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历经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之役与自立军起义失败,章太炎终于与康、梁决裂。壬寅(1902)三月,他在东京举办“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表明反清革命决心。癸卯(1903)早春二月,太炎到上海爱国学社任教,并与蔡元培、章士钊等在《苏报》上鼓吹民族民主革命。《苏报》言论日趋激烈,特别是太炎先后发表《驳康有为政见书》及评介邹容《革命军》等文,直斥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更引发一场文字狱——《苏报》案,章太炎、邹容因此入狱服刑。

从癸卯(1903)闰五月初六被捕,到丙午(1906)五月初八刑满释放,太炎被囚整整三年。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其狱中生活亦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南社诗人柳亚子称赞说:“泣麟悲凤佯狂客,搏虎屠龙革命军。大好头颅抛不得,神州残局岂忘君。”(《癸卯冬日有怀太炎、慰丹》)。

诗中“佯狂”一词颇有深意。因为太炎性格古怪,常被人讥称“章疯子”。“疯”即是“狂”,但并非狂妄和轻狂,而是性情自然流露的真率,可能有所张扬,却无丝毫虚伪,所以称之为“佯狂”,可见诗人遣词用字的功力。

狂还可以理解为“狂狷”。在孔夫子还未成为神圣的那个年代,儒本来有“狂狷”与“乡愿”之分。《论语·子路》就有此一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太炎重视国学,并不独尊孔子,他敢于把孔子放在与其他诸子平等的地位而品评其短长。但就其品格而言则颇近于儒之“狂狷”,无论是进取还是有所不为,都显现出几分真率。

太炎自视甚高,因此自责甚严。他在狱中感叹:“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人们可以非议太炎以国粹存亡续绝系于一身之谬误,但却不能不尊重这“泣龙悲凤”之佯狂背后的厚重历史责任感。其实,既往的真正国学大师们,有谁不是把自己的生命与国粹融为一体,并且把维护、继承、发展民族文化作为最高天职。

太炎在狱中仍不忘国学的延续,他把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国民军。”太炎大喜,和诗中有“天为老夫留后劲,吾家小弟始能诗。”并且每天都为邹容讲解经书、佛典乃至因明学,认为“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不仅可以治学,而且有助修养。

但邹容毕竟年少气盛,加以不耐狱中饥寒之苦与各种凌辱,终于猝然病逝。据太炎回忆:入狱之第二年(1904),“仲春三月,时近清明,积阴不开,天寒雨湿,鸡鸣不已,吾弟以亡。”前往视之,“目犹未瞑”。作为生死相依的兄长与老师,太炎的悲愤与失望,难以言说。

先是,《苏报》案起,报馆主事者多逃亡外地,但太炎却坦然入馆待捕并掩护他人。太炎与邹容“相延入狱,志在流血”;不仅勇于承担文责,而且期望以自身牺牲唤醒亿万国民。太炎在狱中曾绝食抗争,但7日未死。恢复进食后又多次奋勇抗击狱卒凌辱,虽屡战屡败,多受酷刑,甚至被棒击昏厥,但仍然表现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大丈夫气概。先贤说过:“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为何事?”章太炎的“佯狂”乃是伸张正义,反抗邪恶,决非乡愿式的作秀,而是表里如一的狂狷!

太炎珍爱国粹,但决不泥古。他已经涉猎西学,吸收进步学理与思想。他不仅以新的时代精神,重新审视并整理国学,而且还试图创建新的中国通史体例,推动史学革新。他在爱国学社教中文,不仅在课堂上宣传进步思想,而且故意以“×××本纪”为题,布置学生写自传体文章,否定皇帝对“本纪”一词的垄断,公开向君主专制挑战。入狱以后,清政府指控为“立心犯上,罪无可逭”,理应处以极刑。太炎在法庭上坦然答辩:“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并且以国学知识幽清方承审员一默:“‘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苏报》论说,与我无涉。”皇帝与老百姓在租界法庭打官司,太炎以一介布衣,而抗衡君主威权,这也是当时千古未曾一见的大变局,所以引起中外媒体关注,造成深远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的发展。多年以后,孙中山在追述辛亥革命的历程时,特别指出《苏报》案的意义:“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原文如此)。于是民气为之大壮。”

宋明以后,儒学发展到极致,但从精神层面而言,道学却逐渐走下坡路。正因为道学维护皇权,皇权利用道学,便出现了许多道学家的堕落。狂狷渐少,乡愿日多,不仅是国学的衰微,而且也是国运的衰微。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国学提倡者,应该真正从精神层面着眼着手,努力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可贵的民族精神。千万不可把国学变成一种时尚,甚至变成商品,袭其皮毛,弃其精华,无异买椟还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