决非在十九二十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⑤
辛亥革命后的历史也证明了梁启超的正确，国家确实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烽火连年。近代中国的困境使民主、宪政难以真正实现，而“新权威”其实是“旧权威”。因此，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有关于“新式独裁”的强烈企盼与激烈质疑，恰说明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并未完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 杨公达：《革命的回忆和国民党的复兴》、《国难政府应强力化》，《时代公论》，第23、24号，1932年。
②蒋廷黻《独立评论》，第5、11、15、51号。
③钱端升：《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31卷1号。
④张佛泉：《训政与专政》，《国闻周报》，第11卷36期，1934年9月。
⑤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10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