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先生（左4）和郎郡诗校长（左3）
踏春赏花（2010年3月摄）
今年1月初，由于寒潮警报过于夸张，我与内人提前到广州避寒，直到3月9日才回武汉。由于积压事情太多，每天忙忙碌碌，不知华师寒假有何较大事故。今天上午，孙女昕昕从美国以手机微信转来一篇文章，题为“音容宛在 教诲永存”，开题词是“他用毕生之力让华师—成为华中教育领域的精英”。我的心顿时收紧，难道郡诗竟猝然先我而去？一看文章，果然如此，文章是通过华师一附中公众号于3月15日发布的。我与郡诗有通家之好，他的媳妇与我的女儿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亲密同事，昕昕与他的孙子昭昭又是华师附小同班同学。由于住宅相邻，过去经常交往，所以她在第一时间抓紧转告我们。
郡诗虽然大我一岁，但体质比我健壮，虽然近几年因病多次住院，却都能化险为夷，安然回家，照常每天晨起散步、健身，与我叙谈如故。所以最近一次住院我们以为可以平安无事，却未想到终成永别。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只有通过悼念文章为他祈求冥福。
郎郡诗校长
我与郡诗虽然都属中原大学南下干部，但由于不在一个部门，所以没有机会结识。直到1950年8月中旬，中南工农速成中学办在中原大学校区内，而且从中南五省选调的优秀中学骨干教师委托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代为短期培训，这才有机会经常见面。最初筹建工农中学的干部总共才六、七个人，而担任副校长的就是我原先在20队的队主任牟政，所以大家很快就互相结识。工中的创建，事关重大，时间紧迫，因陋就简，且无前例可循，真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筚路蓝缕。牟政很快就奉调创办新中国第一所拖拉机学校，所以从中南工农速成中学到华师一附中的创建与转型，领军人物与奠基功臣，确实是郎郡诗。他把青壮年华全部奉献给这所华中地区名校。
老郎于1974年从华师一附中调大学部工作，由于我仍属“重点批斗对象”，难以个别接触。“文革”后我又忙于国际学术交流，经常奔波于外地，仍无任何私人交往。迟至1984年4月，我谬膺华师校职，他连任主管后勤（包括财务、基建、总务等处）的副院长，我们才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加以住处接近，我们的儿女乃至孙辈成为亲密的同事、同学，所以更增加许多亲密感。
我常自称“谬膺校职”，并非故作谦虚，因为此前我埋头学问，毫无党政实际工作经验。回想起来，从1984到1990我能连续担任6年校长，未出大错，且有若干创新建树，受益于校部同事（特别是几位副校长）甚多，因为他们在学校管理方面已有丰富经验。记得上任之初，他们为帮我尽快进入校长角色，整整花了一周时间，安排各个部处负责人轮流向我“汇报”，实际上等于是办了一期“校务入门”学习班（国外称之为orientation）。老郎主管的基建处和总务处与校园环境及师生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所以讲解特别详细。基建处处长张炳昌手执教鞭，指点挂图，俨然上课。我亦随时虚心求教，连校领导批阅过的文件也认真拜读，发现老郎的批语最为认真、切实，而且文字简练，书法端正，有时连下属呈报文字上的缺失都加以改正，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个班子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原来的领导班子已被宣布免职，而我们却迟迟未能正式上任。由于派性流毒未清，有些人仍然把老领导看作“走资派”，而我们乃是“旧党委的第二套班子”，省委内部也有人附和。所以国务院的正式任命书虽已在1983年12月正式下达，却被省委科教部压住，迟迟没有宣布。原有学校主要领导为避免外界猜疑，很少与我们接触，连私下交接都不可能，华师校部形成两个多月“真空”，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状态。“文革”期间校园遭受严重损害，此时依然是“满目疮痍”，垃圾成堆，馒头发黄，工作漏洞处处可见，众多师生怨声载道，焦急而又无奈。后来经我以个人名义（新任党委书记病重）向教育部党组紧急反映。在党组主要领导的严词督促下，省委才勉强同意正式宣布换届，但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位副校长“挂起来”。恰好另一位留任的副校长又仍然在北京“继续学习”，只有我与郎郡诗、邓宗琦三人勉力支撑，维持全校行政工作正常运转。
记得我们正式就任的第二天早晨，就狠抓改进馒头与清除垃圾两件“大事”，真是可笑而又可悲。但老郎与总务处同心协力，雷厉风行，校园环境与师生生活立即大有改进。宗琦对教学、科协统筹兼顾，不仅迅速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而且与我携手狠抓科研，勤下基层，深入社会，在“校县（仙桃市）全面协作”的创建方面开风气之先。
华中师大校领导们为姚水印师傅祝寿
（1排左2郎郡诗校长，1排左4章开沅校长）
后勤涉及全校师生乃至家属的衣食住行与医疗卫生及文化娱乐，实乃全部校务工作的坚强后盾，老郎的责任重大与辛勤劳累可想而知。此前35年我都是当教员，每时每刻都享受后勤的服务而不了解其艰辛，正是通过与老郎的亲密共事与经常交流，我才逐步深切理解后勤在大学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尽管当时办学条件差，资源非常匮乏，连自来水都难以正常供应，必须学校自己掘井取水。但他从不叫苦，更无牢骚，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切切实实解决各种难题。他尽管是老革命，一附中又办得声名鹊起，但一经分工主管后勤，就全身心投入并且热爱此项工作。他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发号司令，经常到基层现场调查研究，具体指导下属工作。他对正在建筑的几处工地情况了如指掌，其熟悉程度不下于基建处的工程负责人员。他热爱华师的美丽校园，对常见的林木、花草、鸟类都能随时叫出名称，我通过他的指点受益甚多。我们都对园林工人非常尊重，为姚水印师傅祝寿并礼聘他担任生物系讲师，在各高校引起很大轰动。他本来想把元宝山林区改造成为休闲健身的公园，并且为终生奉献园林的姚师傅、桂香园创建者邬时楷老炊事班长以及手不离扫把、所到之处一片清洁的教学楼管理工王相林，立石碑或铜碑作为永远的纪念。可惜元宝山已被少数邻近村民违章建筑全部侵占，老郎的宏愿只有梅园“绿魂”石碑得到实现。
华中师范的梅园石碑镌刻“绿魂”
是为了纪念姚水印老师傅
回想我就任第一年，因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工作，教育部又委托作为全国陶行知研究的总协调者，此外还要为学校与本学科的国际化经常奔波于海内外各地，有时离校数周乃至一个月，学校行政工作的整体运转，全靠宗琦与老郎两位副校长协同推进，井井有条，蒸蒸日上，实在功不可没。所以第二年即令王庆生恢复工作，王秋来结业回校，行政领导班子全员配齐，我仍然延续这个模式，即“党委领导下的副校长负责制”。我经常强调“分工负责，各得其所”。校长应该放手让副校长独立工作，而副校长应该放手让各部处长独立工作；校长不必做副校长的工作，副校长不必做处长的工作，各负其责，严格按制度办事。我不是说应该推广这个模式，但就华师这六年的实际运作而言，党政同心协力，领导班子团结融洽，所以学校总体素质才有明显提升。作为校长，我对两位主持工作的副书记与几位副校长非常敬佩并充满感激（高原书记癌症晚期，住院甚久并病故）。
老郎无论从年龄或革命伍龄来说，都是我们这个领导班子的老大哥。他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华师（包括一附中）的诚挚热爱，忠于职守，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作风正派，遵纪守法等等美德，处处都成为我们的表率。说件生活小事吧，他住在楼上连煤气罐都是亲自扛，从不动用后勤职工，直到古稀以后仍然如此。离休以后，他担任离休干部总支书记，也是如同在职期间一样，不仅关心离休干部的生活、学习与健康，而且也经常关心并配合整个老协工作。我与他私下交流甚多，他非常关心学校工作的健康发展，经常利用座谈会与教代会忠言直谏，并且热心参加学校各种公益活动。而他对华师一附中的爱，乃是终生的大爱，因为他为这所名校奉献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即使调离以后，他仍然密切关心华师一附中，尽力给以可能的协助与建言，所以华师一师生至今仍然如此尊敬热爱这位老校长。
濛濛春雨，又逢清明。逝者已矣，生者应该更加珍惜余生，发挥余热，尽心尽力，为我们共同从事的教育事业继续奋斗！
章开沅先生（左2）和郎郡诗校长（左4）
珍贵合影
本文原刊：华中师大一附中微信公众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