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又是卓越的革命实践家。为了实现中国的自由、独立和富强，他不辞辛劳，奔走颠簸，跑遍整个世界。在孙中山致力于革命的40年中，约有一半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从南洋群岛到欧美大陆，从檀香山、横滨、东京到纽约、伦敦、巴黎……到处都留下他的足迹。有人作过统计，孙中山先后在14个国家和地区旅行、活动和生活过，他一生四次横渡太平洋，四次横渡印度洋，六次横渡大西洋，七次到檀香山，四次到美国，四次到英法、六次到越南，九次到新加坡，四次到马来西亚，两次到暹罗（泰国），15次到日本……总共航海约2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孙中山自己也说，自1895年以后“便环绕地球，周游列国，一面考察各国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国势强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活动，约计每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前，大概绕过了地球六七周”。
孙中山在国外的活动，是他一生革命生涯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长期生活、斗争在国外，使他对外部世界有比较广泛的了解，从而有批判地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总结国际经验，形成并提出自己的革命思想和主张。孙中山是当时阅历最深、对世界认识最深的中国革命家。回顾和介绍孙中山在国外的活动事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学习孙中山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
一、檀香山创立兴中会
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是他有比较明确的革命思想并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檀香山成为孙中山创立的中国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的发祥地，成为孙中山第一次在爱国华侨中募集革命经费、筹划武装起义的海外基地。
檀香山，又称火奴鲁鲁，是太平洋北部夏威夷群岛的重要港口。这里气候湿热，土壤肥沃，又是太平洋海上和空中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夏威夷原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19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商人和冒险家接踵而来，与英法殖民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势力逐渐掌握了这个岛国的经济命脉，并且阴谋策划吞并这个国家。夏威夷国王不甘心充当美国的傀儡，提出“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口号。1898年7月，土著居民曾发动反美武装起义，一部分华侨知识分子也参加了战斗行列。1898年，美国正式吞并了夏威夷。美国侵略、吞并夏威夷的过程，也正是夏威夷人民不断进行反美斗争的过程。目睹这个历史事件的华侨，从檀香山的处境中自然地想到中国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加深了救亡图存的爱国意识。正像孙中山所说的，檀香山华侨“天天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所以中国侨民差不多个个都有些政治思想”。
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清政府在海陆两路的接连惨败，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深深地震动着每个爱国者的心。怎样把祖国从危急的处境中挽救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面临的主要问题。上书李鸿章的碰壁和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孙中山“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认识到“若欲救国救入，非锄去此恶劣政府不可！”决心义无反顾地走革命道路，以武力推翻清王朝。
1894年10月，孙中山怀着远大的抱负，从上海乘轮船经日本再度来到曾经读书和工作的地方檀香山。孙中山利用亲属、亲戚、同学和师长等关系，积极耐心地做宣传和联络工作。经过努力，终于得到一部分华侨工人、商人、自由职业者、小农场主等的同情和支持。同年11月24日，孙中山串连了20多名进步华侨在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住宅开会。会上，孙中山提议成立革命团体，定名为兴中会。所定章程第一条便规定，建立这个团体的宗旨是“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这表明，兴中会的远大目标是要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走向独立和富强。“振兴中华”，这个今日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的响亮口号，早在90年前孙中山就提出来厂，这是多么难能可贵！所谓“维持国体”，就是要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体制，不让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由于孙中山即将回国活动，会上刘祥和何宽分别被选为檀香山兴中会的正、副主席。
成立会上通过由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充满爱国激情。它强烈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朝腐败统治所造成的中国被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严厉谴责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亡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号召有志之士“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在吸收会员的誓词中，孙中山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目标，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出现和初步形成，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端。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分别派会员到附近各埠发展会员，建立分会。到1895年，檀香山兴中会员便发展到130多入。与此同时。该组织还积极筹集回国起义的经费和组织华侨兵操队，聘请一丹麦军官对部分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其中有一些会员后来回国参加了广州起义。
1895年2月，孙中山从檀香山来到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并修订了《兴中会章程》。此后，孙中山还多次来到檀香山进行革命活动，同檀香山华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檀香山华侨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檀香山成为孙中山草拟革命计划、首先创立革命团体的地方，并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孙中山曾于1893年与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等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酝酿成立兴中会。但由于人数不多。条件尚不成熟，未能实现。檀香山是孙中山当时唯一居留过的外国地方，这里华侨几占当地居民的1／5，据1896年统计，有2万多人。他们大都出身农民或工人，属于资产阶级中下层或小资产阶级上层。与国内封建势力联系较少，又长期受到西方民主潮流的影响，有较强的反抗情绪，容易接受孙中山宣传的革命道理。当时，美国正在檀香山等地掀起排华浪潮，许多华侨参加反对美国排华斗争，是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就成为兴中会最早的一批会员。檀香山的华侨中，有许多是孙中山的亲属、亲戚、同志、朋友、同学或师长，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这就为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群众基础。
二、伦敦蒙难
1895年兴中会组织的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把孙中山看作心腹大患，以1000两花银的重赏通缉孙中山。许多革命党人被捕被杀。孙中山镇定地把没有被捕的同志遣散完毕后离开广州。清政府当时派出大批暗探跟踪追捕，通报所有驻外使馆，密令他们相机缉拿孙中山。给驻英使馆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死活不论”。
在清政府的高价悬赏通缉下，孙中山不得不离开祖国，辗转流亡日本和美国等地。1896年，孙中山来到英国伦敦。他满怀激情，远涉重洋，考察欧美各国的社会、经济，寻求救国真理。10月1日，孙中山到达伦敦后，受到他在香港学医时的老师詹姆斯·康德黎一家的热情接待，并被安排在康德黎寓所附近的葛兰旅馆住宿。孙中山几乎每天都要到康德黎家里造访。
10月11曰，一个晴朗的星期日上午，孙中山照例从旅馆出来徒步到康德黎家去。途中，三个中国人故作友好姿态，向孙中山攀认同乡，并且邀请孙中山去他们的寓所“抽支烟，聊聊天”。孙中山一再婉言谢绝，但这三个家伙死死缠住不放，当走到伦敦西一区波德兰街49号清政府驻英公使馆门口时，孙中山被他们挟持推进使馆内。孙中山被囚禁在公使馆三楼一间小屋里，窗上装有铁栅栏，门上上了几道锁，日夜都有人看守，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诱捕孙中山后，公使馆根据清政府的密电，用7000英镑的高价租了一条两千吨的轮船，还造了一个大木箱，阴谋几天后把孙中山装在木箱内秘密押解回国处死。当时掌握公使馆大权的英籍参赞哈利德·马凯尼对孙中山威迫利诱，企图从他那里了解其他革命党人的行踪。但是，身陷囹圄的孙中山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严词拒绝了使馆的一切要求，使他们的阴谋诡计一一破产。
孙中山被囚禁期间，曾想方设法与外界联系，把自己被绑架的消息通知康德黎，以便让他设法营救。孙中山写过许多条子，裹以硬币从窗口投到邻舍。可惜这些呼救纸条未被及时拾取，后被公使馆发觉，从此窗口也被封了起来，看守更加严密。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幸亏在公使馆工作的英籍仆人柯尔的帮助，孙中山被囚禁的消息才传到康德黎那里。
按照英国的法律，未经英国政府的许可，外国使馆是不能任意捕人的。10月17日深夜，康德黎得知孙中山被囚禁在中国公使馆的消息后，立即奔走营救。他同孙中山另一位曾在香港西医书院任教务长的英国好友孟生博士展开了紧张的营救活动。他们一面到英国外交部和警察当局交涉，一面向报界披露清公使馆绑架孙中山的事实，以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为防止清使馆提前行动，他们还雇了私人侦探，密切注视使馆的一举一动。10月22日英国《地球报》以《惊人的消息——反叛者在伦敦被绑架》为题，首先披露了这一事实。接着，其他各报纷纷转载，此事立即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引起了伦敦舆论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许多同情中国革命的伦敦市民聚集在驻英公使馆门口，高呼“释放孙逸仙！”的口号。在舆论和公众压力下，英国外交部不得不出面与清使馆交涉。10月27日上午，清使馆终于被迫释放被非法囚禁了12天的孙中山。
当孙中山从使馆出来时，聚集在街上的人群热情向他挥手致意，祝贺他获得自由。许多英国人致信孙中山表示祝贺，有一个名叫穆克伦的英国士兵甚至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后来的惠州起义。孙中山多次接见记者或投函伦敦报纸，揭露和控诉清政府绑架的卑鄙阴谋，并对英国朋友的同情和支援表示衷心感谢。伦敦蒙难没有吓倒孙中山，反而激起他更加积极斗争的热情。在被释放的第二天，他在《致伦敦各报主笔函》中坚定地表示：“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随后在英国的一次谈话中，孙中山更明确宣称：“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人民的起义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伦敦蒙难之后，孙中山的名声大振。当时的报纸称孙中山为“汉族中之杰出者”、“历史中之重大人物”。在香港出版的《德臣西报》，一年前还把广州起义失败归咎于领导人，主张今后中国的任何革命举动都要由西方来指导，而现在却发现，孙中山是土生土长而又无愧于自己民族事业的领袖，是唯一把对形势的充分了解和不顾一切的勇气结合起来的入。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得到更多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在次年写的《伦敦蒙难记》中说：“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国之口，实始于是地。”
孙中山脱险后，不顾清使馆雇佣的侦探日夜监视，继续在伦敦居留了近一年。他经常到大英博物院等处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潜心研读，进一步接触了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等方面的资产阶级理论著作，并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制度，探索救国之道。孙中山还察看贫民窟，学习有关工会罢工和社会立法的知识，并与旅英的俄国爱国者交换对两国革命的看法。孙中山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对他的三民主义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孙中山后来在谈到这点时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豪贤。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孙中山当年被囚禁的地方，今天已成为参观缅怀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纪念地。1933年，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将这间囚室辟为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陈列有关孙中山活动的文物。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大使馆重建使馆大楼时，又特地将该纪念室修茸一新。纪念室内的红色绒毯上，放置着孙中山和他的老师康德黎的半身铜像。
三、支持菲律宾独立斗争
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并没有把眼光局限在中国的范围之内，而是对其他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早在1897年，他在谈到其革命动机时就表示要与亚洲被压迫民族一起，“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
太平洋西部的菲律宾，在中国的东南门口，与中国只有一水之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7世纪以来，企图染指或侵略中国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总是把菲律宾视为控制和侵略中国的桥头堡。美国发动美西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侵占菲律宾，以便控制太平洋地区和进一步侵略中国。孙中山在几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菲律宾群岛转到美国的控制之下，就使美国成为了中国最近的邻邦之一，因之它不可能对中国的情况闭目不理。”因此，列强对菲律宾的争夺和菲律宾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同当时的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人民同情和支持菲律宾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孙中山对菲律宾独立斗争的支持和援助，反映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也是中菲两国人民友好历史的一段佳话。
1898年，菲律宾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战争即将取得胜利，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正在筹建。菲律宾革命运动的代表马连亚洛·彭西受命到日本洽购军火。6月间，正在日本的孙中山同彭西在东京会晤，并成了莫逆之交。彭西非常关心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孙中山也从彭西那里及时了解到菲律宾革命发展的形势。孙中山认为，对西方帝国主义斗争的任何胜利，将成为全体东方人的共同胜利。孙中山打算利用菲律宾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海外基地。他对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说：“我们一旦帮助他们争得了菲律宾的独立，接着便可凭借菲律宾同志的力量攻陷广州，掀起了一场大风暴。我决心带领支那的同志和部下去帮他们打仗。”当彭西向孙中山提出请求帮助时，孙中山表示愿尽一切力量给予赞助。
1899年到1900年间，孙中山为支持菲律宾人民的革命而数次进行募捐并帮助购买军火弹药，在道义和物质上援助菲律宾的抗美救国斗争。1899年夏天，孙中山经犬养毅介绍，通过议员中村尔六与日本军火商大仓会社，购买到子弹600万发，步枪一万支，火炮11门，望远镜7架，火药压榨机一部，制造军火机一部及其他大批制造弹药的材料，租用日船“布引丸”号，预定驶至马尼拉附近一小岛，由菲律宾起义军接收，同船赴菲的还有聘定的日本军官数人。“布引丸”号途中不幸遇到风暴，在浙江马鞍岛附近海面触礁沉没，孙中山的援菲计划未能实现。但是，孙中山并未因挫折而气馁。1900年1月，他又募集了一笔捐款，以7.5万比索（菲币）从日本购到第二批军火。准备雇船取道台湾运往菲律宾。不料形势发生变化，由于美帝国主义监视和日本政府的阻挠，军火被迫在台湾卸货，未能运到菲律宾。9个月后，美国侵略军占领了马尼拉，菲律宾人民反美的独立斗争暂时受到挫折。彭西便决定把这批军火全部转送给孙中山以支援中国革命。孙中山还同彭西商定，当菲律宾独立军对美国侵略军反攻时，将亲率一部分兴中会员取道小吕宋埠投效独立军助其成功。孙中山曾经秘密派数百人前往菲律宾，去帮助菲律宾革命党人，并认定“今后应给他们以更多的方便和帮助”。菲律宾独立军方面为支持中国革命，赠送孙中山10万日元作为活动经费。
20世纪初，在被列宁称为“亚洲觉醒”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的年代里，孙中山同亚洲各地的许多革命者有过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当时，孙中山曾在东京发起组织东京青年协会，目的在于“借彼此的了解，以促进相互间的友谊”。参加这个协会的有亚洲一些国家的青年，其中就有许多菲律宾青年。共同的遭遇和命运，把他们汇集到一起。彭西后来在《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书中回忆道：“对孙逸仙来说，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放在一一起来研究的。这些问题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因此孙逸仙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泰国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心赞助者之一。”
四、在东瀛的日子里
孙中山在国外进行革命活动过程中，日本是他据以立足并开展活动的重要据点，“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策划”。据统计，从1895年起至1924年止，孙中山曾先后15次踏上日本国土，累计时间达9年之多，几乎占他全部革命生涯的1／3。孙中山在日本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不但团结了旅日的华侨和留学生，而且结识了许多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朝野人士，对推动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开始于1895年。那一年1月。他由檀香山到香港，途经日本横滨时，就在船上对华侨宣传革命道理。他结识了横滨的侨商陈青、谭发等人，向他们宣传要在中国“造反”的道理，还交给他们《兴中会章程》，嘱他们在当地设立兴中会的分会。同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再次从神户来到横滨，并在那里正式建立了横滨兴中会分会，华侨冯镜如为会长。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武装斗争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开始就把武装斗争放在重要位置。1897年8月，孙中山自加拿大乘“皇后”号轮船抵横滨。从这以后到1900年6月，孙中山奔走于东京、长崎、神户、马关等地，积极宣传革命，吸收一批华侨参加兴中会，发展革命力量。这期间，孙中山以大量的精力就近筹划了1900年10月的惠州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虽然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和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破坏而失败，但是，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传播了民主革命的思想，鼓舞和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培养和锻炼了一部分干部，为以后的斗争积累了一些经验。
1901年至1903年期间，孙中山在留日学生中进行广泛的传播革命思想和组织发展工作。孙中山奔走各地疾呼：“祖国危亡，清政府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这时，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和国内反清运动的发展，国内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到日本留学，寻求救国道路。1906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达万人之多。1902年4月26日，章炳麟、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发起举行“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因清使馆和日本警察的干涉未能开成，从横滨赶来的孙中山即率领他们当日返回横滨开会，号召留日学生不忘这次纪念会宣言中所列汉族反抗满族统治的斗争历史。1903年，东京留学生反对沙俄强占东三省，发起组织抗俄义勇队，后因政府禁止被迫解散。孙中山立即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创办了军事学校，学生除了由日本军事专家教授军事外，还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培养革命思想。孙中山的活动，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当时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在给清廷外务部的密报中说：“孙文来自英国，屡在东京开会，登台演说，借以鼓动学生。而学生赴听讲者，日千余人，甚为可惧。”许多有志救国的学生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如当时在日本的廖仲恺、何香凝、黎仲实等人就经常同孙中山会见，对孙中山后来在日本的革命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把分散的地方性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统一步调，共同斗争。1905年7年，孙中山在美国、欧洲等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之后重抵日本，积极着手组织新的统一的革命团体。不久，经过日本朋友宮崎寅藏的介绍，孙中山在东京与黄兴会晤，并商定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和兴中会联合，共同致力革命。7月30曰下午，孙中山同来自17个省的革命志士70多人在东京赤坂区开会，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问题。孙中山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实行方法，他提议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成一个大团体，以便同心协力，从事革命工作。孙中山的建议获得一致赞成，在会上，他被推为会议主席。孙中山最初提议新的团体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经过讨论，定为中国同盟会，并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宗旨。8月13日，留日学生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有1300多人到会，盛况空前，气氛热烈。孙中山在会上作了富有政治远见和强烈鼓动性的演说。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若能“发愤自雄”，“取法西人之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不只“突驾日本”，“比美国还要强几分”。孙中山指出，近两年来民族思想蓬勃发展，革命救亡呼声日高，号召大家“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自身之肩上”。孙中山被人们当作献身革命的“中国英雄”和“四万万人之代表”。他的演说深深地感染了到会的听众，博得了经久不绝的掌声。
经过多方筹备，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终于在8月20日召开，出席会员有100余人，包括国内14个省籍的人士，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大会讨论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国内有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国外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各省区再成立分会。会上，孙中山被一致推选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负责执行部的庶务，大会决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继续出版，宣传革命思想。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孙中山从兴中会建立后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重大事件。同盟会把原来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统一为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步伐。这一年11月26日，《民报》在东京正式发行。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鲜明地举起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
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在日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利用《民报》这个阵地，自撰或口授大意，由别人执笔成稿发表文章。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和斗争。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概括地表述了他的革命主张，即：“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入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通过这场论战，澄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阐述了三民主义革命理论，进一步提高了同盟会员的革命觉悟和信心，从组织上巩固和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阵地，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同黄兴、廖仲恺等人联络会党，筹集款项，策划了多次武装起义。除震动长江中、下游各省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外，仅在1907年至1911年间，就领导革命党人连续组织了8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鼓舞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干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加速了清王朝覆灭的到来。
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孙中山并不气馁，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他勉励革命党入“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1913年8月间，孙中山来到日本召集流亡东京的革命党人，总结经验，策划新的斗争。经过积极筹备，孙中山在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制定《革命方略》，组织中华革命军，不断派人联络军队，组织武装反袁斗争。当袁世凯完全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加紧复辟帝制时，孙中山在日本一再揭露袁世凯的罪恶阴谋，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粉碎帝制复辟，重建民国。在中华革命党的参与发动下，国内各省纷纷起义，并发表宣言、通电，形成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在举国反对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直到1916年4月，孙中山回到国内继续领导护法运动。
1924年11月，孙中山取道日本北上，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到日本。在日本期间，孙中山发表多次讲话，驳斥帝国主义要“共管”中国的阴谋，提出要“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亨裁判权”，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首要条件。在神户的一次演说中，系统地阐述了“大亚洲主义”的思想，强调讲“大亚洲主义”，“就是为亚洲痛苦的民族，要怎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民族来打抱不平的问题。”孙中山这种团结亚洲被压迫民族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为建立和平繁荣的亚洲而共同努力的号召，是他晚年反帝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日本人把这次演说称之为“孙中山先生最后的狮子吼”。
五、奔走于东南亚各地
东南亚是华侨聚居的地区。据估计，到辛亥革命前，世界各地华侨有700多万，共中90％以上分布在东南亚一带。广大华侨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把自己的身家同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迫切希望祖国强盛。在历史上，有许多华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为了祖国的兴旺发达而战斗不息，以至牺牲一切。因此，孙中山曾经高度评价说：“华侨有功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
为了宣传革命，组织革命团体，筹集款项，购买军火，策划武装起义，孙中山曾经长期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奔波，生活在华侨当中。孙中山以越南为基地，先后发动了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以槟榔屿为基地，组织发动1911年的广州起义。
新加坡是孙中山向东南亚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这里曾经是受到保皇党势力严重影响的地方。从1900年到1911年的11年间，孙中山多次来到新加坡进行革命活动。他在那里向华侨演讲，宣传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腐败的君主专制的清朝政府，摧毁一切陋俗弊政，建设新的国家。1904年，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张永福创办《图南日报》，在东南亚第一次公开宣扬革命。1905年春节，《图南日报》印发一种有反满词句和革命图案的月份牌，得到孙中山的热情赞扬。1905年6月孙中山途径新加坡，在船上同陈楚楠、张永福等亲切交谈，告知他们德、法、比诸国留学生已成立革命团体，此行到日本将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
孙中山在日本建立同盟会后，首先就到新加坡发展组织。1906年2月16日，孙中山到新加坡，居住在张永福供养母亲的别墅——晚晴园。同年4月，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首次加盟者有陈楚楠、张永福等12人，陈、张为正副会长。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是东南亚最早的革命组织，得到当地华侨的积极支持，到1908年，会员就达500多人。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就是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为更好地联络群众和进行宣传活动，同盟会建立了各种名目的书报社，主要的有同德书报社、开明演说书报社、星洲书报社和同文书报社等。
在1905—1907年革命派同改良派的大论战中，孙中山在新加坡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1907年8月20日，他协助当地同盟会创办新加坡同盟会机关报《中兴日报》，成为东南亚革命党反对改良派和宣传单命的主要阵地。他还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发表《论惧革命召瓜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文章，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人民从思想上、组织上同改良派划清界线。改良派势力从此一落千丈，革命思想在群众中迅速传播，形成“以不谈革命为耻”的风气。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建立后，派入到南洋英荷属各地的华侨中开展工作。很短的时间内，马来西亚各地纷纷建立同盟会分会，并仿效新加坡的办法，建立书报社作掩护。其他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地都有同盟会的组织，到1908年，东南亚各地就建立了同盟会分会或通讯处共100多个，同盟会员也迅速增加，缅甸2343人，越南1190入，连偏处一隅的柬埔寨到1909年也有会员230人。当时的情况正是：“凡有华侨所到之处，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为加强联系，统一领导，1908年秋在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东南亚各地同盟会的建立，不但为国内革命活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而且成为在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筹款购械、策划武装起义的重要基地。
孙中山曾多次到越南，在河内、西贡、海防等地向华侨群众宣传革命，开展兴中会、同盟会的组织工作。早在1900年初次到西贡和1902年到河内时，孙中山就结识了一部分侨商和法国银行买办，并在华侨黄隆生的积极支持下建立了河内兴中会分会。1905年10月，孙中山自日本再到西贡，在堤岸等地受到当地华侨的热情招待和欢迎，在那里建立了同盟会西贡、堤岸分会。孙中山后来发动武装起义时，许多越南的华侨踊跃捐款，有的商人将半生辛勤积蓄全部献出作起义经费。挑水工人关唐，每担水钱不过一分，却将长期积蓄的3000余元全部捐献。为了就近策划和指挥武装起义，孙中山于1907年3月自日本到河内，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领导粤、桂、滇起义的总机关，同时将原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同年5月至12月，孙中山在河内先后策动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黄光山起义、钦州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与广东邻近的河内、海防成了孙中山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的指挥机关和补给基地。镇南关之役，孙中山还亲临阵地参战，发炮轰击敌军，为革命军伤员裹伤，并到附近壮族聚居的弄尧村访问，向当地农民宣传革命。
1908年11月，孙中山从新加坡到曼谷，经常在耀华力路连接三聘街的一条横街向旅居泰国的华侨发表演说，号召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孙中山在泰国的活动，就把这条街称为“演说街”，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1907年至1908年间的多次起义都失败了，同盟会的元气大损，特别是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使部分同盟会会员对革命事业的胜利失去信心，情绪低落。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于1910年11月13日在庇能（即槟榔屿，在马来西亚北部）召集同盟会重要骨干和国内外的代表举行秘密会议。孙中山坚定地认为。“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况且当前“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他激励大家“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强调只要作“充分之筹备”，革命是会胜利的。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统一思想，决定积极筹集巨款，集中人力，在广州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即后来震动中外的黄花岗之役。同时，孙中山还召集槟榔屿同盟会员和爱国侨胞开会，动员大家为革命捐款。他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际此列强环伺、满廷昏庸之秋，苟不及早图之，将恐国亡无日。”号召大家“踊跃输将”，“共肩救国之责任”。
六、在美洲华侨之中
美洲是仅次于东南亚的华侨聚居地之一，到辛亥革命前的1907年，已有华侨27万多人。最早的美洲华侨许多是被外国侵略者作为掠卖华工的“猪仔”贩运出去的，在侨居国又受到种种歧视和压迫。他们热切希望有一个独立富强的祖国来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爱国思想特别强烈。早在清朝初年，美洲华侨中就开始存在一种秘密的洪门组织，其中影响最大、成员最多的是致公堂，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讲究兄弟义气和乡里感情，分布在美洲各地。致公堂的总部设在旧金山，分堂遍于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华盛顿和费城等地。美国华侨十之八、九都参加洪门，因此，致公堂在下层华侨劳动群众、小商小贩中有相当广泛的基础。孙中山和美洲华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先后九次踏上美洲的土地，在那里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长达11年之久。
1894年孙中山到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后，在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并不顺利，拥护者甚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保皇势力在华侨中影响较深，另一方面也因为孙中山没有列籍洪门会党。为了更好地深入群众开展革命工作，孙中山认为必须亲自加入洪门会党组织。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接受其母舅杨文纳的建议，经过洪门前辈钟水养的介绍加入了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即领袖、元帅之意）。与此同时，孙中山改组了洪门报刊，并在改组后的《檀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书》等文章，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揭露保皇党标榜“爱国”以欺骗群众的伎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使许多受过骗的华侨纷纷登报与保皇党脱离关系。
美洲华侨致公堂成员众多，各地分堂就有100多所，但相互联系少，团体涣散，难于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孙中山决定着手改组致公堂。1901年4月6日，孙中山乘轮船抵达美国旧金山。5月，他向设在旧金山的洪门致公堂总堂建议，举行洪门会员总注册，并表示愿意亲往各地对洪门会众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孙中山的建议得到总堂负责人的赞同和支持。孙中山还亲自为致公堂重订新章程，强烈谴责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保皇党的反动立场，明确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并明确提出：“本堂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表明了致公堂与国内革命党的关系。改组后的致公堂由秘密结社变为带有革命性的政治团体，更有利于在华侨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为了进一步清除改良派在华侨中的影响，孙中山改组了被保皇党徒把持的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推荐革命党入刘成禺从日本来美担任主笔，使之成为革命派在美国的言论机关。孙中山还亲自在报上撰文同当时的保皇派报纸《新中国报》论战。孙中山在致公堂和爱国华侨的协助下，在旧金山刊印邹容的《革命军》11000册，分寄美洲和南洋各地华侨，广为宣传，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04年，孙中山在遍游美国各地期间，于8月底在圣路易城用英文写成《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当时的思想。9月底、10月初，此文在纽约出版单行本，封面用中文写有《革命潮》三字。当时，东京的《革命评论》和香港的《中国日报》都曾翻译转载。孙中山这篇文章，向美国人民揭露清朝政府的罪恶统治，宣传中国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中国革命的意义，呼吁西方各国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给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在文章中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亚洲霸权”的“主要斗争场所”，他从美国吞并菲律宾的行径中看到它向中国扩张的野心。他认为正在进行中的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决不能解决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不过是在中国问题上利害有关各国间势将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的开端而已”。他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严正地驳斥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黄祸论”，申明“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他警告帝国主义推行“瓜分中国”的殖民政策，只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和灾难”，支持清政府也“注定是要失败的”。他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认为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庄严宣告“中国现在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是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1909年11月后，孙中山从欧洲再次来到美国，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地的华侨中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他在旧金山的一次华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满清之政治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非革命无以救重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也。”认为“满洲政体之腐败已不可救药，正如破屋漏舟必难补治，必当破除而从新建设也”。认为“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救性命之唯一法门”。他号召队们克服畏难心理，“速立志以实行革命，则中国可救，身家性命可保矣”。在孙中山的努力和致公堂的支持下，美洲各地很快就建立了15个同盟会分会。为加强对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孙中山于1910年3月在旧金山建立美洲同盟会总会，并积极筹备将旧金山《美洲少年》周刊改组为美洲同盟会总会机关报。同年8月以《少年中国晨报》为名正式出版。
国内加紧准备的武装起义，急需大量军饷，因此，孙中山于1911年初继续奔走于美国各地和加拿大，到处发表演说，筹集款项，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支持和欢迎。在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孙中山沿途演说募款，“听者二三千人，虽大雨淋漓，亦极踊跃”，许多工人一次就捐出一两个月的工资，仅加拿大就筹集七万多港元，占全球各地华侨为广州起义捐款的第一位。同年7月，孙中山发起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亲自制订了《致公堂筹饷章程》和《革命军筹饷约章》，强调“今时机已至，风云亦急，失此不图，则瓜分之祸立见”，号召广大侨胞“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孙中山亲自率领筹饷局人员9月初从旧金山出发，沿铁路线自西向东，到美国北部各地募款。至10月上旬，先后抵十多个城市，沿途发表演说，论述革命与华侨的切身利害关系，阐释三民主义宗旨，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
孙中山从在美国各地的活动中认识到，同盟会如能同洪门致公堂联合，消除门户之见，就可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力量，推动革命的发展。1911年6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建议美洲同盟会同致公堂联合，共同开展筹饷救国活动。经过反复协商，议定由致公堂召开特别大会，免除一切繁杂的手续，以简单的仪式宣布全体同盟会员正式加入洪门。双方于6月18日分别在《少年中国晨报》和《大同日报》发表联合布告，宣布美洲各埠所属同盟会和致公堂实行大联合。这一措施，扩大了同盟会的社会基础，大大加速丁筹饷的进程，对辛亥革命的组织准备起了积极作用。
七、致力于“樽俎之间”
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大地。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作募款旅行。10月12日，孙中山行抵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从美国报纸上突然看到：“武昌为革命党所占领。”孙中山欣喜万分，但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更为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孙中山之所以把外交放到重要位置是有道理的。据孙中山的秘书黎照寰回忆：孙中山看到，“因为我们所建立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新的国家，列强可能乘机来侵犯，而我们这时还来不及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样，外交就显得更加重要。”
面对新的形势，孙中山密切注视各大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政策，并作出自己的估计。1911年5月孙中山“闻东京内阁变更”，立即致函日本友人宮崎寅藏，询问日本“对于支那政策有改变否”，“东亚大势如何”，“日本人心如何”。孙中山当时认为，各国政府中，法、美是同情中国革命的，德、俄、日持反对立场，英国态度不够明朗，因此。他决定放弃在美国各地演说筹款计划，经纽约转赴英国进行外交活动，力图避免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
在纽约期间，孙中山曾同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派来的人谈话，要求日本政府同意他在回国途中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希望日本政府能以此来表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日本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孙中山还通过美国政府征询德国政府意见，希望赴欧时到德国一行。孙中山还分别同纽约一些政界、金融界和商界人士接触，向他们阐述中国革命的宗旨，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孙中山给一些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家发出信件，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形势，呼吁伦敦、纽约、旧金山、新加坡、西贡和马宋西亚等地的金融资本家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
11月11日，孙中山乘“毛里塔里亚”号轮船抵达伦敦，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他在伦敦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认为“人民群众已经为迎接一个新型政权作好准备”，“国家正处于紧张状态。恰似一片干燥树木的丛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使它燃烧起来。”他庄严宣告，中国“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孙中山通过美国军事研究家咸马里介绍，与四国（英、美、法、德）银行团主任会晤，商谈停止对清政府的贷款问题。孙中山要求银行团停止交付辛亥革命前同清政府签订的关于粤汉、川汉铁路的600万英镑贷款，停止发行币制实业贷款1000万英镑的债券。银行团主任表示，对华贷款问题由英国外交大臣作主，他本人无权作主。接着，孙中山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道森作为他的代表，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进行交涉，向英国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停止对清廷的一切贷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亚洲各国英属殖民当局对他的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国。英国政府口头上表示同意孙中山的上述要求，实际上不过是虚予应付。孙中山又找四国银行团主任将道森与葛雷的会谈结果告诉他，并要求银行团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银行团以未曾建立“正式政府”为理由，婉言拒绝了。
为争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孙中山通过种种方式向各国介绍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中国革命党人的外交政策，发表了《通告各国书》，宣布中国愿“与各友邦共结厚谊，使世界享和平之幸福，而人类跻身于太平之境域”。
从11月21日至24曰，孙中山虽然只在巴黎停留三天，仍然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他拜访了法国外交部长毕盛和法国众院的一些议员，要求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孙中山还打算访问当时正在巴黎的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诺夫，遭到拒绝。23日，孙中山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要求该银行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并提出要求“重新掌握海关及其税收，并拟以其他抵押品例如矿权、土地税等取代关税”。孙中山充分地注意到外国财团向中国借款“所可能引起的危险”，担心外国财团借款的目的“只不过想强迫中国接受某一种已议定的财政政策”，借款“且可能演变成为控制中国财政和债务的工具”。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孙中山向外国记者明确表示，“新政府应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务使中国有益，不能使西商独受其利”。
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孙中山回国组织中央政府。孙中山在接到国内一再敦促他速回的电报后匆匆离开巴黎，于11月24日从马赛港乘“地湾夏”邮船启程回国。归途中经过新加坡、香港等地，均与在当地的革命党人会晤，谈及他对修铁路、借外债等问题的主张。他认为，“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孙中山不同意要他留在广州的建议，坚持前往沪、宁，主持“一切对内对外大计”。
12月25日。经历了16年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的孙中山，终于回到上海。29日，17个省的代表在南京开会。孙中山在17票中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职。
对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在欧美国家频繁的外交活动，不能认为毫无实效。因为孙中山这时的活动，既是为了争取列强的外交承认和财政援助，也是为了争取各国人民和国际进步舆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应该说，孙中山这时的外交活动对扩大中国革命的影响，断绝清廷外援，争取列强对革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具有积极煮义。是孙中山为创立共和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美国《纽约泰晤士报》载文称赞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功绩，指出孙中山“一生目的，不外推翻满洲篡位之民贼，使中国得重发奇光，注重自由、平权、人道主义”，认为“革命宗旨，不过是光复中华，并无分外之意”。阻止列强在财政上支持清政府，是孙中山这次外交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当时，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订有川汉铁路借款6000万元，业已募集储存待付。币制借款一亿元，也已签约拟发行债券集中。假如这两笔借款落到清政府手中成为清政府对付革命军的战费，对革命政府来说是很不利的。经过孙中山的积极活动。四国银行团不仅停止了对清政府的贷款，还通过法国政府，阻止了法比财团给清政府的600万英镑贷款。孙中山的外交活动，对清廷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文章来源：《文化之旅》，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