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陈寅恪别传》
此为《陈寅恪史事索隐》增补增订版，增补量超过一半以上。
出版社：台湾元华文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篇幅：366页。
一册。36万字。
书号：ISBN：9789577111838
作者介绍
刘正，汉族。籍贯北京市。1963年生。清代学术世家直系后裔，高祖系著名历史学家和经学家、同治三年进士刘钟麟，（和张之洞是举人、进士同科同年，且为一生挚友。）先后获得日本关西大学文学硕士（1995-1997）、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博士（1997-1999）、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1999-2000）。曾任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1992-1995）；武汉大学（2000-2002）、中国人民大学（2002-2009）、华东师范大学（2009-2015）教授。是中外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是国际易经学会、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国际东方学会、欧美同学会、日本中国学会、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学会、京都大学洛友会、日本同学会、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等；是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中国国际易学研究中心理事、美国汉纳国际作家协会理事、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等。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另有有关商周历史和古文字研究、金文学术研究、国际汉学研究、传统经学研究、近代历史和人物研究等方面学术专著二十余部、总篇幅达到1000余万字在海峡两岸出版。其中，所撰《中国易学》、《闲话陈寅恪》、《陈寅恪史事索隐》、《京都学派》、《图说汉学史》、两卷本《汉学史演讲录》等专著是名传一时的畅销书。论文《从观象系辞说到乾卦之取象》获中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优秀论文奖，《筮短龟长说的成立史研究》获马来西亚主办第12届国际易学大会优秀论文奖，博士学位论文《东西方汉学発展史の研究——比较思想比较文化からの考察》获得日本国大阪市立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总代”称号（等同于中国的优秀博士毕业生）等。多篇学术论文被译为英、日等文字在海外发表。2015年夏移民美国，当选为美国中华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16年夏当选为美国汉纳国际作家协会副会长。
2017年6月至今，就任美国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美国注册批准国际一级学术团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备案认可）会长、JIAHLS季刊（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学刊、美国国会图书馆审批通过正式国际期刊编号ISSN: 2574-447X）发行人。
联系信箱：kyotosizumoto@hotmail.com
目录：
前言《陈寅恪别传》著述由来
第一章、陈寅恪的姓名读音
第二章、陈寅恪的先祖史事
第三章、陈寅恪的兄弟姐妹
第四章、陈寅恪来日留学的身分
第五章、辛亥革命前后的陈寅恪
第六章、海外留学时代的陈寅恪
第七章、陈寅恪所学的外语种类
第八章、民国时代的陈寅恪
附录：冯友兰先生琐事亲历纪实
第九章、白鸟库吉请教陈寅恪中亚史传说考
第十章、驻港日军照顾陈寅恪生活考
第十一章、港督几谷廉介与陈寅恪关系考
第十二章、陈寅恪的思想和议论
第十三章、陈寅恪的上古史探索
第十四章、五○年代的陈寅恪
第十五章、陈寅恪和《论再生缘》
第十六章、陈寅恪和《柳如是别传》
第十七章、陈寅恪和《论韩愈》
第十八章、悲愤离世的陈寅恪
提要：
陳寅恪晚年一方面埋頭於“著書唯剩頌紅裝”的研究範圍內，另一方面卻又熱衷於“晚歲為詩欠砍頭”的詩歌議政興趣中，以這樣的晚年心態，即便是其1949年到了臺灣，在當時國民黨嚴酷統治的大環境下，他能否“善終”還真是的大問題！一生經歷了從封建社會到民國時代、再到新中國三種社會轉型的一個傳統知識人，總是抱著“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的處世態度和價值取向，無論是新中國還是臺灣，都不可能成為他的長久居住之地。那麼，時下的陳學研究和出版的相關著作，大多一味地指責新中國五、六十年代的種種批判和運動對他造成的身心迫害，謳歌其所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完全沒有注意到了陳氏自身的頑固守舊態度和主觀的不合作傾向加重了其自身退出歷史舞臺的進程。雙目失明以後的陳氏，無法將自己的生命歷程進行合乎現實和符合自我身心狀況的準確定位，這使他成為傳統知識人在新中國各種改造運動中的另類，他的人生悲劇的出現，無論在新中國五六十年代的種種批判和運動中還是在臺灣五六十年代的種種清黨和嚴查活動中，必然難逃被清理被整肅的命運。
——這就是筆者對一個傳統知識人在近現代三種社會轉型時期的價值取向及其生命情調的個案研究所得出的結論。
前言
《陳寅恪别傳》著述由來
甘於寂寞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生前和死後卻幾度被學界高度重視。現在，他又成了顯學！加之復旦大學葛兆光、中國藝術研究院劉夢溪等先生的大力論著，陳寅恪先生的文化形象成了一尊神像，使人如墜深淵、如臨歧路。嗚呼哀哉！
陳寅恪先生的一生，經歷了滿清、民國、新中國三種社會變革時期，從康梁變法、庚子之變到滿清下臺、辛亥革命，從留學日美、讀書德法到喪祖失父、兄死母亡，從避亂西南、客居香港到北上京都、南下兩廣，從留命任教、思想改造到反右浪潮、停職思過，從文革風暴、人妖顛倒到挨批挨鬥、目盲足跛，直至夫妻雙亡……
陳寅恪先生的一生是一個中國傳統知識人在三種社會變革時期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典型代表，是近現代中國思想和文化、社會和歷史發展變換的真實的寫照。換句話來說，陳寅恪先生作為個體，其一生的遭遇和他的文化思想與價值取向是一個傳統知識人在複雜的社會和歷史轉換中所出現的不可避免的悲劇。
當傳統的價值取向失落之後，陳寅恪先生以其個人之力，獨守其舊，不為外界所左右，以其獨特的學術理性和文化心境構築了現實中不復完卵的價值取向，以他天才而傑出的研究成果和獨步而獨立的學術結論證明了中國文化本位思想是中國社會和歷史發展的永恆價值尺度，並最後與他的選擇勇敢地同歸於盡而九死不悔。用他本人悼念王國維先生的自盡時所說的話來說，即：“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變，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擠擊，而已消淪喪於不知不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則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讀來尚有字字見血，句句見淚之力量。
陳寅恪先生是江西修水人，祖父那湖南巡撫陳寶箴，父親是晚清詩壇四大公子之一的陳散原，長兄是嶺南畫派創私人陳師曾，表兄弟是前臺灣國防部長俞大維，母親是晚清詩壇著名女詩人俞明詩，舅父是晚清詩壇大詩人俞明震。再往外拓展一下：陳師曾又是現今大畫家範曾的姑父，俞大維和蔣經國是兒女慶家。俞大維長兄俞啟威又是江青的第一任丈夫。其弟陳方恪是旅法共青團創始人之一。其妻唐曉瑩的祖父是晚清臺灣巡撫唐景崧……毫無疑問，自上述政治、文化、姻親關係中長大的陳寅恪先生，有著不同尋常的家庭背景。在他的摯友中，如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吳雨僧、胡適、丁文江、張君勱、董作賓、俞平伯、傅斯年……在他的學生中，如勞幹、周一良、季羨林、王力、楊聯陞……舉凡現當代政治、文化、學術界各類頂尖人物皆和他有關。他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又是敦煌學的創始人，更是中古史研究的開路先鋒。他學過二十幾種語言和文字，據說能閱讀古希臘文、日文、德文、英文、法文、波斯文、蒙文、吐火羅文、梵文、滿文史料【關於陳寅恪所學外語種類問題，請見《陳寅恪所學的外語種類》一章。】。他開創了以詩證史的研究方法，從此以後古代文學作品又具有了史料價值。他把對元蒙史的研究極大地推進了一步，至今仍無人能出其右。他對隋唐史的研究成了國際上中古史學的開山祖師。這樣一個史學大師能夠成為時下出版界和讀書界的公眾人物，和大陸最近三十幾年來的國學熱是分不開的。
從2011年開始，陳寅恪研究出版熱和讀書熱再次迎來了新一輪的高潮。2011年，當第21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哈爾濱拉開帷幕，根據當時的相關報導：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劉正、黃鳴合著《閒話陳寅恪》一書即被推出，並且被稱為“《閒話陳寅恪》在哈爾濱全國書博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而且“在讀書界反響強烈，引發新一輪陳寅恪熱”。【《天津日報》2011年5月27日及網路報導http://youhuashuo.com/index.php？m=ta&；；id=1717961125，《閒話陳寅恪》在哈爾濱全國書博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時過兩年，隨著陸鍵東的新版《陳寅恪的最後20年》的出版，報刊新聞和出版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這一熱潮真的已經形成了。
面對這一局面，我們這些陳學研究的局外人都感到十分欣喜，那麼陳氏後人和“陳學專家”應該更是喜不自禁了吧？然而，讓我們始料未及的是：拙著《閒話陳寅恪》引來了兩位年輕有成的“陳學專家”胡文輝和張求會二君的詰難。先是胡君主張拙著《虛經腐史意何如：陳寅恪先生的文字遊戲》一篇，完全是抄襲他對《經史》詩的解說。而後張君出面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了《無準備卻趕時髦……這樣寫陳寅恪，真的可以嗎》一文，該文對拙著大加指責和嘲諷，並給拙著貼上了“惡意檃栝、以臆測代替考證等等不良學風”的標籤。有鑒於此，迫使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開始思考陳寅恪研究出版熱和讀書熱中出現的某些問題。兼為答復兩位年輕有成的“陳學專家”胡文輝和張求會二君對我的詰難。
首先，我先聲明：我不是“陳學專家”，雖然我已經出版了四部研究陳學的專題著作。因為我的研究範圍一直圍繞著以下六大板塊，即：
傳統經學為主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商周金文為主的古文字學研究、宗教史和制度史為主的商周史研究、版本學和校勘學為主的古典文獻研究、京都學派為主的海外漢學研究、上古神話和詩論為主的中國文學史研究。
在上述六大板塊上，我至今在國內外發表了將近160 篇學術論文，出版了二十幾部總計八百多萬言的學術專著。這些學術著作水準高低，褒貶自有公論。但是否如他們所指責我的那樣是“作者的文史素養儲備不夠”，不用談出身經學世家的我，自幼就開始了研讀《周易》和《說文解字》的歷史。相信讀過我的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舊著《周易發生學》、《中國易學》，或者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出版的《商周彝銘學研究史》、《金文廟制研究》、《京都學派漢學史稿》，甚至在第二個十年出版的新著《商周圖像文字研究》、《青銅兵器文字》、《周易考古研究》等專著的人，自會判斷我的“文史素養儲備不夠”這一具有侮辱性含義的“命題”的真偽了。既然張求會君有膽量這樣指責別人，他就該已經儲備了足夠的文史素養向我的上述六大研究板塊發起挑戰和質疑，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網路報刊打嘴架的無聊階段。我虛心、耐心、真心地恭候了，請出示！
——我之所以研究陳寅恪，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首先是1986年，我在北京購買了馮衣北的《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一書【馮衣北《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花城出版社，1986年。】，讀後感觸很多，開始撰寫研究筆記，並使用當時的稿紙寫下了幾萬字的《陳寅恪年譜初編》草稿。這是我研究陳寅恪的開始。（這一草稿作為紀念我保存至今。）
其次是1992年我到日本留學後，意外得到了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撰寫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本），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 年。】，讀後非常震撼！當時立志要研究陳寅恪，並開始和余英時、汪榮祖、池田溫、和田清後代、神田喜一郎後代（包括陳氏後人）等海內外等國“陳學專家”取得直接書信聯繫，並且獲得了很多珍貴的中、日、英文的陳寅恪研究相關史料——甚至從一位旅日華僑、陳氏友人後裔的手中，高價購買到了陳先生早年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的原始油印稿（封面有陳先生親筆題字，現存我處）、陳寅恪書信一封（已經轉售給私人博物館“20世紀中國文化名人書信博物館”館主收藏，《陳寅恪集·書信集》中未收。限於我已經簽署了保密協議，因此我不能公佈他的名字和該信內容）。
最後是1997年，我在日本留學期間曾以《陳寅恪年譜》為題目，撰寫了將近三十萬字的草稿，當時余英時先生、汪榮祖等先生來信中多次指教，他們也一直很關心此文稿的出版。這些文稿的一部分，後來經過復旦大學文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黃鳴同志協助我一起整理出版。
其次，從1986年至今，我發表的研究陳寅恪的論文如下：
1、《文史哲》1996年第3期《陳寅恪先生年譜研究序說》。
2、《新華文摘》1996年第8期幾乎全文轉載。
3、《中山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陳寅恪史事雜考》。
4、日本《留學生新聞》1996年第130期《談國學熱中的陳寅恪研究》。
5、日本関西地區阪神中國哲學學術發表會《陳寅恪研究について》。
6、《辛亥革命研究動態》2001年第4期《辛亥革命前後的陳三立父子》。
7、《尋根》2008年第1期《陳寅恪先生的列祖列宗》。
8、《長江學術》2009年第2期《陳寅恪“用東坡韻”詩中蘊涵的生命情調》。
9、《中外書摘》2011年第11期《毛主席親自批准陳寅恪當選學部委員》。
10、《學術界》2013年第11期《陳寅恪研究出版熱和讀書熱中的思考》。
從1986年算起至今，我研究“陳學”將近27年。是我“無準備卻趕時髦”還是張求會君“惡意檃栝、以臆測代替考證等等不良學風”，請大家判斷。
而年輕有成的“陳學專家”張求會君在根本不了解我的陳寅恪研究這一經過的情況下，卻大膽斷言《閒話陳寅恪》一書作者“準備既然不足，又忍不住要趕時髦，難免用大膽的臆測來代替考證”，這讓我對他如此以“惡意檃栝、以臆測代替考證等等不良學風”的批評和該文作者的學霸架勢感到無奈。在我和張求會之間，究竟誰在趕時髦？誰又準備不足？《莊子·逍遙遊》中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謂為信然也！
現在，面對著新一輪陳寅恪研究出版熱和讀書熱，我深深感到有些問題亟待解決。
首先，是研究陳寅恪生平還是研究陳氏家族史？
毫無疑問，雖然陳寅恪傳記和研究著作已經出版了將近百部，但是陳氏一生尚有不少待解之謎留待我們研究和發掘。這就需要通過對其家族史和友朋交往史、特別是相關人物的書信和日記的解讀來還原歷史真相。
比如說，我就曾利用中日文資料的記載，首先揭示了陳三立膝下尚有一個名“陳衝恪”的兒子存在。
針對我首先公佈的日文資料記載的“陳衝恪”的存在，已經出版了《陳寅恪的家族史》【張求會《陳寅恪的家族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和《陳寅恪叢考》【張求會《陳寅恪叢考》，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兩部研究專著的年輕有為的陳學專家張求會君頓時坐不住了。他和其師立刻地站出來主張：
我的老師高福生先生懷疑日文資料的陳衝恪有可能是陳衡恪之誤。如果將上引劉君辛苦考證所得綜合考慮，那麼福生師的推測不是沒有可能的。【見張求會《無準備卻趕時髦……這樣寫陳寅恪，真的可以嗎》，見《南方都市報》2013年8月11日。】
——請問：你們在沒有通覽此資料的情況下，為何要如此“推測”而輕易地“證無”呢？！這個時候你們完全忘記了自己剛剛說過的所謂的“證有易，證無難”這句振振有詞的俗話。難道只有你們的推測才算“科學的推測”，而我的推測就是“惡意檃栝、以臆測代替考證”？其實，答復你們師生的推測只需要一點：1928年日本外務省情報部所編《現代支那人名鑒》一書中同時收錄了陳衝恪和陳衡恪兄弟二人，而且對陳衡恪介紹頗多【《現代支那人名鑒》，日本外務省情報部所編纂出版，1928年。】！如果你們見到了這些資料，還敢“懷疑日文資料的陳衝恪有可能是陳衡恪之誤”嗎？！請問：你們是否注意到了我的書中已經明確說明了《現代支那人名鑒》一書中同時收錄了陳衝恪和陳衡恪兄弟二人？你們是否知道：該書是以當時日本情報部門在華收集的戶口記錄和日本外務省檔案館保存的來日留學人員登記記錄為基礎編纂的。在這樣兩個來源可靠的原始日文文獻中同時存在陳衝恪和陳衡恪兄弟二人的情況下，主張“陳衝恪有可能是陳衡恪之誤”的人，顯然表現出了“惡意檃栝、以臆測代替考證等等不良學風”。
其次，是發掘陳寅恪的文化和學術精神還是熱衷於塑造陳氏的反黨意識？
陳寅恪本人多次聲稱“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見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復》）。但是，不談政治的他並不缺乏抨擊時政的詩歌。這也就成了某些人力圖通過熱衷於宣傳、尋找和解釋陳氏詩歌中的反共反黨意識和形象，力圖達到塑造一個傳統文化人的政治追求和反共反黨傾向。這一研究和閱讀傾向，我們認為和陳寅恪學術思想中體現出的一貫的文化和學術精神是相悖的。
比如，我最近剛讀到的胡文輝的《陳寅恪詩箋釋》一書【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就有濃厚的這一傾向。我不知道他如此努力地想把陳寅恪塑造成一個具有反共反黨傾向的傳統文化人目的何在？！
胡文輝、張求會二君指責拙著中抄襲了他們的觀點之說，胡文輝君的《陳寅恪詩箋釋》一書中公開指責：
至今為止，對於我的寒柳堂詩研究，我發現有兩例剽竊：一是劉正、黃鳴的《閒話陳寅恪》，書中《虛經腐史意何如：陳寅恪先生的文字遊戲》一篇，完全是抄襲我對《經史》詩的解說（我的文章作於《箋釋》撰寫以前，曾刊於臺灣《古今論衡》，後來又貼到網上，估計《閒話陳寅恪》就是從網上不告而取的。【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1246頁。此事已經有了大陸廣州市初級、中級法院的兩次調查和判決。所謂抄襲之說，根本不能成立。關注此問題的讀者，可以見我的《陳寅恪史事索隱》一書的相關章節。】
我不禁感到好笑。因為我至今既沒有看到過臺灣《古今論衡》，更沒有在網路上查找過他的什麼文章。我的《虛經腐史意何如：陳寅恪先生的文字遊戲》這篇文字完全是直接來自於余英時先生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而且加入了我個人的敘述。我在《閒話陳寅恪》一書中首先就說明了這一點。陳寅恪1957年致劉銘恕信中有“弟近年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固不同於乾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等語。在《後世相知或有緣——從〈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談起》一文中，余英時先生首先破解“太史公是司‘馬’遷，沖虛真人是‘列’禦寇”，實即隱指馬列主義，否則，“太史公和沖虛真人都是老古董，怎麼忽然變成了‘新說’呢？”【《後世相知或有緣——從〈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談起》，《明報月刊》，1996年，第8期。】。此文寫於1996年6月19日，發表於1996年8月。既然，“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這個大前提已經被余英時先生解釋了，那麼解釋《虛經腐史意何如》一詩的人——“虛經腐史”即“太史公和沖虛真人”的簡稱，就必須承認這個大前提的第一解釋人是那個余英時先生。何談我在抄襲胡、張二君的文章，豈非咄咄怪事？！胡文輝的文章《陳寅恪詩箋釋二題》，發表在臺灣《古今論衡》第8輯，我至今尚未讀到該文。根據我讀到的該刊第4輯出版於2000年來推算，第8輯應當出版在2002年前後。而我對於《虛經腐史意何如》（此詩最早名稱為《讀<史記>、<列子>》）一詩的最早解釋是1997年 7月17日，我在致余英時先生的傳真中就已經開始力主此說了！該傳真的原始文稿保存至今。（見本書扉頁照片。）在那封傳真中，我當時已經明確寫出蔣天樞《陳寅恪先生事輯編年》（增訂本）【蔣天樞《陳寅恪先生事輯編年》（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中出現的“《讀<史記>、<列子>》顯然即太史公沖虛真人之別稱，而詩的內容又是批判性的，《陳詩集》中亦沒有。此為先生文章的一個佐證可也。傳真送上。”
這裏我所說的“《陳詩集》中亦沒有”是指當時出版的《陳寅恪詩集》中沒有此詩的這一名稱。不但如此，我在1996年12月15日公開發表的《談國學熱中的陳寅恪研究》一文中，在訂正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中對“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的重大誤解時，也曾明確說明。並且在該文中，我也解釋出了此詩的含義。那麼，請胡、張二君可否回答：誰最先解讀出了《虛經腐史意何如》一詩的內在含義？在沒有任何鐵證的情況下，以為只有自己才是最先解讀出了《虛經腐史意何如》一詩的內在含義之人、才可以讀得懂陳寅恪詩作，這是一名學者應該具有的理性態度嗎？這是研究陳學的人應該具有的文化精神嗎？在一些著名網站的讀書頻道上，大量惡意轉發《無準備卻趕時髦……這樣寫陳寅恪，真的可以嗎》一文和胡文輝君的指控，是否想炒作、製作先聲奪人的既定事實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一直沉默不語，事實擺在那裏，我不想多言以免中了讓其借機出名和炒作的詭計。君不見，《南方都市報》發表的《無準備卻趕時髦……這樣寫陳寅恪，真的可以嗎》一文，到了http://book.sohu.com/20130813/n384042565.shtml就已經將題目更改為“陳寅恪研究成為顯學，《閒話陳寅恪》涉嫌剽竊”了，轉載人是何居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因為在9月27日之前，我並不知道胡文輝是誰，也根本沒有閱讀過他的任何文章和著作。
——特別是對於陳寅恪的《經史》一詩的解釋，我早在1997年7月17日【原信誤輸入成1996年7月17日，特此更改說明。】致余英時先生的傳真和12月15日公開發表在日本《留學生新聞》理論版上的論文《談國學熱中的陳寅恪研究》中就已經明確點明了、解釋了此詩的真正含義。根本不存在我的著作《閒話陳寅恪》“完全是抄襲”剽竊了胡文輝的論著之指控。而且，我至今也沒有看過他所謂的臺灣《古今論衡》和該文的網路版。我想他肯定不知道我的這些鐵證和我從1986年就開始研究陳寅恪的事實。大陸廣州市初級、中級法院的兩次調查和判決，可以發現所謂抄襲之說，根本不能成立。
第三，如何看待陳氏對郭老的評價？
感謝陸鍵東先生的著作《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使我們得知陳寅恪曾經評價郭沫若的學術成就為：“他最好的著作是《青銅時代》”【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三聯書店，1995年，322頁。】。
這是上一輪陳氏研究出版熱和讀書熱中提出的新問題。最近十幾年來，一直未見有人對此加以賞析。在此，我特別提出來請大家討論。
陳寅恪自己稱專治“不古不今之學”，也就是所謂的中古史或隋唐史研究。他自己早在1935年《陳垣西域人華化考序》一文中就已經明言了“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269頁。】但是為何晚年居然發如此之怪論？
作為中古史首屈一指的頭號學術權威，在雙目失明前的20世紀三十年代，假如真的沒有讀過郭沫若的巨著《卜辭通纂》和《兩周金文辭大系》，那是落後於時代還是根本讀不懂？要知道，當時連國民黨的黨首蔣介石也開始注意到了並試圖閱讀這兩部著作了。更何況，陳寅恪的友人可是和他同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的國學大師、甲骨學金文學和商周史研究的權威王國維啊！說陳寅恪一點不懂上古史顯然是說不過去的。因為他在《對科學院的答復》中曾這樣評價郭沫若：“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王國維的學說。”而且，1930年10月24日陳寅恪致傅斯年信中居然提出要求：希望中央研究院可以購買日文出版的《泉屋清賞》一書。【《陳寅恪集·書信集》，三聯書店，2001年，38頁。】我相信眼下很少有人能明白這本書的價值——因為它是日本收藏的中國商周青銅器的精品和集大成者，更是研究商周歷史和考古學的不可或缺的經典參考書。如果他不懂商周銅器學，他購買這本書有什麼意義？！
——但是，一本幾乎是商周史研究的通俗讀本的文史作品《青銅時代》，怎麼會引起陳寅恪如此的重視和評價呢？！居然說郭沫若“他最好的著作是《青銅時代》”，這是暴露了他的學術知識的欠缺還是他有真知卓見？不懂甲骨文和金文的陳寅恪，怎麼可以將他自己讀得懂的《青銅時代》推崇到壓倒郭氏劃時代的巨著《卜辭通纂》和《兩周金文辭大系》地位之上？其中可有什麼玄機？
第四，陳氏晚年心境和遭遇是否是傳統知識人在近現代三種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必然悲劇？
陳寅恪晚年一方面埋頭於“著書唯剩頌紅裝”的研究範圍內，另一方面卻又熱衷於“晚歲為詩欠砍頭”的詩歌議政興趣中，以這樣的晚年心態，即便是其1949年到了臺灣，在當時國民黨統治臺灣的大環境下，他能否“善終”還真是的大問題！一生經歷了從封建社會到民國時代、再到新中國三種社會轉型的一個傳統知識人，總是抱著“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的處世態度和價值取向，無論是新中國還是臺灣，都不可能成為他的長久居住之地。那麼，時下的陳學研究和出版的相關著作，大多一味地指責新中國五六十年代的種種批判和運動對他造成的身心迫害，並且專注熱衷於陳氏所謂的那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空中樓閣、鏡花水月，但是完全沒有注意到了陳寅恪自身的頑固守舊態度和主觀的不合作傾向加重了其自身退出歷史舞臺的進程。
雙目失明以後的陳氏，無法將自己的生命歷程進行合乎現實和符合自我身心狀況的準確定位，這使他成為傳統知識人在新中國各種改造運動中的另類，他的人生悲劇的出現，無論在新中國五、六十年代的種種批判和運動中還是在臺灣五六十年代的種種清黨和嚴查活動中，必然難逃被清理被整肅的命運。
第五、研究陳寅恪還是研究“余氏陳學”？
研究陳寅恪，有一個人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一位余英時先生的陳寅恪研究。
余英時先生，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開始在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上學，師從著名國學大師錢穆。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陳寅恪的弟子楊聯陞，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講座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等。
如此說來，陳寅恪還是余英時先生的師爺輩的人物呢。
1958年以前，余英時先生所寫關於陳寅恪的文章並不多，只有一篇《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1997年10月12日，在《我為什麼寫陳寅恪》一文中表明瞭他研究陳寅恪的起因：
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學偶然讀到《論再生緣》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極大的震盪。現在我願意補充一點，即這一精神震盪和自己當時的處境很有關系。那時我在美國的法律身份是所謂“無國籍之人”（“A STATELESS PERSON”），因為我未持有任何國家頒發的“護照”。最初我對此並不十分在意，因為我一向認為沒有“國籍”並不能阻止我在文化上仍然做一個“中國人”。但終一夕之力細讀《論再生緣》之後，我不禁深為其中所流露的無限沉哀所激動。這首為中國文化而寫的挽歌在以後幾天之中都縈回在我的胸際，揮之不去。我在香港住了五、六年，對於當時大陸上摧殘文化、侮辱知識份子的種種報導早已耳熟能詳。但在那個冷戰高潮的時期，報章上的文字都無可避免的受到政治意識的侵蝕。我平時讀這些文字，終不能無所存疑。【《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本），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1頁。】
剛才我提到了余英時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陳寅恪的弟子楊聯陞”之事，實際上，當時，余英時先生從香港新亞書院畢業後，被推薦到美國哈佛大學做學術訪問。但是，因為他的香港居民的特殊身份和他在報刊上發表的提倡自由民主的文章，使他無法獲得大陸和臺灣的任何一方給他頒發的護照。由此可以設想，如果此刻陳寅恪到了臺灣繼續寫些“晚歲為詩歌欠砍頭”的文字，其結果可想而知！為此，錢穆先生多方援助。最後，駐港美國領事館以“無國籍之人”的特殊身份發給他的留美簽證。此中過程之艱辛至今使他深深感受了沒有國籍和失去國家認同的切膚之痛。這正是在他一讀到《論再生緣》就立刻有所感觸的個人背景。他一直認為他的這個背景和《論再生緣》中所謂的“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是恰好能夠交融的。1958年的秋天，當他在哈佛大學偶然讀到流傳到海外《論再生緣》的油印稿本時，引起了他精神上極大的震盪。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終一夕之力細讀《論再生緣》之後，我不禁深為其中所流露的無限沉哀所激動。這首為中國文化而寫的挽歌在以後幾天之中都縈回在我的胸際，揮之不去。”【《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本），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2頁。】
那麼，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使他如此震撼呢？
《論再生緣》是我第一次聽到的直接來自大陸內部的聲音，而發言的人則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陳寅恪。他一生與政治毫無牽涉，但就其為中國文化所化而言，則可以說是王國維以來一人而已。《論再生緣》中並無一語及於現實，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聞：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正在迅速地隨風逝去。顧亭林曾有亡國與亡天下之辨，用現代的話說，即是國家與文化之見的區別。我已失去國家，現在又知道即將失去文化，這是我讀《論再生緣》所觸發的一種最深刻的失落感。……無論如何，這個背景和《論再生緣》中所謂“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是恰好能夠交融的。我情不自禁地寫下那篇《書後》，並將《論再生緣》稿本寄交香港友聯出版社刊行，其根本動力也出於我個人所經歷的一種深刻的文化危機感。【《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人生》，1958年12月。】
讀了上段文字，我們可以發現：余英時先生更多的感觸是直接來自文化和思想方面的，而非政治性質的。這種解讀，可以說把陳寅恪先生的此文中的文化使命感和價值觀立刻昭然若揭於天下。這就是他當時在《人生》雜誌1958年12月號上發表《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一文的宗旨。而郭沫若先生看完此文後，非常震驚。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內，以近十篇論文之排炮，對著陳寅恪先生的《論再生緣》一書展開了批判。
但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余英時先生的這一解讀是否符合陳寅恪先生的原意呢？連他自己也承認：“……今天我們已確知寅恪先生當年是熟悉我的《書後》的內容的。那麼他自己究竟有過什麼樣的反應？”【《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本），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3頁。】我們所看到的公開反應就是陳寅恪在1964年撰寫的《〈論再生緣〉校補記後序》一文這樣一段話：
《論再生緣》一文乃頹齡戲筆，疏誤可笑。然傳播中外，議論紛紜。因而發現新材料，有為前所未知者，自應補正。至於原文，悉仍其舊，不復改易。蓋以存著作之初旨也。噫！所南心史，固非吳井之藏。孫盛陽秋，同是遼東之本。點佛第之額粉，久已先幹。裹王娘之腳條，長則更臭。知我罪我，請俟來世。【陳寅恪《〈論再生緣〉校補記後序》，見《陳寅恪集·寒柳堂集》，三聯書店，2001年，106-107頁。】
這裏面出現了“傳播中外，議論紛紜”和“知我罪我，請俟來世”兩組用語。那麼，是“知我”呢還是“罪我”呢？通過香港大學的李玉梅博士在1987年10月25日致余英時先生的信中一段話，我們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晚正研究史家陳寅恪，因於八月下旬結識陳老二女兒陳小彭、林啟漢夫婦，暢談陳
老事，至為投契。小彭夫婦於一九五四年調返中山大學，據稱此乃周恩來之意，好便照顧陳老云云。今則居港七、八年矣。於細讀教授有關大作後，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數事如下：
〔一〕陳老當年於讀過教授《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一文後，曾說：“作者知我”。
〔二〕教授《釋證》頁七十（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陳先生是否真有一枝雲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陳老夫婦確曾有為去留而爭執之事。
小彭夫婦對教授之注陳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覺大慰，特命餘來信告之。
不用再多說什麼了。
此時無聲勝有聲。
看罷來信，余英時先生感覺是“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當時讀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評語，心中的感動真是莫可言宣。”
陳寅恪在《舊曆壬寅六月十日入居醫院療足疾至今適為半歲而疾未愈擬將還家度歲感賦一律》一詩中曾經寫下了這樣一句：“後世相知或有緣”。我一直很懷疑這句話其實就是說給余英時先生的。如今陳學大熱，不乏利用網路搜索經典而成鄭箋者，引得三五粉絲，紛紛以此言相贈許，東施效顰，陳氏地下有知，夫複何言？！
現在需要敘述一下余英時先生的主要觀點了：
他在解讀陳寅恪先生晚年詩文時認為：陳寅恪先生寫《論再生緣》有雙重含義在內，其一是感懷身世，寓自我傷感之情。其二是感概世變，抒發其對極權政治的深惡痛絕之情。而陳寅恪先生寫《柳如是別傳》的用心則是以300多年前的明清故事，處處結合當前的興亡遺恨，尤其是他個人的身世。在極權主義時代，陳寅恪感歎本人所追求的那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不能實現。陳寅恪先生以文化遺民的心境走進了新中國。
換句話說，他主張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以研究著作借古諷今、指桑罵槐地抨擊當時的文化專制現象。
為了證明自己的判斷，他首先破解了陳寅恪先生晚年所寫的古體詩。比如陳寅恪的《男旦》一詩：
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化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後，傳薪翻作讀書人。
他認為：這是陳寅恪先生對當時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出現的部分知識份子不顧及廉恥的政治表現進行的批判和嘲諷。
又如陳寅恪先生的《苦熱》一詩：
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屯戌尚聞連浿水，文章唯是頌陶唐。
他認為：這是陳寅恪先生對當時的文化專制情況下只許歌功頌德的批判和嘲諷。
應當說，余英時先生的上述解讀是十分精湛和精准的。陳寅恪先生自己就曾說他晚年的議論時政的詩歌屬於“晚歲為詩欠砍頭”的言行。但是，限於當時的改革開放之前的封鎖的大環境下，余英時先生的論著更多的是建立在一種基於考證學基礎上的推測而來的結論。就事實本身而言，則缺乏實證。這使得“馮衣北們”可以將余說斥為“假說”、抨擊“其論非實”、是屬於“不懷好意”、是“蔣幫反動文人的反共言行”等等。為此，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曾布專人批判余英時先生。《夏鼐日記》1983年4月18日如實地記錄了這一事實：
下午至鮑正鵠同志處，送余英時關於陳寅恪先生的文章，因為院中托他處理此事也。【《夏鼐日記》，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233頁。】
所謂“院中托他處理此事”，即委託他寫文章批判余英時先生的陳寅恪研究論文。
针对余英時先生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這一驚世著作。一時間，被國外戲稱為“文化沙皇”、又是陳寅恪早年弟子的胡喬木，立刻帶兵領將，針對這本著作和有關論文展開了又一輪排炮的反擊！
因為有了上述經歷，到了1982年，余英時先生又再次提筆，寫下了《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此文在香港的《明報月刊》發表後，立刻引來了國內學術界的熱烈回應。以至於連當時的負責意識形態的主要負責人胡喬木也有形無形地參與進來。這便是花城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的、署名“馮衣北”的劉斯奮所寫的《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一書。
關於該書的出版，花城出版社介紹說：
1983年至1985年間，香港報刊曾陸續發表余先生（引用者修改）和馮衣北兩先生的文章，就陳寅恪晚年所寫的詩文進行了討論，對已故史學家陳寅恪這一時期的生活、工作和心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看法，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注意和興趣。鑒於余先生的部分文章已於1984年結集出版，並擬於近期增訂再版，我們特將馮衣北先生的文章結集出版，並請作者增寫序跋，對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論辯。【《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花城出版社，1986年。】
這段掌故，今天大家看了《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就可以全然瞭解事情的經緯了。
余英時先生在看到了馮衣北的答復文章後，他在《弦箭文章那日休》一文裏寫道：
署名馮衣北的文章，是代表某一部門中共官方的“弦箭文章”，其中並無值得一駁的
具體內容。執筆者自然是奉命而行，已是汪中所謂的“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
對於“馮文”作者的用心之苦，我只有同情，並無反感。【《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版），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243頁。】
而“馮衣北”（劉斯奮）看到答復後，又寫回復文章反擊說：
余先生在他的論辯文章中，一開始就把我封位大陸官方學術界的代言人，說我的文章
基本上是為了表示政治立場觀點和態度而寫的。我很榮幸受到如此“抬舉”。只可惜我尚
無此種資格。不過無論如何，我仍然得佩服余先生論戰方法的巧妙。因為這樣一來，我在
讀者眼中就成了十足的政治工具，我的一切文章自然就成了毫不足信的政治宣傳，簡直可
以不攻自破。【《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花城出版社，1986年。】
拋開此版出籠前後的那段特殊的歷史背景，我想說的是：雙方爭議的核心還是在於陳寅恪本人所說的“傳播中外，議論紛紜”和“知我罪我，請俟來世”這兩組話！更簡單地說：是“作者知我”還是“作者不知我”的問題。值得提醒的是，我們今天所研究的是陳寅恪的文化精神和學術思想，而不是“余氏陳學”。《閒話陳寅恪》出版後，許多讀者、友人來信索求余英時先生致筆者的親筆信的影印件，這實在遠遠超出我的想像之外。甚至連余英時先生1996年8月15日複劉正函中和我討論陳寶箴之死的原因時，也被張求會等人如獲至寶般的理解為“披露了他對於陳寶箴被賜死一說的態度，彌足珍貴”，他依然沒有忘記此時再嘲諷我一句“作者的虛榮心”。在他看來，余英時先生指導我從事學術研究和我公佈一條他的學術觀點都是“作者的虛榮心”在作怪。當然，他沒有忘記在報刊上及時地公佈一下余英時先生“對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一書的肯定，順帶提到了我，措辭也是一貫的謹嚴，但的確令我深感榮幸”【見《教研資訊》2012年第4期。】，讀到這裏，我們想問：這究竟誰才是處處體現出“作者的虛榮心”呢？結果我想已經不言自明了。真是“慣曾為旅偏憐客，自己貪杯惜醉人”啊！我們再看看張秋會發表在《東方》2003年第8期的文章《陳寅恪、唐筼骨灰安葬側記》一文，該文公然以經辦人自居，全文上下只見他自己唱獨角戲，似乎安葬陳氏夫婦在廬山完全是他一人之力整合各個方方面面而成的。然而，我最近收到了著名學者、老友劉夢溪教授的贈書《陳寅恪的學說》。該書第222頁對於安葬陳氏夫婦在廬山問題，說得十分清楚，披露了他對於陳寅恪夫婦歸安廬山經辦人是誰的態度，彌足珍貴：“還有鄭翔先生，陳寅恪先生夫婦歸安廬山，他一手經辦，可以說是陳先生的真正後世有緣人。”天！我大吃一驚，此刻再回頭去看《東方》那篇文章，該文居然對鄭翔先生沒有提一個字！
——在我孤獨、憂患和多難的青少年時代，在我個人的學術成長道路上，我很感謝余英時先生在過去的那些年代裏對我的及時、無私和耐心的回信與指教！能遇到這樣一位史學大師的指點，真的讓我充滿無限的感謝、感恩和感激之情！當然，我也更加感謝介紹我和余英時先生認識的在國際學術界大名鼎鼎的著名哲學家、我和余英時先生共同的好友、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所長蘇紹智教授。在陳寅恪研究和國際漢學史的研究上，乃至於在人生道路和文化精神的選擇上，余英時先生在他寶貴的科研時間裏給我留下了十幾封、上萬字的書信，這不僅是我個人、也是學術界難得的珍寶！如果將來真要編輯出版論學往來書信集時，只要余英時先生同意，我立刻公佈我這裏保存的我們之間的全部往來書信。
但是，我認為今天要想真正提高陳寅恪晚年心境的研究水準，就必須超越“余英時先生的陳學”，即必須走出他的思考和研究模式。以上五點思考，希望可以引起新一輪陳寅恪研究出版熱和讀書熱的關注和解答。
第六，關於《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
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的青年作者陸鍵東，推出了他的《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書。陸氏此書的出現，使國內外陳氏研究學者們百感驚訝和情不自禁。
首先，這部書真實地再現了陳寅恪晚年的生活情景：挨批、挨鬥、被抄家、甚至被開除公職等等細節，以及陳寅恪先生本人由此而來的大致思想變化。凡此種種，印證了余英時先生的書中對陳寅恪晚年心境和詩文所作的種種推測。特別是陸鍵東書中對一些事件當事人的檔案材料的使用，加深了余英時先生這位美國學者大部分推測的可靠性。作為力證，已經不可動搖。
其次，本書首先揭示出為學術自由、民主而請命的陳寅恪，放棄了升官和進京等良好條件，更直顏犯上，錚錚鐵骨，誠為當代知識份子的楷模。如他對周揚的質問，如他對郭沫若的態度，如他對胡喬木的責難……陳寅恪先生不惜以一死之心向當時極左思潮控制下的種種文化專制和政治運動提出抗議和抨擊，乃至於見之於書。今天，我們可以很輕鬆和時髦地說那個特殊的時代存在著文化專制和極權主義統治。但是在陳寅恪時代，當大家都在高舉三面紅旗、投入雙百運動、參加反右、批胡適胡風等活動時，卻有陳寅恪這樣的學者站出來，書至於史，見之於墨，為自由空間和學術民主而抗爭，他那史學大師的慧眼和哲人的智慧，又豈是我等時代各路學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當然，陸鍵東先生此書存在不足，首先作者不了解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思想及其深刻內涵，無法向讀者說明陳氏學術成就高明之所在。其次，213頁作者對其所使用的史料的理解以及陳氏文章用心所在，有些陌生。比如，該書引用陳寅恪1957年致劉銘恕的信：“弟近年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陸氏書中如此評價說：“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等語，出自被視為老古董陳寅恪之口，這說明陳寅恪的學術思想與學術追求晚年內仍在發展與變化。”
——此言差矣！陳寅恪此信在上述幾句話之後馬上就說明了他的“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的真正內涵了，他說：“固不同於乾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也就是說他使用的這一研究方法根本不是“太史公（馬）沖虛真人（列）之新說”！他在這裏以太史公司馬遷的名字暗指“馬”字、以沖虛真人列子的稱號暗指“列”字。眾所周知，“太史公”和“沖虛真人”是屬於老古董的象徵，而不是什麼“新說”。陳寅恪先生巧妙地以藏頭詩的模式指明了他的史學研究方法根本不同於當時流行的“馬列主義新說”。與此同時，根據海外坊間傳說，他還寫有《經史》一詩。這首詩的第一句就是“虛經腐史意何如”。根據上述對“太史公（馬）沖虛真人（列）之新說”的解釋，則“《經史》”一詩其內涵顯然就是陳寅恪對“馬列主義新說”的評價。接下來，該詩的下一句就是“溪刻陰森慘不舒”，即他把馬列主義看成是“溪刻陰森慘不舒”。這代表了作為封建遺老遺少、資產階級史學家之一分子的陳寅恪先生真實的內心世界。陳氏本人使用的這一藏頭詩方法，在他的《柳如是別傳》一書中曾一語道明：“明末人作詩詞，往往喜用本人或對方或有關之他人姓氏明著或暗藏於字句之中。斯殆當時之風氣如此，後來不甚多見者也。”【《柳如是別傳》上冊，三聯書店，2001年，16頁。】
一句話，陸氏書中的解釋和陳寅恪先生的本意正相反！
陸氏此書一出版，就立刻引起了知識人和文宣系統官員們的一致關注。
先是洛陽紙貴般的加印冊數、舉行發佈會。緊接著又有人上告陸氏此書洩密、不實、右傾、抨擊現實社會、製造不安定因素、挑撥黨和知識份子之間感情等等，大小帽子上了一簍筐，直至引來了高層文宣系統官員對此書的“終極關懷”。
實際上，研究陳寅恪先生的文化思想，我並不完全贊成余英時先生的文化遺民說。因為陳氏一生之思想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已經定型。他稱自己是“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又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在於“宋代學術之復興”。因此，筆者在《文史哲》、《新華文摘》等刊物上發表的研究寅老思想的論文中，首倡一說，即：陳氏思想是當代新儒學思想的文化論證。這才是現代思想史意義上的陳寅恪。
當然，學術上的論爭是自由空間、氣度、學識等素養的施展地。我希望不會有人利用我論文中的觀點，來抨擊余英時先生的見解，因為學術爭論和政治主張是需要區別對待的。但是，為了求得歷史的真實，我也會就余英時先生論著中的一些敏感的猜測提出商榷。
第七，浮躁的大陸陳學研究現狀
在浮躁的大陸學術界被炒作得紛紛揚揚的陳寅恪熱，其實是和辜鴻銘熱、熊十力熱等一起屬於國學熱的一個支流。在筆者看來，陳寅恪研究熱至少有兩個方面有些誤入歧途：一是對於陳氏的造神性評價。事實上，歷史上和思想史上的陳寅恪不是這樣一尊神像。一是有些人利用陳寅恪研究用來藏否主流意識形態的一種工具。上述二者皆陳氏思想研究的不幸。
這就說到了本書的著述由來了：它是我過去三十幾年中研究陳寅恪的總結和提煉。對陳氏的思想、生平和學術的研究，向來堪稱晦澀艱深，而絕非既不懂英語德語和日語，又不懂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更不懂經學訓詁學和古文字學的學術局外人所駕馭得了的。它要求研究者腳踏實地、皓首窮經，而非急功近利、沽名釣譽。當前國內的陳學研究，無準備又趕時髦的人太多。他們熱衷於搜集陳氏書信、詩歌，一有所得立刻洋洋得意發表在大小報刊上以鳴其功。可是，實際上，他們的解釋又如何呢？我略加揭示如下：
首先，時下對陳詩的誤讀。
比如，陳氏的《乙未陽曆元旦作》一詩：
紅碧裝盤歲又新，可憐炊灶盡勞薪。太沖嬌女詩書廢，孺仲賢妻藥裏親。
食蛤那知天下事，然脂猶想柳前春。炎方七見梅花笑，惆悵仙源最後身。
這詩中的“最後身”三個字，那幾個時髦青年“陳學專家”解釋為：“最後身，似自況為世外遺民的最後一人”。
陳寅恪是這個意思嗎？NO！如此“文史素養明顯不夠”的作者及其此書，居然也成了所謂的“陳詩鄭箋”，鄭玄要是活到今天還不被羞死？！如果不懂梵文、巴利文和小乘佛教，是不是屬於“文史素養明顯不夠”？是不是尚不具備研究和注釋陳寅恪詩歌的資格和能力？
案：“最後身”，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最後、最後之身。陳詩難解往往在於後人望文生義。這三個字其實是難解又難以覺察的典故術語。此詞來自梵語antima-deha。即生死身中最後之身。又作“最後生”、“最後有”、“最後末身”。在小乘佛教中指斷絕一切見思煩惱、證無餘依涅槃之阿羅漢之身。
再如，陳氏的《乙未舊曆元旦讀初學集》一詩：
絳雲樓上夜吹簫，哀樂東山養望高。黃合有書空買菜，玄都無地可栽桃。
如花眷屬慚雙鬢，似水興亡送六朝。尚托惠香成狡獪，至今疑滯未能消。
這詩中的“黃合”二字，個別“陳學專家”解釋為：“漢代丞相、太尉官署廳門塗作黃色，後借指宰相。”
案：“黃合”，即黃闔。典出唐葛立《聞我師大捷騎宵遁上時宰五十韻》：“端揆開黃闔”一語。這裏的“端揆”指宰相。“黃闔”，相府的大門。又作“黃合”。《高渙墓誌》中有“及軍啟劉蒼之號，儀申鄧騭之府，門開黃合”一語。“買菜”，即“買菜書”之省。典出晉皇甫謐《高士傳·嚴光》：“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此句講相府大門打開出來送徵聘之書，但是他認為北京（玄都）那裏沒有地方可以研究學術（栽桃）。這裏暗指當時郭沫若北京來書聘陳氏為中古史研究所所長之事。如此隱諱的詩歌內涵，至此則煥然冰釋。
三如，陳氏的《用前題意再賦》一詩：
歲月猶餘幾許存，欲將心事寄閑言。推尋衰柳枯蘭意，刻畫殘山剩水痕。
故紙金樓銷白日，新鶯玉茗送黃昏。夷門醇酒知難貰，聊把清歌伴濁樽。
這詩中的“夷門”二字，個別“陳學專家”的解釋為：“魏國都城大樑的東門”。請問：陳氏這裏用“夷門”一典和“魏國都城大樑的東門”有何貴幹？研究古詩，重在找出準確的典故出處。
案：陳氏這裏用“夷門”一典恰恰是使用了藏頭詩的方法，他借用了唐李華《奉寄彭城公》：“貧病老夷門”一語。即，此句典出唐李華《奉寄彭城公》：“貧病老夷門”一語。這裏指陳氏感歎自己晚年“貧病老”之現狀。“清歌伴濁樽”，典出漢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一語。“濁樽”，典出南朝王寂《第五兄揖到太傅竟陵王屬奉詩》：“濁樽湛澹”一語。指薄酒，印證了上句“貧病老”之現狀。
總而言之，個別“陳學專家”對陳詩的解釋，準備既然不足，又忍不住要趕時髦，難免用大膽的臆測來代替考證。炒作可以鼓躁於一時，“陳詩鄭箋”云云，不過如此而已。大陸陳學研究的浮躁，由此可以看出端倪了吧。
書成至此，意猶未盡，效仿陳氏書成作詩之例，錄舊作七律八首於下，名曰《秋興·追和杜子美》：
秋興一 作於一九八四年秋
罵祖呵宗萬事休，煙飛霞散也風流。梧桐細雨催人老，長恨歌聲把命囚。
碎夜殘燈星破淚，江潘海陸筆悲憂。當時已悔封侯願，只剩心涼也是秋。
秋興二 作於一九九○年秋
劫運多生苦命兜，一張華蓋罩卿囚。眼觀東土無衕路，心往西方美地疇。
賣馬莊中飄大鳥，牧羊村外唱清鷗。蒼天若得飛金票，度盡仟年乞討羞。
秋興三 作於一九九一年秋
千古滄桑總難知，孤燈鳳筆寫風姿。茅蓬春夜牀前淚，異代深宮鏡裡詞。
吳語琵琶音色軟，越方琴瑟五聲癡。辟征我自甘淪落，不覓封侯但覓詩。
秋興四 作於一九九二年秋
蟬鳴秋夜曲悠悠，不染紅塵即自由。化蝶莊生知蝶泣，愛花周子解花愁。
學遊三界能增慧，心住仟規可卻羞。賤貴達窮非所戀，只留儒雅滿神州。
秋興五 作於二○○○年秋
一入江城雨意深，九年東渡化輕塵。牛衣對泣聽簫客，馬革捲屍舞劍人。
玩火少風難遂願，摔琴假戲竟成眞。爾來十萬三仟歲，說與愚癡換效顰。
注釋：時任武漢大學中國史敎授。
秋興六 作於二○○一年秋
都云海上有僊天，半點玄機入雨煙。有女系情流淚眼，無妻懸命頂風船。
善離堅白終難斷，窮異和同總被鞭。大笑三聲揮手去，此身已了再生緣。
秋興七 作於二○○二年秋
滄海生還蜀道松，仟年風雨顯從容。將軍大樹夸吳井，丞相祠堂罵衛鐘。
歎賞鼓琴唐李馬，洗心革面宋文胸。他朝得攬三江月，不信王侯一葉封。
秋興八 作於二○○九年秋
居京不易古來言，劍火如今好戲殘。同異離分眞假走，姦邪議論是非寬。
有心求道尋僊法，無意弯腰討剩餐。若待東都花似錦，一顏華髮傲金鑾。
注釋：調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之離别詩。
古人所謂“詩言志”者，陳氏所謂“詩證史”者，謂為信焉。如今，筆者年過五十，本該“知命”，卻連“己”也不“知”，惶論於“命”？
京都靜源 於美國寓所靜維堂書房
