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在开拓创新中发展——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新领域、新课题研究述评

在世纪交替即将来临之际,不少学者撰文对本世纪历史学各分支学科及有关重要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对其在下个世纪新的发展趋势加以展望,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从本世纪史学研究的发展进程看,近20年来应该称得上是创获最多和最丰的历史时期。相比较而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之快更显得尤为突出。其主要表现一是新观点、新见解层见迭出,二是新领域、新课题不断开拓,从而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因此,有必要着重对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概况作一回顾。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很难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日趋深入发展的全貌,故仅就中国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关新领域、新课题的拓展略作概述。即使如此,也无法面面俱到,只能涉及某些较为重要的方面与问题。如有欠妥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盛

虽然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大论战前后,即已出现了一些以社会史命名的著作,但从其探讨的具体内容看,主要是集中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的论述,属于社会形态发展史的研究,而不是严格意义的社会史。后来,尽管有学者对社会史的某些专题作了一些研究,但就总体而言也仍显相当薄弱。建国后的30余年中,社会史的研究则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

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主要是在80年代中期至今的10余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也随之得到迅速发展。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空前活跃,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般学者所说的复兴社会史,更重要的是初步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历史学分支学科。首先,是在理论上作了比较充分的探讨。10余年来有关阐述社会史理论的文章即多达60余篇,对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及理论作了充分的讨论,而且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研究社会史理论的论著《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蔡少卿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其次,是社会史的新研究领域和课题不断拓展。其研究对象不仅侧重于社会构成与职能,以及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等,另外还包括家庭、宗族、人口、社团、阶层、社区等各方面的专题,从而使之成为真正的社会史。妇女史研究也受到重视并出版了数本有关的专著,如郑永福、吕美颐合著的《中国妇女运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近代中国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

再次,是各种扎实的专题研究成果相继问世。除发表众多专题论文外,有关的专著也为数不少。浙江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丛书。这些成果中专门论述中国近代社会史专题的重要成果即较为可观,如人口史方面有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风俗史方面有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社会生活史方面有冯尔康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连近代商事习俗这一过去极少谈及的新课题,近年也有专著出版(《在商业革命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严昌洪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外,李文海主持的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也取得了若干突破性的进展,其有关论文和著作等系列成果问世后,受到近代史学界的关注。

最后,是出版了系统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专著。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既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专著,也称得上是学术界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社会史著作,在构建近代社会史体系方面作了开创性的探索。另外,李文海的《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虽是一部论文结集,但其内容集中于社会风习、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社会生活、社会灾荒等涉及社会史范围的五大部分,也可以说是一部颇有份量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著作。龚书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版),则有晚清和民国两卷专论近代部分的内容,同样属于中国近代社会史专著。近代社会史的区域研究也受到重视,许多论文就是采取区域研究方式作个案剖析。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则对1927-1937年上海的社会结构、上海人的社会人格、社会生活、文化生活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是一部重要的区域社会史专著。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10余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有不少新课题开辟了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直接作用是帮助近代史研究渐次摆脱以往较为空洞的骨架式考察的缺陷,还历史以血肉,从而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完善,也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

二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

在近20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新领域和新课题的开拓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里无法对众多部门经济史研究的情况一一加以介绍,只能选取若干重要问题略予说明。

首先略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拓展概况。从严格意义上看,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探讨,实际上也是近代史中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因为“文革”以前的有关研究,虽在表面上也涉及所谓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但绝大部分并非真正将资产阶级主体直接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使用广义的资产阶级概念,大都是将注意力放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身上,很少着力于资产阶级主体即工商各业资本家。因此,还称不上是严格和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研究。

直到80年代初,沿袭数十年的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不仅如此,有关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很快还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专题探讨,都取得了令国外学者十分重视的一大批成果。如综合性论著有丁日初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林增平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黄逸峰等人撰著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至于专题论文则几乎是多不胜数,涉及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内容。尤其是汪敬虞、吴承明、章开沅、丁日初、林增平、李时岳等前辈学者撰写的一批高质量专题论文,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部分学者还不断开创与资产阶级研究直接相关的新课题。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表现即是近代绅商与绅士(士绅)研究的开拓。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西方学者较早即予以关注。50年代初在美国的何炳棣、张仲礼等人就发表了很有份量的论著,此后在芮玛丽的组织推动下,更多的西方学者热衷于中国近代绅商与社会精英的研究。中国学者只是在近10年才开始逐渐意识到绅商研究的学术价值。不过,与西方学者相比较,中国学者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然而起点却较高,进展也较快。特别是马敏、王先明、贺跃夫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就绅商和绅士问题发表了多篇迭见新意的论文,而且出版了有关的专著。如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贺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都在西方学者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见解。

近代中国商会与其他商人社团研究的开拓,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近20年来向纵深发展的又一具体表现。国内史学界对商会较为系统的研究发端于80年代中期,但进展相当迅速,视野也日益扩展。迄今为止,除发表了数十篇专题论文外,已有若干专著出版。如徐鼎新、钱小明合著的《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敏、朱英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等,都是研究商会的力作。近年来,商会研究又进一步扩展至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等新课题相结合,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即率先在这方面作了探讨。除商会之外,其他许多商人社团的研究也开始引起一部分学者重视,包括清末民初的各类实业团体、商民协会、商办文化教育、风俗改良、治安消防、地方自治等社团,都有专文发表,同时也出版了有关的专著(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经济史中另外两个较为重要的新领域是中国近代商业史和手工业史的专题研究。过去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多集中于机器工业,对商业和手工业则极少涉及,这相对于当时机器工业不甚发达、商业畸形发展和手工业广泛存在的具体情况而言,显然是一大缺陷。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有学者探讨晚清及民初新式商业的性质、发展特点及其影响,同时对旧式商业的变化也作了考察。其中黄逸平、杜恂诚等人对晚清上海商业的研究值得重视,他们撰写的数篇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研究近代手工业史的论文这一时期也陆续发表,特别是前辈经济史专家彭泽益发表的有关系列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还曾编辑出版《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但这两方面的研究目前仍停留在发表单篇论文阶段,尚无有关的专著问世。

对近代中国经济政策的探讨也称得上是近20年经济史研究中开拓的一个新课题。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政府实施何种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容忽略的影响,因而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长久以来,不仅有关的专著付之阙如,而且论文也为数甚少。近20年中对这一课题的探讨逐渐引起学术界重视,发表的有关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已达数十篇。有的侧重于整体性研究清末民初的经济政策,包括对经济法规的详实考察,有的对清政府矿务、铁路、金融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经济政策,分别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还有的论述了清末经济政策的变化对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另外,有关的专著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版。朱英的《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考察论述了清末经济政策变化的原因、清政府各方面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影响与缺陷。朱荫贵的《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对近代中日两国的经济政策与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石柏林的《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主要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杜恂诚的《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在这方面也多有论述。

上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新领域和新课题的开拓,不仅填补了以往的研究空白,而且对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也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例如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日益深入的研究,使我们对辛亥革命发生的物质基础、阶级基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使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进程与结局能够得到更为合理的阐释;对商会和其他商人社团的详实考察,既有助于分析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何时形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及其功能与影响,也从另一个重要的新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特点与新的整合特征;有关经济政策的探讨,则可帮助我们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与顿挫的原因作更为全面的分析。

三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教育史研究的新拓展

社会思潮是近20年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一个新的生长点。80年代初,即有学者开始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派及国粹主义思潮。随后,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某个重要历史时期社会思潮的研究也相继深入展开,发表了一大批有关的论文。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论析近代社会思潮的各种专著也开始出版。如吴廷嘉的《戊戌思潮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刘学照的《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另据笔者所知,吴雁南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也即将在年内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对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有关的研究成果也日益丰盛。

在宗教文化方面,对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的特点及其影响的深入探讨,也可以说是近10余年来的新研究课题。过去由于各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还谈不上进行具有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近10余年则有一批学者专力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深入展开对基督教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阐释剖析。其中既有综合性的论述,如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顾卫民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杨天宏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也有区域性的个案研究,如陶飞亚、刘天路合著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还有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研究成果力求以科学的态度,对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进行理性的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对近代中国商人(业)文化的研究,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近10余年来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开始有学者作专门探讨。尽管目前与此相关的通俗性作品较多,但也不乏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问世。如严昌洪主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和1997年出版的“东方商旅丛书”,包括葛贤慧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朱英的《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唐力行的《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等,即是以商人与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中国商业文化中传统与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和融合的发展演变,总结历史的经验和规律,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借鉴意义。此外,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也对近代中国商人文化的特点与影响作了较多的论述。

区域(或称地域)文化研究的开展,也是近20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取得新拓展的具体表现之一。在这方面,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研究的成果值得重视。80年代中期罗福惠即撰写了《近代湖湘文化鸟瞰》(注:载《纪念岳麓书院1010周年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文,不久林增平也发表了长篇论文《近代湖湘文化初探》(注: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并发起组织探研近代湖湘文化的研究群体,该群体的成员先后又发表了一批论文。近几年出版的罗福惠著《近三百年湖北学术文化》(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对晚清和民国湖北文化的特点与影响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的互动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采用新的理论构架,对近代广东、湖南、江浙三个重要地区的儒学群体进行了比较研究,可以说将区域文化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广东的一部分学者对近代岭南文化的研究也颇具特色,并出版了有关的学术丛书。

中国近代教育史在近20年中也开创了若干新的研究领域。例如有关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以往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大陆学术界一直未曾开展系统的学术性探讨。近10余年来则开始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等科研院所还设立了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定期编辑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并曾先后在武汉、南京、成都等地举行若干次有影响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时还出版了数本有关研究教会大学史的论文集,如章开沅、林蔚主编的《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章开沅主编的《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顾学稼等主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据不完全统计,大陆学者现已发表研究教会大学史的论文约五六十篇,内容涉及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与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民族主义与民族运动的关系等多方面重要问题,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其中有些专题研究甚至已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如董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注:此书系章开沅主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中的第1种,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即是对过去无人论及的教会大学中西合璧式建筑的演变特点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除教会大学史外,有关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在其他某些方面也有新的拓展。如董宝良、周洪宇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从不同角度评述了中国近现代各种教育思潮与流派,揭示其形成原因和发展轨迹,并阐明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则对民国时期教育的发展概况与特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近些年拓展的与文化教育史相关的新研究课题还有晚清新式学生和知识界社团,这方面的研究桑兵曾用力甚多,并且收获颇丰。目前,他已出版了《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和《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及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两部专著。近代留学生研究也受到重视,已出版专著多部。如董守义的《清代留学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和《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

由上可知,近20年来学术界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教育史中不断开拓创新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令人鼓舞。有的进一步拓宽了原有的研究领域,有的填补了以往的研究空白,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无疑也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 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化)研究的起步与发展

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较早即曾开展有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并出版了一部分著作。如吉尔布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两种中文译本)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化的代表作,台湾地区的学者则出版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学术丛书,分别对广东、闽浙台、江苏、上海、湖南、湖北、四川、山东、直隶等省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及其特点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中国大陆近现代史学者对现代化的研究,则是始于80年代中期,因此就大陆学者而言这仍是近10余年中拓展的一个新研究领域。

中国大陆学者对早期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进展较为迅速,目前已出版有关的著作多部,论文数量则更为可观。在已故的罗荣渠教授主持下,北京大学建立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已出版的专著和论文结集有: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罗荣渠主编的《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译著则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亨廷顿等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等多本论著。该研究中心对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贡献良多,其特点首先是在现代化理论构建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在介绍、评论国外现代化各派理论的基础上,力图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其次是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考察中国现代化的特点,进行宏观和中观性的比较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由章开沅主持开展了“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1988-199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出版了章开沅主编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其中包括《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章开沅著)、《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罗福惠著)、《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唐文权著)、《东方的复兴——中印经济近代化对比观照》(范铁城著)、《折断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赵军著)等多部学术著作。199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该著也力求融通中外,其特点是由中国看世界,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层面予以探讨。

除上述两个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课题组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历史研究者,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也曾从事这一新课题的研究,而且也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果。例如仅通论中国现代化的专著即有:胡福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的《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等。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也有何晓明的《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等专著出版。

中国早期现代化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开拓,并非中国学者受外国学者的影响而亦步亦趋,应该说是当代中国改革与社会发展给历史研究者提出的新课题。此项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现实也不乏参考借鉴意义。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来说,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也为历史学与现实的结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并为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帮助近代史研究者摆脱了以往那种片面的“单线突进的阶级斗争史观”的思维定式,开始对中国近代历史作全方位多层面地考察与研究,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五 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开展

国内学者对近代中国城市史这一新课题的探讨,也是始于80年代中期。与国外的有关研究相比较,虽然也起步较晚,但同样发展较为迅速,不仅先后在成都、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举行过有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仅在上海即曾举行过3次),而且已取得一批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

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史的论文现已为数不少,除散见于各报刊者之外,自1989年起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和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还联合主编了《城市史研究》专刊,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近代史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很快即拥有自己专门的辑刊,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可见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当重视。

有关的学术著作不久也相继出版,如周勇主编的《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隗瀛涛主编的《重庆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分别系研究重庆发展史的专著和专题论文集。杨蒲林、皮明庥主编的《武汉城市发展轨迹——武汉城市史专论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是探讨武汉城市各方面发展历史的论文结集。张仲礼主编的《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则是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资料方面的著作,也有周勇、刘景修译编的《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在推动近代城市史研究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七五”期间,规划小组即将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四个不同地区有代表性的重要城市列为重点研究课题,分别由这四个地区的近代史研究者承担;“八五”期间又将近代区域城市群的发展及不同类型城市的比较研究也列为规划课题。因此,目前主要是以研究这四个城市的课题组所取得的成果最为突出。除了上述各书之外,其终端成果也已分别出版。如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天津近代城市史的专著也已出版,只是笔者至今尚无缘看到该书。这些专著都颇具份量,堪称中国学者研究近代城市史的第一批力作。

有关近代中国城市群的区域性研究成果也逐渐问世,如张仲礼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即是以近代化的发展为主线,对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东南沿海重要城市进行了对比研究。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也是一部从各方面探讨长江上游城市群如何从传统向近代发展的重要著作。

在城市史研究方面略感不足的是,至今仍无从整体上系统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大部头专著出版。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通论中国古代至近代城市发展史的著作,带有填补中国城市通史研究空白的意义,但限于体例和篇幅对近代城市史的论述未能充分展开。即使如此,近代城市史这一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其已取得的成果,对促进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深入发展仍产生了明显的重要作用。它使近代史研究者得以从新的视角考察丰富多姿的中国近代历史,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同时,也可为当下改革开放之际中国城市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其现实意义也尤为显著。

六 其他研究领域的新扩展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其他许多方面,近20年来也曾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

例如心态史研究在较长的时期中一直是空白点。到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则有一部分近代史学者开始对这方面的研究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章开沅的《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1993年版)、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等,都是研究近代人物、群体和社会心态的专题论文。与此同时,还出版了数本有关的专著。如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两部专著,称得上是心态史研究的成功之作。

在法津史研究中,张晋藩的《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从新的角度对中国法律在近代的转型及其影响作了新颖的论述。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依据清代官府档案、民间契约和民国初期的司法调查等第一手资料,从社会与国家的新视角切入,对清代习惯法的渊源、背景、流变以及性质、形态、功用进行了探讨,并考察了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这样扎实而又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以前是不多见的。

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方面,对清末谘议局和资政院的探讨以往也较少涉及,而在80年代却发表了一批论文,或对其进行综合性研究,或作翔实的个案剖析,明显地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对清末政治改革的深入考察,也改变了过去这方面研究十分薄弱的状况,并出版了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连起的《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胡成的《困窘的年代: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数本专著。

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则拓展了中外经济关系方面的新探讨。近10余年中除发表不少有关的论文外,还出版了章开沅、朱英主编的《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同时,对近代中美关系的研究近些年也开拓了不少新课题,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另在英国侵占香港史、外国在华租界问题、海关史等新的研究领域中,也都陆续出版了一批填补空缺的学术论著。

仅从上述简略的介绍即可看出,在短短近20年的时间中,中国近代史研究新领域和新课题的开拓已明显取得了前所未见的可喜成绩,由此使这一传统学科的发展在本世纪末达到了高峰。如果说新观点、新见解的层见迭出,虽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具体表现,但学术观点在将来常常会随着诸多因素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缺乏持久性;那么,新领域、新课题的开拓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则有着更为重要和长久的促进作用,其影响也更为显著。

近20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之所以能够不断拓展新领域和新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文革”之后,长久制约历史学研究的“左”倾思潮的影响逐渐被清除,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国策,既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宽松环境。以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被视为禁区的某些领域和课题,这一时期也成为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例如教会大学史、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等,过去无人敢论及,现在则可以从各方面进行学术探讨。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和评价,以往也是长期仅仅限于批判和鞭挞,近20年则不仅对资产阶级的评价趋于客观,并且随着视野的日益扩大而不断开创新的研究课题。

第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变化。伴随着现实的变化,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需要探讨的新的理论问题,从而给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新课题。历史学虽然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也同样面临着来自现实的这一挑战和机遇。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与古代史相比较距现实显然更近,其研究成果对现实更具有参考借鉴作用,但又不像当代史研究那样有可能触及到尚健在的相关人物,带来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因此,现实的需求和中国近代史的学科特点,也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新领域、新课题的开拓较诸古代史和当代史都更为显著。如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化)、近代城市史、晚清改革史等重要的新研究领域,即可以说是一部分学者适应现实社会发展需要,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开拓而出。至于有关的研究成果则仍属严谨的学术论著,并非粗制滥造的趋时媚俗之作。

第三,过去由于各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交往甚少,学术交流也显得非常封闭,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学术交流越来越密切,不少国外学者来华访问,许多近代史研究者也纷纷走出国门,到欧美诸国参加学术讨论会和从事研究工作,不仅收集了在国内难以看到的重要史料,而且得以借鉴西方的某些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开拓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

第四,近20年来也是史学研究队伍更新换代的重要时期,老年学者虽有一部分仍坚持以顽强的毅力开展学术研究,并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难以继续从事繁重的学术研究,中青年学者则不断充实史学研究队伍而成为新生力军。他们尽管有自身的某些缺陷,但较少受传统观点的束缚,思想活跃,敢于打破传统的条条框框,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一部分中青年近代史研究者或曾出国留学,或是到国外从事访问研究,广泛接触了西方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因而其学术思想显得更为活跃和开放,在研究中也不拘一格,勇于开拓和创新。

可以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宏伟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的愈益密切,新领域和新课题的开拓将会越来越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必然会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取得更为引人瞩目的新成果。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文章原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