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如何读懂我们的历史

中共革命胜利的偶然与必然

夏佑至：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家多少有一种观念：中共革命的成功，是因为其回应了国内的土地危机，但从历史来看，中共多次在存亡之际能够扭转形势，似亦有偶然的成分，如1935年毛在《大公报》上发现陕北苏区的存在，又如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既然如此，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将革命及其胜利视为必然的观念？

杨奎松：历史的发生是偶然，是必然，原本就要辩证地看。有些偶然里面有必然，有些必然里面有偶然。比如1935年中共中央北上甘南进入陕南时从《大公报》上发现陕北苏区的事情，看起来很偶然，但这与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北上和接通苏联的方针联系起来看，又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为陕北苏区就在中共中央北上的方向上，只要中共中央坚持北上方针，读到报纸，发现陕北苏区，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同样，1936年“西安事变”的发生，从停止蒋的剿共军事行动、实现二度合作的角度看，确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西安事变”之所以会发生，又和中共政策转变，一年来策动张、杨联苏反蒋抗日的统战工作密切相关。张学良半年多前就已经在与中共谋划发动西北事变了，只要蒋无法帮助张回东北，且又坚持逼张剿共，以张之处境、性情和对联苏抗日的渴望，诉诸非常手段，也就不纯粹是一种偶然了。

同样的情况，看中共的胜利，也要看到事情的两面。即既要看到其胜利的偶然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胜利的必然性的一面。中共的胜利，有没有偶然的因素起作用呢？当然有。比如，中共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毗邻共产党的苏联。我们看历史地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点，即除了1960年代初的古巴以外，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是围绕着苏联建立起来的。这说明，地缘政治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中国与苏联毗邻，这是便利中共革命成功的一个关键。但说因为这一点，中共革命就一定成功，却未必。

以芬兰为例，芬兰不仅与苏联毗邻，而且久为俄国和瑞典分治，19世纪初完全被沙俄所统治，十月革命后才趁机独立。苏联强大起来后大力扶助芬兰共产党，甚至出兵芬兰，扶持芬共建立起分裂政权，芬兰却始终保持了独立的地位，顽强抵抗苏联的入侵。芬兰共产党之所以没能通过苏援而成就其革命，一个根本原因是芬兰人口中多数是因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而获益的农民，他们坚决抵制苏联并吞芬兰的企图。这说明，外援或外部力量的作用，并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它多半要与一个国家内部的条件和需要相适应，才能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毛泽东说内因是根本，没有错。

中共为什么会在中国成功，当然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中共里面出了一个毛泽东，可以说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过去我们曾经认为，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共革命的命运就由失败走向成功了。但是改革开放后很快就发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被推举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新的最高负责人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而且，遵义会议只是批评了过去的军事路线，没有讨论和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如果没有1935年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红军就是按照中共中央的主张坚持北上，能够看到那张报纸，找到陕北苏区，也很少存活下来的可能。如果没有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不出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来如何就很难说了。

其实，讲中共成功，有一个因素不能不讲。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失败。蒋介石写《苏俄在中国》，把中共的成功完全归结为苏联的帮助。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讲苏俄的作用，苏俄历史上两度大力支持过国民党，援助国民党的力度曾经远超过它援助共产党。说起来，国民党无论历史的经验、影响、实力，当年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问题是国民党自己的政策很失败。蒋介石后来总是抱怨上了苏俄的当，并且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两度与共产党合作。可是当年同样也是毗邻苏俄的土耳其，为抵抗欧洲协约各国的压迫，凯末尔党人也接受过苏俄的援助，和土耳其共产党合作，成功地赢得了民族独立。

考察国共两度合作的历史，中共也并不都是因合作而壮大成功的。第一次合作就是以中共失败而告终的，如果不是国民党自己四分五裂，内战不断，导致外敌入侵，中共也很难有发展的机会。事实上当国民党内部基本上统一起来之后，虽然仍有外敌压迫侵扰，1934年以后国民党还是打败了共产党。

国共第二次合作，虽然便利了中共东山再起，但战后国民党还是执政党，各方面依旧占据着统治地位，至少在战后两年时间里未必有谁相信共产党有打败国民党的可能。因此，考察历史可知，国民党的失败，根本还是败在国民党自己，败在蒋介石身上。

国共实力的大逆转

夏佑至：1945-1949年，国共双方的力量突然发生逆转，原因众说纷纭，您在书中几处作了回应，比如中共接受的外援数量，以及土改在战争动员中扮演的角色等等，和以前流行的看法不太一样。您觉得国共实力逆转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杨奎松：我们看国共实力逆转，必须从抗战看起，不能只看战后几年。从抗战结束后的情况来看，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出现某种势均力敌的态势了，中共的力量不是战争结束时才突然壮大起来的。光是看公开的资料就可以了解，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光正规军就已经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已经有三四百万，控制着连接东北的通道和包围着北平、天津、青岛、南京、上海的大片敌后根据地。

形势不是对共产党不利，而是对国民党很不利。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日本人占了中国的大半壁江山，把国民党的军队逼到云、贵、川、陕等边远地区，日本一投降，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共产党就近进据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那样一来，就麻烦大了，因为共产党一旦占据了城市，瞬间就会扩充和强大起来，再靠武力来和共产党夺取那些地方，太困难了。

因此，日本天皇正式宣告投降当天，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延安，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战后国内和平问题。毛拒绝后，蒋又两次发电报恳切相邀，同时通过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命令驻华日军只能向蒋的军队投降，还通过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安排美国海空力量帮助，紧急运送国军前往华东、华北和东北各中心城市。由此可以看出，在战后国共实力的对比上，国民党存在着很大的弱点。

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虽然国民党正规武装在兵力上仍两三倍于中共，装备也先进得多，但计算地理条件、部队士气及其作战力，双方力量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了。更重要的一点是，经过1944年国民党中央军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特别是中共打出联合政府的旗号，赢得中间党派广泛支持之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毛泽东都已经有了挑战国民党统治的底气了。还在1944年12月，即日本投降前8个月的时候，他就在批示中写过一句话，叫“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谈到与斯大林的恩怨的时候，最不满的也是抗战结束时他拒绝了蒋介石去重庆的邀请，斯大林却打来电报严令毛一定要去。他对此十分气恼，说斯大林这是“不许革命”。这意思也是一样，即他在抗战结束时其实已经做好了和国民党一较高低的准备了。

从日本天皇正式宣告投降后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部署，特别是指示各根据地组织夺取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中心城市的军事行动的情况即可看出，如果没有苏联干预，他很可能会下令发动夺占这些城市和收缴日军武器的作战行动。

从这里我们不难注意到，中共抢在国民党军前面，大举进入可以三面背靠苏联的东北地区，其作用影响会有多大。直到1945年底，中共全力以赴派进东北去的，不过10万人，几个月后就扩展到40万。1948年9月进行辽沈战役时，已发展到七八十万人，原来没有的各种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几乎应有尽有了。不论今天人们怎么计算苏联战后在军事上给中共的援助数量，可以肯定的是：

第一，没有中共在抗战期间的迅猛发展，以及充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地位，中共战后就没有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条件；

第二，如果中共战后不能进入东北，它也就很难迅速完成军事装备上鸟枪换炮的现代化转变，更谈不上在两三年内从10万近乎徒手的军队扩充成近百万装备齐全、供给充足，可以靠火力和国民党美式装备的军队一较高下的强大军事力量。

关于东北战略地位的这种重要性，毛泽东在1945年三四月间中共七大会上就再三强调过了。他清楚地讲到两点：一是强调苏联援助的必然与便利；二是强调进东北后可取得三面背靠苏联和掌握日本重工业条件的意义。他讲得很清楚，只要我们进了东北，哪怕其他根据地都丢了，我们也能够更大规模、更大力量地打回来。后来的事实很清楚地印证了毛的这一预见性。

当然，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要想成功，还必须要有蒋介石“帮忙”才行。今天读这一段历史，大概最让国民党人扼腕叹息不已的，就是蒋介石当年的种种错误决策了。

坦率地说，战后东北从法理上并不是中共的，而是国民党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14日苏联政府与蒋领导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明确约定苏军三个月内撤出东北，交蒋介石国民政府接收，而且苏联的一切援助都只能给国民政府。因此，中共北方根据地的部队虽然距东北仅一步之遥，最初却不能名正言顺地开进东北。就连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冲突，开始都无权介入东北地区的问题，因为国民党坚持那是主权接收的问题。中共方面初入东北因不很顺利，想要苏联帮忙，争取让国民党承认它在东北可以插上一脚，苏联因与国民政府签有外交条约，也明确予以拒绝。

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战后东北并不就是中共的囊中之物。由于背后有美国在军事上的大力支持，有几十个师可以得到全套美式装备，蒋介石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没把“土八路”放在眼里，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存在。也因为蒋介石太过依赖于美国，当苏联方面最初设想用不在东北扶助中共为条件，与国民政府签订确保苏联利益的双边协定，让政府军顺利接收东北时，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换言之，至少在战后半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不仅有过全面接收东北的条件，而且有过多次可以合理合法地控制东北大部的机会。中共武装在东北的迅速壮大，并能通过东北大力援助关内各根据地对蒋作战，导致国民党军事上日渐转为劣势，两党军事力量彻底逆转，蒋介石国民党昏着连连，不能不说是很主要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

夏佑至：您的《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一文是15年前首次发表的，再次在本书中发表时，讨论“新民主主义”似乎面临着很不相同的语境。为此，你加了一段很长的按语。您觉得有必要特别提醒今天的读者的是什么？

杨奎松：去年以来，不少人又开始谈论新民主主义。虽然意图不一，但大多数谈论者显然都对1940年代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方针有很高的评价。中共在抗战中成功赢得人心，改变国共在政治上的力量对比，高举新民主主义的旗帜，用一些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温和政策，对内对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就中共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当年的历史作用，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我是赞成的。我当年写这篇文章，针对的是那种把这一政策主张当成一种先验的理论建构，并赋予它原本没有的国家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说法，提出商榷性的意见。重新发表这篇文章，也是因为我注意到，今天人们的讨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倾向和观点。

我想提醒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注意的，其实还是一个历史方法的问题。即我们虽然应该注意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联系，但是不能简单地把二者混同起来，更不能不顾历史事实，想当然地把某一个历史阶段的情况理想化、概念化，然后拿来用在当下。

第一，毛泽东当年提出这一政策主张，很大程度是基于国共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的，因此，它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策略构想的政策阐发，而非深入的理论思考和长期的战略构思。

第二，“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就其质的规定性，即“民主主义”一点而言，属于中共革命“两步走”中的第一步，这在中共二大就有明文规定。毛之所以加上一个“新”字，是想强调领导权的变化。这是因为，抗战几年来，共产党一直公开承认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地位。这个时候，毛泽东相信这一情况需要改变了，中国革命应该走向由共产党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方向了。

因此，也是第三，新民主主义政策主张的提出，在当年显然是基于阶级斗争思维的一种进攻性步骤，它本质上是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经验的一种继承，其中心内容也是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张的一种延续。1926年底和1927年初，斯大林、共产国际就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当时就曾提出过把武汉国民政府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设想。

了解到这一点，就应该看到，这一基于“两步走”方针和阶级斗争思维而形成的政策主张，和当时国共斗争力量对比的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之所以会提出新民主主义主张，基本原因就是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和3年前共产党只有两三万军队，必须服从于国民政府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但是，1940年中共只有四十几万军队，只在敌后农村占据着一些根据地，因此，毛泽东虽然大胆地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但由于两党力量对比差距还比较大，故他在“共产党领导”这几个字的后面，加上了一个补充性的说明，即“或参加领导”的字样。

这说明，毛泽东提出这一新的政策策略方针的时候，都是特别注重现实的力量对比的。一两年后毛泽东再改《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时，由于两党力量对比和两党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化，他就把这个“或参加领导”的说明删掉了，明白地写上未来中国政权要由共产党一党领导的要求了。由此亦可看出，这一政策主张的提出，根本上是毛泽东基于当时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着眼点更多的是侧重在策略上。

由于新民主主义不是毛泽东对未来中国前途的理性思考，而是一种策略步骤的政治表述，因此，我们只要稍微细心地考察一下毛1940年的这篇文章和以后的各种相关言论，就会发现，他提出新民主主义主张的时候，很多认识都不完善，连一些重要的政策概念都没有做过充分的研究论证。

比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初成时，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判断就很不成熟。文中反复强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亦即“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竟不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毛泽东当时依据的基本逻辑是：“资产阶级必然叛变”，因此，他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一说中的“几个革命阶级”，并不包括资产阶级在内。毛泽东当时认为，将来只有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则是反动的。

这一政策主张发表了半年多之后，毛泽东才开始注意到这一理论判断在现实政策上不恰当，因为抗战条件下，在策略上不宜把国民党各派力量，尤其是不宜把各中间党派、地方势力，包括工商资产阶级，笼统地当成资产阶级排除在团结的对象之外。

1940年7月之后，毛泽东才开始考虑通过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成“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的办法，把蒋介石划入到“大资产阶级”当中去，把国民党反蒋派或地方实力派等等，划到“民族资产阶级”里面来，继续当作团结的对象。类似这样的内容变动还有很多。由此也不难了解，毛泽东何以从来不曾把“新民主主义”当成自己重要的理论或政治贡献，何以1949年进城以后不久，就放弃掉这一概念了。

把被毛泽东早就放弃了的政治概念拿来应用到当下政治生活中来，不是不可以，问题是要先彻底清理旧概念的内涵及其历史，重新建构一套新概念的内涵和逻辑，不能简单地把两者混同起来，甚至简单地把旧的东西拿来套用到我们今天已经大大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来。

由于新民主主义不是毛泽东对未来中国前途的理性思考，而是一种策略步骤的政治表述，因此，我们只要稍微细心地考察一下毛1940年的这篇文章和以后的各种相关言论，就会发现，他提出新民主主义主张的时候，很多认识都不完善，连一些重要的政策概念都没有做过充分的研究论证。

比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初成时，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判断就很不成熟。文中反复强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亦即“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竟不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毛泽东当时依据的基本逻辑是：“资产阶级必然叛变”，因此，他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一说中的“几个革命阶级”，并不包括资产阶级在内。毛泽东当时认为，将来只有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则是反动的。

这一政策主张发表了半年多之后，毛泽东才开始注意到这一理论判断在现实政策上不恰当，因为抗战条件下，在策略上不宜把国民党各派力量，尤其是不宜把各中间党派、地方势力，包括工商资产阶级，笼统地当成资产阶级排除在团结的对象之外。

1940年7月之后，毛泽东才开始考虑通过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成“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的办法，把蒋介石划入到“大资产阶级”当中去，把国民党反蒋派或地方实力派等等，划到“民族资产阶级”里面来，继续当作团结的对象。类似这样的内容变动还有很多。由此也不难了解，毛泽东何以从来不曾把“新民主主义”当成自己重要的理论或政治贡献，何以1949年进城以后不久，就放弃掉这一概念了。

把被毛泽东早就放弃了的政治概念拿来应用到当下政治生活中来，不是不可以，问题是要先彻底清理旧概念的内涵及其历史，重新建构一套新概念的内涵和逻辑，不能简单地把两者混同起来，甚至简单地把旧的东西拿来套用到我们今天已经大大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来。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夏佑至：一个研究现当代史的学者，他的实际生活和他的研究对象关系如此紧密，他如何做到冷静和客观？很多历史学家似乎都认为自己对当代实际政治负有严重的责任，这是使命感所致，还是一种自我认知的错位？

杨奎松：历史学者固然研究的是历史，但到底还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他的知识体系及价值评估体系是和现代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这些都难免会影响到他看待历史的客观性。

但是，历史研究毕竟有其独特的学术方法与规范。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研究现当代史的文章著述，都没有，或很少引文和注释。一直到2000年前后，凡是带注释的学术著作，出版起来都非常困难，销量很小。最近这些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读者的文化程度明显地提高了，大家都认识到，对历史研究来说，一定要读那些严格地按照学术规范、讲究证据的著述。有大量引文注释的著作现在不仅好销，而且就连过去完全不讲究这一套的报纸刊物，如今也动不动在文中加上几条注释。这说明历史学者对学术规范的坚持是有效的，而且规范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研究者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为什么引文和注释有这么大的功效？这是因为，历史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证据（史料）。胡适讲：研究历史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们也经常告诫学生：写论文要尽可能做到“无一字无出处”。原因就在于历史研究就像警察破案一样，必须掌握足够的证据，像拼图一样，使各种证据相互之间形成合理的逻辑联系。因为是凭证据说话，因此，研究历史的能力高低拼的就是一个搜集证据、分析证据和论证证据关系的能力，而不是看你能提出怎样新鲜的观点。

虽然围绕着证据本身还有许多技术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历史学者也未必每次举证都十分严密，但是，只要你注明了出处，别人就可以就你举证的可靠性进行同样规范的考证，甚至可以追寻你的证据的出处，查看你引用举证的内容是否准确、可靠。你举证或引用过于片面，别人找出不同的证据，就很容易攻破你的举证，你的研究在学术上就会被否定。如此形成的查证、论证、商榷与质疑，最大限度地限制了研究者造假和把历史简单化、片面化的做法，因而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迫使历史学者必须要注意研究的客观性。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