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宣布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此期间，虽然在何种条件下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小农经济改造的速度有过不同意见，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基本认识是一致的。这就是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熟称的苏联模式。在这一点上，张闻天也不例外。1956年初，毛泽东等领导人鉴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暴露出的问题，以及随后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开始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但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却陷入了共产主义空想。此后，又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八十年代说，总结经验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就经济体制而言，主要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计划与市场关系；政治体制则主要涉及党政关系。历史地看，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前期，自觉地对这些问题作理论反思，张闻天是党内少有的领导人之一，他在1959年到1974年身处逆境期间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调查报告和理论文章，直到新世纪到来的今天仍是值得人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
要破除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
\”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1]。是1961年张闻天阅读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时写下的一个重要论断。
革命的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这对共产党人来说近乎常识。但在实际生活中始终把它放在党的一切工作的首位，并不是简单能做到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接着是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组织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3年又决定由重点组织互助组转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通过批判\”小脚女人走路\”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这场对农民个体私有制的变革对生产力发展所发生的一定程度的破坏和阻碍作用已逐渐显露。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更造成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但在党内占主导的认识并非如此。毛泽东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仍认为：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的第五段[2]，现在证明是正确的。首先社有化，然后国在化，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只是说不是一个早晨就能\”全部过渡\”。同时还总结说：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又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趁热打铁\”，\”不断革命\”–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才能为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总结建国到1958年的经验，并断言是\”一般规律\”。
就在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使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人民生活的各种必须物资严重短缺，而党内不少人仍在盲目追求小集体到大集体、集体向全民的所有制变革，实行\”趁穷过渡\”，并鼓动人们束紧裤带继续 \”大跃进\”的背景下，张闻天明确提出：\”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强调\”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3]
这时的张闻天，虽然在理论上并未摆脱斯大林所设定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是由个体–集体–全民的公式。但他明确认为，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它还有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巩固下来、稳定下来。\”目前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来发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还是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时间还相当长。\”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4]
在大批机械唯物论和\”唯条件论\”；主观唯心论和唯意志论猖獗的当时，张闻天强调：\”物质生产，决定一切，这是唯物史观。\”[5] 他认为，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于人对自然力的控制力量。因此，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水平。
张闻天针对当时流行的错误观点分析说，现在普遍的论点是，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唯生产关系论\”），正像离开了生产关系而谈生产力，必然陷于机械唯物论（\”唯生产力论\”）一样。他明确指出：\”生产关系\”分为二类。一类是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阶级关系；另一类是劳动关系和上下左右的关系（如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地方，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这二类生产关系原则上有区别，但互相影响。对第一类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相当长时期内）不能不断改变（或叫\”调整\”），第二类关系比较可以更多地改变，但也不能过多。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没有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生产关系是不能任意变更的。过早改变生产关系（如\”共产风\”）会破坏生产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6]
在《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这篇专论中，他更从理论上分析了把生产关系简单地看成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错误。指出，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分工和协作关系，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则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方面。前者的特点，一是具有继承性或连续性，二是易变性；后者的特点，一是暂时性（历史性），二是相对稳定性（保守性）。因此，把生产关系仅仅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观点，\”同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7]。
张闻天不只从理论上弄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破除所有制关系越大越公越好的错误观念。更关注农村再次出现的\”包产到户\”–这个党内又有很大争议的现实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包产到户\”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张闻天认为，从产品和土地所有权看，包产到户还是\”集体经济\”。它\”是单干，但不是个体经济\”。他明确指出：\”这是一个经营管理问题，劳动组织问题，不是两条道路问题。\”他完全同意党内有人对包产到户的分析，即：这是\”个人责任制和产品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较完善的责任制\”，是\”从个人计件、小段包工演变出来的，是经营管理中必然出现的形式。\”他虽然也认为，从集体生产退到包产到户是对集体阵地的\”削弱\”，但他指出：\”这是对过去\’左\’的错误的反动\”。\”可能比勉强的集体生产要好\”。他强调在如何组织生产的问题上，\”要根据群众多数意见办事\”。[8]
要把产品和土地所有权同经营管理的方式和劳动组织形式分开，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只能采取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方式，在如何组织生产的问题上要根据群众多数的意见办事。这些意见，既是对那种把所有制关系看成越大越公越好，把\”不断革命\”–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作拜物教的错误观点的否定，更是张闻天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得出的结论。
张闻天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首位的思想，到七十年代更有进一步发展，他在1973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对此作了系统论证，其中明白无误地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条件下，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无产阶级的政权究竟巩固与否，巩固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如果不去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一味醉心于\’共产主义\’的高调，那么，共产主义就只能被糟蹋成画饼充饥的魔术。\”[9]在那把\”革命\”叫得震天价响的\”文革\”年代，清醒地把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提到这种理论高度，不能不使后人为张闻天对当年这种切中时弊的高论所折服。
认为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10] 这是张闻天针对当时的\”左\”倾思潮，把强调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指责为\”经济主义\”的错误宣传写下的一段话。
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本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农业合作化时，党内就有把贫农的平均主义要求当作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的误解。1958年，党内更出现对农民群众不计报酬的革命热情大加赞扬，强调过去战争年代就是靠搞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进城以后搞薪金制，脱离了群众。并认为\”按劳分配\”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提出要加以限制。进而把物质利益原则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强调\”穷是动力\”，认为\”富了，事情就不妙了\”[11]。
面对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曲解，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指出：\”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定个人利益。他在《关于按劳分配提纲》这篇笔记中写道，各尽所能，就是为公；按劳分配，则是为私。计较物质利益，并不只是计较个人利益，也是计较国家、集体的利益。从农业合作社到工厂企业，所以要实行评工计分、三包一奖、劳动定额、计件工资、定额奖励以及经济核算等等，就是要斤斤计较物质利益。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集体、为了国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他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12]
关于按劳分配所带有的资产阶级法权，张闻天认为，这是必要的，必然的，正是适合于实际情况的。\”要消灭这种法权残余，就要经过按劳分配阶段。\”[13] 他指出，在按劳分配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宣传，一种是叫人们只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一种是叫人们不要关心个人利益，只关心集体利益，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认为强调按劳分配就是经济主义。张闻天批评说，这两种偏向都不对。他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谈长远利益，才算高尚。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吃不饱饭的人，他们对眼前利益特别重视，甚至\”斤斤计较\”。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不计较，他们就要饿死、冻死。党的力量，就在于能够立即采取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由此，才能够取得群众的拥护。[14]
他进一步分析说：既然劳动是光荣的，多劳多得是正当的，那么劳动好的人生活得好些，生活富裕些，就是应该的，正当的。这样生活好的人，对社会主义更加积极拥护。说愈穷苦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愈坚决，愈富裕的人愈不坚决，这样的观点，应该有适当的修正。[15]为什么穷苦的人最革命？因为他们生活得最苦，迫切要求改善生活。改善生活的愿望无疑是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发展生产的伟大动力。经济生活决定人们的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16]
张闻天还就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物质剌激和精神剌激的关系作了论证，指出：不能一谈到眼前利益，就说是物质剌激，是经济主义，好像只有谈长远利益，才算合乎理想，才算高尚。不知道眼前利益中也有精神剌激，而长远利益中也有物质剌激！他认为，如果空谈长远利益，而不解决眼前利益，群众就会不相信我们。未来的利益所以能动员群众，因为这使他们相信，经过斗争和生产是会改善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的。不能否认，物质利益对群众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如果只给物质利益不进行思想教育，就不能提高人们的觉悟水平；反之，如果只进行思想教育，而不给物质利益，思想教育就没有具体内容，就成为\”买空卖空\”了。[17] 这就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物质剌激和精神剌激的辩证统一。
在这里，张闻天明确向人们指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空谈理想也不是社会主义。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对物质利益就是要\”斤斤计较\”，允许劳动好的人生活先富裕起来，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些近乎常识的真理，就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远见卓识。
要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发展经济
张闻天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写这样一段评论：\”这些教科书对价值规律的估计，一般是不足的。总是怕它的自发作用，总是要\’限制它\’，\’排除它\’，\’不能起调节作用\’，放它在\’次要地位\’，\’不能过分地重视\’等等，而不知道在社会主义下的价值规律，是要认识它的作用，要用它来调节生产。\”[18]
当年的现实生活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计划与市场是不相容的。基于这种认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随着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被取消，公共食堂的兴办，人民公社内部供给制不同程度的实行，加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提出，和割除资本主义尾巴的宣传，作为自由交换的城乡集市贸易被完全关闭。陈伯达甚至提出消灭商品、货币的问题。毛泽东虽曾批评过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但仍把价值规律同计划工作割裂和对立起来，他认为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批评苏联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说我们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变成大自由。[19]1961年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不得不重新允许农民有一份自留地、经营家庭副业并开放农村集市。但在1962年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中，一方面承认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商业的必要补充，一方面又强调它有滋长投机倒把的消极作用，并对进入集市交易的商品作了严格限制，规定：\”不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都只许出卖自己生产的产品，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不许转手买卖，反对弃农经商。\”[20]
早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中，张闻天就明确指出，搞经济工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是要吃亏的。他批评\”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21] 他读了孙冶方的《论价值》一文后，甚为赞尝。指出在我国经济学界中开始是怕价值规律，强调要限制它；后来虽然谈到要利用它，但仍认为价值规律同计划经济和国家领导作用是不相容的。张闻天认为孙文对打破几十年来在价值问题上的陈旧看法–把价值规律等同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重要意义。此后，他更提出，应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22]。
1962年4月-6月张闻天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四省市的城镇、农村进行社会调查，7月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呈送中央。他在充分肯定中央关于恢复集市贸易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有计划地扩大集市贸易，使之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向农民宣布完成交售任务后在集市自由出售粮棉农副产品，允许个体商贩加入突破本地区范围的商品流通，以及自觉运用价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建议。
张闻天首先指出，要坚持中央发展集市贸易，使之成为经常的和固定的集镇贸易的方针。同时指出，不只应容许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参与买卖活动的合法，而且应使他们的这种活动不限于本集镇，\”还可以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超出本地区范围，而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的关系。\”\”使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这样做，不但有利于调剂本地区的有无，而且也有利于调剂各地区之间的有无，有利于挖掘全国许多没有动用的物资资源和潜力，有利于发展农工业生产和满足群众生活上和生产上的需要。显然，在国家物资供应困难的条件下，经过物资交流的发展，是可以解决许多实际困难问题的。\”[23]这显然是一个发展商品经济的大胆建议。
对哪些物资可以允许进入集市贸易，张闻天也提出比中央更为宽松的意见。他提出，国家应明确宣布：完成一类物资的征购任务和二类物资的派购任务，是农民对国家的义务。这是一种义务交售制。国家应把这种义务交售的数量和品种加以可能的压缩，并明确宣布农民在完成其交售任务后有在集市上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这样，使农民的负担有部分的减轻，农民手中就有更多的农副产品到市场上出卖，有利于商品周转和调剂有无。
关于什么是应反对的投机倒把，张闻天认为，对集镇上的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的小商小贩的活动必须加强管理，但笼统地提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弃农经商则不利于集市贸易的扩大与发展的。他提出：凡是从事专门商业活动的小商小贩，应该进行登记，使之合法化，以便于必要管理和监督，从而减少他们从事违法乱纪的破坏活动的可能。但\”投机倒把\”的观念，应该限制在违法乱纪的范围内，不要扩大化。关于何谓\”违法乱纪\”，国家也应该公布若干条，使大家有所遵循。他解释说：商人是没有不搞一点投机倒把的。禁止一切投机倒把，就等于取缔小商小贩。这在目前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妥当的。[24]
张闻天强调要学会文明经商的本领。他指出，同小商小贩和一部分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而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加以诱导和利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应该在集市上积极活动，发展业务，在\”谁把生意做得更好\”这一标志下同私商进行竞赛。他明确认为，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所不够的正是这种文明经商的本领。只要我们学会了文明经商的本领，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是并不可怕的，一些资本主义成分的产生也是不可怕的。我们拥有一切条件去战胜它，而且一定能够战胜它。而只靠单纯的行政措施，就达不到这样的目的。[25]
对于人们普遍担心的集市的自由价格能否为国家调控，张闻天认为，只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活动起来，再加上国家其他经济措施的影响，集市就不可能再是\”自由市场\”，集市上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也不可能再是\”自由价格\”了。它们会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过渡。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加强领导和调节，集市上的工农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比较\”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必然会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这里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善于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掌握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如果工业品价格提得太高，农副产品价格压得太低，农民就不愿在集市上公开出售其产品，那样又会产生新的黑市和新的黑市价格，国家从农民手里就会买不到所需要的农副产品。这对国家显然是不利的。反之，如果把农副产品的价
格提得过高，工业品的价格压得太低，国家就买不足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当然，这对国家也是不利的。所以，今后如何规定集镇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价，使之有利于国家、集体和个人，有利于工农联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但是实践的经验终会告诉我们，这种比例的分寸应该是什么。这里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在集市贸易上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尽量主动，不要僵化和被动。这里，应该自觉地运用价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26]
国家应该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来领导和引导生产、发展经济的思想已是跃然纸上。
阶级矛盾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7]的判断，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8]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则断言我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29]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更断言，彭德怀、张闻天对纠正\”大跃进\”错误所提的意见，\”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30]。正是在这阶级斗争的弦愈绷愈紧的年代，张闻天提出了批评和否定的意见。
张在1961年的一篇笔记中写道：\”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31]
对于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张闻天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思想意识上还将长期存在。但在思想意识方面，现实的主要矛盾，是思想落后或超越于实际。虽然 \”这种矛盾也带有阶级烙印，但主要问题在于不能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还多少存在，但不占主要地位。在这方面的基本矛盾，能否说是在于生产力发展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个人的需要。\”[32]他还指出，我国从1949年到1957年的时间内，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但在1958年后，就不能这样说了。\”同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是长期的，但不能说今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33]
至于1958年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三大差别、按劳分配都当作旧社会的残余、资本主义残余，即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和消灭，就更为荒谬了。张闻天指出：\”把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基本矛盾，归结为共产主义因素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把三个差别、所有制的差别、劳动报酬的差别，都说成是旧社会的残余、资本主义残余，是不正确的。\”他明确阐明：\”这种差别同旧社会的差别，有根本性质上的不同。这不是资本主义残余，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要改变这种差别，不能同这些差别去\’斗争\’，而是利用这种差别，去发展生产，最后消灭这些差别。\”[34]
在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上能如此清晰地提出问题并作出阐述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只要有相当有胆识，更得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有的学者评论说，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个调整时期，\”批评平均主义或许不算是空谷足音。然而，敢于对毛泽东的主要矛盾观点和阶级斗争理论提出异议的恐怕也只有张闻天了\”[35]。
绝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专政混为一谈
\”因为强调党的绝对领导，而主张党要\’包办代替\’，主张党政不分，显然是不妥当的。\”\”决不能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党包办代替一切。\”\”党包办一切，把国家、工会、青年团的单独作用给否定了。\”\”马列主义原则是党领导一切，但必须经过各该组织的党员在群众中进行艰苦的工作，说服群众接受党的指示，并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36] 这是张闻天在1961年提出的有关政治体制的重大问题。
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在党内是没有异议的。问题是党如何进行领导。中央领导人在建国初期就曾提醒说：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并提出要改变过去在解放区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方式，不要直接对政府事务下命令。但到大跃进时期又基本上回到一元化领导方式，开始党政不分了。到十年\”文革\”时期，以党代政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的地位也被完全颠倒了。
张闻天对此深有感触，且事关重大。七十年代，他先后写了题为《人民群众是主人》、《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两篇文章，专论党政关系。他尖锐地提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应该说，这在理论上是不成问题的，重要的是如何付诸实践。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是国家机关唯一的最高领导者，党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机关的首长，他们做决议，下命令，领导一切，指挥一切。这种特殊地位很容易使主人和勤务员的地位颠倒过来。[37]
他在文中指出，党必须正确解决党和非党组织的关系，首先就是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党领导着国家，国家的一切决定、命令和法律，都必须得到党的相应的指示，仅仅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党的专政，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专政混为一谈，或者竟把二者等同起来。
张文认为，我国所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无产阶级国家的组织形式。因此，一切国家机关的重要决定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则办事。也就是说，党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必须经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政府讨论、审议、修改和接受，作出具有法定的约束力的相应决定、命令和法律，然后在全国范围和全国人民中公布施行。党不能超越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不顾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代表的意志和决心而自己实行专政。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它不能代替阶级实行专政。
他还认为，党内同样如此，党的一切重大方针必须通过党的代表大会。他提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应该定期在党的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形势和工作报告，接受群众的批评，听取意见，经过讨论，形成决议。\”这种民主形式的发展，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大事，决不能等闲视之。\”[38]并强调指出，那种把人民代表大会当作可有可无的组织形式，就是不尊重群众、把群众当\”阿斗\”的错误表现。
张闻天不无犹虑地写道：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是党正确解决党与非党群众组织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如果对于国家机关的工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由党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的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文章，那一切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就只能是纸上谈兵。[39]
党的领导就等于党包办一切，在那\”左\”倾思潮统治全党的岁月，几乎被认为是绝对真理。就在这时，张闻天却明白无误地向人们提出要改变党包办一切的现状，正确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才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关键所在，不可谓不切中时弊。直到今天，这仍是党领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以上所述五点，就张闻天在晚年的理论思考来说，只能算是管中窥豹。但仅这五点，已可看到张闻天在身处逆境期间，始终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他对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和现实所作的辨析，提出的观点和意见，在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把张闻天视为由1956年开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其中历经曲折、坎坷，直到1978年以后形成以邓小平命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代表，是绝对不算过分的。
注释：
[1] 《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1961年8月17日-29日。《张闻天文集》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
[2] 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3] 《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61年8月2日。《张闻天文集》四，第347页。
[4] 《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7月21日。《张闻天文集》四，第119页。
[5] 《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61年8月2日。《张闻天文集》四，第347页。
[6] 《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1961年8月17日-29日。《张闻天文集》四，第362-365页。
[7] 《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1963年4月10日。《张闻天文集》四，第459页。
[8] 《 包产到户问题值得研究》，1962年7月9日、18日。《张闻天文集》四，第425-427页。
[9]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1973年9月20日。《张闻天文集》四，第493、494页。
[10] 《关于按劳分配提纲》，1961年8月10日、11日。《张闻天文集》四，第351页。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第902页。
[12] 《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7月21日。《张闻天文集》四，第334-335页。
[13] 《关于按劳分配提纲》，1961年8月10日、11日。《张闻天文集》四，第349页。
[14] 《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1961年8月17日–29日。《张闻天文集》四，第367页。
[15] 《关于按劳分配提纲》，1961年8月10日、11日。《张闻天文集》四，第351页。
[16] 《关于按劳分配提纲》，1961年8月10日、11日。《张闻天文集》四，第351页。
[17] 《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1961年8月17日–29日。《张闻天文集》四，第367-368页。
[18] 《应重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评论之一》，1963年4月29日。《张闻天文集》四，第462页。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第919、916页。
[20] 《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98页。
[21] 《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7月21日。《张闻天文集》四，第331页。
[22] 《应重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1963年4月29日。《张闻天文集》四，第462页。
[23] 《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1962年7月10日。《张闻天文集》四，第432-433页。
[24] 《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1962年7月10日。《张闻天文集》四，第434-435页。
[25] 《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1962年7月10日。《张闻天文集》四，第435页。
[26] 《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1962年7月10日。《张闻天文集》四，第435-436页。
[27]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28]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607页。
[29]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88页。
[30] 转引自当代中国人物物伟记丛书：《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37页。
[31] 张闻天：1961年8月16日笔记。《张闻天文集》四，第361页。
[32] 张闻天：1961年8月15日笔记。《张闻天文集》四，第359页。
[33] 张闻天：1961年8月17日笔记。《张闻天文集》四，第360页。
[34] 张闻天：1961年8月16日笔记。《张闻天文集》四，第360页。
[35] 肖冬连著：《共和国年轮·1961》，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36] 《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1961年8月17日-29日。第369页。
[37] 《人民群众是主人》，1971年11月。第476页。
[38] 《人民群众是主人》，1971年11月。第479页。
[39] 《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1973年12月8日。第5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