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是如何影响辛亥革命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的，南方革命党人又是如何把革命胜利果实拱手让给袁世凯的？目前，史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相当不够，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汪在辛亥革命时已叛变了革命，他是袁世凯在同盟会中代理人和潜伏在革命营垒中的内奸，对北方京津地区的革命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积极为袁效劳，是袁的忠实得力打手（注：刘民山：《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叛变活动》，《历史教学》1985年第4期。）。另一种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汪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有其历史功绩，但也表现出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革命积极性、狂热性和摇摆性特点，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也许是他后来蜕化变质的一个因素（注：赵矢元、田毅鹏：《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和汪精卫》，《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两者相比，第二种观点更符合历史事实，但仍有不足之处。本文的探讨或许可以做一点弥补。
一、与袁结合，决定利用和影响袁世凯
汪兆铭（1883-1944），字精卫，原籍浙江山阴，因父亲游幕广东，遂侨居广东番禺。19岁考中秀才，由广东省选派到日本留学，入法政学校速成科，后加入同盟会，充评议会议长及（民报》主笔，宣传革命思想，颇喜表现。1906年，随孙中山、胡汉民等游历南洋各地，并建同盟会支部。1909年秋他只身赴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晚间秘密在什刹海小桥地方埋置炸药，事泄被捕，被判处死刑，但载沣鉴于当时党人势力强盛，唯恐引起党人更大的愤怒，遂对汪精卫减刑处以永远监禁。此次活动为汪赢得很高声誉，孙中山也给予较高评价，把他与吴樾、刘思复、熊成基等革命烈士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意气所激发，不特是敌人为之胆落，亦足使顽夫廉，懦夫有志矣。”（注：甘乃光：《孙中山全集分类索引》，第3-4页。）汪长期跟随孙中山，遇事常参机密，他的言行可以影响孙中山的决策。
辛亥革命时期，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袁世凯和汪精卫之间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双方都有利用的价值。汪精卫看中袁世凯在清军中的影响力，所以出狱后便到河南劝说袁世凯逐清，当时袁未采纳。袁世凯出山任事后，他的儿子袁克定在北京等地进行活动，并以太原公子自任，“精卫亦阴结之。事闻于袁，则私见精卫，谓非常之举，非儿辈所知，而自输诚于民党。”（注：邱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集》，第21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同时对汪表示了笼络之意。袁世凯看中汪精卫在同盟会中的特殊声誉和影响，看中汪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汪精卫尚未出狱时就收到袁世凯通过陆建章转交的赠款（注：杜春和、林斌生、邱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1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汪与罗世勋、黄复生的出狱，据说是袁世凯、张鸣歧保释。“当时世凯在彰德，乃电使其子克定告黄复生曰：君等勿他去，宫保来京时，尚欲一见汝等也。复生、世勋闻之大惊，当促兆铭避之他处，曰：此嫌疑地，不可留也。兆铭不听。于是黄复生兼程往沪，罗世勋则匿居天津，独兆铭留北京以待世凯之来。世凯到京就职内阁总理大臣后，则使兆铭与杨度、汪大燮辈发起国事共济会以搜刮诸亲贵财货。”（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78页，文海出版社印行。）从中亦可知道汪精卫不怕事的个性。
汪精卫在武昌起义后20多天才走出监狱，最初打算运动吴禄贞起兵反清，后因吴被刺身亡而中止。随后他与其同乡、袁的幕僚梁士诒建立联系，商讨联袁倒清的可能性。汪精卫一度考虑过暗杀袁世凯，1911年11月22日，汪兆铭“忽强外交部主事魏宸组同谒世凯，宸组固留学法国时加盟同志，于谒世凯辞出后让兆铭曰：汝欲我助世凯以杀革命同志耶？何与之绸缪为也？兆铭曰：吾将畀汝以炸弹杀世凯于外交部，故使汝先识之。宸组曰：暗杀事则非吾之所素习。兆铭曰：不能暗杀，何言革命？宸组曰：吾不革命，吾亦不助世凯杀革命同志也。”（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2-83页，文海出版社印行。）当时北方多数革命党人主张暗杀袁世凯。魏宸组告诉张国淦：“党人秘密集议，令彼值班日怀两炸弹上楼，伺袁乘轿到宅门经过时，投下炸袁，以去革命障碍，当时不能拂大众意，但本人不会掷放炸弹，就令勉强投下，决难命中，于事无济，而生命断送矣，言下颇凄楚。胡秉柯言此事当审量，不可孟浪，可与精卫谋之，又两日，魏言此事经大众讨论，先以去袁留袁究竟于革命何者有利，结果袁有实力，在彰德时亦与民党有往来，如利用袁未始不可促成革命，若去袁则北方实力无统率者，更不易征服，精卫主持尤力，遂决定利用袁，取消上次炸袁之议。”（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14-115页，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汪决定利用袁并影响袁，并不是他个人的意图，而是大多数辛亥革命领袖们的意见，汪不过是当时“用袁倒清”计划的积极实行者而已。当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黎元洪等人一致认为：袁如果站到革命方面来，就以总统职位作为报酬。孙中山在许多电报、函札里都表示赞同争取袁世凯倒戈反清，推袁为民国总统。武昌起义后不久，“袁世凯出统军政，欧洲同志吴稚晖等，亦知其不易与。时孙先生适至英，乃请先生以电致袁，谓‘能倒戈为汉灭清，当推袁为民国总统’”（注：《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1911年11月16日，孙中山曾致电武昌军政府：“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注：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11月9日，黄兴写信给袁世凯，把袁比作拿破仑、华盛顿，说袁能做到推倒清廷，则“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注：黄兴：《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
为了利用袁世凯，实现联袁倒清的计划，汪精卫还征求过南方革命党人意见，当时汪精卫曾“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汉革命同志都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并嘱汪在北方对袁世凯多做工夫，促成其事。”（注：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回忆辛亥革命》，第147页。）可见汪争取袁世凯反正的计划得到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支持和赞成。
汪精卫既然决定利用袁世凯，并影响袁世凯倾向共和，便频繁活动。他与袁克定、杨度等人积极为袁世凯谋取民国大总统。这不仅使他暗中成为袁世凯的策士，而且还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展方向，使这场革命越来越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袁世凯最初倾向于君主立宪。袁世凯在接见参预和议的各省代表时，表示要维持君宪，态度明确，好象他要坚定不移地效忠清室，致使懵懵者认为其言可信，无法喻其弦外之音。其实，袁此时还徘徊于君主与共和之间，正视何者发展对己有利才做最后的抉择。后来袁世凯舍去君主立宪而言民主共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汪精卫、魏宸组的影响。汪自被释放后，即逗留在京，并往来京、津之间，与北方党人联系，且与杨度、汪大燮等于袁内阁成立之前，发起组织国事共济会，主张南北停战，由国民会议协议国体。袁派其子克定与汪结交，并经常约汪长谈，意在联络民党，消除敌意，并进而运用之，而汪精卫亦邀魏宸组同往，乘机灌输以共和学说，亦颇具说服力。袁世凯此时表面上仍不肯放弃君主立宪之说，而内心已逐渐倾向于民主共和。
对此，张国淦曾有生动的追忆：“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继于外间盛传共和时，偶尔谈及尚无表示，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口不能赞同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此时汪兆铭已开释，乃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饭后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言共和学理，谈至三夜，渐近事实。汪言：‘如须继续谈去，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以魏宸组对，袁许可。次夜，汪、魏同谒袁。于是讨论中国于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词令，每以甘言饵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话，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推让，后亦半推半就矣（以上系汪、魏当日告我者）。”（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15页。）
可见，汪、魏等人对袁世凯的争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汪精卫对袁世凯的思想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汪精卫想利用袁世凯来实现其倒清计划，但最后反为袁所利用，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而且说明了袁世凯权谋的高超性。
二、力图控制京津等地革命活动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汪精卫犯了不少破坏京、津、保地区武装起义及杀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为袁世凯瓦解和消灭北方京、津、保等地的革命力量而奔走效劳。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辛亥革命的最高目的是推翻满清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汪精卫等精英人物鉴于当时革命实力的不足，制定了“联袁倒清实现共和”的策略方针。既然要利用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则与他建立暗中联系是很正常之事，不可以视为革命的内奸。为了实现他的既定方略，汪精卫对当时京津等地的革命活动进行了引导和控制，企图使北方的革命事业朝着有利于他所设定的方向发展。
第一，他在天津结合同志，成立了京津同盟会分会，这对于北方的革命活动有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汪精卫在出狱后，闻吴禄贞将起兵，即起追从，中途得知吴禄贞遇刺于石家庄，便折回天津。他最初活动于天津奥租界，为清朝直隶总督陈夔龙探悉，派兵会同奥捕搜查新丰栈，党人快速逃避才得免。当晚又秘密在租界新址开会，与会者有13人，计有汪精卫、黄复生、李煜瀛、杜黄、袁羽仪等人，决定即日成立京津同盟会分会，众人举汪精卫为会长，李煜瀛为副会长，由汪氏草拟会章，并决议会内分党务、总务、参谋、军事、财政、文牍、交通、妇女、谍查、暗杀十部，会刊为《民意报》、《国光新闻》，田桐、李蔚芬、曾季友分任编辑，赵铁桥负责发行。此后参加的同志越来越多，各部便分设于天津法租界贵和、仁、吉祥、余庆诸里以及旧织布厂等地，北方革命活动乃有所归属。
第二，企图发动11月29日（农历十月初九）北京起义。这一流产的起义充分暴露了汪精卫领导武装起义的幻想性和不成熟性。
据胡鄂公所记，这次北京起义最初的计划是由袁世凯和汪精卫策划，由袁暗中运筹和指挥并资助革命党发动费5200元，另由津、京革命同盟会出2800元。具体计划是“约以九日晚十时由吾党鸣炮为号。炮响，吾党同志即发难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诸处。世凯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进攻西华门，并命其长公子克定率兵三千攻东华门以应之。”（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79页，文海出版社印行。）11月29日，陈涛、邝摩汉、王振汉、易宣等由武昌、沈阳先后到津。邝摩汉、王振汉很快转赴北京。“是晚，北京同志践兆铭与袁世凯之约，发难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各任一路以进攻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而宣武门发难同志之至西华门者则又分三路前进。十时，炮响，而世凯子克定与禁卫军第四标均不应。会军警探谍分途至，捕去同志李汉杰等十余人。高新华、陈雄以此愤而自杀，汉杰亦以不屈死。十月初十日，天未曙，白毓昆过老西开吉祥里十四号，扣予扉而乎曰：世凯、兆铭果相济为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矣。”（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1-82页，文海出版社印行。）从这次起义的简单策划和过程来看，这不仅是汪精卫的错误，而且说明了北方革命同志做事的鲁莽和可笑，依靠这些人在北方进行革命，其胜败之数当可预知。
当时北方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不统一，相互联络不多，吴若龙因有愤于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开会时汪精卫垄断自专，乃主张成立共和会总部于天津，举胡鄂公为会长，并以此相号召，“到会者咸同意其说”（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4页，文海出版社印行。）。虽然最后没有成立共和会以别于同盟会，但已说明了北方革命问题的严重性。组织焕散，人心不定，各自为政，是普通存在的问题。
第三，汪精卫始终坚持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廷，并以停战议和为理由对北方革命党人策划的一些武装起义进行干预和阻挡，唯恐起义会破坏他的政治策划。
京津保同盟会支部负责“库藏”的女同志杜黄在一次报告中道出了汪精卫的痛处，她说：“本支部部长，固主张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帝者，彼于同志之活动，军警之联络，枪弹之购置，向不措意。”库存手枪、子弹因年代久远，子弹大多不合手枪口径，所以不能用。支部军务部长吕超和汪精卫也有过争论，吕反对“政治手段”，指出：如果“役于清帝之臣仆”（指袁世凯）接替清帝的军政大权，那就和父死子传、兄终弟继无异，根本不是革命。吕超还曾制定京畿革命计划，准备联络近畿各军中他的陆军同学，发动起义，以倾覆袁世凯。由于汪精卫的干预和反对，吕超的京畿革命计划无法实现（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121页。）。
汪精卫与袁世凯结成政治联盟后，汪曾将革命党在京、津、保的情况告诉袁世凯，袁对汪说：“汝能持之，则团体之发展，暗杀之组织，恣汝为之可也。”（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2页。）袁世凯极希望通过汪来控制和压制北方的革命活动。12月3日，汪精卫由天津赶赴北京，“说者谓兆铭之赴京，系奉世凯之召，与处决王熙普有关者；又有谓世凯之召兆铭，于议和进行事有所咨询者。”汪走之前，曾对胡鄂公说：“清我两军汉口谈判，现已停战议和，吾党同志，在此停战期内，幸勿有所行动，致启背约之责。”（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6页。）汪在北方的所作所为无疑引起党人的怀疑，诚如叶季高所言：“兆铭已受袁世凯之抚。”（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7页。）
汪精卫始终坚持政治运动，他认为南北议和期间，北方革命党人应该遵守诺言，停止革命活动，协助南北和议的顺利进行。12月6日，胡鄂公到北京，驱车往唔汪精卫、李煜瀛于镇江胡同李煜瀛寓所。他问汪：“此间政情变化如何？天津谣言多，谓清室内阁自相残，得无有利于革命乎？”汪说：“今晨监国摄政王引咎辞职，大憝已去，此后军政大权应集中内阁，和议谈判当较易进行。停战时期，或可继续延长，此则于革命有利耳。”胡说：“武昌起义五十余日，而响应独立者十有余省，是不啻我拒绝未独立各省之响应也。此则有利于世凯，于革命何有？”汪说：“世凯今已倾向共和，世凯之利，亦即革命之利。”（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9页。）12月21日，胡鄂公偕张先培由津赴京。在镇江胡同会见汪精卫，曰：“现当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宜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惟于暗杀一事，在必要时仍须执行耳。……吾等京、津、保各处同志，亦犹各省之革命军，现各省革命军既已停战，吾京、津、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动。但有阻挠和议于此停战议和时者，是即破坏革命之人。故于必要时，暗杀仍须执行也。”胡鄂公反驳说：“破坏革命之人，应与以暗杀者是也。然和议非革命，不能谓阻挠和议即为破坏革命之人。且伍、唐所议停战范围仅及于湖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奉天诸省，而无京、津、保等地，我虽停止行动，彼仍逮捕枪杀奈何？”汪说：“此过虑也，望为我转告诸同志曰：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9页。）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汪精卫在南北议和期间，对京津保地区的武装起义进行了干预和阻挠，但其效果并不明显。由于汪与袁来往密切，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很多没有让汪知道或参与。如12月9日上午，京、津、保、滦、通、石家庄、任邱同志开会于保定西关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到会者有20余人（无汪），会议议决28日举义于任邱，京、津、保、滦、通、石家庄各地响应，藉以牵制袁世凯进攻山西之师。到会同志张先培、薛成华等提议，组织暗杀团刺杀袁世凯和张怀芝，以除革命障碍而作报复。刺袁暗杀团由张先培负责组织，刺张暗杀团由薛成华负责组织（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2页。）。由于汪对北方党人的影响不大好，“以汪任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部长故，咸不欲参加同盟会，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胡鄂公、白逾桓等人拟联络各革命团体以组织北方革命协会。12月14日，遂成立北方革命协会于天津英国租界小白楼。参加者有同盟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方革命总团、鞭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代表、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推胡为北方革命协会会长。“先是，予等之议商任邱起义于保定也，事为汪兆铭所悉，迨予与谏声至滦州南青坨，兆铭遂使人四出阻止。并语于诸同志曰：背约寒盟，自我实为不祥。以此之故，任邱起义，京、津、保、通、石家庄无一响应。”（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7页。）
胡鄂公等人并没有照汪精卫的要求去做，他于12月24日召集通州军队代表于通州张家湾王丕承宅，意在加紧滦、通同时举义，然后分路进攻北京。因为经费缺乏而迟迟不敢发动。次年3月1日，汪精卫曾派余临江调查革命机关，“传谕停战议和时，不得妄动”，蔡德辰与之抗论，两不相协而散。2日晨，余临江遂指挥毅军12营、管带马松图统领毅军两百余骑，包围张家湾，捕去蔡德辰、王丕承、杨兆林、王冶增、雷竹村、张雅堂、王斌等7人。袁世凯得报，便电上海汪精卫告以通州机关破获经过。第二天即发生北方党人炸袁未成之事。袁被炸的当日晚接得汪精卫覆电，称北方同志，在此议和时，所有一切行动，咸已停止，通州机关，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袁自得此覆电后，对此后北方革命事变的发生，也不再事电询汪了。蔡德辰等7位党人遂被袁杀害（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116-117页。）。
作为北方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汪精卫，由于始终坚持以政治手段推翻清廷，而淡化了暴力革命手段，过于看重和推崇袁世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和限制了北方暴力革命的进行，成为北方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胡鄂公把汪精卫描绘为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这多少带有一些感情因素。其实，这不光是汪精卫个人的错误，也是当时多数辛亥革命领导人的失误。
三、以双重角色参与南北议和
袁世凯派革命党人汪精卫、魏宸组出任议和代表参赞，其用意是运用汪精卫、魏宸组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为桥梁，其内幕极其微妙，其部署更是巧妙。关于汪精卫离开北京前往南京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汪精卫是与魏宸组、杨度、唐绍仪一起到上海的。张国淦在《辛亥革命史料》中记道：12月9日，“我等随同唐代表同行，汪兆铭、魏宸组、杨度等三人，日与唐代表在一起，我等仅餐时见面。”（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9-290页，文海出版社印行。）另一种说汪精卫不是与唐绍仪一起到上海的，而是在12月27日才由北京经天津津浦车至上海的。胡鄂公在《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记道：12月25日，孙中山由美经欧洲归国抵上海，26日下午5时，袁世凯在内阁总署召见汪，“使兆铭之沪，以革命党人立场，干旋于伍、唐两代表间，以免和议之局，因孙先生归国而中变。于是授兆铭以议和代表参赞之名，俾得尽力协助绍仪，但对外秘不发表。”同日下午7时，袁世凯复见汪精卫，并要其子克定与汪结拜为兄弟。12月27日，汪遂由北京经天津乘津浦车至上海（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1、98、103-104页。）。到底谁是谁非，很难考证。
汪精卫以双重角色参加南北议和，主要作用有：
第一，他与杨度、魏宸组为南北双方的协商议和起到了牵线搭桥、居间说合的作用，没有他们从中居间说合，南北协商恐怕更加困难。
袁世凯对议和的策划，以杨度、汪精卫、魏宸组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为桥梁。汪是最堪玩味者，清、民两方均任他为议和参赞，可知其关系之重要，有人因此称他为隐蔽的政治两栖者。汪原籍浙江山阴，寄籍广东番禺，而南北两方总代表伍廷芳与唐绍仪，又同为粤人，因而有同乡之谊，沟通较为容易。他与袁的联系也较密切，汪下榻于伍廷芳的住宅“观渡庐”，几乎每天均有密电向袁汇报。袁“用杨皙子与汪精卫通款，藉以威胁清廷；双管齐下，以遂其推倒清室取而自代之野心。南北协商，由精卫居间说合。凡参预辛亥秘密者，皆甚了解。即精卫本人，虽为中山心腹，亦视此为收拾时局合理解决之最好方案。”（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2页，文海出版社印行。）可据张国淦所记上海内幕：“伍、唐同乡老友，共和主张，又同在一条路线。有赵凤昌（竹君）者，曾在张文襄（之洞）幕，与伍、唐旧识，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动甚力。赵住上海南洋路，伍、唐遂假其寓所，每夜同往聚谈。在议场时，板其面孔，十足官话，及到赵处，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到目的，赵参与密议，且在沪久，革命党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张、汤等，皆能联络。据魏宸组告余：‘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精卫与本人常到彼处，皙子（杨度）则未参加，而袁内阁与唐，亦先有秘密私电往还，均从促成共和着手’云云。”（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92页，文海出版社印行。）
第二，汪精卫和杨度等人在上海广泛制造对袁世凯妥协气氛，极意干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并影响孙中山对袁妥协让步，这既加速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初建过程，又使革命党人过快地失去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为袁世凯夺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袁世凯的权力争夺造成了一种威胁，袁因此对南方采取了强硬态度，一面召回唐绍仪，中断谈判，一面唆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共和，主张君主制度，其目的是想让南方作出让步。如何对待袁世凯的挑衅，南方党人内部意见有分歧。孙中山开始曾极力反对和议，认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注：《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5页。）主张采取强硬态度用武力北伐讨袁。汪精卫、胡汉民、黄兴等人主张对袁让步。黄兴认为：“南方实力不如北方，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谢天下。”（注：《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23页。）汪精卫则坚持其联袁倒清实现共和的计划，并生怕袁世凯变卦，使其苦心经营的计划化为泡影，因此对孙中山的强硬态度表示不满。据张国淦回忆：“十二月三十日深夜，汪、魏仓皇来言：‘中山先生拟日内去南京就职，北方果用武力，倘有危险，如何下台？’我言‘外间盛传中山先生有若干兵，若干饷’。汪言‘纯是空气，但带有革命精神耳。’”（注：《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第128页。）据居正回忆，汪精卫有一次到南京，“孙公留与谈竟夕，力主和议，我等不以为然，寻汪说话，汪已走上海矣。”（注：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第105页。）汪精卫还向孙中山施加压力，有时竟然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注：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第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0册，第118-119页。）他还与吴稚晖等组织所谓“进德会”，力避广东都督不就，以不当官自表清高，力主向袁世凯妥协。实际上，孙中山当时亦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他不能改变与袁妥协的局面。
孙中山虽说反对议和、妥协，对以曾出卖过“戊戌六君子”的袁世凯来接替自己担任大总统职，放心不下，可他也不愿人们把他坚持原则的举动看作是恋权不放，因此处于矛盾之中，犹豫不决。在劝说孙中山改变态度上，胡汉民也起了重要作用。事后他专门谈过此事，检讨所为。他说：“先生始终不愿妥协，而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大抵分为三派之说。其持中国固有宗法伦理思想者，则曰：‘名为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其持欧西无政府主义者，则曰：‘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不放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其仅识日本倒幕维新、而不觉修正改良派社会主义之毒者，则曰：‘武装革命之时期已过，当注意全力以争国会与宪法，即为巩固共和，实现民治之正轨。’余集诸人意见，以陈于先生。故汪精卫极力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而余则力挽先生之意于内。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然其内容事实，有迫使不得不尔者，则非局外人所能喻矣！”（注：《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
综上所述，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辛亥革命时期，汪精卫既不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没有叛变革命，更谈不上什么内奸，而是一个出色的政治演员，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有胆识、勇于表现自我、执着自负、不成熟的政治活动家。
第二，由于汪精卫等精英人物对辛亥革命的幕后策划和积极干预，使辛亥革命最终走上了政治和平解决的道路，汪精卫联袁倒清方案实施的结果，不仅使袁世凯轻而易举地夺得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也使辛亥革命党人过快地失去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并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为日后中国的分裂和内乱埋下了伏笔。
第三，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既显示了他非凡的政治能力，也充分地暴露了他人性的某些弱点。他出色而有魅力的外表和口才，过于浪漫和无拘无束的性格特征，聪明而灵活多变的头脑，不仅使他容易得到中国政治领袖的赏识和重用，也使他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驰骋纵横，冲锋陷阵，浪荡不羁。他在政治活动中顺利时会春风得意，满腔热情，一旦在政治争斗中失败，便有可能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曾说过“乱中国者必是人也”，这为他的人生敲响了警钟，为他后来的投乱叛国埋下了伏笔。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