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希望与绝望并存，探寻与踯躅同在。
就在这一年，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将实行长达十多个世纪之久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统治者们以牺牲莘莘士子十年寒窗苦读为代价，将士人们抛入一股滚滚向前的洪流之中。士子们的惶恐与无奈、哀怨和愤懑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
然而也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早已将关注的目光从科举移向他处。他们关怀社会而非死读圣贤之书，心怀挽救国家危亡的宏大志向，翘首以盼清朝政府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改革，尤其是在政体方面，这其中首推立宪思想。即使在戊戌变法时期，立宪思想曾一度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出场而被推向历史前台，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归于寂静。可是，就在1905年，事情却发生了变化。
这一年，日俄战争告一段落。两国交战，战于中国的领土之上，而清朝政府却宣布严守“中立”，这一幕自然颇具讽刺意味，可战争的结局更是令人诧异，小小的岛国居然战胜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面对这一幕，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回想起十年之前甲午之战，而这场战争也无情地击碎了洋务派的“自强”梦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日本的强大，以致于连续打败了诸如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老大帝国？
立宪！立宪！
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刻刊载文章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1〕尽管将两国交战之结果简单归于政体之不同，难免有流于浮浅之嫌，但此文却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上众多支持立宪的人士的心声。立宪人士的积极奔走，再加之报纸舆论的广泛宣传，一时间，立宪似乎发展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思潮。“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2〕。此言虽多少有其夸张之处，但确也反映了立宪在社会中拥有众多支持者和宣传者的事实。
“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
于是，在1905年7月16日，清朝政府又是一纸令下，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在政治政体方面状况，多少做出顺应民心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
清政府的诏书称：“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户部议奏”〔3〕。
其实，从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颁发圣旨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出洋大臣的人选问题一直变化不定，但最终还是确定下来了这五位官员，他们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这五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有的是来自清朝宗室，代表了满族皇室的大臣，有的是来自地方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有的是来自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
实际上，这次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宪政，对于清政府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而言，确实是一次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便被无情打破，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心态之中。清朝政府对于“西方”或者“洋”背后所隐含的力量也因此而表现出一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不管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层面——惧怕着，却又不断地试探着；观望着，却也在不断地学习着。而如今，一甲子的时间弹指而过，清政府为自己的这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和代价，各种不平等条约及割地、赔款等无理要求就像沉重的包袱一样压在它的身上。不仅如此，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也是此起彼伏，使得清朝的统治更是雪上加霜。
在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清政府一方面想要挽救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寻求出路、摆脱困境的考虑，决定派出朝廷重臣，踏上异域之地，去切身感受日本和欧美等国家的政治氛围，并着重对于宪政政体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察。相对于清政府派往各国的使节而言，派遣大臣出洋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是这次毕竟是清政府以官方名义正式派遣一批朝廷要员出洋考察，实质上也可视为正式承认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从这次派遣规模、出访国家数量等方面而言，确实无出其右者。
正因为如此，派遣五大臣出洋的诏书一下，立刻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反响。各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但也有少数立宪派激进人物如《大公报》主笔英敛之等人，颇为冷静地指出这一派员出洋考察的举动所存在的问题：“近者以势驱情迫，无可如何，朝野乃竞言立宪，政府遂有派四大臣出洋之旨。此一举也，各国注目其措施，各国评议其利弊，大都以此为改良政治之起点，中国之转弱为强、化危为安，或此是赖。但又群疑满腹，虑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国政治之精义，将有宝山空归之叹”，并提出，希望以“侯官严又陵、丹徒马湘伯、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等人代替出访的五位大臣，以真正达到考察之实效〔4〕。自然，民意尚无如此力量改变政府的决定，而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出国考察宪政最初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等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另一部分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去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家。
1905年9月24日，就像举行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一样，在拜祭完祖先之后，五位考察大臣在亲友、大臣、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如同准备踏上征途的英雄一般，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出发。当时，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坐于前车厢，而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面。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闹，不知所为”〔5〕。
原来就在开车前，革命党人吴樾一身皂隶装扮，趁着人来人往的混乱当口，悄悄地上了火车，而他的怀里则藏着自制的炸弹。吴樾的目的不言自明，就是想用此玉石俱焚之手段，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可能是由于自制炸弹性能不甚稳定，结果当大臣们乘坐的车厢和机车挂钩时，车身突然发生了震动，因而导致炸弹提前爆炸。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吴樾因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被炸身亡；五大臣中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鸿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躲过一劫，“旋面泽公，眉际破损，馀有小伤。绍大臣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6〕。
这位吴樾是何许人也？
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受传统的桐城文化影响，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心怀远向的士子一样，吴樾最初也选择了寒窗苦读的道路，准备投身仕途。如果没有后来接踵而至的国难，或许吴樾就会沿着这样的人生道路走下去，只是历史无法假设，清朝少了一位耿直的官员，但是中国历史上却多了一位“以个人性命之牺牲，而为铁血强权之首创”〔7〕的壮士。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就像当头棒喝，使得吴樾看到了清朝的统治是多么脆弱，遂转向革命的道路。当时社会中暗杀思潮潜滋暗长，吴樾受此影响，将暗杀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他看来，“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8〕。恰逢清政府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这对于身为革命派的吴樾而言，正是千载难逢之大好机遇，遂出现了上述那颇为壮烈的一幕。
其实，吴樾的所作所为正是近代中国社会革命和立宪思潮矛盾和冲突的直接反映。正是在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革命思潮一改以前散乱的局面，渐成气候，但仍无法和立宪思潮并驾齐驱。吴樾此举，则不啻让社会各界人士看到了革命暗杀之力量和影响。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人们惊骇于革命对于立宪的阻碍，谴责革命党人的暗杀行为。近代中国执北方报界之牛耳的《大公报》首发责难，“此事实为推动清政府立宪之一大动力……我若畏难而退，彼必趁虚而入，……我政府即迎其机而速行改革，以绝彼党之望，宣布立宪，以固其内力……急行其志，无俟踌躇”〔9〕，“盖恐政府力行新政，实行变法立宪，则彼革命伎俩将渐渐暗消，所以有此狂悖之举，以为阻止之计。当此之际，更宜考求各国政府，实行变法立宪，不可为之阻止”〔10〕。而上海的《申报》也认为革命党人的这一颗炸弹，反而更促进了清朝政府立宪之决心，遂“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大有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11〕。于是乎，社会中要求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立宪的呼声似乎伴随着吴樾炸弹的声响而越发高涨。
然而，也应该看到这一意外事件对于清政府排前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活动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此事不得不缓行。
直到当年12月，派遣大臣出国考察的事宜才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载泽、绍英受伤未愈，所以清政府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二人接替他们。
这次出行，仍然是分头进行。一方面由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等人赴英、法、比利时、日本等国家；另一方面，则由戴鸿慈、端方等人前往美、德、意大利、奥地利等国。
1905年12月7日，寒风凛冽，戴鸿慈、端方等人已经待命出发。鉴于上次出行的教训，这次出发时，北京火车站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实行戒严，所谓闲杂人等一概不能入内。“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按照惯例，完成拜祭祖先仪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后，戴鸿慈、端方二位大臣由北京经天津至秦皇岛，再换乘兵轮“海圻”号前往上海，搭乘至欧美国家的船只，开始西行。或许是由于这次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意义格外重大，也或许掺杂着中国官员爱摆排场的某些因素，待至上海，由戴鸿慈、端方两位大臣带领的随行队伍已经扩至四十余人，包括三十三位随行人员、四名各省派往随同考察人员、两名差官、四名“戈什”，甚至还有一名剃头匠。此外还有随行前往美国留学的八名学生，日后因在美国宣传孔教而声名远扬的陈焕章也在这群留学生之列。12月19日，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S.S.Siberia）载着几十名考察人员，也载着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殷殷期望，收锚起航，向着日本驶去。善于观察的戴鸿慈刚刚上船，就详细地记录下整个邮轮的构造和机关设置情况。
12月11日，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等人也从北京出发，来到上海。次年1月14日，这批考察团成员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先到日本，再转至欧洲等国家。一路上也是众人拥簇，浩浩荡荡，同行的除了一干随员之外，还有各省选派随团出洋考察者六人以及留学生若干人。
尽管为节省时间多参观一些国家，出洋考察宪政团已经兵分两路行进，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行程还是很紧张的。因此随行人员就各施所长，按照自己的领域去观察他国不同的方面，以期用最短之时间取得最大之功效。
自然，这次出国考察，宪政为首要之目标，因此，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必在计划之中，由是形成一个惯例，也引发许多思考。在戴鸿慈等人看来，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的沟通以及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他们耳目一新。当他们踏上所谓“自由国度”的美国时，看到议院中的议员们“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12〕。而当他们来到最早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英国时，也注意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13〕。在意大利考察时，戴鸿慈等官员看到意大利议会中往往由议院就可以决定国王任命大臣之去留。对于这些考察大臣而言，此事让他们感到十分诧异：“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14〕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惊奇和赞叹。事实上，对于身处异域他邦的人们而言，和本国差异最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对他们的思想冲击最为激烈之处。
在进行普遍观察的时候，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也不忘记录和参考各个国家的特色和特点。载泽、尚其亨等人访日时观察到：“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政体有划一整齐之象。”〔15〕戴鸿慈等人在德国考察时也注意到该国立宪政治之中对于军队力量的重视，因此，不无感慨地说：“立宪之要在自治，自治之要在民兵。”〔16〕由是反思中国这种尚武精神的缺乏以致导致了国弱民贫之局面。到俄国后，考察宪政的大臣们尤为注重俄国人对于中国实行立宪的意见。原因无他，中国和俄国领土相接，而且幅员都十分辽阔，历史皆颇为悠久，加之都曾经败于日本，因此，戴鸿慈等人特意前去拜访俄国前首相维特，并请教关于中国立宪等具体事宜。按照维特的说法，“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务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这一见解，赢得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之普遍赞成。勿庸讳言，维特也指出了在中国社会中各项准备事宜应该齐头并进，以缩短准备时间，否则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如此耐心地循序渐进，“雍容作河清之俟”〔17〕。在进行实地考察的同时，他们也听取了一些诸如日本穗积八束等宪法学家的意见，并整理有关各国宪政的文章，随时送回国内，在官报上发表，不断汇报此次考察成果。
在考察宪政之余，这些官员们也对日本和欧美社会的物质和文化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这样的社会氛围对于他们而言，确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在这为时半年的国外行程中，他们分别参观了一些外国的社会部门和机构。大致说来，既有像政府机关、邮局、铸币局这样的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又有像监狱、疯人院这样诸如管制社会另类人群的机构；既有像基督教青年会、商会这样的依靠宗教和社会力量所组成的团体，又有像美术院、博物馆、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可以说是比较广泛地近距离观察、了解了日本和欧美社会的不同侧面，并且与中国的社会情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较。譬如，当考察大臣们在德国剧院观看戏剧时，对于德国人编排戏剧时所花费的心思感触颇多，认为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非常注重戏剧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因此“不惜投大资本、竭心思耳目”，遂联想到中国的戏剧改良在社会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不禁感慨道，“又安怪彼之日新而月异，而我乃瞠乎其后耶！”〔18〕
在参观余暇，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也在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每当他们到大城市进行考察之余，总是不忘前往所谓“优游休息”之地放松一下：“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相形之下，中国这样的“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难免让这些大臣产生相形见绌之感。待他们回国后，便立刻奏请由学部、警部主持，在京师次第筹办这些公共设施，并由清朝政府“饬各省督抚量为兴办，亦先就省会繁盛处所，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19〕。他们不仅提议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等，而且还不惜斥重金从国外购买回一批动物，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牲园中，可以说是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动物园的雏形。据《大公报》载，从国外运抵天津塘沽的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两匹斑马、两头花豹、两头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鸵鸟、六只仙鹤、八只鹿、十四只天鹅、三十八只猴等，林林总总装了五十九个笼子。可谓壮观〔20〕。尽管这位作者记述此事之时稍有讽刺之意，但是新鲜事物的引入，必然或多或少会给社会增添了一些亮色，而这点亮色与五大臣出洋考察似乎也不无关系。中国早期的植物园、动物园等的发展，成为这些出洋考察的大臣们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方面的无心之功。
总体而言，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面，对如此多国家、就如此多内容进行参观，难免会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因此，这次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活动似乎更偏重于形式上的观察。在大臣们和相关人员进行交流的时候，担任翻译工作的，不是随行的翻译人员，就是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也有曾经在中国生活、会说汉语的外国人，这样一来，误解及其曲折之处自然在所难免： “况今远涉重洋于语言文字迥然不同之国，而使之考其文物制度，其不同暗摸辨苍黄，隔壁察媸妍也几希。”〔21〕
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在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朝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还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此外，戴鸿慈、端方等人还根据从国外带回来的关于宪政的资料，编写出《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将欧美各国的政体或者相关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使慈禧和当权亲贵对于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宪政知识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22〕。
1906年9月1日，清朝政府终于颁布了仿行立宪的诏令。1908年8月，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准备立宪，命令各部共筹计划。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粉墨登场，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实际上也宣告了清朝政府立宪努力的失败。确实如此，百年积习，岂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而且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得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各层官僚，旁观侧目者乃至阳奉阴违、横加阻拦者大有人在，加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因此尽管立宪的呼声回响在神州大地，但最终还是被湮没于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从而也加速了清朝政府的覆亡。
历史是善于遗忘的，那些并未在其中留下浓色重彩的人物和活动，就这样不复再现。
注释：
〔1〕〔9〕〔10〕《大公报》1905年4月13日、9月26日、10月14日。
〔2〕《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卷第11期。
〔3〕〔15〕《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页。
〔4〕〔21〕英敛之：《也是集》，《大公报》馆宣统庚戌1910年版，第28、28页。
〔5〕〔6〕〔12〕〔13〕〔14〕〔16〕〔17〕〔18〕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1～42、85、111、249、132、225～226、122页。
〔7〕吴樾：《与妻书》，选自南郭：《吴樾》，金兰出版社印行，1985年版。
〔8〕吴樾：《暗杀时代》（手稿），选自南郭：《吴樾》，金兰出版社印行，1985年版。
〔11〕《申报》1905年9月28日。
〔19〕〔20〕《大公报》1907年10月18日、6月5日。
〔22〕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