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勇、周曉虹、陳超、徐有威、譚剛毅：多學科視角下三線建設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筆談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19ZDA194）的阶段性成果;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和”贵州三线建设文艺研究创新团队”（LPSSYKJ TD201910）的阶段性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国中部地区三线建设的建成环境及其意义的表达与遗产价值研究”（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交叉学科/综合研究）青年项目“多维视角下三线建设规划建设史研究：以鄂西地区为例”（2019年）阶段性成果;
Symposium: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Research from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主持人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三线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成为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尤其是一些青年研究者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成果数量亦呈现激增之势。然而，在成果迭出的同时，三线研究也存在若干明显的问题：重复性或同质性的研究偏多，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升；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缺乏交流与合作，更遑论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在此情形下，如何进一步突破学科藩篱，通过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的互学互鉴，提升问题意识和研究素养，做到在交叉融合中守正创新，就成为目前三线建设研究者需要深入思考和讨论的重要议题。
本组笔谈邀请5位在三线建设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参与讨论。张勇教授认为，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应以“人”为研究核心，采用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手段，从时间、空间、社会与主客位等多维视角进行三线建设的综合研究。周晓虹教授指出，口述史能够将个体与社会、国家及时代相关联，在三线研究中将口述史作为方法，可以从多个层面锻造研究者的社会学想象力。陈超副教授在总结当前三线建设研究三个重要特征的基础上，从政治学的视角对研究进行了反思，提出从挖掘理论价值和引入多样研究方法与工具两方面提升三线研究。徐有威教授提出开拓三线建设研究史料学，并系统梳理了档案、厂志、报刊、地方志、行业志等官方文献，口述史料、日记、工作笔记、回忆录等民间文献以及影像史料、网络信息等多种资料。谭刚毅教授从人居环境学科的视角出发，对三线建设的建成环境及其遗产化、建成遗产的保护与再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将谱系学、形态学、类型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研究中。这5篇笔谈文章分别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居环境学等学科视角展开探讨，但都聚焦于三线建设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提升或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希冀能对学界同仁有所启发。
四维同构：三线建设多学科综合研究之构架（张勇）
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呈异军突起之势，成为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一些有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涉足这一研究领域。不过，目前介入的学者们多从各自的学科视角研究相关专题，缺乏相互的密切交流与合作，更不用说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未来的三线建设研究想要更上一个台阶，并取得长足发展，不同学科之间必须进行充分的交流，彼此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形成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不久前，笔者撰文呼吁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打破学科藩篱，并就三线建设研究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提出了若干构想（张勇：《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突破学科藩篱——以三线建设研究为切入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但对于如何理清多学科合作的内在机理，如何构建综合研究体系，并未展开深入的论述。因此，本文拟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相关学科基本元素的选择与组合，以及对各学科内在逻辑联系的探寻，构建三线建设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模式。
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曾说，任何一门学科，都依靠着其他的学科，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中汲取生命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从中获得自己进步的机会”（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人为划分的学科虽有着不同的学术领地，但面对着复杂的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关联依然存在，并相互促进。早鉴于此，法国著名的年鉴学派致力于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以推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他们这种“跨学科”首先指向的是地理学，其次是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甚至畅想，未来“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勒高夫：《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在当今学科专业趋于细化、学科边界意识明晰、学科场域“惯习”强大的背景下，勒高夫所畅想的“新学科”只能停留在乐观的想象之中，但这丝毫未阻断这些学科之间固有的关联性。笔者认为，在三线建设的多学科体系构架中，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是最为关键的四门学科，其中原因除了它们彼此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外，还在于它们各自所倚重的学科要素——时间、空间、社会与主客位视角——对于三线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四个维度。
时间、空间、社会、主客位视角
在这四门学科中，历史学侧重时间叙事，地理学关注空间要素，社会学探讨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人类学强调主客位视角。时间、空间、社会与主客位视角这四个最基本的学科元素组合在一起，便可大体构建起三线建设研究的多学科体系。
时间，历来是历史学家最看重的要素。年鉴学派的布洛赫认为，历史学是“一种把人放到时间中来进行研究的科学”；勒高夫则干脆宣称，“历史学是时间的科学”。布罗代尔把历史的时间区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进而表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这种历史时间的划分观念对20世纪的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间序列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历史学家的研究意识里，“历史学家从来不能摆脱历史时间的问题：时间黏着他的思维，一如泥土黏着园丁的铁铲”（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历史学等学科对时间序列的关注与阐释，自然可以为三线建设研究带来启示。一方面，研究者须采用史家编年的眼光，复原和审视三线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包括前期的决策与动员、建设时的选址与投产、调整时的搬迁与改造等时间节点的诸多重要事件，都应一一加以考察。另一方面，还须秉承动态的、变迁的观念来分析三线建设中的制度、事件及人物心态。例如，三线工厂的选址方针“靠山、分散、隐蔽”的制定与实施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后来还一度改为“靠山、分散、进洞”；三线移民的心态与行为在动员、搬迁、建设等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变化，都不应为研究者所忽视。
此外，在运用历史变迁的眼光研究三线建设时，要注意其中的“变”与“常”，即变化、发展与静态、稳定的关系，亦即突变、特殊与日常、普遍的关系。从整体来看，三线移民的文化与当地社会有一个从初期的隔离到后期逐渐融合的过程，但在某一个阶段三线移民的饮食、语言等文化现象的特征又趋于稳定；三线工厂的组织结构，虽然在较长时期内普遍采用稳定的三级科层制，改革开放后这种科层制的结构和功能却发生了较为显著的改变。“变”与“常”，正是对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的“变化会结构化，而结构会变化”的最简单概括，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社会学两大经典理论流派——结构功能主义与冲突论在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的具体对应。
空间，是地理学家最为关注的学科元素。地理学以地球表层空间系统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地理空间涉及事物的方向、位置、距离、覆盖、密度等。同时，现代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逐渐重视时间，“空间秩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时间的函数”（潘玉君：《地理学基础》，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因此，我们应当将空间界限和时间界限结合起来，从四维时空来考察地理现象。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考察三线建设，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着手。从宏观层面来看，三线建设是国际地缘政治的产物，一线、二线、三线地区就是中央在备战背景下所进行的军事与经济地理划分。从空间的角度，不仅要考察当时的国际地缘背景，还应关注一、二、三线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结构的差异，以及物资、人员、技术的流动。从中观（即区域）层面来看，三线建设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工业布局特征，不同地区在环境、政策、成效等方面的异同，都值得采用区域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地理空间的微观层面，则可以从三线单位外部、内部两方面加以考察。从外部来看，可对三线企业选址的地理环境、与相邻城市和铁路线的相互关系、对周边地区的环境影响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从内部来看，三线企业生产、生活、公共等区域的布局，各类建筑、设施的安置及其功能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最近，段伟利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从五个方面评价三线建设的功效，对研究者颇有启发（段伟：《从历史地理维度考察三线建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地理空间并不是孤立的元素，还需结合相关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在这方面，谭刚毅、徐利权等学者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社会”，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社会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周晓虹在探讨社会史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时认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两大部分。社会结构指的是“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各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可视为人类社会构成的客观的一面；社会行为指的是“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完整的人格结构的人对各种简单与复杂的社会刺激所作出的反应”，可视为人类社会构成的主观的一面（周晓虹：《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他对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划分，同样适用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可以用来剖析三线建设领域的“社会”。
社会结构有纵向和横向之分。从纵向来看，一个社会由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层次构成；从横向来说，包括社会关系、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和社会制度等内容。三线建设时期的社会结构，也可以因循这些维度展开分析。例如，三线企业内部的社会结构，就可以从组织结构、群体构成、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除了从内部研究三线单位的社会结构外，还应将其置于特定时代（如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整体的社会结构中加以考察。
社会行为有内在反应和外在表现两种形式。内在反应涉及群体的价值观、人格结构、认知倾向、生活态度等方面，三线移民对搬迁的态度、迁移后的心理适应、身份认同等问题都属于此范畴。外在表现即所谓的外显过程，三线职工的日常生活方式，周边农民对三线工厂的欢迎与排斥、矛盾与冲突皆是社会行为的外在表现。显然，社会学关于“社会”的划分与剖析可以为三线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研究面向和更深入的理论解释。
主位与客位研究法，是人类学极富学科特色的一种研究方法（或曰研究视角）。“主位”（emic）和“客位”（etic）这一对概念是从语言学借用来的。主位是指从被研究者的立场去研究问题，客位是指从研究者本身的立场去进行研究。主位与客位也可以看作是“内部人”（又称局内人）与“外部人”（又称局外人）的观点。主位研究者通常会从当地人的“内部”眼光来看问题，能避免“局外人”固有的某些偏见，并加深对当地人思维方式、行为准则、情感表达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逻辑的理解。客位研究则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不易被一些习以为常、想当然的假象所蒙蔽，能让研究者用相对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分析问题（周大鸣主编：《人类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68—69页）。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各有优势与缺陷，因此人类学家常常采取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研究视角。
主客位结合的研究视角，可以运用于三线建设领域的诸多研究实践中。首先，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和研究者对某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多是基于主位和客位的不同立场而导致的。研究者除了站在理性、客观的立场来分析问题外，还需设身处地地从亲历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如此方能做到“同情之理解”。其次，国内有一些三线研究者曾是建设亲历者，或者是三线子弟，兼具“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很多事情不需要亲历者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解释，他们往往就能心领神会。然而，由于与研究对象之间缺少文化的距离感，他们常常会对一些日常的生活习俗和行为方式失去敏感性，因此又需要从其中抽离出来，站在客位的立场进行补充和修正。第三，在研究人群中，三线企业职工家属与周边农村人、本地人与外地人存在明显的差别，这是另一种“内部人”与“外部人”的区别。两者对待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与行为的差异，也可从主客位视角进行分析。第四，国内的三线研究者和国外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主位和客位的关系。国内学者在坚持学术主体性的同时，还需借鉴国外学者“他者”的独特眼光，进行主客位的双向互动。可见，主客位研究法对于三线建设研究的启发，不仅在于研究内涵的挖掘，更在于研究视角的转换。
在进行三线建设研究时，显然不能只强调时间、空间、社会与主客位视角中的任意一面，而应将这四个最基本的学科元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多维度的综合性研究。以三线建设单位的研究为例，三线单位涉及的研究内容极为广泛，包括三线单位的来源、兴建、迁徙、发展与转型，三线单位的区域分布、厂址选择、外部的地理环境、内部的空间布局，三线单位的人员构成、群体特征、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及土客关系，三线研究者与“三线人”对三线单位、三线建设的不同看法、解释与分析，这些议题分别对应四个学科的时间、空间、社会、主客位等维度，相互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须将其结合起来，以跨学科的思维进行综合研究。
文献、田野与“人”
以上，笔者只是从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中选取了时间、空间、社会、主客位等学科元素对三线建设研究加以讨论，实际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政治学、传播学等）同样对这些要素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并且，这些人文社会科学虽拥有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却是它们都常常采用的两类研究手段，可广泛运用于三线建设研究领域。
对文献资料的解读与分析，历来是历史学者的传统与优势。三线建设的文献资料类型多样，数量不可估算，如何利用好各类文献资料，是摆在三线研究者面前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于档案材料、史志文献、口述史料、影像资料，不能只执其一端，而是应充分看到每类资料的特点与局限性，对不同性质、不同时段、不同媒介的资料进行综合利用，彼此相互印证。来自其他学科的三线研究者，也应遵循材料本身的叙述逻辑，在比对、甄别基础上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解读分析，如此才能更好地还原和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此外，文献资料生产者（包括口述者）的价值观念、社会经验、角色身份以及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都可能被带到资料中去，因而透过这些资料，还可以分析资料生产者如何表达他们的思想、态度与情感，如何“建构他们期待表达的历史”。
田野调查不仅是人类学的“专利”，社会学、地理学甚至历史学在研究三线建设这类当代中国问题时，也必须重视田野调查的作用。三线建设距今并不遥远，离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最近，研究者与亲历者处“同一情境”，通过田野调查更易达成“了解之同情”，整体把握错综复杂的社会事实。田野调查包括口述访谈、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等多种研究方法。三线建设亲历者还有不少健在，口述访谈可发挥其最大作用，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对在世者生活及状态的观察，特别是参与观察，可以加深研究者对社会情境与文化的感悟；到事件发生且保留下来的场所进行实地考察，能从空间现场的角度增强对历史的理解。笔者多年的感受就是，田野调查不仅能收集到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还时常带给研究者不一样的冲击与感悟，产生许多新的思想火花与研究议题——这恰恰是文献阅读所不及的。因此，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皆不可偏废，在三线建设研究中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张勇：《八年磨一剑：我与三线建设研究的不解之缘》，载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六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专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这些学科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不仅表现在相通的研究手段，更在于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人”。研究“人及其文化”的人类学、关照历史中人物的历史学、探讨由人群所组成的“社会”的社会学自不必言，就连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之一也是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尽管不同的学科对“人”的研究各有侧重，但人及其社会始终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也应当成为三线建设研究最重点的关照对象。
对于“人”的关注，历史学经历了从传统的帝王将相、社会精英到普罗大众的转变，而社会学、人类学早已从主流群体扩展到边缘人群，甚至弱势群体。对三线建设中的“人”，学界已从前期对相关领导人的研究转变到对普通建设者的关注，围绕三线职工、移民、家属工、“半边户”家庭进行了专题研究。此外，三线子弟、工程兵、民工以及周边农民等人群也应纳入研究范畴。
在三线建设研究中以人为核心，首先要避免“只见制度不见人”、“只见事件不见人”、“只见数据不见人”的倾向，透过制度、事件、数据来分析其背后的相关人群。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制定—实施—效果”这样简单的逻辑模式之中，而是要深入把握政策背后折射的主体——“人”的行动与思想变化脉络及其与政府、企业的互动关系。
研究“人”，还要将历史上的众生还原成正常的人，并分析人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复杂性。以三线移民为例，他们内迁参加建设的动因是多样的，既有受国家号召感染的积极响应者，也有对自身情况理性思考的权衡者，还有无奈或“无知”的从众者。陈熙研究三线移民时认为，人性是复杂的、多元的，三线移民“即使在高度政治正确的压力之下，个人趋利避害的本能仍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陈熙：《我看三线移民》，载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六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专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因此，研究者应从人性出发，进入当事人所处的环境中去，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事人的抉择，发现其中的合理性，从而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当然，学术研究对于“人”的关照，并不只是停留在对这些个体的记录与还原，更深层的目标是要探寻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及人群与国家、社会互动之规律。在三线建设时期和“后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制度、社会环境如何形塑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人们又是如何能动性地回应并作出了自己的抉择，这应当是从事三线建设等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心中始终萦绕的核心问题。
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经设想，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对同一景观——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活动——感兴趣，并且这幅画面是前后连贯的，那么不同的学科就是这个全景画面的众多观察点，“每一个点都有独特的视角，不同的视野、色彩和编年记录”，它们就像儿童拼图玩具里的碎片一样，需要拼合成为一个整体的图案（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无所不包的整体科学当然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跨学科带来的广阔的视野、比较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正是三线建设研究需要大力倡导的。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应以“人”为研究核心，采用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手段，从时间、空间、社会与主客位等多维视角对三线建设开展综合性研究。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模式，或许对于当代中国的其他重大问题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
口述史、三线研究与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
对所有以社会学为志向的人来说，自他们开始接受自己的专业教育的第一天起，就会被告诫要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社会学想象力。有时，在专业社会学家眼中，具备“社会学想象力”比掌握体系庞杂的社会学理论或设计精良的社会学方法更为重要。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的观点，“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视角转化的能力”，能够“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两者间的联系”；换言之，它能够将生活中的个人困扰转化成具有社会价值的公众议题，而“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Mills,C.Wright,1959,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7,p.5）。众所周知，任何社会中的个人，在其一生的成长中，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抉择与机遇，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令人兴奋、焦虑与困惑的事件，比如升学、求职、结婚、失业、离婚或转行……更不要说1949年后的中国由迅疾的社会变迁和一场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自我改造、人民公社、大跃进、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下海”、市场化改革……以及我们将要谈到的1964—1980年战备年代开启的三线建设——都会带给每一位亲历者挑战、机遇和考验。如果借用米尔斯的话来说，这一切带给人们的表面上不过是一种个体性的机遇或焦虑，但一个人如果具备社会学想象力，就能够体会到其背后所潜伏着的结构性根源，就能够将个人的困扰放置到历史的脉络之中，并与宏观的社会结构相勾连，由此说明个体与社会、当下与历史之间的互动与张力。
口述史：个体与社会的关联
在将个人的困扰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发生有机的勾连方面，最恰当的学术尝试或者说最合适的社会学尝试，恐怕当属近年来日益兴盛的口述史研究。显然，因为任何个体都不会抽象地存在于家庭、社会或国家之外，所以，将口述史作为方法，一开始就潜在地包含了个体与社会、国家及时代不可忽视的关联。在这里，一方面，任何口述史都是由个人的口头叙事构成的，1964—1980年因战备需要而迁徙三线参加工业与国防建设的亲历者有400万人之众，即使这一“集体”或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本身亦不会说话，他们的口述历史依旧是由一个个个体的生命故事组合而成，这样的历史体现在每一位亲历者对那个火热但充满挑战和困难的年代的个人回忆建构起来的链条之中，它在细节上的真实性和栩栩如生，让你能够相信“能保持下去的唯一具体历史，永远是那种基于个人叙述的历史”（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另一方面，由个人的口述构成的叙事，却具有标准的集体记忆的性质，或者说个人的叙事在本质上依旧是与更大的群体或命运共同体、与社会、与民族或国家的叙事交织在一起的，并且归根结底其叙事框架是由后者所决定的。这后一个方面，赋予表面看似主观性或个体性极强的口述史以客观的社会实在性，也就是说，口头叙事体现出的集体记忆并非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累计和重复叠加。作为一种社会表征形式，集体或社会记忆，虽说是由单个个体的口头叙事及个人记忆呈现出来的，但它却具有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那种超越个体认知、情感和态度的整体记忆的“突生性”（emergency），是某种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的社会潮流（social current）。
集体记忆的“突生性”从本质上说，来源于任何叙事的个体都是生活于社会结构的网络之中的血肉之躯，这决定了他的口述无论多么地具有个人特点，无论怎样的具有主观色彩，甚至无论是否特立独行，都不可避免地会与其现在或曾经置身其间的共同体或社会相勾连。以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为例，一个人既然在那个时代投身三线建设的洪流，离乡背井、携妇将雏，从相对富饶的沿海城市来到云贵川的崇山峻岭之中，成为战备年代肩负中国工业成长乃至中国本身命脉相继的军工企业的一员，那他的整个生命历程就不能不与大山里的一个个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历程相交织，并受到他们及更大的社会结构甚至世界风云的塑造和制约。我们在贵州“011”、“061”和“083”三大基地的十多个企业从事口述史研究时，遇到的160余位亲历者，他们的家庭出身、政治与文化背景各式各样，有东北和上海等老工业基地的老工人，有早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有跟随丈夫跋山涉水来到贵阳山区的家庭主妇，也有毕业于清华、北工大、南京工学院的大学生……，但1960年代的时代风云将他们会聚到三线之后，也就因此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甚至改变了他们子孙后代的命运。在命运改变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十分相似的集体人格，使得他们的历史叙事带着那个时代鲜明的共同特色。
这种由个体与群体及社会的勾连而产生的突生性，在亲历者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呈现为集体记忆之时，还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有自己无意遵从的集体叙事框架。在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已完成的五大（群）企业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中，同鞍山钢铁公司、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械厂和大庆油田这些现在仍然正常运行有些甚至继续承担着国家重大任务的企业相比，因三线建设1980年代整体下马，有些三线企业关停并转。我们去进行口述史访谈时大多没有再找组织批准或帮助落实，也没有人再为老人们划定讲述“红线”，但那些亲历者在口述时，看似随意的叙述或回忆依旧有着自己内在的建构路径或复述工具。我觉得这一集体叙事的框架最重要的有三点：（1）三线建设者们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或者说我们是“为了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来支援三线建设的；（2）来三线的人都是政治和技术上过硬的人，可以说是“好人好马上三线”；（3）三线建设者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了自己及家人的幸福和前途，就像亲历者们常说的“献了青春献子孙”。如果你考虑到哈布瓦赫所言，“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重建关于过去的意向”；或者如科瑟所说“这些植根于特定的群体背景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背景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Halbwachs,Maurice,1992,On Collective Memory,Chicago University Press,p.40,p.22），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坐落在贵阳、安顺、遵义、六盘水、凯里和都匀山山水水中的每一个接受访谈的三线亲历者，没有任何集中讨论和培训，却都能够按大体一致的框架进行相似的个人叙事。个体叙事遵循着鲜明的集体框架，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个体与社会的关联，而个体记忆本质上也是由过往的集体生活及当下面临的社会处境所决定的。
命运共同体：提升个体经验的平台
如果就像我们开篇所言，所谓社会学想象力如米尔斯所言，就是一种从个体迈向社会的“视角转换能力”，那么在论述了个体的口头叙事常常从本质上反映出个体与社会的关联之后，我们所遇到的一个操作性的理论命题自然是，一个欲图通过口述历史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如何从个体叙事中找出集体行动的逻辑？或者说，如何将林林总总的个体经验，有效地提升为具有社会价值的公共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在个体迈向社会的路径上，由个人组成的各式各样的群体是一个必经的“驿站”。群体所以能够成为迈向或解释社会的中介性“驿站”，是因为只有在若干人组成群体时，才能因不同行动主体的相互叠加而产生所谓“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并由此产生我们前面一再述及的社会的突生性质。不错，任何群体，包括由家庭、邻里和友伴组成的首属群体，都能够实现或生长出这种社会独有的突生性。但是，回到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中，我们却发现同一般的血缘或地缘共同体相比，现时为人们常常提及的命运共同体更能够有效地扩展个体的社会关联和社会视域，并因此对个体的叙事空间和展演向度有着更为鲜明的制约和导向作用。不错，个体生活在家庭之内，生活在邻里之间，生活在友伴之中……但是，无论是家庭、邻里或友伴，其社会内涵都不足以造就一个人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人的全部视域、认知和情感，更不能赋予其成长中的全部社会关系、网络及前途。
但是，如果将叙事者所处的单位转化为更大的社会空间，比如，转化为三线建设中由各个厂矿企业等社会组织或次级群体组成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就能够发现，有鉴于战备所必需的隐蔽与保密需要，三线企业常常由几千或几万个管理者和工人及他们的家庭组成一个个散落在崇山峻岭中的特定单位，而这些单位由于形成于特定的战备年代、肩负崇高的国家职责，加之生产与生活区域或整个单位的边缘清晰、管理严格，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我群意识”，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关停并转”及市场化改革，因而三线企业有着鲜明的命运共同体特征，而其中的亲历者们在口头叙事时其集体的叙事框架更为清晰、内涵也更为紧凑。想到1960年代，在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危机形成的双重挑战面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应对主要来自苏联的威胁，决定将沿海地区的工业搬迁一批到三线的崇山峻岭之中，建立起能够适应大战的工业体制，并由此引发了数百万人的大迁徙及之后的命运改变，你就自然会想到社会学家埃尔德在讨论1930年代的大萧条对包括儿童在内的美国人的人格塑造时说的那句话：“当一个全国都处于危机状态下并且危机波及的范围会威胁共同生活方式时，如果在这样的框架下解释问题，集体经历就具备了解释力度（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页）。埃尔德出色地申明，一个群体尤其是一个民族在面临危机之时，作为命运共同体的集体经历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或造就其成员的社会行为模式，正因此它也成为我们将个体经验提升或转化为具有公共议题性质的集体记忆的最好平台。
共同体（community）的概念，是现代社会学贡献给社会科学的最好的分析单位。不过，滕尼斯所说的那种主要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人类共同生活的持久和真实的形式”（Tonnies,Feidinand,1988,Community and Society,Transaction Books,p.33）是共同体的一般形态。在冠以“命运”之名时，共同体首要的特征就是此时他们集体性地面对着不可摆脱的命运境况或危机抉择，比如1930年代的美国面对经济的大萧条和1960年代的中国面对中苏关系紧张及被称作“自然灾害”的困难。此时，正是由于朝夕相处、共生共存，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危机、命运甚或使命的共同认知，加之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排斥甚至污名，他们不仅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以及生活方式、谋生手段和物质资源，而且有着因鲜明的“我们感”而形成的包括语言、观点和价值观在内的相似的符号或解释系统，这一切也决定了个体日后必然会以鲜明的集体框架记忆或复述自己曾经历过的生活与历史事件。
在叙述命运共同体的特征之时，我们常常引述社会学家彼得·贝尔讨论SARS传播时提出的七大要素：第一，自然是突如其来地置于群体面前的危机或命运；第二，由成员间的密切关联及由此形成的“道德密度”（moral density）——中国人所说的休戚与共；第三，命运境况要持续一定的时间长度（这决定了命运不会转瞬即逝，它是一场严酷的磨砺）；第四，在危机之下，个体不存在随意脱离的可能性；第五，共同体具有一定的抵御威胁的物质和组织资源；第六，有一套由语言和认同组成的精神的汇聚轴线；最后，还有一套包括聚会、符号或标志在内的仪式化的表征形式（Baehr,Peter,2005,Social Extremity,Communities of Fate,and the Sociology of SAR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6,No.2）。回到1960年代的语境之中，所有的亲历者都会想起，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国民经济的危机状况的出现，严峻的命运挑战再度降临到中华民族的头上，并且成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也因此形成了包括一整套价值观、政治语汇、全民动员的仪式化行为在内的“时刻准备打仗”的应对模式，而在三线积极进行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建设便是最为积极和现实的应对策略之一。
如果你在口述史研究中感悟到，在一个民族面临总体性危机或威胁之时，上述命运共同体的七大方面会对一个个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构成怎样的影响，你就能够知道今天他们中仍然在世的那些亲历者的口述，会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的个体生命历程与共同体的整个命运及其结构相勾连，或者干脆说个体的口头叙事本质上表达出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而你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就是敏锐地觉察到了为何由每一个亲历者的主体叙事叠加而成的主体间性，能够方便地使这些集体记忆超越个体的困扰和经验，最终成为具有涂尔干所称的社会实在性的集体表征。而这使得口述史或者说个人的口头叙事最终为何能够成为我们理解一个时代及其之上所承载的社会结构或社会背景的有效方法。
三线研究与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因为我们深信，就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巨大变迁而言，新中国的工业化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推动力量。显而易见，在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工业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扛鼎作用。进一步，工业化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也为1978年后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同新中国工业化的壮阔历史和伟大意义相比，整个社会科学已有的研究则十分薄弱。而这原本就薄弱的研究，又基本上停留在“自上而下”看历史的阶段，70年的风云际会常常被压缩成单调的陈述和枯燥的数字，唯一的例外却是有关三线建设的叙事。三线建设，肇始于1964年这最没有生气的“战备”年代的工业建设，近年来却日渐成为最为活跃的当代中国工业建设史的关注焦点，而其中口述史的大规模采集和使用，不仅使得在恢弘的国家叙事之外，有可能凭借口述史和集体记忆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宏大画卷补齐个体之一角，而且借用米尔斯的语言，通过大规模采集的口述史中体现出来的对个人困窘的分析及向公共议题的转化，三线建设研究在下述方面将直接有助于锻造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
首先，在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新中国工业建设研究中，因为通过个体亲历者的口述资料的大规模采集，从而使得还原已经逝去的那个年代的每一个个体的人生经历及心理与情感体验成为可能。1950年代后，得益于英国社会史学倡导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传统，以及因技术进步带来的记录和分享个人体验的便利，引发了口述史学领域新的范式革命。这场革命在西方历史学、社会学界产生了一系列彪炳青史的著作，也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科学有可能获得同样长足的进步。正因为口述史赋予普通个体以叙事和被倾听的权力，先前被忽视的许多涉及个体成长、生命历程及心理及情感发展的相关议题有可能获得研究者们的关注。比如，在三线建设的研究中，正是由于口述史的采用，我们不但能够刻画出共和国工业化的宏大历史叙事，也有可能呈现出芸芸众生们日常生活的千百样态；不仅能够陈述毛泽东时代“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备状态，也有可能分析那个时代普通民众“全民皆兵”的战备意识；不仅能够计算三线建设中劳动力的来源及基本构成，也有可能描述由文化认同感造成的三线建设者们和当地民众的互动与隔膜。
其次，在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新中国工业建设研究中，因为对个体与社会间的关联怀有敏锐的意识，通过大规模的个体口述史料的采集，尤其是通过对其中的一个个亲历者个体叠加出的主体间性的分析，就有可能重构那个历史风云时代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过往由“自上而下”的视角建构的历史，对宏大的社会走向和历史脉络当然具有浓厚的兴趣，但是通过个体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口头叙事勾勒出的社会及其结构，不仅在细节上更为真实可感，而且在宏观上也更易为普通人接受和理解。我们在贵州的三线建设口述史采集中发现，现有的包括历史教科书在内的叙事都无法向包括三线二代在内的年轻一代说清楚，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惯行的社会动员方式会对那个时代的父辈们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和感召力量？但是，进行口述史收集的研究生们，听多了不同个体的千差万别的叙事，就自然会对那个时代的宏观背景及其间的运作机理无师自通。
再次，在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新中国工业建设研究中，一旦通过口头叙事使得个体的经历、认知、情感乃至困窘获得充分的表述，并通过这种表述重构起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的纹理之后，就有可能在两者间通过前述转化和提升，实现从个体向社会的跃升，并最终实现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比如，在我们2019年所完成的有关贵州三线建设三大基地的口述史访谈中，160余位亲历者在述及当年的社会动员及各自奔赴三线的动机时，从组织抽调、备战备荒、支援内地建设、大学毕业分配、单位搬迁、“三支”“两军”，到夫妻团聚、家属安排工作、入党入团、提级调干、回归故里，甚至（南方人）为了能吃上大米……真是应有尽有，不一而足。但是，许多老人都一再提及，当年他们拖家带口、携妇将雏，从沿海城市奔赴贵州山区的一个共同动机，如前所述，为的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而在1980年代三线建设下马之后，这些亲历者们因此失去了往日的“光环”，甚至失去了返回沿海老家的可能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在访谈中都通过复述当年的“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动员口号，强调自己当年的品性与能力。无论是当年怕毛主席睡不好觉，还是今天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落伍和失意，既然不是某个三线亲历者的独有反应，那么这种个体叙事就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转化成由当时和现时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结构决定的一种具有公共价值的议题，而这些亲历者的口述史料自然也就可能“作为方法”，帮助我们实现从个体生涯的叙述迈向更大的社会结构解释。这种可能决定了我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将口述史作为方法，以及将口述史作为方法又能够使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达致对个体与历史和社会间的张力的洞悉。
（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资助项目。）
从政治学的视角反思当前三线建设研究的特征、问题与未来
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是我国工业史上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它不仅重构了我国的军事工业体系，对地方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更是在一夜间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轨迹。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三线建设的信息寥若晨星，相关研究更是屈指可数。近年来，在众多学者与三线亲历者的共同努力下，关于这段近乎被遗忘的历史的研究终于日渐兴盛。当历史的面貌一层层浮出水面时，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一座蕴含着巨大学术价值的宝库。于是，关于三线建设的各类课题与文章随之而来。那么，这些研究总体上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从政治学关于研究的一些基本共识加以审视，这些研究又有哪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未来的三线建设研究又该向何处去？
当前三线建设研究的基本特征
从主题上看，当前的三线建设研究主题多元，几乎涵盖了三线建设的方方面面。国内早期的三线建设研究主要从宏观视角入手，着重探讨新中国工业战略调整的国际背景、国内情况，以及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利弊影响等。这些研究多是以档案、文献或者其他文本形式的史料作为基本的数据来源。近年来，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学者们得以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三线亲历者。他们既包括曾处于决策圈内的退休官员，也有来自各地不同工厂的干部与车间工人。资料形式与受访人员的多样性，大大拓展了三线研究的可能性。因此，近期的三线研究可谓是包罗万象：有的关注内迁工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有的关注工厂车间内劳动控制问题，有的关注厂区设计规划问题，还有的关注工厂转型与改革问题。总之，现在的三线研究，从主题上已经覆盖了建设过程、生产生活、调整改造、后续影响这四个方面的几乎所有领域。
从内容上看，当前的三线建设研究多是以历史为线索，以描述历史过程为核心。从学科上说，虽然三线建设研究吸引了部分政治学、社会学、城市规划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但是目前对这一研究贡献较多的学者大多来自历史领域。或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阅读这些著作时，读者稍加留心便可以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这些成果大多以某一历史事件为基本研究单元或研究对象，通过史料的挖掘与亲历者的口述，描述该历史事件的过程。因此，展示事件的来龙去脉，呈现事件的起承转合，就成为这些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一言以蔽之，“描述”是当前三线研究在内容上的核心特征。
从方法上看，当前的三线建设研究大多是以个案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是探索经验现实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之一。在使用这一方法时，个案选择随着分析单位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从不同的研究问题出发，分析单位可以是地区，亦可以是工厂甚至个人。在近期的三线研究中，以企业为分析单位展开个案研究是最常见的一类。造成这一特征的原因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三线建设研究正在从过去的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因此以企业为个案更便于研究者进行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其次，虽然三线建设的部分资料得以公开，但是展现地方整体状况的大规模数据资料仍在涉密状态，这给研究者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主题上的多元性、内容上的描述性与方法上的个案研究，是当前三线建设研究的三个重要特征。无论从这些特征的哪一个维度来看，既有研究的价值与贡献无疑都是巨大的。然而，这并没有穷尽三线建设研究的全部可能，如果止步于此，那将是对三线建设这座学术宝库的巨大浪费。因此，我们似乎有必要在承认这些研究价值的同时，进一步反思其中存在的局限，从而为我们思考三线建设研究的未来提供方向。下面笔者将从政治学关于研究的三个基本共识对既有三线建议研究的三个特征重新加以审视。
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共识与三线建设研究的反思
同其他所有学科一样，政治学内部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与分歧。然而，即便是在无休止的辩论中，依然可以梳理出三条关于研究的基本共识。
第一，研究者应当尽量寻找到一个反直觉的问题意识。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从一个问题开始，以一个回答结束，而能否寻找到一个“好”问题就成为影响一项研究质量的关键。然而，政治学研究者们对于什么是“好”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争论。一个相对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反直觉”的问题，通常是一个“好”的问题，也就是说，“反直觉”是“好”问题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反观当前三线建设的研究，虽然从主题上可谓是应有尽有，但大都缺乏一个令人困惑的“反直觉”问题作为引领，多数研究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两类：“是什么”与“怎么样”。显然，以这样的问题出发，虽然能够帮助我们从事实的层面弥补中国工业史研究的空白，却无法让我们对三线建设进行更深层次的关于“为什么”的思考。事实上，在三线建设的辉煌历程中，存在着诸多“反直觉”的问题值得研究者挖掘。例如，在许多三线工厂中，工人的“离岗”行为并不罕见。有的是因为天气突变，回家收衣服；有的是因为秋收，需要回家做农活……然而，在俯拾皆是的“离岗”行为下，工厂的生产依然能够有序的运转，而工人们因为离岗而耽误的工时，也并不会影响到生产小组与车间的任务完成情况。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车间管理体制能够解释这一看似“反直觉”的问题呢？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许多，它们都是海边的美丽贝壳，在等待着研究者们去发现、去捕捉。
第二，研究者应当开展的是一项理论导向的研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从狭义上说，理论指的就是一套因果关系。因此，理论导向的研究，就是要探寻政治经验世界中的因果关系与规律（虽然近些年延续人文阐释主义传统的研究者对此有所异议，但是这依然是当前国内政治学领域普遍接受的观点）。在政治学领域，理论导向的研究又可以具体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检验型研究，另一类是理论生成型研究。理论检验型研究指的是，借用不同的经验或数据，对既有的存在争议的理论进行新的检验，最终证实或证伪某一既有理论。理论生成型研究则指的是，在充分的经验数据基础上，提出一种与既有理论截然不同的因果解释。因此，无论是二者中的哪一类，都要求研究者在开展新的研究时要与既有研究进行实质性的理论对话。
从这个角度反观当前的三线建设研究，最核心的一个局限就在于：理论导向研究的缺乏。这一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诚如上文所言，“描述”是当前三线建设研究在内容上的核心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既有研究多是对历史事件与事实过程的呈现，而缺乏因果关系的挖掘。换句话说，就事论事而非就事论理使当前的三线研究脱离了理论研究的轨道。其次，与既有理论几乎毫无对话。在一些研究中，从开篇到结束，既没有对前期文献的梳理，也没有对既有理论的反思，使读者完全不知道在了解了文章所述的历史故事之外，还有什么更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价值。
第三，研究者应当选择一个具有因果推断功能的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探寻政治世界中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适用性的因果关系与规律。为实现这一目的，政治学的研究者们自行开发或对外引进了多种因果推断方法。在琳琅满目的研究方法背后，实现因果推断的核心思想大多都是同一的，即通过控制性比较，剔除竞争性的解释因素，进而确定原因（在各种案例研究方法中，密尔提出的“求异法”则是这一思想的充分体现）。从这一思想出发可以看出，在当前三线建设研究中被普遍使用的个案研究方法，因其难以进行系统的控制性比较，所以无法实现因果推断的目的。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新近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出现了使用多个案例展开分析的有益尝试（例如，徐利权、谭刚毅、高亦卓著《三线建设的规划布局模式及其比较研究》，载《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然而，这些研究与控制性比较的案例研究相去甚远。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进行因果关系的探究，而仅仅是从类型学的角度，对不同案例（工厂或地区）进行描述性而非解释性的比较。
三线建设研究的2.0版
客观地说，当前三线建设研究存在的局限，并不是任何研究者的问题，而是将三线建设研究局限在历史研究领域的问题。毫无疑问，历史学家对于三线建设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价值。因此，笔者并非否定这些研究，而是认为如果我们只是从历史的视角去还原三线建设，那么我们将大大缩减了三线建设可能带来的理论延展性。令人可喜的是，在最近两年，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已经加入了三线建设研究的行列，但是在这些成果中依然缺少对三线建设理论价值的挖掘。针对这一问题，如果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努力。
首先，我们有必要在充分了解史实的基础上，努力回答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三线建设之所以是一座有待开采的学术宝库，是因为它在多个维度为研究者提供了寻找理论问题的可能。在建设初期，数以百万计的职工从东部迁至中西部，这为我们思考有关国家动员体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在建设过程中，车间现场的劳动控制、工厂体制、工人的身份与认同、三线厂与城市国企之间“单位制”的多样性等问题，为我们与劳动政治理论进行对话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调整改造阶段，“军转民”的地区差异、三线建设对地方发展的溢出效应等问题，也为我们思考产业与区域发展的政治经济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
其次，我们有必要在充分挖掘材料与数据的基础上，引入多样的研究方法与工具。事实上，三线建设本身为研究者使用多种方法提供了天然的便利。从案例比较的方法来看，参与三线建设的地区与企业，其行业类型、企业规模、工人构成、建设思路等诸多方面都是高度相似的，这就为案例之间的控制性比较提供了可能。从实验法的角度来看，三线建设对于中西部而言是一次几乎完全外生性的干预与冲击，因此可以从“自然实验”的角度看待三线建设对地方在经济、教育、产业等方面发展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有经济学者已经作了初步的尝试。Fan&Ben利用中西部地区在三线建设前后的工业与企业数据，集中回答了两个问题：制造业投资是否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后续结构转型；第二，此类政策是否对总体经济产生积极影响。通过一系列的计量检验后，他们发现三线建设对于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转型是有效的，然而三线建设投资的溢出效应在欠发达地区却并不强（Fan,Jingting and Zou,Ben.Industrialization from Scratch:The’Third Front’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Hinterland,October 20,2015.https：//ssrn.com/abstract=2676645）。
学术研究无疑是一场探险。作为探险的先驱者，历史学家已经为我们揭开了三线建设的面纱，并将三线建设研究的这座宝库摆在了我们的眼前。如果我们将历史学家的这些努力定义为三线建设研究1.0版本的话，那么如何从多学科进入，努力挖掘三线建设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的理论价值与意义，则将是三线建设研究的2.0版本。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才引起笔者上述浅见以供同行批评指正。
三线建设史料之窥探
作为中国当代史崭新研究领域之一的三线建设史，其真正兴起至今不足20年。因为该研究领域具有挑战且意义重大，故而在短时间内，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研究者以史学界为主，同时得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建筑学、民族学、地理学、国防学、人口学、人类学、管理学乃至音乐学等学科学者的热情参与，呈现文理工等多学科共同发展的趋势。
史料是史学的前提，三线建设的史料研究是开展三线建设研究的基础。三线建设史料应该是研究有关三线建设史的史料收集、整理、考证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门学科。它为三线建设学术研究服务，但又具有自成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按照史学研究发展的规律，一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史料学的建立，应该是在该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逐步开拓和形成（参见刘萍、李学通著《当代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但是为了三线建设这一研究领域能够得到持续良好的发展，对于几乎是零起点的三线建设史料的建设，就应该高屋建瓴谋局布篇。研究者在从事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志书、民间文献以及影像史料等方面，有意识自觉地参与三线建设史料学的建设。根据笔者近十年来的研究经历和体会，基于三线建设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对三线建设研究史料作一解读，与有志者共享，期望得到学界同行的赐教。
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
众所周知，档案资料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价值。2014年由陈东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公布了若干中央级的档案资料，虽系冰山一角，也令学术界为之一喜。由于三线建设涉及国防军工，中央档案馆和省区市政府档案馆保存有大量的相关档案资料，但要窥测其中奥妙，实属不易。
大三线建设史料中值得介绍的是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三线建设在四川》。经过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多年的严密策划和辛勤工作，主编刊印了数十卷《三线建设资料丛书》，四川省内涉及19个三线建设的市州全部囊括其中（参见江红英：《行进在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的征途中》，载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6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作为三线建设特别是大三线建设重镇之一的四川，这项工作的意义极其深远。
与三线建设中的军工密级较高的大三线企事业相比，小三线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因其生产品种军工密级低，绝大部分企业已倒闭或军转民，所以相对容易调阅。笔者在全国范围内找到数十家小三线企业完整的档案资料，在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之余，通过《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徐有威、陈东林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2021年版）对这些企事业单位档案资料的情况，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档案馆的相关档案资料情况，予以介绍或公布。由笔者主编的8卷本《新中国小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整理汇编（第一辑）》（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就是根据全国小三线最大企业上海八五钢厂主办的企业报《八五通讯》和《八五团讯》整理出版的（徐有威：《中国地方档案馆和企业档案馆小三线建设藏档的状况与价值》，载杨凤城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从1965年开始，国内报纸即开始出现有关三线建设的各类报道，当时没有出现三线建设这个名词，而是用“支内”等名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三线建设这一名称才逐渐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以上海为例，《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报纸，就刊登过大量有关上海小三线的报道文章。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章在报道三线建设的企事业情况时，并没有注明这些企事业单位归属于三线建设或者小三线建设，研究者只有确切知道这些企事业属于三线序列，才会注意到它们的价值。这些报刊资料无疑是三线建设珍贵的史料，而那些配合报道的图片也值得关注（徐有威编《有关上海小三线建设报刊资料选编（1979—1986年）》，载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等主编《上海研究论丛》第20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
志书资料
一是厂志。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三线建设实行的是“工厂办社会”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工厂职工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由企业包办，因此每个工厂作为一个单位都是一个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的小社会，而每个厂的厂志都是三线建设这幅历史画卷的一个缩影，见证三线建设的发展变迁。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少三线企业按照上级机关的布置，撰写了各自企业的发展史，也就是厂志。这些未出版的厂志，绝大部分因为企业的关停并转而散佚，现在可以找到的那些，已经成为极其珍贵的研究三线企业的官方史料。
二是新编地方志和行业志。在众多史料中，新编地方志对于三线建设的记载是不可或缺的。新编地方志是全面记载各省区市的自然、社会、政治、教育、科学、经济、人物和文化等情况的基础文献资料。研读这一种类的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各地三线建设的基本概貌。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囊括了概括性的描述，还包含了对一些具体企事业单位的简单介绍。因为新编地方志距离我们时间上较近，均由三线建设企业所在地的专家完成，所以对于三线建设的记载相对真实可靠。由于主客观原因，新编地方志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利用这些史料时须注意取舍（徐有威、霍亚平：《上海首轮新编地方志中的上海小三线建设》，俞克明主编《现代上海研究论丛》第1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另外，三线建设企事业单位有大量的行业志。从全国看，《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是代表作。从三线建设重点省区看，四川军工企业有18个行业修有各自的行业志，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编的《上海国防科研工业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其代表作。
民间文献
民间文献包括口述史料、日记、工作笔记以及回忆录等。民间文献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将三线建设众多生动鲜活的细节加以呈现，它们对于深入开展三线建设研究、挖掘三线建设研究的社会价值，以及唤起亲历者的情感共鸣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口述史料。在三线建设研究中，由于大部分档案文献具有自上而下的精英化特点，难以真实呈现普通大众多元化的思想观念，这就需要自下而上能呈现社会大众思想观念的口述史料的有益补充。目前，口述史料在三线建设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近些年，笔者带领研究团体在口述史料研究领域取得突破。由笔者主编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采访整理出版了43位上海小三线建设亲历者的故事，出版后在短短数年间多次再版。
当下三线建设研究大都在利用已经出版的口述史料，或未刊口述史料，或自行进行访谈。笔者初步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要尽可能多地系统化采访相关亲历者；二是要尽可能多地出版口述史料，以方便更多有兴趣研究者利用；三是利用其他相关资料诸如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等，在考订的基础上利用这些口述史料。
二是日记和工作笔记。从史料学角度看，日记因其亲历者身份，常被视为第一手史料，由此可见日记作为史料的重要意义。三线建设覆盖地域广泛、涉及人员众多，在这当中必然有部分重要的日记值得去关注和重视。同日记相比，工作笔记抛去了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只记录工作，尽管可能在可读性、趣味性方面不如日记，但是从史料价值的层面来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资料。尤其在保密等级较高的会议记录不易获得、三线单位日常运行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工作笔记对研究者理解三线建设在各个层面的工作落实助益颇多。
三是回忆录。在三线建设研究过程中，未刊回忆录是经常引用的一种史料，而且这部分史料的数量仍然在不断增加过程中，因此其史料价值同样是不容小觑。根据笔者对三线建设亲历者未刊回忆录的搜集、整理，这些回忆录大致可以分为个人回忆录和回忆录汇编两种类型，但无论是哪种类型，都是属于回忆录性质。
影像史料
在这个有图有真相的新时代，依托高科技的普及程度，收集和保存三线建设史的影像资料刻不容缓。在笔者的策划和配合下，以上海小三线为主题的摄影展和图片展在上海和山西平遥等举办，同时以上海小三线和山西霍州小三线的山西橡胶厂为内容的摄影集得以出版，为小三线建设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另外，由上海原小三线企事业单位亲历者组成的上海小三线联谊群主编的《永留心底的记忆：上海小三线老照片集》（自印本2020年），收集了近百张1965—1985年间上海小三线的老照片，也是弥足珍贵的。
以上海小三线和湖北襄阳的小三线为案例，笔者协作香港的凤凰卫视和上海电视台，策划拍摄了两部纪录片《千山红树万山云——“小三线”青春记忆》（五辑）和《那时，阿拉在小三线》，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千山红树万山云——“小三线”青春记忆》的文字稿，载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一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陈和丰拍摄的反映其祖父母在上海小三线经历的纪录片《凡人歌》，获得2014年度首届“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纪录片的最佳人气奖（《凡人歌》的文字稿，载徐有威、陈东林上引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影像资料将会越发显示其价值。
除去上述的各个方面，笔者认为在收集、整理三线建设史料过程中，还有下述三个方面值得特别的期待。
第一，网络信息的收集和整理。网络信息和传统的史料不一样。随着网络世界昂首进入寻常百姓家，居住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三线建设亲历者和研究者，以及三线建设者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在传统的纸媒和传统出版物之外的网络世界中大展身手。他们熟练运用新媒体，通过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号，源源不断地发布大量的有关三线建设史的回忆录、短视频、相关图片、研究和活动讯息。该类新史料在三线项目内迁、三线调整改造、职工生活、子女教育和企事业兴衰等方面，极大地弥补了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官方各类文献的不足，给读者展现了三线建设各条支流中的真实性和差异性。与此同时，各大官媒等旗下的新媒体，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和澎湃新闻等主流新媒体，也发布相应的信息。以上这些信息，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相关史料的数量，成为三线建设研究史料方面不容忽略的生力军。这些网络信息中比较有价值的文章，已经被整理并以传统纸媒方式出版。当然这些网络信息需要研究者综合各方面资料予以考订并谨慎利用，但是研究者第一步的工作应该是要考虑如何寻找和保存这些网络信息，这尤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第二，在收集以上所有史料的基础上，应该建设三线建设的数据库。数据库的价值自不待言，应该创造条件，把各位学者已经收集到的各类史料加以整合，选择全部或者部分，制作数据库，造福学界。
第三，关注三线建设遗址和遗迹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三线建设中的部分大三线建设企事业单位和绝大部分的小三线建设企事业单位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得到调整改造或关停并转，已经成为当代工业遗址和遗迹。这些遗址和遗迹的史料调查、保存利用工作尤为艰巨，需要尽快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吕建昌、杨润萌、李舒桐：《三线工业遗产概念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陈东林：《积极研究三线遗产的保护利用为新时代文化服务：三线遗产保护利用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研究所等编“三线建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术交流会论文选编，2018年）。
总之，作为全方位拓展和深化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一个难得的契机，三线建设的研究需要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各类史料。搜集广泛、整理系统、逻辑严谨、考据充分、思路创新都是研究者必须重视的。搜集史料求全，整理史料求实，考证史料求真，利用史料求准，这些直接关系到三线建设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目前三线建设研究起步不久，研究者人数有限，期待各位研究者在本文上述范围内同时不限于上述范围，多加关注三线建设史料学的建设，把三线建设史研究打造成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中一朵当之无愧的金花。
三线建设研究的人居环境学科视角与方法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乡建设的重要阶段，此阶段建成环境主要体现为国家计划和控制下的大型工程建设，以及由此形成的兼具时代和地域特点的空间形态和生活形态。三线建设影响并改变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以及中国的工业布局，同时形成了中国工业遗产的纵深分布，是现代遗产的重要类型。因此，基于人居环境学科的方法从建成环境的角度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需要厘清其建设的历史过程、总体布局（全国—地区—城镇—山乡）、空间形态、环境适应策略和营建技术等，进而分析实体空间背后的社会意志及其呈现，包括国家意志（经济空间）、集体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空间）、福利社会（社会空间）等，这也是制定后续包括生态修复、遗产保护、棕地利用、社区复兴等在内的一系列空间应对策略研究的基础。
人居环境学科为研究三线建设提供了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和丰富的理论依据，包括建筑学、城乡规划、景观学等专业，同时不可避免地会运用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地理学、旅游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理论。
三线建设建成环境及其意义表达体系的研究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经济建设，对我国的国防安全、经济布局、地区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三线建设建成环境呈现独特的布局模式和空间机理，因而对于三线建设建成环境研究不应该仅局限于空间形态，而应该以建成环境为线索，揭示特殊空间形态背后的意志和影响机制。
三线建设的建成环境和空间十分特殊，既呈现与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中的“公社”类似的空间特征，在“打破城乡差异”的思想影响下，其布局模式又与单位和公社有着明显的区别。“亦城亦乡”的同时表现出“非城非乡”的特点。在“多、快、好、省”的建设要求下，三线建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以节约“三材”为目的的建造经验，以及在特殊地形建设中减灾防灾的经验教训。三线建设时期的建筑/构筑物、工业景观等的研究也十分重要。无论是以集合了礼堂、食堂、澡堂功能的“三用食堂”为例的独特建筑类型，还是以干打垒、大板建筑为代表的建造技艺，以及受到厂区空间影响而呈现的独特的生产生活实践，都为理解三线建设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中的独特价值提供了研究线索。
三线建设作为国家建设计划，建筑设计如何成为协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空间机制也为了解三线建成空间的治理价值提供了研究角度。在三线建设相关研究中可以发现，国家意志与个人意愿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人诉求的释放与国家统治的意愿除了经济、制度、福利等社会层面的研究外，熟人社会与聚落空间的重建，以及建筑作为国家管理工具和个人生活的载体，成为协调矛盾的众多机制之一。这种机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根据实际的运行情况不断修正。建筑设计作为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之后达成短暂一致的协议框架，随着执行过程其内容不断更新。在政治经济环境完全改变之后，旧的建筑计划会被新的协议所替代。
“空间干涉”理论为研究建筑的调停机制提供了理论工具。三线建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建，二是迁。“建”的过程涉及近现代技术的地域性适用；“迁”的过程关乎迁出地与迁入地的适应和改良等。“迁”与“建”的结合成就了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建造地域经验。“空间干涉”对于三线企业工人的生产生活实践的影响，可以通过三线建设的空间、时间、场所和自然（日常生活的物质框架）与日常生活轨迹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在空间与活动的互动关系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三线厂区的空间组织。“空间组织反映从事这种组织的个人和群体活动、价值取向及意图，也反映观念意向，代表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和谐”（阿摩斯·拉普卜特，《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言语表达方法》）。空间组织是比形态更为基本的环境属性，而形态作为意义组织的一个重要方面，给环境以具体表现和其他特征的素材。环境反映并影响交流，两者都具有文化上的可变性：人际交往的性质、方向与场面都在变化。因此，研究可以从空间的组织、时间的组织、交流的组织、意义的组织几个方面展开。建成的形态主要是三线建设的城市、村镇、山乡等的空间形态布局，以及开发模式、空间组织等，是关于建成环境归纳式的综合性研究，识别其结构性的要素及其组构关系，按照形态学（Morphology）的方法关注三线建设的建成环境的组团、街区外，更要关注其结构性的联系（tissue）。
三线建设的建筑与规划历史的研究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城市规划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和建造技术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三线建设不仅改变了东西部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通过研究三线建设中城市的总体布局，尤其关注以重点项目为核心的空间布局模式，及其对后期城市总体规划的影响，可以理解三线城市规划建设和实践的范式，从而厘清三线建设在新中国城市发展史中的特殊性。研究三线建设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从开发选址、初期建设、迅速发展到调整收尾各个阶段的发展模式；研究战时体制下的城市规划思想，包括区域规划理论、带形城市理论和“单位城市”规划思想等。客观地对三线建设过程与成果进行研判，分析当时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机构以及专业人员的流动情况，进而总结三线城市建设的成就与问题。
三线厂区中的建筑呈现明显的时代特征。三线建设正处于早期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重要发展阶段，从建筑的类型、风格、材料和技艺几个方面展开将会补充中国现当代建筑历史研究。建造层面的研究自然离不开当年建筑工业与地域化的施工技术的研究，包括地方工匠和建筑做法的“参与”，也有现代技术的“引入”，还有经济性做法的“发明”，从而满足大规模迅速建造以及经济性的需求。相应的新技术、新材料与地域经验及表现特色等可以被纳入中国近现代建筑工业建造层面的研究。
三线建设建成环境的遗产化研究
三线建设的建成环境，是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活态遗存，通过以价值为中心（values-centered preservation）的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才能建立应对历史保护新挑战的多种策略。对三线建设各种遗存进行建筑遗产、工业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类型的评估和认定，并探索其作为现代遗产的价值评估方法（或体系）和遗产申报的可能性。对具体案例进行数字信息采集并建立基于建筑遗产的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管理系统，是“数字基建”时代体现三线建设的城市历史价值、评估活化潜力以及制定活化策略的工作基础。
三线建设建成环境的遗产化和价值判断离不开“遗产取证”。综合现有工业遗产宪章、公约以及国内外关于工业遗产的概念、理论，归纳工业遗产的构成要素与价值评价方法。主要尝试从原真性原则、可识别性原则着手，参考UNESCO评选世界遗产的标准4以及ICOMOS的专项标准，可以选取个案进行认定、评估研究，分别从范围、历史、价值、等级等方面进行认定和评估。2002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中心5号文件确立了现代遗产的判断标准，据此三线建设工业遗存符合文件对于现代遗产的评判标准。目前仍在使用的三线厂矿以及调迁后的遗留（数量巨大），都可以被纳入现代遗产范畴。
中国的三线建设不仅是我国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鉴证，也是我国现代主义风格建筑的集中体现，是我国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表征，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城乡建设及其变迁，也是我们众多行业、机构和制度变迁的鉴证。从已公布的世界现代遗产来看，根据现代遗产的类型及其价值的鉴证体系的内涵来分析，三线建设属于“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鉴证体系”，展示了“一段时间内或一个世界文化时期内在建筑或技术、纪念性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中的一项人类价值的重要转变”。因此，三线工业遗产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空间实体等信息。仅实体部分就包含形制、空间、结构、构造、材料及维修历史记录等。
研究需要梳理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认识论，分析遗产的本体，通过对三线建设的现代遗产保护的现状进行系统的调研，引入和修正相应的价值评估体系，进行价值分析和遗产取证。为了区分价值各异的多处遗产的价值高低，并将这种比较分析的结果由定性研究深入为定量研究，尽量避免因主观臆断和文字表达力限制带来的不精确性，应该建立多层级、权重可量化的价值评估体系。
建成遗产的保护与再生研究
三线建设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已渐渐远去几近消失，但作为一段重要的社会历史，是几代人乃至一个时代的记忆。许多三线企业面临资源枯竭，守着“遗产”任由凋敝，民生问题突出，存在重大的社会隐患。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三线厂区所处偏远的地方也变得相对便捷，有的厂区甚至紧邻或者成为优美的风景点，迎来了发展的政策机遇。改变荒野式的弃置、铲车式的清理、布景式的保留方式，探索内化式的再生，成为政府、民众和广大学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三线建成遗产的保护须跳出一般遗产保护的理念，更注重群体，更注重活化而非标本式的修复，遗产地的价值存续和民众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应更好地结合。这不仅关系到三线建设地区千百万群众的福祉，而且是全局意义上、更深层次上国家经济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问题。在健全的评估机制基础上，应对三线建成遗产进行整体评估，对于具有保护价值的工业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和活化利用，对于保护价值相对较少的区域在现有国土资源政策和制度下通过置换等方式进行激活或再生。
三线建设中众多厂矿院所作为一个个的社会单元，可以被看作是活态的文化遗存，尤其是仍在使用的“单位”，应该研究其在社会转型中的社区形态与演变。来自四面八方的三线建设者是三线建设的主体，这些“新移民”燃烧激情的岁月，重建家园，成就了今天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三线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空间和建成环境中如何建立社群认知，营建社区生活都是非常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些研究都以“单位”形态的社区为载体。
相关理论方法
相关研究的开展首先需要确定研究的空间，即研究的范围，再基于方法论确定相应的理论方法和工具。
从三线建设的建成环境切入，如果以中观的社区层面——三线“单位”开展相关的空间形态、社会形态及政治经济等的关联研究，则能更好连缀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宏观的区域建成环境，以及建筑和社区空间等微观层面的要素。以三线建设的中观层面的“单位”为核心，既是更大尺度的城市形态和微观尺度的建筑的衔接，也是三线建设者社群认知的精神家园，以及各种社会福利、意识形态的集合体。在方法论上基于福柯的谱系学（Genealogical）的认知和分析，相应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参见下图。
福柯的谱系学分析方法不像传统的历史方法那样去重建过去，或者是对发展过程进行准确无误的叙述，而是旨在探寻现有的特定制度如何从通常是分散的、不相关的、不连续的实践的层层叠加过程中脱胎而出。由于“单位”的出现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通过大范围的规训、治理和空间等实践并置而建立起来的，因而谱系学的方法为此提供了一种特别恰当的分析框架。谱系法仔细考虑了世俗的日常实践的复杂性，不是一种传统的叙事性历史，而是一种以史鉴今。
同时采用福柯的权利概念。权利是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上由知识、组织制度行为以及生命技术策略相互作用的复合体。“单位”复合了社会政治和经济意义，也就为应用和发展这种微观的实体权利提供了沃土。使用福柯分析统治合理性的技术即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分析一系列关于治理本质的问题，包括治理的对象、政府干预的问题类型和干预的方式、大众的动员与自我管理等，都对解析“单位”的居住建筑、公共空间和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与福柯研究的西方机构不同，中国“单位”中的这种以身体为核心的技术，趋向于促进集体化，而不是个体化的主体。治理术用了很多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构成人口总体的许多个体进行的管理科学，如管制、经济管理、会计、统计、保险、福利、教育、环境卫生、城市规划。基于规划干预能改善社会的假设政府的实践，实际上是建立在乌托邦主义至上社会主义，更清晰地表达了最终目标。将空间问题纳入其更广的谱系分析模型中很有必要。
城市形态并不是一个新的方法，西方传统上对于城市形态的研究有着多源性。形态学的方法已广泛运用于城市研究和建筑研究，可以从城市的机理组织、街区、广场等形态要素和结构进行研究。而对社区及其建筑的研究，则可以从城市设计、控制法规的角度着手进行形态要素、组成法则等方面的研究。根据城市形态学德-英学派M.R.G.Conzen的观念的方法，主要通过城镇平面的三个基本要素即街道、场地（基址）和建筑，以进化方式在时间中对城市平面进行衡量和分析，尤其是对城市组织历史转化进程累积效果的分析研究。
形态学有助于揭示建筑形式语言的传统沿革和多样性，而类型学则可以剔除偶然性的因素，有助于从型和类的层面揭示其本质。研究根据三线建设的建筑和一些城市要素建立几种基本的类型，基于类型学和形态学融合的理论方法（Typomorphology），在城市特定的场所中重新发现其独特的意义。分析框架分两个层面：城市层面（Urban fabrics）和建筑层面（Building Level）。城市层面包括城市组织、街区、地块；建筑层面包括建筑、空间、结构、材料等。同时上述各要素包括自身状况（position）、外部边界（outline,external boundaries）和内部布置（internal arrangement）。
案例研究的方法是三线建设研究中一种非常适用且实用的方法。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Peter Blundell Jones的《Modern Architecture Through Case Studies》是对现代建筑运动一次敏锐而富于教益的重估，其中作者对于现代建筑的实证研究方法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作者采用“深度描绘”的案例研究方法，为“现代主义运动被隐藏的传统和多样性提供了可信的证据”，并揭开了围绕研究对象的复杂争论。从小处入手，可弥补在线性进程设定中历史纵向整体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先验性规律研究的缺陷。一个三线建设的城市，或一个工厂院所，或一栋关键建筑，或一个三线建设者，将其作为研究的样本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案例研究”，这样既可以清晰“聚焦”研究对象和“问题域”，实现“竭泽而渔”；又可“管中窥豹”，勾连个案和宏大叙事之间的关联，也通过生动而有深度的呈现更好揭示普遍性的意义。在主要的研究内容上，如具体三线城市的规划建设、城市形态的演变、工业遗产类型及城市社区的再生模式等都适于进行深描的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具体手段和方法也将涵盖建筑学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和一些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关于社区和相关“族群”的研究似可采用人类学的方法，人类学所掌握的微观结构与小进程研究为处理整体性认知与局部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参考。
The Host’Words:As a large scale and far-reaching industrial and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has attracted growing academic attention since the 1990s.In recent years,the study on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has even become a newly emerging upsurge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Scholars,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enter this rewarding field and produce numerous works.Nevertheless,while the number of studies is increased sharply,there are also some obvious limitations within the field of the Third Front research,such as repetitive study,lack of communications across disciplines etc.In such a situation,how to further break through barriers among disciplines,improve quality of studies and promote innovations have become crucial issues for scholars.
This symposium invites five scholars to discussion.In the opening essay,Zhang Yong argues that researcher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should take“human”as the focus,adopt methods combin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fieldwork,and mak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the Third Frond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taking temporality,space,society,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into consideration.Zhou Xiaohong claims that oral history can connect individuals with time,society and state.As a result,making use of oral history as a research method in the field of the Third Frond study would forge researchers’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from diverse aspects.Chen Chao summarizes three features of current Third Frond studies and make a couple of reflective comments.He insists the importance of theory-oriented study and calls for introducing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developed in social sciences to the field of the Third Front research.Xu Youwei proposes to deeply explor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He sorts out a variety of valuable sources of materials such as archives,factory records,newspapers,periodicals,local chronicles,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diaries,work notes,memoirs and some video materials.From 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Tan Gangyi in his essay discusses the Third Front’s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protec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its legacy.He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apply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genealogy,morphology and typology to the Third Frond studies.
These five essays a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sociology,political science,human settlements and other disciplines,but they all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the Third Frond construction research.It is hoped that this symposium can inspire colleagu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Third Frond and advance broader discussions for the future.
作者：张勇（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周晓虹（南京大学）、陈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比较政治系）、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谭刚毅（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原刊：《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